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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一个近符号化的名字，著书立言，却又不是记述者。他以丰富的阅历洞察到某种根源性的流逝，而其言论却往往被当作公众即时性的需要，他对这个时代的批评，同时也被这个时代所消费，恍惚间觉得他人格中带有某种悲剧的色彩，也许被误解永远是表达者的宿命。而今他已年逾五十，经历种种社会变革，个人记忆与时代景观之间一直存在着暧昧却又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也恰是陈丹青，或是这一代人最尴尬与最幸运处。
我的形象是被塑造的
他是目前中国最受关注的艺术家、学者之一，在艺术界、文化界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他对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冷静审慎的评价：“我出国之前在西藏画画，后来别人说在最牛的时候，我就出去了，我没觉得牛，这只是我一个试验，试试看。我绝对不会过度夸张我做了多重要的事情。”
近年来笔耕不断的陈丹青已在不自觉间成为了公众的意见领袖，其言其论常引发公众追逐，个人表达也屡见于媒体报端，当这些外在元素亦渗入这位艺术家思维的肌理的时候，陈丹青开始愈发像种符号，代表着一些立场，也同样被一些立场所代表。而这样一种身份，原非陈丹青本意。他表示：“媒体呀，现在我发现它非常有办法塑造一个人，它也未必是故意，但是那么几家媒体给造一顿下来，差不多你就变成了一个固定形象了，就是这样。我还没明白过来，已经完全造完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频繁出现在公众视线，其言论更是引起了大量讨论与关注。当他愈发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人们也开始担心他被过度地消费。“我现在过多介入社会生活，至少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太高了，这个是我回国一直被指责的原因。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媒体有良知，只是若我发现原来是给‘玩儿’了，‘哼’一声便罢。”面对采访，陈丹青也并不避讳，他说，“我们此刻也是被媒体暴力着”。
陈丹青常常在说：“他们一旦看见一个不愤怒、不骂人的陈丹青，就觉得这不是陈丹青了！当然，他不是当真抱怨。”笔者其实是理解大众的，喜欢看先生骂人，是因为他骂人好看，也好听：骂得全在点子上，通透、痛快。迎战时，锋芒毕露、机智随性；回避时，腾挪如意、退也如进。骂人，颇能见性情。
中国式教育把我弄得很“糙”
从《纽约琐记》到《荒废集》，陈丹青著作数册，以雅驯的字词勾勒出时下百态，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儒雅先生，却经常在媒体上“口不择言”。一方面是性情流露，另一方面则是环境所致。在做客《非常道》节目时陈丹青表示：“这个是中国对我的教育，归国后感觉有种强大的力量，将自己的心态、语言弄得很糙。”
“采访很多，我会变得想快速打发掉，然后很多话无从说起，盘根错节，我只能给一个，几乎就回到我们白话文当代一个最坏的传统：就是表态，不是在交谈，就是我对哪件事情，我喜欢不喜欢，一二三四都摆明就拉倒，很难进入一个真的对话的状况。可是我在《纽约琐记》的时候不是这样，我写《纽约琐记》的时候我人在纽约，那个时候的心态真的跟现在不一样，那时我还没有在一个中国单位待过，我也更没有这么近距离知道我周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这是不一样的。”
他经历过时代的起落变迁，又曾长居美国，在不同的文化判断和历史语境下，他的思辨化为雅驯的笔触，写下这个时代的伤口：“中国也好、欧洲也好，不同程度就是它的历史包袱还是太重了，它牛是牛在这里，但是，它栽也栽在这个地方，历史是有作用的，不管是什么。我们这儿不一样，一个东西一出来就是猛褒，或者是猛贬，或者是毫无反应或者是过度反应。”
白话文叙述方式禁不住时间考验
陈丹青一直以来对五四及五四后文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目前中国作家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文体与流派，而是语言本身，这是作家们不愿面对却又无法逃避的事实。
“我们一开口一下笔都会显露我们的语言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白话文有问题。但这是一个太大的话题了，这个场合根本谈不了的。这是所有作家的问题。我现在自己写东西，我知道这一行行写出来这里面都是问题，但什么问题我要去捋。我们的东西有可能禁不住时间的考验，然后慢慢就变成一个文本，可能是一个历史文本、社会文本，但未必是一个文学文本。再过几代人，没有人在乎我们文革到底什么感觉，下乡到底是什么感觉，但是唯一能打动他们的，其实是我们的叙述方式，我们的汉语，我们全都在这个问题里面，几乎百分之百都在这个问题里面。”
