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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灾难是人类社会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人类学在灾后重建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中，民族志的撰写、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悼念仪式的扩大化和人文关怀等方面，都可以发挥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与行动选择的特殊作用。（1）民族志的记录和表达是灾后重建的重要手段。灾后重建中的民族志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民族志的撰写要将“真实性”与“超越真实性”、对“他者”关怀与“以人为本”、“深度体验”与“追踪调查”相结合。（2）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是灾后重建的重点内容，具体包括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族群文化的重建和保护。灾后重建中，文化重建和保护的原则是考察并体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整体性。（3）悼念仪式扩大化是灾后重建的有效路径。灾后重建中的国殇仪式是举国悲痛哀思的表达、民众力量的凝聚。灾后重建中的丧葬仪式表达了生者难以言说的情绪，丧葬仪式通过相应的情感表达、行为活动使人们对死亡的认知得以加深，丧葬仪式的节点时段使人们得以持续一个相当的哀伤过程。（4）人文关怀是灾后重建的本质要求。灾后重建中人文关怀的主要对象包括幸存者、遇难者家属、救援人员和特殊群体。灾后重建体现人文关怀，应充分做好灾难救治的准备工作，尊重灾区当地的民俗和灾区人民的自主选择，加大与受灾民众的沟通与交流。
[关键词]人类学；灾后重建；民族志；文化重建；悼念仪式；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D632.5 [文献标志码]A
与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不同，人类学对灾害有着不同的诠释。人类学家将灾害看成是由自然、技术、人为因素共同导致的，给环境、经济和文化都带来重大损失与破坏的事件，它的发生是环境脆弱性和人类群体脆弱性交织的产物。“灾难人类学为整个人类学提供了多视角、整体论的平台，它既涉及理论，也长于应用。”在我国，灾害人类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随着近几年自然灾害发生次数的增加和程度的加重，如何用人类学的理论知识来解决灾害中所遇到的问题更成了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本文拟从民族志的撰写、文化的保护和重建、悼念仪式扩大化和人文关怀等方面，对人类学在灾后重建中的实践意义进行探讨，并结合汶川“5·12”地震灾后重建的具体事例进行说明，以期为未来应对灾难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应有的行动选择。
一、民族志的记录和表达是灾后重建的重要手段
在大型自然灾害面前，仅靠新闻媒体对灾难的报道是不够的，要从灾难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还需要更加专业的眼光和深度的思考，这就需要民族志来记录和书写。
1.灾后重建中民族志的重要价值
（1）文化价值。文化需要被传承。民族志就是能够保持文化传承和延续的有价值的文字。而关于灾难记录的民族志，更有着深刻的文化价值。这种价值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可以对灾难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变迁进行科学的认知。灾难发生后，社会各要素的结构、功能等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大多是长期的、多方面的。民族志中反映客观现象的文字记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灾后社会文化的变化规律，帮助人们提高对灾难问题的认知。其次，民族志中的文字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应对灾难的经验，辨别、改革灾难来临时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考察、论证灾难时有效的、可以被保留下来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辨明不够科学的措施并加以改革。
（2）社会价值。民族志会带来许多更为实际的社会价值，如促进灾区旅游业的发展。在汶川地震中，依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灾区很快投入到了灾后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地震遗址和抗震纪念碑也得以建立，民族志对这一过程的记录可以有效地向社会各界传递抗灾重建的步伐和措施，这对促进当地旅游业及其他产业的恢复和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同时，民族志的撰写包括广泛而深刻的内容，如抗震救灾时发生的感人事迹、灾区人民在灾害中表现出的顽强精神以及社会各界对灾区提供的帮助等，而这些正是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体现，能够在公众中起到宣传作用，提高国民的素质和精神面貌，有效提升公众的集体意识。
（3）历史价值。民族志所记录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及其他人文类学科的研究和发展都是极其宝贵的。它不仅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理论成果，更丰富了历史文献的视域。灾难中留下的民族志资料，就像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不仅能提供一般的比较资料，还能提供一些具备人类学家独特视角的更为宝贵的资料。研究人员对于灾害的研究，如民族志中关于制度、风俗、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记录，对灾后建设都将有一定启示意义。
2.灾后重建中民族志撰写的特点与取向
（1）“真实性”与“超越真实性”相互结合。真实性一直都是民族志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传统民族志侧重于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研究对现实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客观体认。在灾难研究中，撰写民族志必然也应遵循真实性原则，如对遇难人数、受伤人数和失踪人数的记录，对城市损毁程度的描述，对灾后重建工作的介绍等。撰写时不夸大、不掩饰，每一个数字、每一条信息都要如实地反映灾难中的客观事实。但随着灾难造成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社会关系的改变，“真实性”会在实际中呈现不同的样态，所以民族志中势必会充斥着人类学家的主观性、情感体验等“部分真实”的文本，这些文本往往超越真实性，表达出研究者最真实的个体体验以及客观事实背后更为深邃的文化意义。
