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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月刊“选报”的《东方杂志》，如何在以日报为主的大量报刊与读者之间扮演好舆 论“传输者”的角色，其间的信息中转与过滤作用绝不应受到忽视。处于“原报刊”与读者 两极中的《东方杂志》，势必受到这种“源头”与“流向”的影响。考察在于此二者作用力 之下《东方杂志》的自我表现，有助于透视这份近代重要报刊的办刊理念。
关键词：《东方杂志》；“选报”；日报；“时评”；“杂俎”；“上 层启蒙”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5-011 4-07
1904至1908年间的《东方杂志》的言论，主要立足于对众报论说的采集选取。面对“各种 官民月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上的众多文章，如何能够择取其间的“名论要 件”，使之成为一份“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且“便于翻阅”①的“报苑英华”， 《东方杂志》面对这些“选论”进行了文章经营文本节录等方面的工作，其间过程当然 辛苦繁杂。 作为一份月刊“选报”的《东方杂志》，旬月以来堆积如山的大量报刊，尤其是日报② ，是其舆论采集的源头。在“原报刊”与读者之间，《东方杂志》扮演了一个舆论的“传输 者”角色。“传输者”在二者间所起到的信息 中转与过滤作用绝不应受到忽视，而处于“原报刊”与读者两极中的《东方杂志》，又势必 受到这种“源头”与“流向”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探讨在此二者作用力之下《东方杂志》 的自我表现。
一、从日报论说到“名论要件”
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是，由于“杂志”和“日报”体例有别，将选定的日报论说恰如其 分地融入杂志中而尽量不带日报气息，便需要一个包含着多方面工作的整合过程。其中，一 个突出现象是，《东方杂志》对于日报论说上的新闻内幕做了相当多的删除与模糊化处理。 如《论外人在中国之势力》（2.2）③中，《时报》论及德舰驶入鄱阳湖寻衅的目的是为 了以声东击西的方式获取全国军火制造权时，披露了一则最新消息：“德人一事，谓江督周 玉帅已派德人贝斯君为该局监督，以代表英人康尼斯君之职”④，从而点出了官府与外人 的某些内幕，《东方杂志》则将此句删除。同样，《论政府之蔑视民命》（2.2）里，在论 及俄兵砍毙华人案中，官吏曾力图主持大局时，本来《中外日报》上为“上海道之保全大局 ”⑤，而《东方杂志》则将“上海道”改为“江海关道”，这便从具体官员的专指，变成 了江海关道这一泛称，也是对事实尽可能隐讳、模糊化处理的表现。
将这种渗杂在论说文中的具体新闻，或是尚未得到最终证实的传闻删除，一方面固然有 担心万一消息不实恐有传播谣言之嫌；另一方面，也牵涉出《东方杂志》区别于所选日报的 舆论理念。在《东方杂志》看来，报纸与杂志的功能不同，日报最讲求的是新闻性，其主要 篇幅与注意力集中在采集新闻上；而新闻与论说亦存在着性质差异：“近世新闻学之精神， 凡杂报与论说，不许混同。一以报道事实，一以表彰理论。此所以明两部之分业也。” 〔2〕(P38)然而，这一对于新闻与论说的理论上的辨析，到了以新闻性见长的日报上的 “论说”文中，便会发现两种因素很难做到秋毫不犯，有时不免纠结一处。因为日报论 说有报馆的新闻采集渠道作为支撑，因而多是对每日发生的新闻大事的重点评析。论说主笔 以凭借报人的职业习惯不仅可以在文字上逞才驰辞，还经常在自觉不自觉中流露出对于新闻 内幕的谙熟。上文举到的周玉帅任命德人为制造局监督的消息，很可能便属于记者一时笔快 ，炫耀般地透露一两则探访来的最新报道。但对将新闻“文明国”的理念做为自身追求目标 的《东方杂志》而言，论说中涉及具体人事的新闻因素的掺入，特别是那些消息不确的或未 经核实的新闻因素的渗透，不能不说是一种瑕疵与缺憾。于是，将这类因素予以汰除，无疑 正是弥合日报论说与月刊论说间缝隙的重要举措。
接受这一新闻理念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东方杂志》力图显现“新闻之材料，博杂而 已”与“杂志之材料，则宜精炼”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展示在新闻份量与出版周期上无法 与日报相提并论的杂志所独具的魅力。既然日报以“量”与“新”取胜，所谓“新闻社总在 收集记事之材料，始得餍读新闻者之意”，那么杂志优长正可以在相对沉淀的“质”上做文 章，“读杂志者之所喜，原非在材料之分量，而在材料之性质也”〔2〕(P147)。这 番精炼提纯的意义，正所谓“得一最适当之评论，胜于十百之杂报”〔2〕(P42)，于 是放弃揭载事实本身毫不可惜，需 要全神面对的正是如何将新闻升华为富含义理的深度评论。由此出发，既然论说的价值高于 新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取而代之：“新闻纸之论说类中，于内外通信之概略，而以单纯 批评，充填满纸。遂使读者可不涉猎新闻中之杂报类，而已得时事之概矣。故欲窥其要领者 ，而论说类内，亦不可不少注意也。”〔2〕
作为月刊的《东方杂志》正是在追求评论性上，力图将其出版周期漫长的“不利”因素 转化为一种日报亦无法与之相竞的长项：即剥除论说的新闻外壳，对旬月以来的大事做纵深 性的学理开掘。用这一追求来返观论说中渗杂的对于具体人事的删除，便显得容易理解：既 与自身的新闻理念不符，且这类事实的披载本身并无益处，何妨将其隐讳或淡化?
然而，在《南方报》上《中国土地人民之问题》（3.7）一文中，对于同类性质事件的 处理却有些不同：此文在论及蒙旗由于生计所迫竟私售国土给俄国时，直接点出了当事人： “闻当时理藩院书吏韩某实主其事，潜受馈赂，竟坐此致巨富，粥土之广，不问可知。”[宝：《中国土地人民之问题》，《南方报》，1906年6月24日。] 《东方杂志》在转载时，亦对此段话一字未删，所做变动仅为将其改作双行小字，可谓用心 良苦：此事涉及国家土地权日遭侵蚀的重大问题，不予以披露则实有悖论者“殷忧中于腹心 ”的悲愤，于是即便牵涉到具体人员，也不宜依照惯例做出将其删除的普通化处理。然而， 如果完全依照原文状貌将其转载，却又显得十分刺目。因而，只好在字体上加以变化，保留 原文不删以便细心读者能读出其中严重事态，变为双行小字又使得字面上不觉过份触目，不 与《东方杂志》一贯的办刊理念相悖，可谓考虑周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虽然有所变通， 但这一例证仍然显现出《东方杂志》在处理牵涉时事的部分时将之尽量隐去的倾向：即便面 对事关重大的话题，必须披露具体事实以引发国民警醒时，也会尽其所能在格式方面做隐蔽 化的处理，从中颇可窥见《东方杂志》在对日报上的新闻性因素删改与整合时的颇费思量。
这一淡化新闻因素的举动，还体现在《东方杂志》对于日报论说中标注的事件发生时间 的尽量模糊上。《论目前时局之危》（2.11）初载于《南方报》时开头便为“十日以前，《 文汇西报》曾著一论”[宝：《论目前时局之危》，《南方报》，1905年10月25日 。]，而《东方杂志》则将“十日以前”删掉。《论国民不可无政治思 想》（3.4）提及东西各报咸颂清廷出洋考察政治之举时，《北洋学报》举到了“英国一千 九百零五年八月三十日司葛司门报”[〔日〕昭文孙雄：《论国民不可无政治思想 》，《北洋学报》，第四期。]的例子，而《东方杂志》则将这一报纸的具体日期去 除。《中国土地人民之问题》（3.7）中，《南方报》原文为“如前年遵化州民人之私售官 地于俄，近日汉口劣绅之私售官地于德法，其事又已踵告”，“土耳其人忽有干涉回教之举 （此前月事，虽一无赖所为，然因土尔其人有意干涉回教之明证也）”[宝：《中 国土地人民之问题》，《南方报》，1906年6月24日。]，而《东方杂志》则将“前年 ”、“近日”、“此前月事”这类标明事件发生时间的词一起去除。
