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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先生曾经说过,杜威是“旧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家。“旧中国”时,来华访问的西方大哲学家不少,但最成功最受欢迎的,大概就是杜威了。他在中国住了两年,从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从南到北,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做过一百多场讲演。在那个“少年中国”选择未来道路的时代,他做了许多努力,想给这个东方的大国提供一点东西,也想给他的中国弟子们提供一些思想上的支持。众所周知,中国人后来并没有走杜威的文化改良主义的路。在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杜威的思想曾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在学术界,在学院里的文化人那里,他的影响则很深厚,很具有渗透性。
不过,杜威在“旧中国”的影响,并不包括他的美学。杜威有一些很著名的中国学生,曾在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独占鳌头。但是,他的中国学生们都不研究美学。杜威在中国所讲的课中,也没有美学课。杜威的美学,主要是在他从中国回去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那时,他的中国弟子们已经过了学习的年龄,在中国各自走自己的路了。当时最重要的中国美学家,如三十年代的朱光潜,则是在欧洲接受了从康德、黑格尔,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美学家的思想;四十年代的蔡仪,则是在日本接受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美学。历史就是这样,错过了的,就过去了。只是到了新世纪之初,才开始出现一些认真研究杜威美学的论文。
杜威美学在中国的遭遇与它在国外受重视的情况形成巨大的反差。二○○二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美学会议上,我提出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参加会议的理查德·舒斯特曼套用这个公式,说在美国,也存在一个从“美学在美国”向“美国美学”的发展。他所谓的“美学在美国”,主要指“欧洲美学在美国”,一批欧洲美学家的理论流传到美国,在美国得到发扬光大。他认为,那些人都是“美学在美国”的代表。他在解释什么是“美国美学”时,则直截了当地说,美国美学就是实用主义美学。他认为,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美国美学家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发展这种当代形态的美国美学。
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可以用三次转向来概括:第一次,是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开始的心理学转向;第二次,是二十世纪初叶到中叶的语言学转向;而第三次转向,则是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从二十世纪后期直到世纪之交的文化学转向。那么,怎样看待杜威美学在这三次转向中的位置呢?
美学的心理学转向,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它源于费希纳的“自下而上”的美学的呼吁,以及他那一代心理学家们所倡导的实验心理学的精神。但是,在心理学美学中占据着主流的,仍是像特奥多尔·立普斯和爱德华·布洛这样一些美学家。立普斯和布洛尽管对实验心理学充满热情,也做出了一些成就,但他们最具有影响力的美学学说,仍然还是实验精神与哲学思考结合的产物。具体地说,他们的“移情说”和“距离说”尽管受到过实验美学的启发,但本质上仍是一种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内省心理学。他们尊重科学,但他们的学说与那种被狭义理解的,基于数学和实验的科学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实用主义美学,特别是杜威美学,诞生于心理学转向的大潮之中。在杜威的美学中,融进了威廉·詹姆斯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学。杜威一生都对科学的最新发展持关注和开放的态度。然而,他的思想从一开始就与后来流行的、更具科学主义精神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格格不入,他与将哲学看成只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科学哲学,也一直保持距离。在他的思想中,有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他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一元论哲学,进化的历史观,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帮助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度,既亲近科学,又不致滑入科学主义,在科学与人文间把握一个恰当的立场,从而将自己的哲学安放在一个更为根本,因而更加深厚的基础之上。在他的美学中,经验的概念具有核心的地位。经验概念具有强烈的心理学色彩,但显然,他对这一概念的深刻含义的理解,又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这一切,都是在心理学美学狭窄性日益暴露的二十世纪后期,杜威美学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随着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的到来,分析美学得到了发展。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杜威美学变得似乎不合时宜。他在政治上的左倾碰上了麦卡锡时代,他在艺术观上的保守却又不能满足当时正在风行的先锋派艺术的要求,再加上来自科学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抨击,使得杜威美学碰到了重重困难。