在汶川“5·12”地震中产生的民族志除了包含着事实真实、经验真实、认知真实、表述真实等多种不同的真实性样态外，也因包含了许多超越事实的真实，而开辟了一条“理解的真实”的路径，如以人类学研究者的独特视角，在对民族文化进行研究时的无可替代的真切的主体经验、对灾难中深受重创的民族遗存的感同身受般的关怀和忧虑、传达给全社会的挽救危在旦夕的民族传统的召唤等。
（2）对“他者”的关怀与“以人为本”相互协调。与其他人文学科不同的是，人类学对人的关怀更多的是指向对“他者”的关怀。“他者”是与“自我”相对应的一种指称，人类学创立之初是以对“他者”的关怀为学科基础的，现代人类学更是把“他者”作为田野工作的对象。人类学家认为只有从“他者”中获得对“自我”的反思，才能获取对整个人类社会更新的观察视角和诠释方式。沿袭这种人类学传统，在灾后重建中，我们也应对“他者”给予更多的实际观照，并且自觉从“他者”的立场出发，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仅仅扮演传统观察者的角色，更应该切实参与到为“他者”谋求利益的行动中。从人出发，最后回到人，尊重“他者”，也尊重自身，这种对“他者”的关怀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相契合，已成为人类学家灾后重建工作中的独特视角。 在“5·12”大地震中，某些新闻工作者有一些不当行为，如闯入手术室进行采访，干扰手术环境；对刚刚救出的奄奄一息的伤员追着采访……出现这些行为，归根结蒂是因为一些记者缺乏对“他者”的最基本的关心与关怀，缺乏“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对于这些行为，具备专业素养的人类学研究者应给予指导，为灾难中的“他者”作出实际贡献。
（3）“深度体验”与“追踪调查”相结合。撰写民族志要求记录者必须深入到一个场景中去，跟“他者”一起生活，将自己转换成“他者”，以研究对象的视角来看待社会，这就是“深入体验”。而“追踪调查”，就是要探索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变迁过程，它所具有的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探索由灾害引发的社会现象及文化变迁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的长期影响。因此，追踪研究得到的资料相较于一般研究所得的资料具有更加长期的应用价值。“深度体验”与“追踪调查”相结合应是在灾后重建的民族志撰写过程中所采取的基本工作方式。
汶川地震中，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都通过“深度体验”及“追踪调查”的方式对灾害过后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记录，如《中国汶川抗震救灾纪实》《我们在一起——四川汶川大地震纪实》《羌在汉藏之间》等。
二、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是灾后重建的重点内容
文化是一定地域内社会成员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所形成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的一套符号体系，包括特定的生产生活用具、当地的语言和文字，也包括社会成员共享的道德规范和精神信仰。文化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是整个社会发展的见证，我们应当保护它。灾害无疑对文化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文化重建和保护是灾后重建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1.灾后重建中文化重建和保护的侧重点
（1）对物质文化的重建和保护。物质文化主要是指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用具或与之相关的物质建构，如雕刻、建筑、墓葬、遗址、绘画与人工器物等。物质文化是最容易在灾害过程中被损坏的，灾难过后，如何修复或重建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在汶川“5·12”大地震中，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和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受灾严重，这片区域有羌、藏、回、朝鲜等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以藏族和羌族为主。“在北川县近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的15.8万人中，就有羌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人口近8万，占总人口中的50%。汶川县有羌族35535人，占34%，藏族19743人，占18.6%”。物质文化遗产在震区分布非常密集，仅成都、绵阳、阿坝等地区，就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9处。以羌族为例，不但有羌族雕楼、村寨等，还有大禹的故乡北川羌族自治县，大量的大禹遗存和独特的大禹文化。而在地震当中，除了大量的羌族人死亡失踪之外，97%以上的羌族居所倒塌，北川县民俗博物馆的上万件文物更是葬身废墟之下，其中损失有多件国宝级文物，长期搜集整理的大量关于羌族民间文化和习俗等众多文字、影像资料也在地震中损失。鉴于这些物质文化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和族群认同意义，在灾后重建中应将此作为文化重建和保护的一个重点。
（2）对精神文化的重建和保护。精神文化往往包含着一个族群的历史和信仰，是族群长期以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其表现形式为各类的民间知识、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和宗教等。精神文化由于传承着整个族群的智慧和文化，对一个族群来讲十分重要。而在遭遇特大灾害时，这种精神文化一旦被打破，单靠本族群的文化自身愈合力来实现精神文化的重建非常困难，况且少数民族文化往往本身就是一种亚文化，其生存的情况并不乐观。所以灾后重建中，对族群精神文化的重建至关重要。
汶川地震中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失重大，北川羌族研究所和北川文化馆的民间老艺人，包括民族舞蹈家、音乐家以及民俗研究者等，约有80%不幸遇难。许多储存在电脑里的有关当地文化和习俗的研究成果、资料等也都被地震毁掉了。如果在重建过程中，外来重建工作人员不考虑当地的文化或理解程度不高，就会造成当地精神文化的中断。因此应将精神文化的重建和保护作为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