对时间的强调正是日报体现其新闻性的重要元素，而抽离了发生时间的新闻或事件，无 疑使得事件本身的意义不再凸显，而成为了以供事理探讨的元素，事件于单纯新闻特质之外 更具备了可供长久讨论的例证价值。正所谓“社说与杂报”，“此二种异性之现象，宜常注 意，不可混淆”〔2〕(P40)，这一提示或许正是看到了论说渗杂进新闻因素相当容 易，或者说很难完全避免。《东方杂志》对于具体事件的时间因素加以模糊化，正是试图 将论说尽可能地从新闻中超拔出来，通过对事件发生的具体时刻的模糊来回避日报论说往往 流连于事件品评的论述方式，而全神贯注于事件之外可能包含的深层事理的探讨。这 些改动虽然微小，却同样可视作从日报论说到《东方杂志》“社说”栏整合步骤的重要一环 。
受篇幅所限，日报论说常常不能一日载完，而是以“系列”或“连载”的形式出现，对 于这种分日刊载、带有浓重日报气味的论说，《东方杂志》在转载中便尤其需要着力整合。 可以发现，大多数的连载论说为原来日报上刊载了两次的文章，还有一部分论说的连载次数 则从三次到七次都有。《东方杂志》在转载中对于原先的连载印记亦注意努力抹除。如对于 论说的标题进行必要修订：《敬告当世青年》（2.2）原载《时报》1905年2月21、22号 时，标题分别为《敬告当世青年（一）》、《敬告我青年（二）》，由于日报连载的即兴与 不规范，两天的标题并不完全一样，《东方杂志》将其统一为连载一的标题，并去掉标注一 、二之类的字样。又如对于行文中的连载字样亦予以删除：如第三年第十三期的《论国人失 其自觉心之危上》与《论国人失其自觉心之危下》前后紧接的两篇，原为《时报》1906年12 月13、14日的《论国人失其自觉心之危》（上篇）与《论国人失其自觉心之危》（下篇）， 但在原报“上篇”末尾，有“至不能自觉之危害，俟下章纵言之”这样的话，《东方杂志》 在转载时也将其去除。
日报论说对即时性话题的捕捉与追踪，往往使读者应接不暇，几个话题同时开头，旧论 题刊载期内又嵌入了新论题的情形常会出现。对于读者来说，每天都会被新论说吸引，于是 一篇连载论说读到后来，除非读者的记忆力超群或是其有保存报纸翻阅温习的习惯，否则很 难保证仍对持续旬月的整个连载持有完整的印象。而《东方杂志》对这些连载论说的转载， 以月刊的从容篇幅作为保证，弥补了日报分日刊载与话题穿插的局限，将这种间隔了数日甚 至近一月的连载加以整合，以独立单篇的完整形态加以呈现，这无疑起到了便于阅读与避免 遗忘的双重作用。而对于这些论说本身而言，则不啻成为助其进一步传播的功臣。
此处就以《论保守土地权及路矿利权为国民惟一之天职》（4.11）这篇采自《神州日报 》的延亘近一月的七次连载为例，来考察《东方杂志》的合并转载对于原先自然状态下的连 载论说的意义。此文虽到了《东方杂志》上仍为近六千字的长文，然而对比《神州日报》上 的原文，却仍有前后达一千多字被删，其中，颇为耸动耳目的“政府不足责”口号便由此文 喊出。而在“则保守其自国之土地主权，非国民惟一之天职耶”之后，《神州日报》还有一 段近三百字的“大胆”言论被删。此文在清末专制政体的语境下不仅将国民与政府并论，且 明显有将国民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意识，认为政府应依照国民公意（即舆论方向）行事， 而一旦“抗然与舆论为敌”[震公：《论保守土地权及路矿利权为国民惟一之天职 》，《神州日报》，1907年11月21日。]且未起到捍卫国权、保护国民的职责，国民 就可夺取权力并取而代之。至于具体的取代方案《神州日报》也有其明确表述：国民应自组 “义勇舰队”、设立“中国铁路总银行”，竭民间之力以保主权。这一宣告政府信用破产、 并号召国民起而代之的“放肆”言语，《东方杂志》亦加以删除。
耐人寻味的是，此文即便有一千多字被删却仍被选中转载，这便颇能引起对于《东方杂 志》与激进思想之间关联的兴趣。由于身处晚清沪上众口喧腾的舆论环境，《东方杂志》历 阅众多激进报章的云起云灭，并在“社说”栏中选入一些后来被禁的报纸及留日学生刊物中 的文章，还在人事关系上与《警钟日报》、《神州日报》关系紧密〔3〕，这些已为 后人窥睹其与沪上激进话语的纠葛关联提供线索。
从《东方杂志》的角度来看，择取一些与自身心曲相通、但却不便由一份端庄大报亲自 言说的愤声与警音，通过对原来触忌之处加以删节这一特殊办法使其重新面世，无疑是在帮 助一篇篇随时可能被湮没于各种风浪之中的激进文字“脱胎换骨”并“合法”地广泛流传。 《东方杂志》的转载文本以相较于原文的激愤情绪与“危险”字句的缺失这一较小“代价” ，换来更广泛的读者对于土地、路矿权丧失这一危急问题的集中关注；不会再像《神州日报 》那样由于间断连载与反政府言论等主客观因素，使读者即便读到却仍印象零碎，或是因此 招致当局干涉之虞，不可不谓一种清醒之举。事实上，这些一百年前的报纸今天多已很难寻 觅，以至于后人在讨论这些思想文本时，很多是在使用《东方杂志》的转载。对于具体研究 而言，虽然不够谨严，但有时也是无奈之举。这亦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于这些言辞激烈却又 富含理性内核的论说文而言，《东方杂志》确实起到了使其长久存世的重要作用。
二、“时评”与“杂俎”
以上考察了《东方杂志》将日报论说融入本社论说过程中的整合措施，其中颇可见出《 东方杂志》在评论性与新闻性之间的倾斜，然而这一重评论而轻新闻的特点，除了对于外来 新闻理念的追寻，以及前面所说的在“书”与“报”两种体例间的选择之外，还有着更为深 刻的原因。
报馆新闻的来源需要拥有一批访事记者以保证固定的新闻渠道。然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内却并未设有类似于“探访部”的机构，月刊的出版周期同样也决定了《东方杂志》不可能 以新闻快捷取胜。然而置身沪上报馆林立的局面，一份刊物若想长久立足则必须标举自身的 独特面貌，否则朝生暮死亦属寻常。且以《警钟日报》的两则对外地报纸的讥讽为例。一是 关于俄人所办华文报纸《燕都报》，此报为俄人于日俄战事期间因“中国华字报无一为己者 ”[《俄人之华字报》，《警钟日报》，1904年6月4日。]，便在北京自创而 成；但这份报纸“除京城外并无访事”，且“馆中薪水甚薄”，“舍 译件外并无一毫材料，专恃NB629扯各报以为敷衍，因之日减”[《燕都报之简 陋》，《警钟日报》，1904年8月24日。]。二是江西的一家报馆，“馆 中无主笔人，惟用一人NB630稿，访事人只送月薪二元”，内容“所登无非颂扬大吏及 闾NB631琐屑 ”，“外省新闻皆钞沪上各报甚关系之事，故阅者恒厌观之”[《新闻不新》，《 警钟日报》，1904年9月12日。]。由这两则材料可以看到， 在沪上报纸的目光打量下，对那些不肯花力气获取独家新闻而东拼西凑、缺乏特色的报纸是 颇为嘲笑的，对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大加质疑。因此，对于同样需要采摘各家报纸，且出自商 务印书馆旗下的这份“洋装精美”[第二年第一期《东方杂志》广告。]的厚 重杂志来说，对于立身之本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东方杂志》清楚知道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它在创刊号卷首的“简要章程”明白写道：
编次方法：首关于本类之论说、次史事、次章奏、次公牍、次规程、次新闻，仍以 先内 国后外国为序。[《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一期。]
