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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13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奥黛丽·赫本应“百分之一”发展基金的邀请来到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呼吁全球关注贫穷国家儿童的生存和发展状况。
人类的资源不存在不充足的问题，不充足的是人们的意愿
就在18个月前，当我有幸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之前，每当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看到贫穷国家的那些母亲和儿童遭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时，我常常会感到无限的绝望和无助。
现在当我再看到这样的故事时，已经不那么觉得无助了。因为现在我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另外一些组织、机构、教会、政府都在努力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还应该为那些处于危险状态的国家的儿童们做更多的事情，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处于仅仅能够活命的状况。尤其是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所需的财力上的帮助相对于全世界的花销来说，只是小小的一部分；我们也明白，拿出不到世界经济0.5%的力量，就足以根除地球上最贫穷的情况，使这些人们在今后十年获得基本的生存需求。换句话说，人类的资源不存在不充足的问题，不充足的是人们的意愿。
人们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你真正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做了什么？很明显，我的职责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社会了解和意识到儿童的需要。如果我是一位教育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宗教学家或者文化专家的话，我将能更深刻地了解当今世界上的儿童问题。尽管我不是上述任何一种专家，但是，我是一位母亲。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儿童事业仍需要很大的支持，许多儿童处在营养不良、疾病和死亡威胁之中。你不用知道确切的数字，只要看看那些瘦小的脸庞和生病中的透明的眼睛，你就会明白他们生活在怎样的处境中。这些都是严重营养不良病症的表现。导致这种病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缺乏维生素A，这会导致眼角膜受损甚至于部分或完全失明，几周之后可能就会死去。
在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印度、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等国，每年会发生有50万之多的此类病例。今天，实际上有上百万的儿童正在受到失明的威胁。毫无疑问，我和基金会的其他志愿者在全世界旅行，不只是尽最大力量寻求社会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同时也在向那些地区的人们普及最基本的医疗知识，告诉他们如何抚养他们的孩子。其实每年只需要8美分就能使一个孩子不至于失明，8美分只是两片维生素A的价格。
我们不只应该保证儿童能够维持生命的存活，还应该使他们远离感情的、社会的和身体上的虐待
我很久之前就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约45年前，在刚刚被战火蹂躏完的欧洲，我是几万名饥饿的儿童中的一员，需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援助。战争结束，我们从饥饿、压迫和持久的暴力中解脱了出来。但是我们当时几乎赤贫，就像现在发展中国家那样。贫穷是一切苦难的根源，贫穷导致缺乏帮助自己的手段。这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要做的——使人们拥有能够帮助自己的能力，给予他们发展的援助。在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穷人更加贫困，而最贫困的人负担则最重。受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妇女和儿童。与干旱、洪水或者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贫困并不会常常被媒体关注，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也得不到社会的注意。贫穷问题不只在特定的地方发生，它在遍及全球的贫民窟、棚户区和被忽视的农村地区广泛地存在。贫穷问题也不只在特定的时间发生，很多年以来，贫困人口一直持续增长。尽管贫困问题并没有上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但是却威胁着上百万人的生存。贫困问题的发生，也不只是因为某一个原因，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生产和这些发展中国家手工劳作的产品差异。
今天我是为那些不能为他们自己要求什么的儿童们说话；我为因为缺乏维生素而失明的儿童们、为正在被骨髓灰质炎伤害的儿童们、为因为缺乏饮用水而日渐衰弱的儿童们说话；我为世界上大约一亿流浪儿童说话，他们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家庭，他们除了勇气、微笑和梦想之外一无所有；我为战争中被伤害的儿童说话，他们没有任何敌人，但是在战火中却永远最先受到伤害。现在的战争不再仅限于战场，恐怖和屠杀正在各地蔓延。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为了难民，因此也在暴力恐怖的阴影下长大。摆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面前的任务，无论是把几百万阿富汗难民儿童遣返，还是要教会这些只见过死亡的孩子们游戏，都是史无前例的艰巨。
查尔斯·狄更斯说过：“在他们自我存在的小世界里，没有什么比不公正更容易被儿童们感知和察觉。”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投入来避免不公平的现象，但是面对着这样不可避免的悲剧时，我们常常望而却步。为什么不愿选择采用低成本的方式来保护这些儿童？领导人、父母和年轻人——年轻人拥有尚未被岁月模糊掉的纯净的心灵——应该记住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应该去解救那些生下来就面临沉重负担的儿童。
儿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我们不只应该保证儿童能够维持生命的存活，还应该使他们远离感情的、社会的和身体上的虐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设想一个没有不安和暴力的世界。要使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必须靠我们自己。