（3）对族群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族群文化是指少数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用于约束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以及规章制度等。在遭遇特大灾害时，由于大量民众伤亡或失踪，社会关系因遭到重创变得不再完整。对于一个族群来说，社会关系是成员交往互动的总和，它关系着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所以怎样在幸存的零星成员之间延续原来的社会关系对于族群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在汶川大地震中，北川羌族自治县内羌族人死亡失踪人口达19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5。汶川县16000多人遇难，而汶川受灾最严重的莫过于映秀镇，几乎被夷为平地，而映秀镇恰恰是汶川县内少数民族聚居区。另外，伴随地震而来的还有许多社会问题。地震摧毁了许多家庭，而家庭是一个社会得以维持的最基本的单位，是一个社会的细胞。所以如何重新建构这些小的家庭，进而重建族群关系，确保整个社会的平稳发展，应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2.灾后重建中文化保护的原则和措施
（1）灾后重建需考察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区域民族文化与主流社会文化不同，具有独特性。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我们应尊重其独特性，充分参考公众的意愿和建议，协同政府和民众共同开展工作，对不同的文化保护采取不同的方式。如建立专门机构、成立专项基金，并由了解当地文化的专门人员负责文化重建工作的开展。
在汶川地震后重建工作开展初期，当要在汶川县建起高高的居民建筑时，当地居民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厕所不应该建在屋子里面”，有人觉得居所“太小了，东西没有地方放”。很明显，这些不同的声音正是当地文化特殊性的表现。相关工作人员在了解了当地的文化和征求了居民的意见之后，拿出了群众认可的方案，这对灾后重建工作来说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 （2）迁移安置需考虑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灾难过后，大量的灾民产生。对于灾民的安置工作，既可选择原地重建，也可采取异地安置。但不论是哪种安置方法，都必须考虑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性，要尽可能保持族群原有的社会形态和关系。若选择迁移安置，要注意两点。第一，在选择新的居住地时，应尽量选择与原有居住地的地理地貌、自然环境或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相类似的区域。因为文化的产生是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如果环境发生了太大变化，就会使文化氛围发生较大改变，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不利。在选择新的居住地时，应尽可能在临近的区域中选择，因为这些区域的民众在语言、习俗和文化信仰上存在相似之处。如四川北部一带一直是羌、藏等少数民族活动和聚居的地带，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较为接近，在这一地带安置灾民更加符合保护文化的现实性要求。第二，迁移时应尽量确保民族文化载体的完整性。因为在地震中，本身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遭到重创，使得文化的载体变得支离破碎。如果在迁移过程中再将民众分散安置，必会导致民族文化无法完整保留。因此，只有整体迁移才能够给文化的再生提供较好的环境。
三、悼念仪式扩大化是灾后重建的有效路径
仪式的解读是理解人类社会构成的关键因素，仪式理论把仪式分为时节性仪式和生命危机仪式两种。“显然，有关灾难的历史记忆除了文本之类的记录之外，还可以通过仪式的操演（纪念仪式）等公民宗教活动存续下来。”结合受灾期间社会所特有的情景状态，我们可以对灾难进行仪式性构建。
1.灾后重建中的国殇仪式
仪式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缓解和疏导情绪。因此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及时举行哀悼活动是必要的。当举国悲痛之时，由国家官方发起的国殇仪式，既可以为死难者致哀，又可以通过仪式的形式来缓解幸存者的情绪，寄托他们的哀思，将他们悲痛的情绪缓解、抒发、释放出来。同时，争取将这种国家哀悼仪式制度化，从而可以定期、按时地强化集体意识和情感，使社会获得更加统一的凝聚力。国殇仪式虽然大多数是由国家发起的，但在整个过程中，普通民众并不是被动的，而会积极响应。集体意识、共同的想象和认知，是民众产生认同情绪的基础。通过国殇仪式，民众的爱国情绪会空前高涨，凝聚力大大增加。国殇仪式充分发挥了灾难中仪式的作用，有助于民族精神的重塑和重生。
2.灾后重建中的丧葬仪式
（1）丧葬仪式表达了生者难以言说的情绪。首先，这种表达方式增加了生者对死者死亡现实的确认感，葬礼的举办可以充分地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死者已经死亡的确定性和真实性，这有利于抒发哀伤的情绪。其次，面对灾难，人类往往有一种无力感和不可控制感。丧葬仪式恰恰相反，在准备各种繁复仪式的过程中，丧亲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心理感觉，有利于多种负面情绪的宣泄和表达。最后，丧葬仪式可以建立和他人的联系。通过群体性的仪式，多人一起进行的哀悼活动可以减轻个体的痛苦，使个体感觉到他人的抚慰。
（2）丧葬仪式通过相应的情感表达、行为活动使人们对死亡的认知得以加深。首先，直面死亡这一事实。死亡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自然现象，丧葬仪式就是人类应对死亡的一种形式。亲人通过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将遗体送入坟墓等，真正完成与死者的分离，降低对死亡的恐惧感。其次，加深对死亡的理解。人类对死亡产生的恐惧，通常试图从宗教里寻求答案和解脱。如基督教认为人活着是为了赎罪，死后才能进入天堂。道家认为，生死本是连续一体，人应颐从命运；人死如蝉脱壳，死只是随物而化罢了。这些宗教思想让仪式参与者增强了对死亡的理解，精神得到寄托。
（3）丧葬仪式的节点时段使人们得以持续一个相当的哀伤过程。灾难发生后，许多人都会呈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和障碍，这往往是由于在亲人丧失之后没有得到有效的修复。亲人去世两三年间，是修复哀伤的正常时间。传统丧葬仪式的“头七”、“百天”、“守孝3年”的习俗，因提供了一个持续哀伤的过程而降低了出现心理问题的机率。
四、人文关怀是灾后重建的本质要求