在诸种栏目中，将“论说”放在第一位，而将“新闻”列于最后，正是其扬长避短的明智之 举。从杂志的实际面貌上说，对于新闻性的追求并未消逝在《东方杂志》的视线之中。这一 点，需从第一年第四期开始设置的“时评”栏说起。“时评”的出现，正是《东方杂志》兑 现其早已宣称的“广辑新闻”承诺的重要举措。然而即便是这种对于一月间的新闻汇总中， 也不难看出其间的着眼点仍在于事件背后的评论与态度，新闻与评论杂糅一处，虽然这种明 快简捷的事件评论与论说中的委婉渊懿的事理阐发仍然有着不小差距，但对于一份报刊而言 ，却使得其自身的栏目设置更为完整。从这一意义上说，“时评”这一新式栏目刚刚出现， 就迅速被《东方杂志》吸纳进来，既体现了刊物在总体上未曾放弃对于新闻性追求；同时， 以“时评”作为新闻性因素删除之后论说的有益补充的事实，也进一步印证了上文所及的对 论说中具体人事进行遮蔽的推测。
与“社说”的详言出处不同，《东方杂志》的“时评”在刊登时并无任何标注以说明其 是出于自撰抑或是转载他报。但通过细心寻觅便会发现，符合这一时期的“选报”体例，《 东方杂志》上的“时评”应该是转载自其他各报。就笔者目前所及，其许多内容都是采自《 警钟日报》和《时报》，日后的进一步查找想必会有更多发现。但只就现在所掌握的材料， 已经可以断言，对于采自他报的“时评”，《东方杂志》仍然做了与处理其它报刊论说相似 的字词以及内容的删节，删改的情形与“社说”的改动基本相同。这愈发证明即便是“新闻 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时评”，《东方杂志》仍对之进行了类似于修改论说式的改写，其 中始终如一思路的即是其对于日报体例的月刊整合。
同时，这一“时评”需要采自其它报纸的现象也说明，正是由于缺乏自身独特而固定消 息来源，《东方杂志》要做到“广辑新闻”这一条，便须得借助于别报的记载。于是，为了 追求新闻性便需依赖其它报纸，而其所擅长的评论性又不像在论说里那样能得以透彻发挥， 这种费力却两无着落的状态使得《东方杂志》意识到“时评”并非自身所长而很快放弃：从 第一年第四期至第二年第一期，“时评”存在十期后便无疾而终。奇妙的是，就在“时评” 最后一次出现的第二年第一期上，一个早有计划但只在创刊号上露过面的“杂俎”栏终于姗 姗 登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中第三条在述“本杂志区别门类”时，第十二类为“ 杂俎”，《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一期。]。这一栏目处于杂志末尾，其内容是以时间 顺序概述某一具体日期发生的国内外大事 。相较于“时评”，“杂俎”既对一月以来的诸多大事进行系统回顾，又以单纯记注时事的 客观面貌而免去评论中蕴含的可能担当的风险。至此，悬在“东方杂志社”报人心头的一块 大石终于落地，创刊伊始便一再论证并孜孜寻求的“广辑新闻”与汇聚众论的目标也找到了 合适的实现形式。
由此再来看《东方杂志》对选论中种种新闻元素的挑剔态度，便显得眉目清晰：在《东 方杂志》看来，新闻性与评论性正如松本君平所一再辨析的那样，不宜相混，而须分头落实 。一方面，力避论说的新闻性，是为了把论说塑造成更纯正的包含事例引证和义理阐发的综 合形态；另一方面，这种对于新闻性的潜在追求，又要通过月刊选报的特殊形态加以实现。 于是利用月刊的出版周期，对每月新闻做一番梳理概述，虽然也须采用众报新闻，但由于其 在杂志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杂俎”的名目，便使得众报极自然地为己所用。“杂俎”虽然 没有一般日报新闻的新鲜快捷，却以每月要闻回顾的方式使得新闻具备了迅速沉淀时事为“ 史料长编”的意味，这一特色亦为一般日报所无。这样一来，《东方杂志》既对各报的“名 论要件”搜罗改订，通过舆论剪裁的方式使其堪称一时舆论之窗；又在“广辑新闻”上为“ 欲检查时事”的“有志之士”们免去“抄录之繁”。事实上，“杂俎”栏后来又演变为《东 方杂志》的一项保留栏目“国内外大事记”，为后来的史书编纂者们积累了丰富史 料。或许 从正宗的报人标准衡量，以新闻为主，略加评点的“时评”更属于其本色当行，但这一栏目 在《东方杂志》上的昙花一现正意味着“东方杂志社”诸君在普通报人身份上的游 离，或许应将其称之为报人中的特殊一群更为合适。
三、“足为课吏造士之助”
松本君平在谈到报人身份与话语方式的关联时，曾特别提出报人很容易与“孤愤”情绪 相联，而“循循规矩之新闻记者”〔2〕(P148)应当抛弃这种情绪，在报章言论权利 的运用中力避偏激 ，方可做到为人所信。用这番论述来打量《东方杂志》的“本社同人”，便会发现他们的经 历与身份或许最有可能成为一种充满“孤愤”的报人。无论是编译所长张元济以“戊戌党锢 孓遗”的身份居身海上出版业，还是徐珂从袁世凯幕僚时期的“锐意欲用世”到“终不得志 ”〔4〕，都曝露出他们与政治甚有关联的过去以及深具“孤愤”潜质的心迹 。这一心态特征一 旦与适宜的出版机遇结合，将后者转化为遣怀抒愤的工具将亦属顺理成章。然而事实恰恰相 反，他们非但没有遵循普通报人的心态成轨，反而勤奋谨慎地回避一切偏激言论，努力塑造 出一种融汇众议的“社会之公人”〔2〕(P111)的刊物形象。此外，如上所述，《东 方杂志》在扬长避 短的反复权衡中一方面将论说的新闻因素剔除以厘定新闻与论说的清晰界限，一方面又通过 “时评”与“杂俎”的摇摆与尝试来追求属于自我的要闻回顾——这一有“历史感”的新闻 性——的独特价值。在这些方面所体现出的情状都可以说明，作为“报人”，《东方杂志》 的“本社同人”并不“正宗”。在一定程度上，《东方杂志》的编辑过程并非是在履行“报 人”职责的过程，而是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别有怀抱”，而这一问题，又与《东方杂志》的 读者群密切相关。
《外交报》曾有这样两则广告：
本报……奉外务部批准立案，咨行各省转饬所属官吏学生购阅……[光绪三十年五 月初五号甲辰年第十一号《外交报》封面广告语。]
本报……蒙外务部批准立案，并蒙各省大吏札发各属购阅，批语谓：搜辑精详、足为课 吏造士之助。[第六年第二期《东方杂志》封二广告“乙酉年外交报重定体例大加 改良”。]
由此可见，《外交报》的读者对象是官吏与学生（或曰“士人”），后更将“课吏造士 ”——即为教育官吏、培养后备人才提供帮助列为办刊要义。这一以“吏”与“士”为主的 读者群体，用到与《外交报》关系密切的《东方杂志》身上亦颇足适用。《东方杂志》的读 者群体是划定在上层社会的，从上文所谈到的这份杂志从不入选白话报纸，并在语体上保持 纯正文言、且剔除文言中的俗语因素的一番取舍中便能见出，其读者群体绝非普通百姓，而 是一份“眼光向上”、关注如何将民间舆论选择、整合、剪裁以达到“上传”目的的刊物。 相比较于当时致力于下层启蒙的白话报纸来说，《东方杂志》不啻为一份致力于上层路线、 以“开通官智”为己任的文言大报。
就这一意义而言，《东方杂志》是在进行着一种特殊的“上层启蒙”运动。事实上，“ 启蒙运动”的最初含义本来就是面向上层的，如李孝悌在谈到发生在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 动时便引证前人观点强调“其运动的对象显然是受过教育的智识阶级，而不是一般大众” 〔5〕(P10)。需要注意的是，从《外交报》的表述中可以看到，“上层启蒙”的对象，除了那些既有 的上层之外，还包括“学生”，由这一范畴衍生开去，那些地位不处于上层的知识阶层也应 当被统括进来。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认知能力，学生与知识阶层虽然暂时没有位列上层 ，但却是上层的重要储备，或者可称其为“准上层”。所谓“课吏造士”所表露的，正是将 “准上层”纳入启蒙范畴的意图。