欣赏陈丹青的人，往往因为他敢说。不喜欢陈丹青的人，也许是因为他太敢说，太敢写。这一点，从“多余”到“退步”，从“继续退步”到“荒废”，从无改变。在新书《荒废集》的序言里，陈丹青自己说，这本书应该叫“缄言集”，缄言，就是闭嘴。一个放言的人，居然取名闭嘴，这里头有一点黑色幽默，有一点苦涩。
《荒废集》其实繁盛：讲阅读，讲艺术，讲市场，讲知青，内容时新，亦讲盛事与灾难，有随笔，有访谈，有日常生活。他写鲁迅，也写范冰冰，在同一本书里。内容看似芜杂，但却并不纷乱。因为陈丹青的气息是连贯的。
中国的文化生态至今未见完整
最早以写实主义油画闻名的陈丹青，近年来的作品很多素材取自国画经典。他的文化立场上不存在东西方芥蒂，甚至曾一度想改画国画。“油画一直是我的一个情结，但我很年轻就很爱好国画，甚至一度曾想我就画国画吧。第一次到西北去看敦煌，然后到西安、大同，忽然发现原来汉唐的文化那么伟大，它很迷人，因为当时还没有文化意识，但就是这样画画我也能感到另外一种快感。”但是除却立场，陈丹青同样关注着中国的文化生态，于此，他并不乐观。“我相信在这里一个完整的、成片的文化生态从来没有存在过。总是很偏，要么特别匮乏、要么特别过度的一个状态，到今天都没有结束。”
欣赏陈丹青其人，其文，大概因为他性格饱满，自由，独立，真实。如果真有所谓的文艺界，又或者文艺圈，也算是见惯了三十不立，四十不惑，格外坚定油滑的人物；也见多了曲折玲珑，精乖细巧的人物。世情如何，岂能不知，只不过大家不声不响，不管不顾，花花轿子一起抬。谁知竟然有陈丹青这样放纵恣意的人物，偏偏就要捅破天机，三两下撕扯开那层窗户纸，一把掏出肝脑涂地一窝肚肠，血淋淋的好不狰狞。陈丹青就有这样的生猛。
然而，他也有别样的妩媚和精致。陈丹青好玩、好看，是他一身担负了许多大矛盾，纹理错综，且都协调自在、从容并处，所以才呈现质地的斑斓。他是今人，却有魏晋的风度，民国的气质。他画西画，文字却秉承国学的脉络。他是上海人，说话有靡靡南音，有一种矜持和柔软，引人怀念。然而他骂起人来，却完全是北京腔调，粗而不鄙，十足的江湖。他的文章亦是如此：当今之世，少有用字如此精当简峻者，少有行文如此光明磊落者。因个人际遇，他有眼界、有胸襟，因个人心性，他又有情怀、有真心。写到幽微之处，突然他会曝几句粗，恰如临锅的胡椒，破掉寡淡，破掉精细，格局为之一大，往往神采全出，令人会心一笑。
庆幸这个时代，有他这样的人与我们“进行时”，与我们一起走这一遭人世。有时看前人的书，常常在想：若是谁谁谁还活着，眼见得如今这个世界，他会怎么看，怎么说，怎么写？陈丹青的书，不必多介绍，就是他在活、在看、在想、在写。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的文化，是一个断裂的文化。陈丹青的写字，他的说话，他的浩叹和咆哮，也正是一种努力，续接那道受伤的文脉的努力。
我的形象是被塑造的
他是目前中国最受关注的艺术家、学者之一，在艺术界、文化界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他对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冷静审慎的评价：“我出国之前在西藏画画，后来别人说在最牛的时候，我就出去了，我没觉得牛，这只是我一个试验，试试看。我绝对不会过度夸张我做了多重要的事情。”
近年来笔耕不断的陈丹青已在不自觉间成为了公众的意见领袖，其言其论常引发公众追逐，个人表达也屡见于媒体报端，当这些外在元素亦渗入这位艺术家思维的肌理的时候，陈丹青开始愈发像种符号，代表着一些立场，也同样被一些立场所代表。而这样一种身份，原非陈丹青本意。他表示：“媒体呀，现在我发现它非常有办法塑造一个人，它也未必是故意，但是那么几家媒体给造一顿下来，差不多你就变成了一个固定形象了，就是这样。我还没明白过来，已经完全造完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频繁出现在公众视线，其言论更是引起了大量讨论与关注。当他愈发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人们也开始担心他被过度地消费。“我现在过多介入社会生活，至少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太高了，这个是我回国一直被指责的原因。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媒体有良知，只是若我发现原来是给‘玩儿’了，‘哼’一声便罢。”面对采访，陈丹青也并不避讳，他说，“我们此刻也是被媒体暴力着”。
陈丹青常常在说：“他们一旦看见一个不愤怒、不骂人的陈丹青，就觉得这不是陈丹青了！当然，他不是当真抱怨。”笔者其实是理解大众的，喜欢看先生骂人，是因为他骂人好看，也好听：骂得全在点子上，通透、痛快。迎战时，锋芒毕露、机智随性；回避时，腾挪如意、退也如进。骂人，颇能见性情。
中国式教育把我弄得很“糙”