人文关怀也是人类学角度进行灾后重建工作的必要依据和准则。灾害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也留下了难以抚平的精神伤害。这种精神伤害和由其引发的一系列相关行为，很大程度上会扩大灾害导致的经济社会损失。因此，在灾后救助过程中，时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对最大程度地减轻灾害的损失和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1.灾后重建中人文关怀的主要对象
（1）幸存者。灾难发生之后，幸存者由于亲历惊心动魄的灾难现场，受到的打击最大，除了物质上的巨大损失，精神上的创伤更是不容忽视，所以他们是最需要关怀的对象。在汶川大地震中，幸存者大多会患有创伤后遗症，主要表现有：一是暂时的心理麻木感，对周围环境的觉察力减弱，恍惚并伴随暂时性失忆；二是对灾害的持续体验，即脑海反复出现灾难的场景、情景、梦魇等；三是逃避关于灾害相关事物的刺激，逃避某些地方、人群和活动；四是过度警觉或焦虑，极易出现发怒、失眠、惊吓等症状。这些症状如果无法得到化解，将会持续多年甚至影响其一生。幸存者的这些心理创伤能否得到及时的关怀和调节，对日后恢复生存信念和重建家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2）遇难者家属。面对失去亲友的事实，遇难者家属往往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并且伴生许多心理问题。如精神麻木，不愿与外界交流，长时间痛哭不已，甚至不吃不喝；也有的表现为对现实的恐惧和逃避，不想承认失去亲人的事实；还有许多家属会把亲人遇难的原因归于自己，认为自己无法将其救出，由此产生深深的悔恨和负罪感。汶川地震后，零点公司对灾区居民进行的专业调查显示，“自己和亲人都受伤以及失去亲人的成年人，约有62%具有更为严重的创伤后综合征”。
（3）救援人员。面对灾害这种突发性的强烈刺激，特别是那些大量人员死亡的悲惨场面，即使是心理正常的人也可能出现心理失衡。对于救援人员来说，面对满目疮痍的灾害现场，面对大量的尸体、倒塌的房屋等，心理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人文关怀和心理救助对于他们也同样重要。“2008年10月3日，一直奋战在抗震一线的北川县委农办主任、40岁的羌族干部董玉飞在住所自缢。遗书里留下了短短几句话：压力太大，支撑不下去了，想好好休息。”地震使得北川县失去了428名干部，幸存的干部中大多有亲人遇难，再加上灾后工作繁多且庞杂，带着悲痛情绪进行工作的干部不仅工作量上升了数十倍，心理压力和需要面对的问题也徒然增多。许多工作人员在离开一线、调整休息之后，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存在着明显的焦虑、抑郁症状，表现为失眠多梦、情绪不稳等。 （4）特殊群体。研究表明，儿童、老人、穷人等特殊群体在遭受灾害时情感创伤的风险较其他群体更高。以儿童为例，零点公司对汶川地震后的统计调查显示，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42.3%的人长时间处在地震冲击所带来的影响中。《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抽样调查显示：灾区的中小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震后3个月左右，学龄前的儿童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悲伤，但许多日常行为发生了变化，如睡觉易做噩梦、不爱睡觉、蜷缩着身体睡觉等；小学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退行行为，如爱哭闹、躁动不安、黏人等；初中生由于自我发展伴随着创伤一同发生，所以会引发如睡眠不好、头痛、消化不良、同老师家长对抗增多等问题；高中生所面对的高考压力随着多重心理矛盾的产生而被放大，出现对未来的恐慌、焦虑和悲观等消极情绪。
2.灾后重建中如何体现人文关怀
（1）充分做好灾难救治的准备工作。在进行灾后救治工作之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第一，了解灾区的背景，如经济发展情况、人口、文化现状、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等，并掌握参与救治工作的其他机构的资源；第二，了解灾区各个地区、各个阶层民众的财产物质损失程度，并针对不同情况作出应对方案；第三，了解政府和各个社会机构进行灾后重建工作的进程，了解相关卫生、安全和后勤保障的基本情况，与其他机构进行沟通，共同做好灾区的人文关怀工作；第四，制定具体人文关怀工作的计划和目标，与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等重点关怀人群进行初步接触，拟定需要采取的治疗模式和方案；第五，对参与人文关怀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具备心理辅导和心理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
（2）充分尊重受灾地的民俗和灾区人民的自主选择。在进行灾后救助时应该从灾区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兼顾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尊重“地方性知识”。汶川大地震不同于其他地震，从人口结构上看，其重灾区多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民风民俗多样化，民族文化各有特色。因此，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角度来说，灾后人文关怀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当地民俗文化情况。同时，不仅要考虑当地的文化传承和延续的需要，还要更大程度地保障灾区人民的权利，体现人文关怀。只有体现了群众意志才能获得群众的认可，才能够唤起受灾群众共建家园的愿望。
（3）加强与受灾民众的沟通和交流。这是决定人文关怀工作成功的关键因素。如何接近受灾者是最困难的，因为在受到灾害的强烈刺激之后，人们通常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中，对其他人和事物都反应麻木，这就需要救助人员做更加细致的工作，要站在受灾者的角度，充分理解他们的感受，并通过高超的沟通方法和技能，有目的地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首先，工作人员应用大量的时间陪同受灾者，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以分担其痛苦。其次，应从细节做起，关心他们的饮食起居，帮助他们解决力所能及的实际问题，如照看孩子、病人等。在汶川地震中，帮助灾民填写表格、领取救援物资的社会工作者就颇受欢迎。最后，在交往过程中应观察受灾群众的各种心理反应和行为变化，初步诊断其心理受伤程度，做好记录和统计，为之后的心理救援和干预工作奠定基础。
