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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鲁迅的翻译批评思想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从文学批评的作用、任务，批评家的态度和文学批评的标准、方法等方面所作的较为系统的阐述，大都是围绕如何使中国新文坛“更有真切的批评”展开的。这些体现在文学批评承担的任务上、批评家的态度上、批评标准的正确把握上、批评方法上，都有明确体现。对鲁迅翻译批评观的研究分析，对于推动翻译批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鲁迅 翻译 翻译批评
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文学为武器来进行“文明批评”的“社会批评”，因此，他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为广义的批评文字。鲁迅的文学批评观，无疑是与他的广义的批评活动相联系的，因此，在鲁迅的文学批评观中，同样显示了一种社会功利性的价值取向。文学批评的对象具体为文学作品，因而文学批评并不等同于广泛的社会批评，但鲁迅对文学批评的提倡，对文学批评诸多问题的论述和阐释，都明显地蕴涵了他为使文学更健康地发展，为使文学更好地承担起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目的。
一
鲁迅十分重视文学批评的作用，他认为，“文艺必须有批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文艺批评·译者附记》）。这里，鲁迅是把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待的。对于读者来说，“真切的”文学批评是必不可缺少的。文学批评对端正读者的欣赏态度，培养读者健康的欣赏趣味和鉴别香花毒草的能力，负有重要的责任。
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发展的意义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不仅文学作品内容的好坏需要有正确的真切的批评来加以匡正、提倡、引导，而且文学的“形式的探索”除“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外，“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曾对一段时期翻译作品质量不高的现象作过分析，他认为，这除了翻译工作者本身应负责任外，“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翻译的路要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花边文学·再论重译》）。翻译虽不同于创作，但在这块“空地”上，也“会生长荆棘或雀麦”，因此同样需要“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花边文学·再论重译》）。总之，凡有文学的地方，凡与文学相关的问题，都必须有文学的批评。
文学批评的任务不仅是指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还应该包括作家的“反批评”。鲁迅指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评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批评如果不对了，就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这种“反批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是特别重要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鲁迅还指出，“读者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而已集·读书杂谈》）。这里显示出的正是鲁迅的一种“反批评”的精神。
二
鲁迅充分意识到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分明看到了文学批评现状的不尽如人意，因此，鲁迅才大力提倡“更有真切的批评”。也就是说，文学批评要能担负起引导读者、为作者提供借镜、促进文学健康发展的任务，“真切”二字，是批评所不可缺少的。所谓“真切的批评”，从批评家的角度而言，首先指批评家应抱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批评态度。
鲁迅指出，“正确的文艺观是不骗人的，凡所指摘，自有他们自己来证明”（《集外集拾遗补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这是指持正确文艺观的批评，一定会与批评对象相契合。相反，如果在文学批评中，“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少”（《且介亭杂文·难行和不信》）。“论客的自私的曲说”，不但“掩蔽”不了文学作品的真正长处，而且会因为与“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相违背，失去多数读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因此，鲁迅坚决主张，文学批评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文学批评中的实事求是呢？用鲁迅的话来概括，就是“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鲁迅最不赞成那种“不关痛痒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批评文章，其“特色是在令人从头到尾，终于等于不看”。
鲁迅曾批评过种种“浅薄卑劣荒谬”的批评态度，其中最突出的是乱捧和乱骂式的批评。鲁迅既反对无原则的乱捧式的批评，又反对吹毛求疵的乱骂式的批评，因为“乱捧与乱骂”都会使批评“失了威力”。鲁迅在分析这种“捧”与“骂”的批评态度产生的根源时，将之与中国人传统的落后文化心态联系起来，他指出，“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将他捧起来”（《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有什么稍稍显得突出，就有人拿刀来将薛平它”，“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来。但这捧了起来，却不过是为了接着捧得粉碎”（《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这种文化心态反映在文学批评领域，就是“乱捧”与“乱骂”。这种“乱捧”与“乱骂”式批评，虽然有时也会蒙骗人一时，却是不会长久的，它最终只能是暴露出批评者本人的丑恶和无知。即如鲁迅所说，“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是玩笑》）。“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花边文学·“大雪纷飞”》）。这是“乱骂”。“乱捧”也是如此，鲁迅指出，“无缘无故的将所攻击或暴露的对象画作一头驴，恰如拍马家将所拍的对象做成一个神一样，是毫无效果的，假如那对象其实并无驴气息或神气息”（《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 三