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更危险的威胁——“人类对自己的不人道”，即对环境的破坏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它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而不是像福利救济那样，只是向伸出的求助的手里分发东西。我去过了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墨西哥和苏丹等国。在这些地方，我看到的不是伸出要东西的手，而是沉默却有尊严，以及对有机会自己帮助自己的渴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职责是保护儿童，使他们远离饥饿、干渴、疾病、虐待和死亡。但是今天，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更危险的威胁——“人类对自己的不人道”，即对环境的破坏。人性最黑暗的一面体现在污染了我们的天空和海洋，毁坏了我们的森林，消灭了上千的美丽的动物。难道儿童会是下一个吗？这是我们要起来反对的。因为仅仅给儿童注射疫苗，或者给他们食物和水已经不足以保护他们了。人类正在破坏我们拥有的最亲密的一切和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一切，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生存的土壤和我们最宝贵的儿童。只有消灭人类这种破坏的欲望，才能保护儿童。无论是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严重的贫困，萨尔瓦多的内战，还是苏丹的种族屠杀，我都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些地方都没有自然灾害，有的只是人类制造的悲剧。而人类解决的方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 只有和平安宁的环境，才能拯救儿童；只有和平才能使人类生存；只有发展才能让人们生存得有尊严、有未来。在我们的未来，当我们可以宣布我们已经履行了人类的职责时，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未来。
（摘编自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聆听震撼世界的声音》一书）
延伸阅读
天使在人间的爱 韩梅梅等
多少年来，奥黛丽·赫本都是美丽与优雅的化身，她被人们形容为坠落人间的天使。晚年的赫本淡出影坛以后，将她的精力与爱心无私地奉献给了那些需要关爱的孩子们。
三次婚姻与两个生命中重要的男人
在《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认识了梅尔·费勒。费勒比赫本大14岁，他们合作出演了《莎宾娜》之后，就迅速举行了婚礼。不久，他们的儿子肖恩出世了。结婚之后，赫本的事业如日中天，她十分忠于爱情，合作的大牌名星有很多，她从来没有闹出过绯闻。但是费勒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他们的婚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渐渐显现裂痕，1967年，他们终于决定分手。
1968年，赫本在希腊旅行，遇见了一位心理医生安德烈·多蒂。多蒂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结婚了。这一次，赫本接受上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彻底放弃工作，在家相夫教子。但是，多蒂有着意大利人放荡不羁的性格，面对丈夫的一大堆丑闻，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离婚。
结束了苦心经营12年的婚姻之后，赫本重返银幕，但是，她的事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直到她遇到了一位荷兰籍的演员罗伯特·沃尔德斯，一个真心爱她、珍惜她的男人，长期的感情困顿和不幸才结束了。赫本称罗伯特是她“灵魂的伴侣”。罗伯特陪伴赫本度过了平静美好的晚年。
除了这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一个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格利高里·派克。
1953年，赫本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和她的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她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任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罗马假日》是赫本与派克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她的颈子又细又长，他建议她在颈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她显得脱俗活泼，遮挡住她的柔弱。好多影迷至今仍在问，在戏中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事实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他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派克还是选择不去追求她。
1954年9月，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她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在此后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她的饰物，就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它直到离世。在她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下头亲吻了一下她的棺木，轻声对她说：“你是我一生最爱的女人。”10年后，在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赫本生前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胸针——那枚40年前他送给她的蝴蝶胸针。
赫本总是忍不住的说，和平也应该成为我们好好学习的一门学科
1987年10月，奥黛丽·赫本应她的表哥、前荷兰驻葡萄牙大使范乌弗尔德的邀请，和沃尔德斯一同前往澳门参加了一个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的音乐会。赫本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庆典上作了演讲，她对孩子们发自肺腑的爱深深打动了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负责人格兰特。格兰特先生当即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够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赫本接受了这个邀请并从格兰特先生那里领取了象征性的一美元薪水。
赫本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强度很大，疲劳工作对身体很有危害，然而赫本仍然乐此不疲。在她的眼中，常常流露的是失望和悲悯，她对有些国家的政府对待儿童的行为感到不解。有人曾经问她，很多不幸事实上都是由当地的政府与反对派武装之间的常年征战造成的，而这些政治层面上的问题依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不可能解决的，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呢？
赫本面对类似的问题总是只有一个答案：“这好比你坐在自家的客厅里，突然听见街上传来一声恐怖的尖叫，随后是汽车猛烈的撞击声，你的心脏仿佛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你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街上，发现一个孩子被车撞了，倒在血泊中。这时候你不会停下来去考虑到底是谁错了，是司机的车开得太快，还是孩子突然冲上马路追逐他的皮球。这时候你应该做的就是抱起孩子，赶紧送他去医院。”
赫本总是忍不住地说，和平也应该成为我们好好学习的一门学科。“我们经常研究战争，甚至在大学里还有专门教授战争知识的学科，如果也有一个地方可以教我们如何去创造、保持和平，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一所教授和平的大学。”
（摘编自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遇见一些人，流泪》一书、《世纪人物》2010年第2期）