灾难是人类社会不能回避的问题，人类学在灾后重建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其中，民族志的撰写、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悼念仪式的扩大化和人文关怀等，都可以发挥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与行动选择的特殊作用。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人类学视域下关于灾害研究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人类学家对灾后重建过程以及整个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个体对灾害不同的回应方式等进行了系列研究，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灾害人类学的理论成果。今后，人类学视域下的灾害研究应更加关注于实际应用，制定更多更具有实际意义的防灾计划，从而为未来应对灾害做出更多的贡献。
[关键词]人类学；灾后重建；民族志；文化重建；悼念仪式；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D632.5 [文献标志码]A
与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不同，人类学对灾害有着不同的诠释。人类学家将灾害看成是由自然、技术、人为因素共同导致的，给环境、经济和文化都带来重大损失与破坏的事件，它的发生是环境脆弱性和人类群体脆弱性交织的产物。“灾难人类学为整个人类学提供了多视角、整体论的平台，它既涉及理论，也长于应用。”在我国，灾害人类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随着近几年自然灾害发生次数的增加和程度的加重，如何用人类学的理论知识来解决灾害中所遇到的问题更成了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本文拟从民族志的撰写、文化的保护和重建、悼念仪式扩大化和人文关怀等方面，对人类学在灾后重建中的实践意义进行探讨，并结合汶川“5·12”地震灾后重建的具体事例进行说明，以期为未来应对灾难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应有的行动选择。
一、民族志的记录和表达是灾后重建的重要手段
在大型自然灾害面前，仅靠新闻媒体对灾难的报道是不够的，要从灾难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还需要更加专业的眼光和深度的思考，这就需要民族志来记录和书写。
1.灾后重建中民族志的重要价值
（1）文化价值。文化需要被传承。民族志就是能够保持文化传承和延续的有价值的文字。而关于灾难记录的民族志，更有着深刻的文化价值。这种价值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可以对灾难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变迁进行科学的认知。灾难发生后，社会各要素的结构、功能等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大多是长期的、多方面的。民族志中反映客观现象的文字记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灾后社会文化的变化规律，帮助人们提高对灾难问题的认知。其次，民族志中的文字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应对灾难的经验，辨别、改革灾难来临时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考察、论证灾难时有效的、可以被保留下来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辨明不够科学的措施并加以改革。
（2）社会价值。民族志会带来许多更为实际的社会价值，如促进灾区旅游业的发展。在汶川地震中，依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灾区很快投入到了灾后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地震遗址和抗震纪念碑也得以建立，民族志对这一过程的记录可以有效地向社会各界传递抗灾重建的步伐和措施，这对促进当地旅游业及其他产业的恢复和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同时，民族志的撰写包括广泛而深刻的内容，如抗震救灾时发生的感人事迹、灾区人民在灾害中表现出的顽强精神以及社会各界对灾区提供的帮助等，而这些正是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体现，能够在公众中起到宣传作用，提高国民的素质和精神面貌，有效提升公众的集体意识。
（3）历史价值。民族志所记录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及其他人文类学科的研究和发展都是极其宝贵的。它不仅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理论成果，更丰富了历史文献的视域。灾难中留下的民族志资料，就像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不仅能提供一般的比较资料，还能提供一些具备人类学家独特视角的更为宝贵的资料。研究人员对于灾害的研究，如民族志中关于制度、风俗、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记录，对灾后建设都将有一定启示意义。
2.灾后重建中民族志撰写的特点与取向
（1）“真实性”与“超越真实性”相互结合。真实性一直都是民族志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传统民族志侧重于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研究对现实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客观体认。在灾难研究中，撰写民族志必然也应遵循真实性原则，如对遇难人数、受伤人数和失踪人数的记录，对城市损毁程度的描述，对灾后重建工作的介绍等。撰写时不夸大、不掩饰，每一个数字、每一条信息都要如实地反映灾难中的客观事实。但随着灾难造成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社会关系的改变，“真实性”会在实际中呈现不同的样态，所以民族志中势必会充斥着人类学家的主观性、情感体验等“部分真实”的文本，这些文本往往超越真实性，表达出研究者最真实的个体体验以及客观事实背后更为深邃的文化意义。
在汶川“5·12”地震中产生的民族志除了包含着事实真实、经验真实、认知真实、表述真实等多种不同的真实性样态外，也因包含了许多超越事实的真实，而开辟了一条“理解的真实”的路径，如以人类学研究者的独特视角，在对民族文化进行研究时的无可替代的真切的主体经验、对灾难中深受重创的民族遗存的感同身受般的关怀和忧虑、传达给全社会的挽救危在旦夕的民族传统的召唤等。