将上层社会预设为潜在读者，这一受众特点决定了《东方杂志》的发言姿态必然与那些 以普通民众为读者群的报刊有所区别。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将言论表述得耸人听闻以引发警 醒，可以收一时之快效，因而采取较为激越的姿态便在情理之中；然而，一旦这一传播对象 被置换成了上层社会，则这种“开通官智”时的姿态调整与分寸把握都需要格外小心。《警 钟日报》上便报道过一则“教习演说犯官怒”的新闻：四川某县小学堂的教习在演说中 讲到“中国办事之坏由于官起”，此番言论被在场知县闻及，“以为语伤及己，大不满意， 于某教习以致见于词色”《教习演说犯官怒》，《警钟日报》，1904年8月22日。 。可以看出，为上层所闻及的言论最忌矛头直指的过激表述，稍 不注意便会引起这一特殊受众的反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上文举到过的那家“新闻不新” 的江西报馆，却在当地又因“官场有惧贻主人口实者，多盛NB632延请之”《 新闻不新》，《警钟日报》，1904年9月12日。，从而见出由上层 角度看来又相当忌惮报馆的言论威力，试图将这种力量驯服归顺。由此可见在报馆舆论与官 场之间，这对暴露者与被暴露者的关系始终潜存着一份紧张。因此，对于以上层社会为预设 读者的《东方杂志》而言，如何在实际的操作中做到不卑不亢：既不激怒官场，避免显得与 他们根本格格不入；也不向他们献媚，以至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立场，便是一番需要小心拿捏 的事体。上文所述《东方杂志》既选择带有激进倾向的报纸言论，又对其中的触目语句进行 删改，应当正是反复权衡与仔细思量的结果。
从这里可以看出，《东方杂志》在面向上层的言论组织中，显然致力于疏通一条报章舆 论与上层社会间的沟通渠道。一方面，要能保证自己汇集起来的谏言忠告能够顺利传达到上 层社会却不引起反感甚至引来麻烦；另一方面，又决不满足于将矛盾遮蔽，而要尽可能地将 一时的实际舆情通过“采风”的即时方式完整呈现。由此回顾《东方杂志》对其所选论说中 类似于“政府不足责”之类的删节，便会明白其必要性远非是停留在“避忌时讳”上这样简 单。如果不将这些触碍之辞加以删除，则《东方杂志》的舆论“传输者”的角色将很难扮演 ，这一沟通上下的言论渠道也无法保持畅通，其背后的经营苦心亦会很快夭折。于是，当读 到《论国人宜知政法之大要》（3.5）在举到官吏夺取民财的例子时，《时报》原文为“一 词讼也，差役之需索、讼师之敲诈、公门中人之分肥，要钱太守之勒索”《论国 人宜知政法之大要》，《时报》，1906年4月22日。，而《东方杂志 》却将“公门中人之分肥，要钱太守之勒索”二句删除，而用一句含混得多的“贪吏之勒索 ”来代替便会觉得很好理解。因为对于差役与讼师来说，由于其地位较低，所以涉及一两句 丑诋并不要紧。而正由于在读者群面向上层的考虑，对于“公门中人”与“太守”，就不宜 将其情状形容得让其过份难堪。《东方杂志》的改动背后，其真正关心的是要让上层能听到 这种对于官场贪酷的不满舆论。正是出于这一传达真实的舆论要义的目的，其才不惜将可能 引起上层反感的指责性的话语含糊其词。在义理传输与批判指责之间，《东方杂志》始终是 愿意以牺牲后者的代价来实现前者的。
结合《东方杂志》自为报人中特殊一群的自我定位以及以上层社会为阅读对象的读者预 设，可以透视出《东方杂志》的“本社同人”怀有一种“策士”心态。即希望能通过自己以 及自己所组织起来的言论，干预上层社会对于社会情状、政治问题的认知，并进而对他们的 大政方针以及日常的行政措施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遮蔽政论文中“新闻性”的 因素，这不仅是因为新闻的即时采集和评议并非他们所长，他们只善于做精深的事理探讨， 更是因为从“策士”这一隐秘的心态出发，注重义理阐发，能与“策论”密切相连的政论更 能打动上层的心曲。需要指出，这里所说的“策士”与上文中松本君平所指的“策士”并不 一样：松本君平指的是那种怀抱自己政治理想、因而在对于其它声音怀有强烈的排它性的基 础上，认为报人可比策士。而此处将“《东方杂志》的本社同人比作“策士”，则是着重于 其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姿态，以及他们汇总舆情并使得其中合理成份为上所闻达的精心安 排。
邢云霖在1931年3月《文华图书科季刊》第三卷第一期的《中国杂志史简述》中，曾将 二十年代杂志与清季杂志做了一番比较，在其所讲到的诸种进步中，最后一条为“印刷进步 ”，在外在形态上，二十年代杂志已经做到了“印刷精良，色版美丽，格式美观”〔6 〕，但需 要注意的是，这些要到二十年后杂志方才取得的“印刷进步”，《东方杂志》早在1904年创 刊便已然具备。从历时性角度看，《东方杂志》的印刷水平在当时远远超越于它的时代。其 中原因不难理解：其背靠的商务印书馆于《东方杂志》创刊前一年实现了与日本金港堂书店 的合资，合资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日本技师与当时最新式的印刷机器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硬件 。因而，在印刷条件上《东方杂志》是当时众多报刊望尘莫及的。
更为重要的是，不仅是印刷精良，在当时的众多杂志还是“古书式的杂志”〔6〕， 即同样 是装订成册的《外交报》、《教育世界》、《南洋官报》等等都还是线装书形态时，《东方 杂志》从创刊伊始便为洋装书形态。如果说印刷精美与劣陋之间的差异取决于是否拥有新式 机器这种客观条件的话，那么“线装书”与“洋装书”之间则以出版载体的自然形貌暗示出 更深的观念问题。如上所说，《东方杂志》是一份定位于“眼光向上”、“开通官智”的刊 物，然而有趣的是，这份兢兢于营造出适合上层与官场阅读氛围、从而更好地达到传统意味 上的建言目的的杂志，外在的载体形态上却采用了当时颇属新潮的“洋装书”，并在装帧、 插图上极尽精美，一百年后依旧色泽艳丽。如同上文所言的语体上的坚持纯正文言与译名上 的追求西式规范两者之间构成“矛盾”一样，这里观念（“体”）层面的传统与“器物”（ “用”）层面的趋新又一次奇妙结合，更折射出这份杂志的过渡特质与多元色调。回到上文 所集中讨论的《东方杂志》既选择激烈话语又进行删节这对“悖论”中去，这种多次显现的 正反相参的特色提示我们，在改写与删节的“选报”体例之下，蕴含着更为关键的如何使得 自身理念为上所闻并被其采纳的潜在努力，对政府的温和回护态度中指向的是如何将自身言 论得以有效传播，因此，进一步关注这份杂志言论建构的真实状况，将是一个充满兴味的话 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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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邢云霖.中国杂志史简述［J］.文华图书科季刊第三卷第一期，1931年3月.Self-Location in the Style Arrangement
——An Examination on the Idea of Eastern Miscellany(1904～190 8)
DING Wen
(Chinese Department, 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 s,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role of Eastern Miscellany, the monthly “selected collections”,
as information filter and “disseminator”, should not be ignored when dailies w ere popular among the readers. It had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original
newspapers or magazines” and the readership or to the “root” and “flow”. R esearches in this aspect will help to dig up the idea behind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important issue at that time.