从《纽约琐记》到《荒废集》，陈丹青著作数册，以雅驯的字词勾勒出时下百态，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儒雅先生，却经常在媒体上“口不择言”。一方面是性情流露，另一方面则是环境所致。在做客《非常道》节目时陈丹青表示：“这个是中国对我的教育，归国后感觉有种强大的力量，将自己的心态、语言弄得很糙。”
“采访很多，我会变得想快速打发掉，然后很多话无从说起，盘根错节，我只能给一个，几乎就回到我们白话文当代一个最坏的传统：就是表态，不是在交谈，就是我对哪件事情，我喜欢不喜欢，一二三四都摆明就拉倒，很难进入一个真的对话的状况。可是我在《纽约琐记》的时候不是这样，我写《纽约琐记》的时候我人在纽约，那个时候的心态真的跟现在不一样，那时我还没有在一个中国单位待过，我也更没有这么近距离知道我周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这是不一样的。”
他经历过时代的起落变迁，又曾长居美国，在不同的文化判断和历史语境下，他的思辨化为雅驯的笔触，写下这个时代的伤口：“中国也好、欧洲也好，不同程度就是它的历史包袱还是太重了，它牛是牛在这里，但是，它栽也栽在这个地方，历史是有作用的，不管是什么。我们这儿不一样，一个东西一出来就是猛褒，或者是猛贬，或者是毫无反应或者是过度反应。”
白话文叙述方式禁不住时间考验
陈丹青一直以来对五四及五四后文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目前中国作家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文体与流派，而是语言本身，这是作家们不愿面对却又无法逃避的事实。
“我们一开口一下笔都会显露我们的语言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白话文有问题。但这是一个太大的话题了，这个场合根本谈不了的。这是所有作家的问题。我现在自己写东西，我知道这一行行写出来这里面都是问题，但什么问题我要去捋。我们的东西有可能禁不住时间的考验，然后慢慢就变成一个文本，可能是一个历史文本、社会文本，但未必是一个文学文本。再过几代人，没有人在乎我们文革到底什么感觉，下乡到底是什么感觉，但是唯一能打动他们的，其实是我们的叙述方式，我们的汉语，我们全都在这个问题里面，几乎百分之百都在这个问题里面。”
欣赏陈丹青的人，往往因为他敢说。不喜欢陈丹青的人，也许是因为他太敢说，太敢写。这一点，从“多余”到“退步”，从“继续退步”到“荒废”，从无改变。在新书《荒废集》的序言里，陈丹青自己说，这本书应该叫“缄言集”，缄言，就是闭嘴。一个放言的人，居然取名闭嘴，这里头有一点黑色幽默，有一点苦涩。
《荒废集》其实繁盛：讲阅读，讲艺术，讲市场，讲知青，内容时新，亦讲盛事与灾难，有随笔，有访谈，有日常生活。他写鲁迅，也写范冰冰，在同一本书里。内容看似芜杂，但却并不纷乱。因为陈丹青的气息是连贯的。
中国的文化生态至今未见完整
最早以写实主义油画闻名的陈丹青，近年来的作品很多素材取自国画经典。他的文化立场上不存在东西方芥蒂，甚至曾一度想改画国画。“油画一直是我的一个情结，但我很年轻就很爱好国画，甚至一度曾想我就画国画吧。第一次到西北去看敦煌，然后到西安、大同，忽然发现原来汉唐的文化那么伟大，它很迷人，因为当时还没有文化意识，但就是这样画画我也能感到另外一种快感。”但是除却立场，陈丹青同样关注着中国的文化生态，于此，他并不乐观。“我相信在这里一个完整的、成片的文化生态从来没有存在过。总是很偏，要么特别匮乏、要么特别过度的一个状态，到今天都没有结束。”
欣赏陈丹青其人，其文，大概因为他性格饱满，自由，独立，真实。如果真有所谓的文艺界，又或者文艺圈，也算是见惯了三十不立，四十不惑，格外坚定油滑的人物；也见多了曲折玲珑，精乖细巧的人物。世情如何，岂能不知，只不过大家不声不响，不管不顾，花花轿子一起抬。谁知竟然有陈丹青这样放纵恣意的人物，偏偏就要捅破天机，三两下撕扯开那层窗户纸，一把掏出肝脑涂地一窝肚肠，血淋淋的好不狰狞。陈丹青就有这样的生猛。
然而，他也有别样的妩媚和精致。陈丹青好玩、好看，是他一身担负了许多大矛盾，纹理错综，且都协调自在、从容并处，所以才呈现质地的斑斓。他是今人，却有魏晋的风度，民国的气质。他画西画，文字却秉承国学的脉络。他是上海人，说话有靡靡南音，有一种矜持和柔软，引人怀念。然而他骂起人来，却完全是北京腔调，粗而不鄙，十足的江湖。他的文章亦是如此：当今之世，少有用字如此精当简峻者，少有行文如此光明磊落者。因个人际遇，他有眼界、有胸襟，因个人心性，他又有情怀、有真心。写到幽微之处，突然他会曝几句粗，恰如临锅的胡椒，破掉寡淡，破掉精细，格局为之一大，往往神采全出，令人会心一笑。
庆幸这个时代，有他这样的人与我们“进行时”，与我们一起走这一遭人世。有时看前人的书，常常在想：若是谁谁谁还活着，眼见得如今这个世界，他会怎么看，怎么说，怎么写？陈丹青的书，不必多介绍，就是他在活、在看、在想、在写。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的文化，是一个断裂的文化。陈丹青的写字，他的说话，他的浩叹和咆哮，也正是一种努力，续接那道受伤的文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