文学批评必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那么，从批评家来说，如何判定好与坏呢？这里就有一个批评标准的问题。鲁迅曾针对当时的文艺界状况指出，“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但放宽标准并非不要标准。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批评都是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的，这就是鲁迅所谓的“圈子”。鲁迅指出：“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上美的圈，或者上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的圈子对不对。”（《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这里，鲁迅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强调文学批评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二是强调文学批评的标准的正确性要求。
凡文学批评当然都是有一定标准的，只是有的明显，有的隐蔽而已。即如选本，虽是选别人的作品，并无评价，但“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选本既经选者过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的糟与醴。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糊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瞒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集外集·选本》）。虽然如此，鲁迅希望的是文学批评必须自觉地依据一定的标准，而不是那种无定见的不是标准的标准。其最反对“不加考察，不加批评，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鲁迅甚至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文学批评中也有与此类似的“流氓”行为。一些人“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英尺来衡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二心集·非革命的激进革命论者》）。针对这种无定见无恒定标准的批评，鲁迅指出，“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三闲集·扁》）。没有明确的标准，毫无主张，搞起文学批评当然就难以中肯。没有标准不行，标准太滥、太泛、太杂也不行，多标准即无标准。鲁迅认为，这种标准太滥、太杂的现象，在当时的批评界并不少见：“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尺美国尺，有德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有的说真正，有的说要斗争，有的说要超时代，有的躲在人背后说几句短短的冷话。”（《三闲集·文艺与革命》）这种各式的尺度，使文学批评的信度大受损害。因此，在论及文艺批评标准时，鲁迅首先强调的就是批评家的定见和批评标准的明晰性、确定性。
综上所述，鲁迅在文学批评的作用、任务，批评家的态度和文学批评的标准、方法等方面所作的较为系统的阐述，其实都是围绕如何使中国新文坛“更有真切的批评”展开的。这“真切”二字，体现在文学批评承担的任务上，就是“浇灌佳花，剪除恶草”；体现在批评家的态度上，就是实事求是；体现在批评标准的正确把握上，就是明确的理论指导、锐利的批评眼光和批评家相应的修养，以及批评标准与批评对象的统一；体现在批评方法上，则是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采用。从这里，不难看出鲁迅的文学批评观与他的整体的社会功利性文学观相一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李泽厚.中国美学史[A].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本文为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翻译活动与中国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系列论文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TJWW13-035）。
关键词： 鲁迅 翻译 翻译批评
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文学为武器来进行“文明批评”的“社会批评”，因此，他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为广义的批评文字。鲁迅的文学批评观，无疑是与他的广义的批评活动相联系的，因此，在鲁迅的文学批评观中，同样显示了一种社会功利性的价值取向。文学批评的对象具体为文学作品，因而文学批评并不等同于广泛的社会批评，但鲁迅对文学批评的提倡，对文学批评诸多问题的论述和阐释，都明显地蕴涵了他为使文学更健康地发展，为使文学更好地承担起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目的。
一
鲁迅十分重视文学批评的作用，他认为，“文艺必须有批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文艺批评·译者附记》）。这里，鲁迅是把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待的。对于读者来说，“真切的”文学批评是必不可缺少的。文学批评对端正读者的欣赏态度，培养读者健康的欣赏趣味和鉴别香花毒草的能力，负有重要的责任。
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发展的意义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不仅文学作品内容的好坏需要有正确的真切的批评来加以匡正、提倡、引导，而且文学的“形式的探索”除“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外，“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曾对一段时期翻译作品质量不高的现象作过分析，他认为，这除了翻译工作者本身应负责任外，“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翻译的路要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花边文学·再论重译》）。翻译虽不同于创作，但在这块“空地”上，也“会生长荆棘或雀麦”，因此同样需要“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花边文学·再论重译》）。总之，凡有文学的地方，凡与文学相关的问题，都必须有文学的批评。
文学批评的任务不仅是指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还应该包括作家的“反批评”。鲁迅指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评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批评如果不对了，就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这种“反批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是特别重要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鲁迅还指出，“读者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而已集·读书杂谈》）。这里显示出的正是鲁迅的一种“反批评”的精神。
二
鲁迅充分意识到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分明看到了文学批评现状的不尽如人意，因此，鲁迅才大力提倡“更有真切的批评”。也就是说，文学批评要能担负起引导读者、为作者提供借镜、促进文学健康发展的任务，“真切”二字，是批评所不可缺少的。所谓“真切的批评”，从批评家的角度而言，首先指批评家应抱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批评态度。