Key words: Eastern Miscellany; “selected collections”; dai ly; journalism review; “miscellanies”; “upper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燕 妮〕
关键词：《东方杂志》；“选报”；日报；“时评”；“杂俎”；“上 层启蒙”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5-011 4-07
1904至1908年间的《东方杂志》的言论，主要立足于对众报论说的采集选取。面对“各种 官民月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上的众多文章，如何能够择取其间的“名论要 件”，使之成为一份“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且“便于翻阅”①的“报苑英华”， 《东方杂志》面对这些“选论”进行了文章经营文本节录等方面的工作，其间过程当然 辛苦繁杂。 作为一份月刊“选报”的《东方杂志》，旬月以来堆积如山的大量报刊，尤其是日报② ，是其舆论采集的源头。在“原报刊”与读者之间，《东方杂志》扮演了一个舆论的“传输 者”角色。“传输者”在二者间所起到的信息 中转与过滤作用绝不应受到忽视，而处于“原报刊”与读者两极中的《东方杂志》，又势必 受到这种“源头”与“流向”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探讨在此二者作用力之下《东方杂志》 的自我表现。
一、从日报论说到“名论要件”
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是，由于“杂志”和“日报”体例有别，将选定的日报论说恰如其 分地融入杂志中而尽量不带日报气息，便需要一个包含着多方面工作的整合过程。其中，一 个突出现象是，《东方杂志》对于日报论说上的新闻内幕做了相当多的删除与模糊化处理。 如《论外人在中国之势力》（2.2）③中，《时报》论及德舰驶入鄱阳湖寻衅的目的是为 了以声东击西的方式获取全国军火制造权时，披露了一则最新消息：“德人一事，谓江督周 玉帅已派德人贝斯君为该局监督，以代表英人康尼斯君之职”④，从而点出了官府与外人 的某些内幕，《东方杂志》则将此句删除。同样，《论政府之蔑视民命》（2.2）里，在论 及俄兵砍毙华人案中，官吏曾力图主持大局时，本来《中外日报》上为“上海道之保全大局 ”⑤，而《东方杂志》则将“上海道”改为“江海关道”，这便从具体官员的专指，变成 了江海关道这一泛称，也是对事实尽可能隐讳、模糊化处理的表现。
将这种渗杂在论说文中的具体新闻，或是尚未得到最终证实的传闻删除，一方面固然有 担心万一消息不实恐有传播谣言之嫌；另一方面，也牵涉出《东方杂志》区别于所选日报的 舆论理念。在《东方杂志》看来，报纸与杂志的功能不同，日报最讲求的是新闻性，其主要 篇幅与注意力集中在采集新闻上；而新闻与论说亦存在着性质差异：“近世新闻学之精神， 凡杂报与论说，不许混同。一以报道事实，一以表彰理论。此所以明两部之分业也。” 〔2〕(P38)然而，这一对于新闻与论说的理论上的辨析，到了以新闻性见长的日报上的 “论说”文中，便会发现两种因素很难做到秋毫不犯，有时不免纠结一处。因为日报论 说有报馆的新闻采集渠道作为支撑，因而多是对每日发生的新闻大事的重点评析。论说主笔 以凭借报人的职业习惯不仅可以在文字上逞才驰辞，还经常在自觉不自觉中流露出对于新闻 内幕的谙熟。上文举到的周玉帅任命德人为制造局监督的消息，很可能便属于记者一时笔快 ，炫耀般地透露一两则探访来的最新报道。但对将新闻“文明国”的理念做为自身追求目标 的《东方杂志》而言，论说中涉及具体人事的新闻因素的掺入，特别是那些消息不确的或未 经核实的新闻因素的渗透，不能不说是一种瑕疵与缺憾。于是，将这类因素予以汰除，无疑 正是弥合日报论说与月刊论说间缝隙的重要举措。
接受这一新闻理念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东方杂志》力图显现“新闻之材料，博杂而 已”与“杂志之材料，则宜精炼”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展示在新闻份量与出版周期上无法 与日报相提并论的杂志所独具的魅力。既然日报以“量”与“新”取胜，所谓“新闻社总在 收集记事之材料，始得餍读新闻者之意”，那么杂志优长正可以在相对沉淀的“质”上做文 章，“读杂志者之所喜，原非在材料之分量，而在材料之性质也”〔2〕(P147)。这 番精炼提纯的意义，正所谓“得一最适当之评论，胜于十百之杂报”〔2〕(P42)，于 是放弃揭载事实本身毫不可惜，需 要全神面对的正是如何将新闻升华为富含义理的深度评论。由此出发，既然论说的价值高于 新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取而代之：“新闻纸之论说类中，于内外通信之概略，而以单纯 批评，充填满纸。遂使读者可不涉猎新闻中之杂报类，而已得时事之概矣。故欲窥其要领者 ，而论说类内，亦不可不少注意也。”〔2〕
作为月刊的《东方杂志》正是在追求评论性上，力图将其出版周期漫长的“不利”因素 转化为一种日报亦无法与之相竞的长项：即剥除论说的新闻外壳，对旬月以来的大事做纵深 性的学理开掘。用这一追求来返观论说中渗杂的对于具体人事的删除，便显得容易理解：既 与自身的新闻理念不符，且这类事实的披载本身并无益处，何妨将其隐讳或淡化?
然而，在《南方报》上《中国土地人民之问题》（3.7）一文中，对于同类性质事件的 处理却有些不同：此文在论及蒙旗由于生计所迫竟私售国土给俄国时，直接点出了当事人： “闻当时理藩院书吏韩某实主其事，潜受馈赂，竟坐此致巨富，粥土之广，不问可知。”[宝：《中国土地人民之问题》，《南方报》，1906年6月24日。] 《东方杂志》在转载时，亦对此段话一字未删，所做变动仅为将其改作双行小字，可谓用心 良苦：此事涉及国家土地权日遭侵蚀的重大问题，不予以披露则实有悖论者“殷忧中于腹心 ”的悲愤，于是即便牵涉到具体人员，也不宜依照惯例做出将其删除的普通化处理。然而， 如果完全依照原文状貌将其转载，却又显得十分刺目。因而，只好在字体上加以变化，保留 原文不删以便细心读者能读出其中严重事态，变为双行小字又使得字面上不觉过份触目，不 与《东方杂志》一贯的办刊理念相悖，可谓考虑周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虽然有所变通， 但这一例证仍然显现出《东方杂志》在处理牵涉时事的部分时将之尽量隐去的倾向：即便面 对事关重大的话题，必须披露具体事实以引发国民警醒时，也会尽其所能在格式方面做隐蔽 化的处理，从中颇可窥见《东方杂志》在对日报上的新闻性因素删改与整合时的颇费思量。
这一淡化新闻因素的举动，还体现在《东方杂志》对于日报论说中标注的事件发生时间 的尽量模糊上。《论目前时局之危》（2.11）初载于《南方报》时开头便为“十日以前，《 文汇西报》曾著一论”[宝：《论目前时局之危》，《南方报》，1905年10月25日 。]，而《东方杂志》则将“十日以前”删掉。《论国民不可无政治思 想》（3.4）提及东西各报咸颂清廷出洋考察政治之举时，《北洋学报》举到了“英国一千 九百零五年八月三十日司葛司门报”[〔日〕昭文孙雄：《论国民不可无政治思想 》，《北洋学报》，第四期。]的例子，而《东方杂志》则将这一报纸的具体日期去 除。《中国土地人民之问题》（3.7）中，《南方报》原文为“如前年遵化州民人之私售官 地于俄，近日汉口劣绅之私售官地于德法，其事又已踵告”，“土耳其人忽有干涉回教之举 （此前月事，虽一无赖所为，然因土尔其人有意干涉回教之明证也）”[宝：《中 国土地人民之问题》，《南方报》，1906年6月24日。]，而《东方杂志》则将“前年 ”、“近日”、“此前月事”这类标明事件发生时间的词一起去除。