（2）对“他者”的关怀与“以人为本”相互协调。与其他人文学科不同的是，人类学对人的关怀更多的是指向对“他者”的关怀。“他者”是与“自我”相对应的一种指称，人类学创立之初是以对“他者”的关怀为学科基础的，现代人类学更是把“他者”作为田野工作的对象。人类学家认为只有从“他者”中获得对“自我”的反思，才能获取对整个人类社会更新的观察视角和诠释方式。沿袭这种人类学传统，在灾后重建中，我们也应对“他者”给予更多的实际观照，并且自觉从“他者”的立场出发，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仅仅扮演传统观察者的角色，更应该切实参与到为“他者”谋求利益的行动中。从人出发，最后回到人，尊重“他者”，也尊重自身，这种对“他者”的关怀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相契合，已成为人类学家灾后重建工作中的独特视角。 在“5·12”大地震中，某些新闻工作者有一些不当行为，如闯入手术室进行采访，干扰手术环境；对刚刚救出的奄奄一息的伤员追着采访……出现这些行为，归根结蒂是因为一些记者缺乏对“他者”的最基本的关心与关怀，缺乏“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对于这些行为，具备专业素养的人类学研究者应给予指导，为灾难中的“他者”作出实际贡献。
（3）“深度体验”与“追踪调查”相结合。撰写民族志要求记录者必须深入到一个场景中去，跟“他者”一起生活，将自己转换成“他者”，以研究对象的视角来看待社会，这就是“深入体验”。而“追踪调查”，就是要探索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变迁过程，它所具有的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探索由灾害引发的社会现象及文化变迁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的长期影响。因此，追踪研究得到的资料相较于一般研究所得的资料具有更加长期的应用价值。“深度体验”与“追踪调查”相结合应是在灾后重建的民族志撰写过程中所采取的基本工作方式。
汶川地震中，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都通过“深度体验”及“追踪调查”的方式对灾害过后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记录，如《中国汶川抗震救灾纪实》《我们在一起——四川汶川大地震纪实》《羌在汉藏之间》等。
二、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是灾后重建的重点内容
文化是一定地域内社会成员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所形成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的一套符号体系，包括特定的生产生活用具、当地的语言和文字，也包括社会成员共享的道德规范和精神信仰。文化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是整个社会发展的见证，我们应当保护它。灾害无疑对文化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文化重建和保护是灾后重建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1.灾后重建中文化重建和保护的侧重点
（1）对物质文化的重建和保护。物质文化主要是指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用具或与之相关的物质建构，如雕刻、建筑、墓葬、遗址、绘画与人工器物等。物质文化是最容易在灾害过程中被损坏的，灾难过后，如何修复或重建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在汶川“5·12”大地震中，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和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受灾严重，这片区域有羌、藏、回、朝鲜等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以藏族和羌族为主。“在北川县近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的15.8万人中，就有羌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人口近8万，占总人口中的50%。汶川县有羌族35535人，占34%，藏族19743人，占18.6%”。物质文化遗产在震区分布非常密集，仅成都、绵阳、阿坝等地区，就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9处。以羌族为例，不但有羌族雕楼、村寨等，还有大禹的故乡北川羌族自治县，大量的大禹遗存和独特的大禹文化。而在地震当中，除了大量的羌族人死亡失踪之外，97%以上的羌族居所倒塌，北川县民俗博物馆的上万件文物更是葬身废墟之下，其中损失有多件国宝级文物，长期搜集整理的大量关于羌族民间文化和习俗等众多文字、影像资料也在地震中损失。鉴于这些物质文化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和族群认同意义，在灾后重建中应将此作为文化重建和保护的一个重点。
（2）对精神文化的重建和保护。精神文化往往包含着一个族群的历史和信仰，是族群长期以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其表现形式为各类的民间知识、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和宗教等。精神文化由于传承着整个族群的智慧和文化，对一个族群来讲十分重要。而在遭遇特大灾害时，这种精神文化一旦被打破，单靠本族群的文化自身愈合力来实现精神文化的重建非常困难，况且少数民族文化往往本身就是一种亚文化，其生存的情况并不乐观。所以灾后重建中，对族群精神文化的重建至关重要。
汶川地震中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失重大，北川羌族研究所和北川文化馆的民间老艺人，包括民族舞蹈家、音乐家以及民俗研究者等，约有80%不幸遇难。许多储存在电脑里的有关当地文化和习俗的研究成果、资料等也都被地震毁掉了。如果在重建过程中，外来重建工作人员不考虑当地的文化或理解程度不高，就会造成当地精神文化的中断。因此应将精神文化的重建和保护作为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
（3）对族群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族群文化是指少数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用于约束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以及规章制度等。在遭遇特大灾害时，由于大量民众伤亡或失踪，社会关系因遭到重创变得不再完整。对于一个族群来说，社会关系是成员交往互动的总和，它关系着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所以怎样在幸存的零星成员之间延续原来的社会关系对于族群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在汶川大地震中，北川羌族自治县内羌族人死亡失踪人口达19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5。汶川县16000多人遇难，而汶川受灾最严重的莫过于映秀镇，几乎被夷为平地，而映秀镇恰恰是汶川县内少数民族聚居区。另外，伴随地震而来的还有许多社会问题。地震摧毁了许多家庭，而家庭是一个社会得以维持的最基本的单位，是一个社会的细胞。所以如何重新建构这些小的家庭，进而重建族群关系，确保整个社会的平稳发展，应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2.灾后重建中文化保护的原则和措施