一时间,杜威好像什么罪名都沾上了:艺术上保守,方法上不科学,又有亲共嫌疑。与此相反,这时出现的分析美学,用“艺术界”和“制度论”等观点解释先锋派艺术,在艺术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上面的这一层意思,记得舒斯特曼曾经提到过,他还由此认为,实用主义美学始于杜威而终于杜威。这后一个断语,似乎有点过。其实,杜威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着的。从托马斯·门罗、门罗·比厄斯利,再到理查德·罗蒂等许多人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杜威美学的痕迹或影子。但是,在差不多有两代人的时间里,分析美学确实在美学界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杜威美学的衰退,还与他关于重建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工艺、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连续性的观点有关。接受这种观点是需要以艺术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为条件的。在二十世纪的前期,现代艺术观念的生命力仍然很旺盛,美学家们都借助于这种观念说明什么是艺术,并寻找艺术与生活的区别,为艺术所具有的地位辩护。现代艺术观念,就像放着幼年摩西的蒲草箱一样,帮助新生的现代主义艺术获得了生存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们所需要的恰恰是“区分”,将艺术当做艺术来看待。分析美学所迎合的正是这种时代的需要。与此相比,杜威关于连续性的思想就显得超前。对着一个孩子的家长说:这个孩子有前途,这是需要说的话,也中听;这个孩子将来会死的,尽管也是大实话,但不合时宜。
然而,世间的一切都有生而有死。分析美学走到一定程度,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九九八年,我去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参加第十四届世界美学大会。这次会议致力于向全球的美学界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走出分析美学!统治国际美学界两代人之久的分析美学即将成为过去,国际美学界的一些重要人物都在寻求新的做美学的方式!在这里,有沃尔夫冈·韦尔施调侃式地宣称体育也是艺术,有格拉琪亚·马其亚努对比较美学的热情号召,也有约瑟夫·马戈利斯发出的实用主义回归的信息和阿诺德·贝林特与阿列西·艾尔雅维奇关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探索。
分析美学之后,美学向何处去?美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美学应该抛弃分析美学的描述法,而重新建构一种对生活的直接性,重新引入批判精神,这是一些文化研究者的回答;美学应该对从二战后的非殖民化到此后席卷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发出挑战,从民族文化身份的变迁中考虑审美文化问题,这是许多非西方的美学家们思考的问题;美学应该应对媒介的变化,考虑电影、电视、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新的审美生活,考虑图像的无所不在和图像的虚拟化所带来的生活的变化,这是一些对新媒体和审美的社会学研究感兴趣的人所发出的呼吁;如此等等。不同的现代哲学流派也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各自从自身的理论资源出发,走向文化学转向。
在各种各样的当代思潮之间,由于需要共同面对当代问题,因而保持了一种同步性。实用主义就是这种种当代思想中的一支。在二十世纪后期,实用主义美学终于再次迎来它的黄金时期。实用主义也关注心理学,但这种心理学从一开始就与康德哲学影响下形成的从构造主义心理学到格式塔心理学有着很大的区别。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及由此所生产的人的经验,在这种心理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构造主义与格式塔心理学,都是以对人的认知心理研究为中心。实用主义认为,相对于人的生存和实践活动而言,认知是第二性的,是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产生的。人的知识,包括关于心的认识和物的认识这两个方面。从这两个方向研究下去,人的知识就得到了积累。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学术研究都是从一种态度开始,这个态度就是:将研究的对象当做对象,使之对象化。对象化使理解事物成为可能,但这种理解之源同时也可能成为误解之源。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将事物对象化,使对象获得了解释,但这不是问题的根本。哲学的改造,就是要从改变世界开始。杜威主张,世界首先是人的环境,只是后来,它才被人从意识中区分开来,变成了人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用主义与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有着相似之处。
实用主义美学所提出的三个连续性,主张不是从公认的艺术品出发,而是“绕道而行”,从生活经验出发来研究艺术的定义,主张重新思考艺术的时间和空间,使之与人的经验联系起来,主张表现与再现在经验中的结合,如此等等,都提出了一些全新的美学思想。于是,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在美国,在欧洲,都出现了一个重新发现杜威的热潮。美学家们开始讨论一个选择:要康德,还是要杜威?这个选择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为什么不能认真想一想这种提问方式的意义呢?李泽厚先生在三十年前曾说,如果一定要在康德与黑格尔中选一个,他选康德。今日的美国美学家们,恐怕会说:如果一定要在康德与黑格尔中选一个,他们会选黑格尔;如果一定要在康德与杜威中选一个,他们会选杜威。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儿戏。事实上,谁也不会否定康德的重要性。他们这么说的意思只是,今日之美学,要经过康德,更要超越康德。