鲁迅指出，“正确的文艺观是不骗人的，凡所指摘，自有他们自己来证明”（《集外集拾遗补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这是指持正确文艺观的批评，一定会与批评对象相契合。相反，如果在文学批评中，“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少”（《且介亭杂文·难行和不信》）。“论客的自私的曲说”，不但“掩蔽”不了文学作品的真正长处，而且会因为与“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相违背，失去多数读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因此，鲁迅坚决主张，文学批评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文学批评中的实事求是呢？用鲁迅的话来概括，就是“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鲁迅最不赞成那种“不关痛痒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批评文章，其“特色是在令人从头到尾，终于等于不看”。
鲁迅曾批评过种种“浅薄卑劣荒谬”的批评态度，其中最突出的是乱捧和乱骂式的批评。鲁迅既反对无原则的乱捧式的批评，又反对吹毛求疵的乱骂式的批评，因为“乱捧与乱骂”都会使批评“失了威力”。鲁迅在分析这种“捧”与“骂”的批评态度产生的根源时，将之与中国人传统的落后文化心态联系起来，他指出，“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将他捧起来”（《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有什么稍稍显得突出，就有人拿刀来将薛平它”，“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来。但这捧了起来，却不过是为了接着捧得粉碎”（《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这种文化心态反映在文学批评领域，就是“乱捧”与“乱骂”。这种“乱捧”与“乱骂”式批评，虽然有时也会蒙骗人一时，却是不会长久的，它最终只能是暴露出批评者本人的丑恶和无知。即如鲁迅所说，“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是玩笑》）。“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花边文学·“大雪纷飞”》）。这是“乱骂”。“乱捧”也是如此，鲁迅指出，“无缘无故的将所攻击或暴露的对象画作一头驴，恰如拍马家将所拍的对象做成一个神一样，是毫无效果的，假如那对象其实并无驴气息或神气息”（《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 三
文学批评必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那么，从批评家来说，如何判定好与坏呢？这里就有一个批评标准的问题。鲁迅曾针对当时的文艺界状况指出，“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但放宽标准并非不要标准。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批评都是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的，这就是鲁迅所谓的“圈子”。鲁迅指出：“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上美的圈，或者上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的圈子对不对。”（《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这里，鲁迅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强调文学批评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二是强调文学批评的标准的正确性要求。
凡文学批评当然都是有一定标准的，只是有的明显，有的隐蔽而已。即如选本，虽是选别人的作品，并无评价，但“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选本既经选者过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的糟与醴。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糊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瞒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集外集·选本》）。虽然如此，鲁迅希望的是文学批评必须自觉地依据一定的标准，而不是那种无定见的不是标准的标准。其最反对“不加考察，不加批评，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鲁迅甚至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文学批评中也有与此类似的“流氓”行为。一些人“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英尺来衡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二心集·非革命的激进革命论者》）。针对这种无定见无恒定标准的批评，鲁迅指出，“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三闲集·扁》）。没有明确的标准，毫无主张，搞起文学批评当然就难以中肯。没有标准不行，标准太滥、太泛、太杂也不行，多标准即无标准。鲁迅认为，这种标准太滥、太杂的现象，在当时的批评界并不少见：“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尺美国尺，有德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有的说真正，有的说要斗争，有的说要超时代，有的躲在人背后说几句短短的冷话。”（《三闲集·文艺与革命》）这种各式的尺度，使文学批评的信度大受损害。因此，在论及文艺批评标准时，鲁迅首先强调的就是批评家的定见和批评标准的明晰性、确定性。
综上所述，鲁迅在文学批评的作用、任务，批评家的态度和文学批评的标准、方法等方面所作的较为系统的阐述，其实都是围绕如何使中国新文坛“更有真切的批评”展开的。这“真切”二字，体现在文学批评承担的任务上，就是“浇灌佳花，剪除恶草”；体现在批评家的态度上，就是实事求是；体现在批评标准的正确把握上，就是明确的理论指导、锐利的批评眼光和批评家相应的修养，以及批评标准与批评对象的统一；体现在批评方法上，则是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采用。从这里，不难看出鲁迅的文学批评观与他的整体的社会功利性文学观相一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李泽厚.中国美学史[A].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本文为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翻译活动与中国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系列论文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TJWW1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