（1）灾后重建需考察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区域民族文化与主流社会文化不同，具有独特性。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我们应尊重其独特性，充分参考公众的意愿和建议，协同政府和民众共同开展工作，对不同的文化保护采取不同的方式。如建立专门机构、成立专项基金，并由了解当地文化的专门人员负责文化重建工作的开展。
在汶川地震后重建工作开展初期，当要在汶川县建起高高的居民建筑时，当地居民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厕所不应该建在屋子里面”，有人觉得居所“太小了，东西没有地方放”。很明显，这些不同的声音正是当地文化特殊性的表现。相关工作人员在了解了当地的文化和征求了居民的意见之后，拿出了群众认可的方案，这对灾后重建工作来说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 （2）迁移安置需考虑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灾难过后，大量的灾民产生。对于灾民的安置工作，既可选择原地重建，也可采取异地安置。但不论是哪种安置方法，都必须考虑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性，要尽可能保持族群原有的社会形态和关系。若选择迁移安置，要注意两点。第一，在选择新的居住地时，应尽量选择与原有居住地的地理地貌、自然环境或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相类似的区域。因为文化的产生是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如果环境发生了太大变化，就会使文化氛围发生较大改变，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不利。在选择新的居住地时，应尽可能在临近的区域中选择，因为这些区域的民众在语言、习俗和文化信仰上存在相似之处。如四川北部一带一直是羌、藏等少数民族活动和聚居的地带，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较为接近，在这一地带安置灾民更加符合保护文化的现实性要求。第二，迁移时应尽量确保民族文化载体的完整性。因为在地震中，本身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遭到重创，使得文化的载体变得支离破碎。如果在迁移过程中再将民众分散安置，必会导致民族文化无法完整保留。因此，只有整体迁移才能够给文化的再生提供较好的环境。
三、悼念仪式扩大化是灾后重建的有效路径
仪式的解读是理解人类社会构成的关键因素，仪式理论把仪式分为时节性仪式和生命危机仪式两种。“显然，有关灾难的历史记忆除了文本之类的记录之外，还可以通过仪式的操演（纪念仪式）等公民宗教活动存续下来。”结合受灾期间社会所特有的情景状态，我们可以对灾难进行仪式性构建。
1.灾后重建中的国殇仪式
仪式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缓解和疏导情绪。因此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及时举行哀悼活动是必要的。当举国悲痛之时，由国家官方发起的国殇仪式，既可以为死难者致哀，又可以通过仪式的形式来缓解幸存者的情绪，寄托他们的哀思，将他们悲痛的情绪缓解、抒发、释放出来。同时，争取将这种国家哀悼仪式制度化，从而可以定期、按时地强化集体意识和情感，使社会获得更加统一的凝聚力。国殇仪式虽然大多数是由国家发起的，但在整个过程中，普通民众并不是被动的，而会积极响应。集体意识、共同的想象和认知，是民众产生认同情绪的基础。通过国殇仪式，民众的爱国情绪会空前高涨，凝聚力大大增加。国殇仪式充分发挥了灾难中仪式的作用，有助于民族精神的重塑和重生。
2.灾后重建中的丧葬仪式
（1）丧葬仪式表达了生者难以言说的情绪。首先，这种表达方式增加了生者对死者死亡现实的确认感，葬礼的举办可以充分地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死者已经死亡的确定性和真实性，这有利于抒发哀伤的情绪。其次，面对灾难，人类往往有一种无力感和不可控制感。丧葬仪式恰恰相反，在准备各种繁复仪式的过程中，丧亲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心理感觉，有利于多种负面情绪的宣泄和表达。最后，丧葬仪式可以建立和他人的联系。通过群体性的仪式，多人一起进行的哀悼活动可以减轻个体的痛苦，使个体感觉到他人的抚慰。
（2）丧葬仪式通过相应的情感表达、行为活动使人们对死亡的认知得以加深。首先，直面死亡这一事实。死亡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自然现象，丧葬仪式就是人类应对死亡的一种形式。亲人通过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将遗体送入坟墓等，真正完成与死者的分离，降低对死亡的恐惧感。其次，加深对死亡的理解。人类对死亡产生的恐惧，通常试图从宗教里寻求答案和解脱。如基督教认为人活着是为了赎罪，死后才能进入天堂。道家认为，生死本是连续一体，人应颐从命运；人死如蝉脱壳，死只是随物而化罢了。这些宗教思想让仪式参与者增强了对死亡的理解，精神得到寄托。
（3）丧葬仪式的节点时段使人们得以持续一个相当的哀伤过程。灾难发生后，许多人都会呈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和障碍，这往往是由于在亲人丧失之后没有得到有效的修复。亲人去世两三年间，是修复哀伤的正常时间。传统丧葬仪式的“头七”、“百天”、“守孝3年”的习俗，因提供了一个持续哀伤的过程而降低了出现心理问题的机率。
四、人文关怀是灾后重建的本质要求
人文关怀也是人类学角度进行灾后重建工作的必要依据和准则。灾害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也留下了难以抚平的精神伤害。这种精神伤害和由其引发的一系列相关行为，很大程度上会扩大灾害导致的经济社会损失。因此，在灾后救助过程中，时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对最大程度地减轻灾害的损失和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1.灾后重建中人文关怀的主要对象