人类的资源不存在不充足的问题，不充足的是人们的意愿
就在18个月前，当我有幸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之前，每当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看到贫穷国家的那些母亲和儿童遭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时，我常常会感到无限的绝望和无助。
现在当我再看到这样的故事时，已经不那么觉得无助了。因为现在我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另外一些组织、机构、教会、政府都在努力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还应该为那些处于危险状态的国家的儿童们做更多的事情，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处于仅仅能够活命的状况。尤其是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所需的财力上的帮助相对于全世界的花销来说，只是小小的一部分；我们也明白，拿出不到世界经济0.5%的力量，就足以根除地球上最贫穷的情况，使这些人们在今后十年获得基本的生存需求。换句话说，人类的资源不存在不充足的问题，不充足的是人们的意愿。
人们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你真正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做了什么？很明显，我的职责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社会了解和意识到儿童的需要。如果我是一位教育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宗教学家或者文化专家的话，我将能更深刻地了解当今世界上的儿童问题。尽管我不是上述任何一种专家，但是，我是一位母亲。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儿童事业仍需要很大的支持，许多儿童处在营养不良、疾病和死亡威胁之中。你不用知道确切的数字，只要看看那些瘦小的脸庞和生病中的透明的眼睛，你就会明白他们生活在怎样的处境中。这些都是严重营养不良病症的表现。导致这种病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缺乏维生素A，这会导致眼角膜受损甚至于部分或完全失明，几周之后可能就会死去。
在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印度、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等国，每年会发生有50万之多的此类病例。今天，实际上有上百万的儿童正在受到失明的威胁。毫无疑问，我和基金会的其他志愿者在全世界旅行，不只是尽最大力量寻求社会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同时也在向那些地区的人们普及最基本的医疗知识，告诉他们如何抚养他们的孩子。其实每年只需要8美分就能使一个孩子不至于失明，8美分只是两片维生素A的价格。
我们不只应该保证儿童能够维持生命的存活，还应该使他们远离感情的、社会的和身体上的虐待
我很久之前就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约45年前，在刚刚被战火蹂躏完的欧洲，我是几万名饥饿的儿童中的一员，需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援助。战争结束，我们从饥饿、压迫和持久的暴力中解脱了出来。但是我们当时几乎赤贫，就像现在发展中国家那样。贫穷是一切苦难的根源，贫穷导致缺乏帮助自己的手段。这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要做的——使人们拥有能够帮助自己的能力，给予他们发展的援助。在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穷人更加贫困，而最贫困的人负担则最重。受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妇女和儿童。与干旱、洪水或者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贫困并不会常常被媒体关注，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也得不到社会的注意。贫穷问题不只在特定的地方发生，它在遍及全球的贫民窟、棚户区和被忽视的农村地区广泛地存在。贫穷问题也不只在特定的时间发生，很多年以来，贫困人口一直持续增长。尽管贫困问题并没有上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但是却威胁着上百万人的生存。贫困问题的发生，也不只是因为某一个原因，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生产和这些发展中国家手工劳作的产品差异。
今天我是为那些不能为他们自己要求什么的儿童们说话；我为因为缺乏维生素而失明的儿童们、为正在被骨髓灰质炎伤害的儿童们、为因为缺乏饮用水而日渐衰弱的儿童们说话；我为世界上大约一亿流浪儿童说话，他们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家庭，他们除了勇气、微笑和梦想之外一无所有；我为战争中被伤害的儿童说话，他们没有任何敌人，但是在战火中却永远最先受到伤害。现在的战争不再仅限于战场，恐怖和屠杀正在各地蔓延。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为了难民，因此也在暴力恐怖的阴影下长大。摆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面前的任务，无论是把几百万阿富汗难民儿童遣返，还是要教会这些只见过死亡的孩子们游戏，都是史无前例的艰巨。
查尔斯·狄更斯说过：“在他们自我存在的小世界里，没有什么比不公正更容易被儿童们感知和察觉。”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投入来避免不公平的现象，但是面对着这样不可避免的悲剧时，我们常常望而却步。为什么不愿选择采用低成本的方式来保护这些儿童？领导人、父母和年轻人——年轻人拥有尚未被岁月模糊掉的纯净的心灵——应该记住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应该去解救那些生下来就面临沉重负担的儿童。
儿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我们不只应该保证儿童能够维持生命的存活，还应该使他们远离感情的、社会的和身体上的虐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设想一个没有不安和暴力的世界。要使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必须靠我们自己。
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更危险的威胁——“人类对自己的不人道”，即对环境的破坏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它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而不是像福利救济那样，只是向伸出的求助的手里分发东西。我去过了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墨西哥和苏丹等国。在这些地方，我看到的不是伸出要东西的手，而是沉默却有尊严，以及对有机会自己帮助自己的渴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职责是保护儿童，使他们远离饥饿、干渴、疾病、虐待和死亡。但是今天，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更危险的威胁——“人类对自己的不人道”，即对环境的破坏。人性最黑暗的一面体现在污染了我们的天空和海洋，毁坏了我们的森林，消灭了上千的美丽的动物。难道儿童会是下一个吗？这是我们要起来反对的。因为仅仅给儿童注射疫苗，或者给他们食物和水已经不足以保护他们了。人类正在破坏我们拥有的最亲密的一切和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一切，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生存的土壤和我们最宝贵的儿童。只有消灭人类这种破坏的欲望，才能保护儿童。无论是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严重的贫困，萨尔瓦多的内战，还是苏丹的种族屠杀，我都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些地方都没有自然灾害，有的只是人类制造的悲剧。而人类解决的方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 只有和平安宁的环境，才能拯救儿童；只有和平才能使人类生存；只有发展才能让人们生存得有尊严、有未来。在我们的未来，当我们可以宣布我们已经履行了人类的职责时，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未来。