杜威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就曾与中国结缘。他当时就认为,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有相通之处。在他的女儿所写的《杜威传》中,提到由于中国之行,深厚的中国古代传统和变动中的中国现实对杜威的学术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对于我们也是如此,读一点杜威,对于激活我们的学术智慧,发展中国美学,应该是有益的。
不过,杜威在“旧中国”的影响,并不包括他的美学。杜威有一些很著名的中国学生,曾在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独占鳌头。但是,他的中国学生们都不研究美学。杜威在中国所讲的课中,也没有美学课。杜威的美学,主要是在他从中国回去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那时,他的中国弟子们已经过了学习的年龄,在中国各自走自己的路了。当时最重要的中国美学家,如三十年代的朱光潜,则是在欧洲接受了从康德、黑格尔,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美学家的思想;四十年代的蔡仪,则是在日本接受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美学。历史就是这样,错过了的,就过去了。只是到了新世纪之初,才开始出现一些认真研究杜威美学的论文。
杜威美学在中国的遭遇与它在国外受重视的情况形成巨大的反差。二○○二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美学会议上,我提出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参加会议的理查德·舒斯特曼套用这个公式,说在美国,也存在一个从“美学在美国”向“美国美学”的发展。他所谓的“美学在美国”,主要指“欧洲美学在美国”,一批欧洲美学家的理论流传到美国,在美国得到发扬光大。他认为,那些人都是“美学在美国”的代表。他在解释什么是“美国美学”时,则直截了当地说,美国美学就是实用主义美学。他认为,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美国美学家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发展这种当代形态的美国美学。
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可以用三次转向来概括:第一次,是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开始的心理学转向;第二次,是二十世纪初叶到中叶的语言学转向;而第三次转向,则是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从二十世纪后期直到世纪之交的文化学转向。那么,怎样看待杜威美学在这三次转向中的位置呢?
美学的心理学转向,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它源于费希纳的“自下而上”的美学的呼吁,以及他那一代心理学家们所倡导的实验心理学的精神。但是,在心理学美学中占据着主流的,仍是像特奥多尔·立普斯和爱德华·布洛这样一些美学家。立普斯和布洛尽管对实验心理学充满热情,也做出了一些成就,但他们最具有影响力的美学学说,仍然还是实验精神与哲学思考结合的产物。具体地说,他们的“移情说”和“距离说”尽管受到过实验美学的启发,但本质上仍是一种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内省心理学。他们尊重科学,但他们的学说与那种被狭义理解的,基于数学和实验的科学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实用主义美学,特别是杜威美学,诞生于心理学转向的大潮之中。在杜威的美学中,融进了威廉·詹姆斯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学。杜威一生都对科学的最新发展持关注和开放的态度。然而,他的思想从一开始就与后来流行的、更具科学主义精神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格格不入,他与将哲学看成只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科学哲学,也一直保持距离。在他的思想中,有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他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一元论哲学,进化的历史观,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帮助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度,既亲近科学,又不致滑入科学主义,在科学与人文间把握一个恰当的立场,从而将自己的哲学安放在一个更为根本,因而更加深厚的基础之上。在他的美学中,经验的概念具有核心的地位。经验概念具有强烈的心理学色彩,但显然,他对这一概念的深刻含义的理解,又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这一切,都是在心理学美学狭窄性日益暴露的二十世纪后期,杜威美学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随着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的到来,分析美学得到了发展。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杜威美学变得似乎不合时宜。他在政治上的左倾碰上了麦卡锡时代,他在艺术观上的保守却又不能满足当时正在风行的先锋派艺术的要求,再加上来自科学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抨击,使得杜威美学碰到了重重困难。一时间,杜威好像什么罪名都沾上了:艺术上保守,方法上不科学,又有亲共嫌疑。与此相反,这时出现的分析美学,用“艺术界”和“制度论”等观点解释先锋派艺术,在艺术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上面的这一层意思,记得舒斯特曼曾经提到过,他还由此认为,实用主义美学始于杜威而终于杜威。这后一个断语,似乎有点过。其实,杜威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着的。