对时间的强调正是日报体现其新闻性的重要元素，而抽离了发生时间的新闻或事件，无 疑使得事件本身的意义不再凸显，而成为了以供事理探讨的元素，事件于单纯新闻特质之外 更具备了可供长久讨论的例证价值。正所谓“社说与杂报”，“此二种异性之现象，宜常注 意，不可混淆”〔2〕(P40)，这一提示或许正是看到了论说渗杂进新闻因素相当容 易，或者说很难完全避免。《东方杂志》对于具体事件的时间因素加以模糊化，正是试图 将论说尽可能地从新闻中超拔出来，通过对事件发生的具体时刻的模糊来回避日报论说往往 流连于事件品评的论述方式，而全神贯注于事件之外可能包含的深层事理的探讨。这 些改动虽然微小，却同样可视作从日报论说到《东方杂志》“社说”栏整合步骤的重要一环 。
受篇幅所限，日报论说常常不能一日载完，而是以“系列”或“连载”的形式出现，对 于这种分日刊载、带有浓重日报气味的论说，《东方杂志》在转载中便尤其需要着力整合。 可以发现，大多数的连载论说为原来日报上刊载了两次的文章，还有一部分论说的连载次数 则从三次到七次都有。《东方杂志》在转载中对于原先的连载印记亦注意努力抹除。如对于 论说的标题进行必要修订：《敬告当世青年》（2.2）原载《时报》1905年2月21、22号 时，标题分别为《敬告当世青年（一）》、《敬告我青年（二）》，由于日报连载的即兴与 不规范，两天的标题并不完全一样，《东方杂志》将其统一为连载一的标题，并去掉标注一 、二之类的字样。又如对于行文中的连载字样亦予以删除：如第三年第十三期的《论国人失 其自觉心之危上》与《论国人失其自觉心之危下》前后紧接的两篇，原为《时报》1906年12 月13、14日的《论国人失其自觉心之危》（上篇）与《论国人失其自觉心之危》（下篇）， 但在原报“上篇”末尾，有“至不能自觉之危害，俟下章纵言之”这样的话，《东方杂志》 在转载时也将其去除。
日报论说对即时性话题的捕捉与追踪，往往使读者应接不暇，几个话题同时开头，旧论 题刊载期内又嵌入了新论题的情形常会出现。对于读者来说，每天都会被新论说吸引，于是 一篇连载论说读到后来，除非读者的记忆力超群或是其有保存报纸翻阅温习的习惯，否则很 难保证仍对持续旬月的整个连载持有完整的印象。而《东方杂志》对这些连载论说的转载， 以月刊的从容篇幅作为保证，弥补了日报分日刊载与话题穿插的局限，将这种间隔了数日甚 至近一月的连载加以整合，以独立单篇的完整形态加以呈现，这无疑起到了便于阅读与避免 遗忘的双重作用。而对于这些论说本身而言，则不啻成为助其进一步传播的功臣。
此处就以《论保守土地权及路矿利权为国民惟一之天职》（4.11）这篇采自《神州日报 》的延亘近一月的七次连载为例，来考察《东方杂志》的合并转载对于原先自然状态下的连 载论说的意义。此文虽到了《东方杂志》上仍为近六千字的长文，然而对比《神州日报》上 的原文，却仍有前后达一千多字被删，其中，颇为耸动耳目的“政府不足责”口号便由此文 喊出。而在“则保守其自国之土地主权，非国民惟一之天职耶”之后，《神州日报》还有一 段近三百字的“大胆”言论被删。此文在清末专制政体的语境下不仅将国民与政府并论，且 明显有将国民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意识，认为政府应依照国民公意（即舆论方向）行事， 而一旦“抗然与舆论为敌”[震公：《论保守土地权及路矿利权为国民惟一之天职 》，《神州日报》，1907年11月21日。]且未起到捍卫国权、保护国民的职责，国民 就可夺取权力并取而代之。至于具体的取代方案《神州日报》也有其明确表述：国民应自组 “义勇舰队”、设立“中国铁路总银行”，竭民间之力以保主权。这一宣告政府信用破产、 并号召国民起而代之的“放肆”言语，《东方杂志》亦加以删除。
耐人寻味的是，此文即便有一千多字被删却仍被选中转载，这便颇能引起对于《东方杂 志》与激进思想之间关联的兴趣。由于身处晚清沪上众口喧腾的舆论环境，《东方杂志》历 阅众多激进报章的云起云灭，并在“社说”栏中选入一些后来被禁的报纸及留日学生刊物中 的文章，还在人事关系上与《警钟日报》、《神州日报》关系紧密〔3〕，这些已为 后人窥睹其与沪上激进话语的纠葛关联提供线索。
从《东方杂志》的角度来看，择取一些与自身心曲相通、但却不便由一份端庄大报亲自 言说的愤声与警音，通过对原来触忌之处加以删节这一特殊办法使其重新面世，无疑是在帮 助一篇篇随时可能被湮没于各种风浪之中的激进文字“脱胎换骨”并“合法”地广泛流传。 《东方杂志》的转载文本以相较于原文的激愤情绪与“危险”字句的缺失这一较小“代价” ，换来更广泛的读者对于土地、路矿权丧失这一危急问题的集中关注；不会再像《神州日报 》那样由于间断连载与反政府言论等主客观因素，使读者即便读到却仍印象零碎，或是因此 招致当局干涉之虞，不可不谓一种清醒之举。事实上，这些一百年前的报纸今天多已很难寻 觅，以至于后人在讨论这些思想文本时，很多是在使用《东方杂志》的转载。对于具体研究 而言，虽然不够谨严，但有时也是无奈之举。这亦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于这些言辞激烈却又 富含理性内核的论说文而言，《东方杂志》确实起到了使其长久存世的重要作用。
二、“时评”与“杂俎”
以上考察了《东方杂志》将日报论说融入本社论说过程中的整合措施，其中颇可见出《 东方杂志》在评论性与新闻性之间的倾斜，然而这一重评论而轻新闻的特点，除了对于外来 新闻理念的追寻，以及前面所说的在“书”与“报”两种体例间的选择之外，还有着更为深 刻的原因。
报馆新闻的来源需要拥有一批访事记者以保证固定的新闻渠道。然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内却并未设有类似于“探访部”的机构，月刊的出版周期同样也决定了《东方杂志》不可能 以新闻快捷取胜。然而置身沪上报馆林立的局面，一份刊物若想长久立足则必须标举自身的 独特面貌，否则朝生暮死亦属寻常。且以《警钟日报》的两则对外地报纸的讥讽为例。一是 关于俄人所办华文报纸《燕都报》，此报为俄人于日俄战事期间因“中国华字报无一为己者 ”[《俄人之华字报》，《警钟日报》，1904年6月4日。]，便在北京自创而 成；但这份报纸“除京城外并无访事”，且“馆中薪水甚薄”，“舍 译件外并无一毫材料，专恃NB629扯各报以为敷衍，因之日减”[《燕都报之简 陋》，《警钟日报》，1904年8月24日。]。二是江西的一家报馆，“馆 中无主笔人，惟用一人NB630稿，访事人只送月薪二元”，内容“所登无非颂扬大吏及 闾NB631琐屑 ”，“外省新闻皆钞沪上各报甚关系之事，故阅者恒厌观之”[《新闻不新》，《 警钟日报》，1904年9月12日。]。由这两则材料可以看到， 在沪上报纸的目光打量下，对那些不肯花力气获取独家新闻而东拼西凑、缺乏特色的报纸是 颇为嘲笑的，对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大加质疑。因此，对于同样需要采摘各家报纸，且出自商 务印书馆旗下的这份“洋装精美”[第二年第一期《东方杂志》广告。]的厚 重杂志来说，对于立身之本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东方杂志》清楚知道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它在创刊号卷首的“简要章程”明白写道：
编次方法：首关于本类之论说、次史事、次章奏、次公牍、次规程、次新闻，仍以 先内 国后外国为序。[《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一期。]
在诸种栏目中，将“论说”放在第一位，而将“新闻”列于最后，正是其扬长避短的明智之 举。从杂志的实际面貌上说，对于新闻性的追求并未消逝在《东方杂志》的视线之中。这一 点，需从第一年第四期开始设置的“时评”栏说起。“时评”的出现，正是《东方杂志》兑 现其早已宣称的“广辑新闻”承诺的重要举措。然而即便是这种对于一月间的新闻汇总中， 也不难看出其间的着眼点仍在于事件背后的评论与态度，新闻与评论杂糅一处，虽然这种明 快简捷的事件评论与论说中的委婉渊懿的事理阐发仍然有着不小差距，但对于一份报刊而言 ，却使得其自身的栏目设置更为完整。从这一意义上说，“时评”这一新式栏目刚刚出现， 就迅速被《东方杂志》吸纳进来，既体现了刊物在总体上未曾放弃对于新闻性追求；同时， 以“时评”作为新闻性因素删除之后论说的有益补充的事实，也进一步印证了上文所及的对 论说中具体人事进行遮蔽的推测。