（1）幸存者。灾难发生之后，幸存者由于亲历惊心动魄的灾难现场，受到的打击最大，除了物质上的巨大损失，精神上的创伤更是不容忽视，所以他们是最需要关怀的对象。在汶川大地震中，幸存者大多会患有创伤后遗症，主要表现有：一是暂时的心理麻木感，对周围环境的觉察力减弱，恍惚并伴随暂时性失忆；二是对灾害的持续体验，即脑海反复出现灾难的场景、情景、梦魇等；三是逃避关于灾害相关事物的刺激，逃避某些地方、人群和活动；四是过度警觉或焦虑，极易出现发怒、失眠、惊吓等症状。这些症状如果无法得到化解，将会持续多年甚至影响其一生。幸存者的这些心理创伤能否得到及时的关怀和调节，对日后恢复生存信念和重建家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2）遇难者家属。面对失去亲友的事实，遇难者家属往往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并且伴生许多心理问题。如精神麻木，不愿与外界交流，长时间痛哭不已，甚至不吃不喝；也有的表现为对现实的恐惧和逃避，不想承认失去亲人的事实；还有许多家属会把亲人遇难的原因归于自己，认为自己无法将其救出，由此产生深深的悔恨和负罪感。汶川地震后，零点公司对灾区居民进行的专业调查显示，“自己和亲人都受伤以及失去亲人的成年人，约有62%具有更为严重的创伤后综合征”。
（3）救援人员。面对灾害这种突发性的强烈刺激，特别是那些大量人员死亡的悲惨场面，即使是心理正常的人也可能出现心理失衡。对于救援人员来说，面对满目疮痍的灾害现场，面对大量的尸体、倒塌的房屋等，心理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人文关怀和心理救助对于他们也同样重要。“2008年10月3日，一直奋战在抗震一线的北川县委农办主任、40岁的羌族干部董玉飞在住所自缢。遗书里留下了短短几句话：压力太大，支撑不下去了，想好好休息。”地震使得北川县失去了428名干部，幸存的干部中大多有亲人遇难，再加上灾后工作繁多且庞杂，带着悲痛情绪进行工作的干部不仅工作量上升了数十倍，心理压力和需要面对的问题也徒然增多。许多工作人员在离开一线、调整休息之后，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存在着明显的焦虑、抑郁症状，表现为失眠多梦、情绪不稳等。 （4）特殊群体。研究表明，儿童、老人、穷人等特殊群体在遭受灾害时情感创伤的风险较其他群体更高。以儿童为例，零点公司对汶川地震后的统计调查显示，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42.3%的人长时间处在地震冲击所带来的影响中。《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抽样调查显示：灾区的中小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震后3个月左右，学龄前的儿童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悲伤，但许多日常行为发生了变化，如睡觉易做噩梦、不爱睡觉、蜷缩着身体睡觉等；小学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退行行为，如爱哭闹、躁动不安、黏人等；初中生由于自我发展伴随着创伤一同发生，所以会引发如睡眠不好、头痛、消化不良、同老师家长对抗增多等问题；高中生所面对的高考压力随着多重心理矛盾的产生而被放大，出现对未来的恐慌、焦虑和悲观等消极情绪。
2.灾后重建中如何体现人文关怀
（1）充分做好灾难救治的准备工作。在进行灾后救治工作之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第一，了解灾区的背景，如经济发展情况、人口、文化现状、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等，并掌握参与救治工作的其他机构的资源；第二，了解灾区各个地区、各个阶层民众的财产物质损失程度，并针对不同情况作出应对方案；第三，了解政府和各个社会机构进行灾后重建工作的进程，了解相关卫生、安全和后勤保障的基本情况，与其他机构进行沟通，共同做好灾区的人文关怀工作；第四，制定具体人文关怀工作的计划和目标，与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等重点关怀人群进行初步接触，拟定需要采取的治疗模式和方案；第五，对参与人文关怀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具备心理辅导和心理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
（2）充分尊重受灾地的民俗和灾区人民的自主选择。在进行灾后救助时应该从灾区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兼顾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尊重“地方性知识”。汶川大地震不同于其他地震，从人口结构上看，其重灾区多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民风民俗多样化，民族文化各有特色。因此，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角度来说，灾后人文关怀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当地民俗文化情况。同时，不仅要考虑当地的文化传承和延续的需要，还要更大程度地保障灾区人民的权利，体现人文关怀。只有体现了群众意志才能获得群众的认可，才能够唤起受灾群众共建家园的愿望。
（3）加强与受灾民众的沟通和交流。这是决定人文关怀工作成功的关键因素。如何接近受灾者是最困难的，因为在受到灾害的强烈刺激之后，人们通常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中，对其他人和事物都反应麻木，这就需要救助人员做更加细致的工作，要站在受灾者的角度，充分理解他们的感受，并通过高超的沟通方法和技能，有目的地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首先，工作人员应用大量的时间陪同受灾者，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以分担其痛苦。其次，应从细节做起，关心他们的饮食起居，帮助他们解决力所能及的实际问题，如照看孩子、病人等。在汶川地震中，帮助灾民填写表格、领取救援物资的社会工作者就颇受欢迎。最后，在交往过程中应观察受灾群众的各种心理反应和行为变化，初步诊断其心理受伤程度，做好记录和统计，为之后的心理救援和干预工作奠定基础。
灾难是人类社会不能回避的问题，人类学在灾后重建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其中，民族志的撰写、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悼念仪式的扩大化和人文关怀等，都可以发挥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与行动选择的特殊作用。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人类学视域下关于灾害研究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人类学家对灾后重建过程以及整个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个体对灾害不同的回应方式等进行了系列研究，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灾害人类学的理论成果。今后，人类学视域下的灾害研究应更加关注于实际应用，制定更多更具有实际意义的防灾计划，从而为未来应对灾害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