从托马斯·门罗、门罗·比厄斯利,再到理查德·罗蒂等许多人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杜威美学的痕迹或影子。但是,在差不多有两代人的时间里,分析美学确实在美学界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杜威美学的衰退,还与他关于重建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工艺、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连续性的观点有关。接受这种观点是需要以艺术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为条件的。在二十世纪的前期,现代艺术观念的生命力仍然很旺盛,美学家们都借助于这种观念说明什么是艺术,并寻找艺术与生活的区别,为艺术所具有的地位辩护。现代艺术观念,就像放着幼年摩西的蒲草箱一样,帮助新生的现代主义艺术获得了生存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们所需要的恰恰是“区分”,将艺术当做艺术来看待。分析美学所迎合的正是这种时代的需要。与此相比,杜威关于连续性的思想就显得超前。对着一个孩子的家长说:这个孩子有前途,这是需要说的话,也中听;这个孩子将来会死的,尽管也是大实话,但不合时宜。
然而,世间的一切都有生而有死。分析美学走到一定程度,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九九八年,我去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参加第十四届世界美学大会。这次会议致力于向全球的美学界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走出分析美学!统治国际美学界两代人之久的分析美学即将成为过去,国际美学界的一些重要人物都在寻求新的做美学的方式!在这里,有沃尔夫冈·韦尔施调侃式地宣称体育也是艺术,有格拉琪亚·马其亚努对比较美学的热情号召,也有约瑟夫·马戈利斯发出的实用主义回归的信息和阿诺德·贝林特与阿列西·艾尔雅维奇关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探索。
分析美学之后,美学向何处去?美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美学应该抛弃分析美学的描述法,而重新建构一种对生活的直接性,重新引入批判精神,这是一些文化研究者的回答;美学应该对从二战后的非殖民化到此后席卷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发出挑战,从民族文化身份的变迁中考虑审美文化问题,这是许多非西方的美学家们思考的问题;美学应该应对媒介的变化,考虑电影、电视、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新的审美生活,考虑图像的无所不在和图像的虚拟化所带来的生活的变化,这是一些对新媒体和审美的社会学研究感兴趣的人所发出的呼吁;如此等等。不同的现代哲学流派也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各自从自身的理论资源出发,走向文化学转向。
在各种各样的当代思潮之间,由于需要共同面对当代问题,因而保持了一种同步性。实用主义就是这种种当代思想中的一支。在二十世纪后期,实用主义美学终于再次迎来它的黄金时期。实用主义也关注心理学,但这种心理学从一开始就与康德哲学影响下形成的从构造主义心理学到格式塔心理学有着很大的区别。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及由此所生产的人的经验,在这种心理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构造主义与格式塔心理学,都是以对人的认知心理研究为中心。实用主义认为,相对于人的生存和实践活动而言,认知是第二性的,是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产生的。人的知识,包括关于心的认识和物的认识这两个方面。从这两个方向研究下去,人的知识就得到了积累。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学术研究都是从一种态度开始,这个态度就是:将研究的对象当做对象,使之对象化。对象化使理解事物成为可能,但这种理解之源同时也可能成为误解之源。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将事物对象化,使对象获得了解释,但这不是问题的根本。哲学的改造,就是要从改变世界开始。杜威主张,世界首先是人的环境,只是后来,它才被人从意识中区分开来,变成了人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用主义与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有着相似之处。
实用主义美学所提出的三个连续性,主张不是从公认的艺术品出发,而是“绕道而行”,从生活经验出发来研究艺术的定义,主张重新思考艺术的时间和空间,使之与人的经验联系起来,主张表现与再现在经验中的结合,如此等等,都提出了一些全新的美学思想。于是,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在美国,在欧洲,都出现了一个重新发现杜威的热潮。美学家们开始讨论一个选择:要康德,还是要杜威?这个选择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为什么不能认真想一想这种提问方式的意义呢?李泽厚先生在三十年前曾说,如果一定要在康德与黑格尔中选一个,他选康德。今日的美国美学家们,恐怕会说:如果一定要在康德与黑格尔中选一个,他们会选黑格尔;如果一定要在康德与杜威中选一个,他们会选杜威。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儿戏。事实上,谁也不会否定康德的重要性。他们这么说的意思只是,今日之美学,要经过康德,更要超越康德。
杜威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就曾与中国结缘。他当时就认为,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有相通之处。在他的女儿所写的《杜威传》中,提到由于中国之行,深厚的中国古代传统和变动中的中国现实对杜威的学术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对于我们也是如此,读一点杜威,对于激活我们的学术智慧,发展中国美学,应该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