与“社说”的详言出处不同，《东方杂志》的“时评”在刊登时并无任何标注以说明其 是出于自撰抑或是转载他报。但通过细心寻觅便会发现，符合这一时期的“选报”体例，《 东方杂志》上的“时评”应该是转载自其他各报。就笔者目前所及，其许多内容都是采自《 警钟日报》和《时报》，日后的进一步查找想必会有更多发现。但只就现在所掌握的材料， 已经可以断言，对于采自他报的“时评”，《东方杂志》仍然做了与处理其它报刊论说相似 的字词以及内容的删节，删改的情形与“社说”的改动基本相同。这愈发证明即便是“新闻 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时评”，《东方杂志》仍对之进行了类似于修改论说式的改写，其 中始终如一思路的即是其对于日报体例的月刊整合。
同时，这一“时评”需要采自其它报纸的现象也说明，正是由于缺乏自身独特而固定消 息来源，《东方杂志》要做到“广辑新闻”这一条，便须得借助于别报的记载。于是，为了 追求新闻性便需依赖其它报纸，而其所擅长的评论性又不像在论说里那样能得以透彻发挥， 这种费力却两无着落的状态使得《东方杂志》意识到“时评”并非自身所长而很快放弃：从 第一年第四期至第二年第一期，“时评”存在十期后便无疾而终。奇妙的是，就在“时评” 最后一次出现的第二年第一期上，一个早有计划但只在创刊号上露过面的“杂俎”栏终于姗 姗 登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中第三条在述“本杂志区别门类”时，第十二类为“ 杂俎”，《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一期。]。这一栏目处于杂志末尾，其内容是以时间 顺序概述某一具体日期发生的国内外大事 。相较于“时评”，“杂俎”既对一月以来的诸多大事进行系统回顾，又以单纯记注时事的 客观面貌而免去评论中蕴含的可能担当的风险。至此，悬在“东方杂志社”报人心头的一块 大石终于落地，创刊伊始便一再论证并孜孜寻求的“广辑新闻”与汇聚众论的目标也找到了 合适的实现形式。
由此再来看《东方杂志》对选论中种种新闻元素的挑剔态度，便显得眉目清晰：在《东 方杂志》看来，新闻性与评论性正如松本君平所一再辨析的那样，不宜相混，而须分头落实 。一方面，力避论说的新闻性，是为了把论说塑造成更纯正的包含事例引证和义理阐发的综 合形态；另一方面，这种对于新闻性的潜在追求，又要通过月刊选报的特殊形态加以实现。 于是利用月刊的出版周期，对每月新闻做一番梳理概述，虽然也须采用众报新闻，但由于其 在杂志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杂俎”的名目，便使得众报极自然地为己所用。“杂俎”虽然 没有一般日报新闻的新鲜快捷，却以每月要闻回顾的方式使得新闻具备了迅速沉淀时事为“ 史料长编”的意味，这一特色亦为一般日报所无。这样一来，《东方杂志》既对各报的“名 论要件”搜罗改订，通过舆论剪裁的方式使其堪称一时舆论之窗；又在“广辑新闻”上为“ 欲检查时事”的“有志之士”们免去“抄录之繁”。事实上，“杂俎”栏后来又演变为《东 方杂志》的一项保留栏目“国内外大事记”，为后来的史书编纂者们积累了丰富史 料。或许 从正宗的报人标准衡量，以新闻为主，略加评点的“时评”更属于其本色当行，但这一栏目 在《东方杂志》上的昙花一现正意味着“东方杂志社”诸君在普通报人身份上的游 离，或许应将其称之为报人中的特殊一群更为合适。
三、“足为课吏造士之助”
松本君平在谈到报人身份与话语方式的关联时，曾特别提出报人很容易与“孤愤”情绪 相联，而“循循规矩之新闻记者”〔2〕(P148)应当抛弃这种情绪，在报章言论权利 的运用中力避偏激 ，方可做到为人所信。用这番论述来打量《东方杂志》的“本社同人”，便会发现他们的经 历与身份或许最有可能成为一种充满“孤愤”的报人。无论是编译所长张元济以“戊戌党锢 孓遗”的身份居身海上出版业，还是徐珂从袁世凯幕僚时期的“锐意欲用世”到“终不得志 ”〔4〕，都曝露出他们与政治甚有关联的过去以及深具“孤愤”潜质的心迹 。这一心态特征一 旦与适宜的出版机遇结合，将后者转化为遣怀抒愤的工具将亦属顺理成章。然而事实恰恰相 反，他们非但没有遵循普通报人的心态成轨，反而勤奋谨慎地回避一切偏激言论，努力塑造 出一种融汇众议的“社会之公人”〔2〕(P111)的刊物形象。此外，如上所述，《东 方杂志》在扬长避 短的反复权衡中一方面将论说的新闻因素剔除以厘定新闻与论说的清晰界限，一方面又通过 “时评”与“杂俎”的摇摆与尝试来追求属于自我的要闻回顾——这一有“历史感”的新闻 性——的独特价值。在这些方面所体现出的情状都可以说明，作为“报人”，《东方杂志》 的“本社同人”并不“正宗”。在一定程度上，《东方杂志》的编辑过程并非是在履行“报 人”职责的过程，而是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别有怀抱”，而这一问题，又与《东方杂志》的 读者群密切相关。
《外交报》曾有这样两则广告：
本报……奉外务部批准立案，咨行各省转饬所属官吏学生购阅……[光绪三十年五 月初五号甲辰年第十一号《外交报》封面广告语。]
本报……蒙外务部批准立案，并蒙各省大吏札发各属购阅，批语谓：搜辑精详、足为课 吏造士之助。[第六年第二期《东方杂志》封二广告“乙酉年外交报重定体例大加 改良”。]
由此可见，《外交报》的读者对象是官吏与学生（或曰“士人”），后更将“课吏造士 ”——即为教育官吏、培养后备人才提供帮助列为办刊要义。这一以“吏”与“士”为主的 读者群体，用到与《外交报》关系密切的《东方杂志》身上亦颇足适用。《东方杂志》的读 者群体是划定在上层社会的，从上文所谈到的这份杂志从不入选白话报纸，并在语体上保持 纯正文言、且剔除文言中的俗语因素的一番取舍中便能见出，其读者群体绝非普通百姓，而 是一份“眼光向上”、关注如何将民间舆论选择、整合、剪裁以达到“上传”目的的刊物。 相比较于当时致力于下层启蒙的白话报纸来说，《东方杂志》不啻为一份致力于上层路线、 以“开通官智”为己任的文言大报。
就这一意义而言，《东方杂志》是在进行着一种特殊的“上层启蒙”运动。事实上，“ 启蒙运动”的最初含义本来就是面向上层的，如李孝悌在谈到发生在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 动时便引证前人观点强调“其运动的对象显然是受过教育的智识阶级，而不是一般大众” 〔5〕(P10)。需要注意的是，从《外交报》的表述中可以看到，“上层启蒙”的对象，除了那些既有 的上层之外，还包括“学生”，由这一范畴衍生开去，那些地位不处于上层的知识阶层也应 当被统括进来。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认知能力，学生与知识阶层虽然暂时没有位列上层 ，但却是上层的重要储备，或者可称其为“准上层”。所谓“课吏造士”所表露的，正是将 “准上层”纳入启蒙范畴的意图。
将上层社会预设为潜在读者，这一受众特点决定了《东方杂志》的发言姿态必然与那些 以普通民众为读者群的报刊有所区别。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将言论表述得耸人听闻以引发警 醒，可以收一时之快效，因而采取较为激越的姿态便在情理之中；然而，一旦这一传播对象 被置换成了上层社会，则这种“开通官智”时的姿态调整与分寸把握都需要格外小心。《警 钟日报》上便报道过一则“教习演说犯官怒”的新闻：四川某县小学堂的教习在演说中 讲到“中国办事之坏由于官起”，此番言论被在场知县闻及，“以为语伤及己，大不满意， 于某教习以致见于词色”《教习演说犯官怒》，《警钟日报》，1904年8月22日。 。可以看出，为上层所闻及的言论最忌矛头直指的过激表述，稍 不注意便会引起这一特殊受众的反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上文举到过的那家“新闻不新” 的江西报馆，却在当地又因“官场有惧贻主人口实者，多盛NB632延请之”《 新闻不新》，《警钟日报》，1904年9月12日。，从而见出由上层 角度看来又相当忌惮报馆的言论威力，试图将这种力量驯服归顺。由此可见在报馆舆论与官 场之间，这对暴露者与被暴露者的关系始终潜存着一份紧张。因此，对于以上层社会为预设 读者的《东方杂志》而言，如何在实际的操作中做到不卑不亢：既不激怒官场，避免显得与 他们根本格格不入；也不向他们献媚，以至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立场，便是一番需要小心拿捏 的事体。上文所述《东方杂志》既选择带有激进倾向的报纸言论，又对其中的触目语句进行 删改，应当正是反复权衡与仔细思量的结果。