（摘编自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聆听震撼世界的声音》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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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人间的爱 韩梅梅等
多少年来，奥黛丽·赫本都是美丽与优雅的化身，她被人们形容为坠落人间的天使。晚年的赫本淡出影坛以后，将她的精力与爱心无私地奉献给了那些需要关爱的孩子们。
三次婚姻与两个生命中重要的男人
在《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认识了梅尔·费勒。费勒比赫本大14岁，他们合作出演了《莎宾娜》之后，就迅速举行了婚礼。不久，他们的儿子肖恩出世了。结婚之后，赫本的事业如日中天，她十分忠于爱情，合作的大牌名星有很多，她从来没有闹出过绯闻。但是费勒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他们的婚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渐渐显现裂痕，1967年，他们终于决定分手。
1968年，赫本在希腊旅行，遇见了一位心理医生安德烈·多蒂。多蒂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结婚了。这一次，赫本接受上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彻底放弃工作，在家相夫教子。但是，多蒂有着意大利人放荡不羁的性格，面对丈夫的一大堆丑闻，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离婚。
结束了苦心经营12年的婚姻之后，赫本重返银幕，但是，她的事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直到她遇到了一位荷兰籍的演员罗伯特·沃尔德斯，一个真心爱她、珍惜她的男人，长期的感情困顿和不幸才结束了。赫本称罗伯特是她“灵魂的伴侣”。罗伯特陪伴赫本度过了平静美好的晚年。
除了这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一个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格利高里·派克。
1953年，赫本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和她的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她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任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罗马假日》是赫本与派克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她的颈子又细又长，他建议她在颈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她显得脱俗活泼，遮挡住她的柔弱。好多影迷至今仍在问，在戏中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事实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他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派克还是选择不去追求她。
1954年9月，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她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在此后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她的饰物，就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它直到离世。在她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下头亲吻了一下她的棺木，轻声对她说：“你是我一生最爱的女人。”10年后，在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赫本生前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胸针——那枚40年前他送给她的蝴蝶胸针。
赫本总是忍不住的说，和平也应该成为我们好好学习的一门学科
1987年10月，奥黛丽·赫本应她的表哥、前荷兰驻葡萄牙大使范乌弗尔德的邀请，和沃尔德斯一同前往澳门参加了一个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的音乐会。赫本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庆典上作了演讲，她对孩子们发自肺腑的爱深深打动了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负责人格兰特。格兰特先生当即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够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赫本接受了这个邀请并从格兰特先生那里领取了象征性的一美元薪水。
赫本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强度很大，疲劳工作对身体很有危害，然而赫本仍然乐此不疲。在她的眼中，常常流露的是失望和悲悯，她对有些国家的政府对待儿童的行为感到不解。有人曾经问她，很多不幸事实上都是由当地的政府与反对派武装之间的常年征战造成的，而这些政治层面上的问题依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不可能解决的，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呢？
赫本面对类似的问题总是只有一个答案：“这好比你坐在自家的客厅里，突然听见街上传来一声恐怖的尖叫，随后是汽车猛烈的撞击声，你的心脏仿佛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你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街上，发现一个孩子被车撞了，倒在血泊中。这时候你不会停下来去考虑到底是谁错了，是司机的车开得太快，还是孩子突然冲上马路追逐他的皮球。这时候你应该做的就是抱起孩子，赶紧送他去医院。”
赫本总是忍不住地说，和平也应该成为我们好好学习的一门学科。“我们经常研究战争，甚至在大学里还有专门教授战争知识的学科，如果也有一个地方可以教我们如何去创造、保持和平，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一所教授和平的大学。”
（摘编自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遇见一些人，流泪》一书、《世纪人物》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