从这里可以看出，《东方杂志》在面向上层的言论组织中，显然致力于疏通一条报章舆 论与上层社会间的沟通渠道。一方面，要能保证自己汇集起来的谏言忠告能够顺利传达到上 层社会却不引起反感甚至引来麻烦；另一方面，又决不满足于将矛盾遮蔽，而要尽可能地将 一时的实际舆情通过“采风”的即时方式完整呈现。由此回顾《东方杂志》对其所选论说中 类似于“政府不足责”之类的删节，便会明白其必要性远非是停留在“避忌时讳”上这样简 单。如果不将这些触碍之辞加以删除，则《东方杂志》的舆论“传输者”的角色将很难扮演 ，这一沟通上下的言论渠道也无法保持畅通，其背后的经营苦心亦会很快夭折。于是，当读 到《论国人宜知政法之大要》（3.5）在举到官吏夺取民财的例子时，《时报》原文为“一 词讼也，差役之需索、讼师之敲诈、公门中人之分肥，要钱太守之勒索”《论国 人宜知政法之大要》，《时报》，1906年4月22日。，而《东方杂志 》却将“公门中人之分肥，要钱太守之勒索”二句删除，而用一句含混得多的“贪吏之勒索 ”来代替便会觉得很好理解。因为对于差役与讼师来说，由于其地位较低，所以涉及一两句 丑诋并不要紧。而正由于在读者群面向上层的考虑，对于“公门中人”与“太守”，就不宜 将其情状形容得让其过份难堪。《东方杂志》的改动背后，其真正关心的是要让上层能听到 这种对于官场贪酷的不满舆论。正是出于这一传达真实的舆论要义的目的，其才不惜将可能 引起上层反感的指责性的话语含糊其词。在义理传输与批判指责之间，《东方杂志》始终是 愿意以牺牲后者的代价来实现前者的。
结合《东方杂志》自为报人中特殊一群的自我定位以及以上层社会为阅读对象的读者预 设，可以透视出《东方杂志》的“本社同人”怀有一种“策士”心态。即希望能通过自己以 及自己所组织起来的言论，干预上层社会对于社会情状、政治问题的认知，并进而对他们的 大政方针以及日常的行政措施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遮蔽政论文中“新闻性”的 因素，这不仅是因为新闻的即时采集和评议并非他们所长，他们只善于做精深的事理探讨， 更是因为从“策士”这一隐秘的心态出发，注重义理阐发，能与“策论”密切相连的政论更 能打动上层的心曲。需要指出，这里所说的“策士”与上文中松本君平所指的“策士”并不 一样：松本君平指的是那种怀抱自己政治理想、因而在对于其它声音怀有强烈的排它性的基 础上，认为报人可比策士。而此处将“《东方杂志》的本社同人比作“策士”，则是着重于 其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姿态，以及他们汇总舆情并使得其中合理成份为上所闻达的精心安 排。
邢云霖在1931年3月《文华图书科季刊》第三卷第一期的《中国杂志史简述》中，曾将 二十年代杂志与清季杂志做了一番比较，在其所讲到的诸种进步中，最后一条为“印刷进步 ”，在外在形态上，二十年代杂志已经做到了“印刷精良，色版美丽，格式美观”〔6 〕，但需 要注意的是，这些要到二十年后杂志方才取得的“印刷进步”，《东方杂志》早在1904年创 刊便已然具备。从历时性角度看，《东方杂志》的印刷水平在当时远远超越于它的时代。其 中原因不难理解：其背靠的商务印书馆于《东方杂志》创刊前一年实现了与日本金港堂书店 的合资，合资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日本技师与当时最新式的印刷机器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硬件 。因而，在印刷条件上《东方杂志》是当时众多报刊望尘莫及的。
更为重要的是，不仅是印刷精良，在当时的众多杂志还是“古书式的杂志”〔6〕， 即同样 是装订成册的《外交报》、《教育世界》、《南洋官报》等等都还是线装书形态时，《东方 杂志》从创刊伊始便为洋装书形态。如果说印刷精美与劣陋之间的差异取决于是否拥有新式 机器这种客观条件的话，那么“线装书”与“洋装书”之间则以出版载体的自然形貌暗示出 更深的观念问题。如上所说，《东方杂志》是一份定位于“眼光向上”、“开通官智”的刊 物，然而有趣的是，这份兢兢于营造出适合上层与官场阅读氛围、从而更好地达到传统意味 上的建言目的的杂志，外在的载体形态上却采用了当时颇属新潮的“洋装书”，并在装帧、 插图上极尽精美，一百年后依旧色泽艳丽。如同上文所言的语体上的坚持纯正文言与译名上 的追求西式规范两者之间构成“矛盾”一样，这里观念（“体”）层面的传统与“器物”（ “用”）层面的趋新又一次奇妙结合，更折射出这份杂志的过渡特质与多元色调。回到上文 所集中讨论的《东方杂志》既选择激烈话语又进行删节这对“悖论”中去，这种多次显现的 正反相参的特色提示我们，在改写与删节的“选报”体例之下，蕴含着更为关键的如何使得 自身理念为上所闻并被其采纳的潜在努力，对政府的温和回护态度中指向的是如何将自身言 论得以有效传播，因此，进一步关注这份杂志言论建构的真实状况，将是一个充满兴味的话 题。
〔参考文献〕
〔1〕丁文.传世意图下的文章经营——《东方杂志》“选报”文本的删改研究［J］.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1).
〔2〕［日］松本君平.新闻学［M］.余家宏等.新闻文存［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 7.
〔3〕丁文.“搜罗宏富”背后的“选择精审”——1904－1908年《东方杂志》体例初 探［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4〕蔡元培.徐珂《天苏阁丛刊二集》序［M］.上海：中华书局，1923.
〔5〕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 1.
〔6〕邢云霖.中国杂志史简述［J］.文华图书科季刊第三卷第一期，1931年3月.Self-Location in the Style Arrangement
——An Examination on the Idea of Eastern Miscellany(1904～190 8)
DING Wen
(Chinese Department, 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 s,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role of Eastern Miscellany, the monthly “selected collections”,
as information filter and “disseminator”, should not be ignored when dailies w ere popular among the readers. It had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original
newspapers or magazines” and the readership or to the “root” and “flow”. R esearches in this aspect will help to dig up the idea behind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important issue at that time.
Key words: Eastern Miscellany; “selected collections”; dai ly; journalism review; “miscellanies”; “upper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燕 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