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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20年，为了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维经斯基的中国之行由张太雷担任翻译，张太雷精确的翻译和独到的见解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维经斯基回到苏俄后，即通过李大钊推荐张太雷到共产国际东方局，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工作。
1921年春，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张太雷来到苏俄伊尔库茨克，就任设在这里的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负责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
当时，维经斯基半开玩笑地对张太雷说，为了表示其国际性，他应该有一个俄国名字。于是，张太雷就有了一个新名字——马托春木。
到苏俄后，张太雷的工作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每天早上7点钟，他就迎着晨光来到办公室，编写有关中国的简报，并把这些通讯寄到苏俄各报馆。根据书记处的要求，他还写出了有关中国党团组织及活动的详细报告。
张太雷有关中国党团组织及活动的详细报告，得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高度重视，称赞天津团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楷模，给人带来了纯粹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春天即将到来的讯息，并盛赞张太雷在建立中国党团组织中所做的突出贡献。
1921年6月，张太雷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洛斯基来到中国。马林在北京会晤了李大钊，建议召集一次全国性的建党会议。李大钊赞成马林的意见，但因工作原因，他暂时不能离开北京，即由张太雷等陪马林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商议，最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筹备期间，张太雷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翻译成英文，交由马林修改。未等到一大召开，张太雷即奉命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成为第一个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厅里座无虚席，掌声雷动，国际歌歌声激荡人心。张太雷在向大会提交的《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大会发言中，阐述了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迅速兴起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情况，指出，“现今恰好是我们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大好时机”，呼吁共产国际对远东，尤其是中国革命给以更大的关注和支持。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推动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发展，青年共产国际于7月9日至23日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张太雷、俞秀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7月12日，克里姆林宫安德烈大厅内，人头攒动，挤满了各种肤色的代表。张太雷健步走上主席台，沉稳地看了看气氛热烈的会场，开始了演讲。在5分钟的演讲中，他简要地总结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情况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经过，团与工人运动结合开展活动的情况和发展前景。他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团拥护青年共产国际的领导，认为“革命青年运动不能只局限于某一国家之内，它涉及各国青年的利益”，必须团结奋斗；要“在中国贯彻和执行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同时要考虑以“中国现实的特点”；打算派遣团员赴苏俄学习，为中国团和青年共产国际下设的远东青年书记处培养干部。
张太雷演讲结束，台下掌声四起，人们朝年轻的中国代表投去了赞赏的目光。张太雷被大会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受命回国组织青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会后，张太雷又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
为了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阴谋，促进远东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国际决定在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期间，针锋相对地召开一次由远东各国被压迫民族参加的代表大会，即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张太雷成为这个大会方案的制订者之一，并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召开这次大会致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劳动者的呼吁书。
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也一起召开。同时举行的这两个大会的主旨，都为了联合远东各国的人民和青年，共图民族解放的大业。张太雷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事务的书记和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把全部热情都倾注于这两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关于大会的性质和范围问题，在共产国际的一些工作人员和负责人中存在很大分歧，有些人主张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把这次大会开成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代表大会。张太雷等代表极力反对这种“左”倾观点，他认为“这次大会应当是中国、朝鲜、日本、蒙古以及大洋洲地区的所有革命组织乃至民族主义组织在内”的代表大会，可是“一些同志却不察时局，一味地要求由‘纯粹的’革命组织来出席大会，这就是说，事先就缩小了这场反帝示威的规模”，这将导致“各国新兴的无产阶级运动客观上会脱离这些群众组织，从而也就无法影响这些群众组织所团结的广大群众，吸引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特别是无法用这些群众组织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来壮大自己的队伍”。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研究了上述不同意见的争论之后，决定把即将召开的这次大会定名为远东各国共产党组织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当时由于中俄还没有外交关系，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局面尚未结束，因而中国和其他一些东方国家代表去苏俄面临着很大困难。为使各国代表能够安全到达苏俄，张太雷仔细地研究了中国的报刊，分析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局势，为代表们安排好了越过封锁线的方向和路线。
8月，张太雷奉命回国，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负责联络与组织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选派代表赴苏俄参加两个大会的事务，并作为共产国际的密使前往日本传达关于召开这两个代表大会的要求，与日本代表德田球一、近藤荣藏、堺利彦等取得联系，完成了使命。
当时，马林在会见陈独秀时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张太雷认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应是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应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它的领导。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必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
一开始，陈独秀拒绝了马林的建议，后来在张太雷的积极活动下，陈独秀终于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张太雷协助马林和陈独秀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初步决定了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方案，由马林出面与孙中山接谈。
12月23日，张太雷陪同马林来到桂林，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北伐大本营住了9天。在此期间，马林和孙中山、廖仲恺进行了多次会谈，探讨国民党与苏俄建立同盟以及国共两党合作可能性等问题。张太雷在这些会谈中负责翻译工作，他沟通了双方的谈话，帮助孙中山了解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成为双方的得力助手。孙中山还就发动广大青年投身革命的问题与张太雷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对张太雷不凡的见识和蓬勃的朝气极为赏识。
远东各国代表团于1921年底先后顺利到达伊尔库茨克，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和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分别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和1月30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如期举行。参加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共67人，中国有13个组织共派出代表27人，是人数最多的代表团。对这两个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张太雷十分欣慰，因为自己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会议期间，张太雷介绍同学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并参与了《对东方国家劳动人民宣言》的起草工作。
会后，张太雷回到上海，受党中央委托，他与瞿秋白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负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五
1922年5月5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104周年诞辰纪念日。这一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东园隆重开幕。中共领导人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说，张太雷致开幕词并向大会作了团章和团纲的报告。大会正式制定了团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
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孙中山被迫到上海避难。陈独秀、李大钊及马林、张太雷等多次会见孙中山，提议国共合作。落难之时的孙中山为共产党的真诚相助所感动，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最后确定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方针，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张太雷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以桂林会谈的内容为例对孙中山作了充分的肯定。会后，经国民党员张继介绍，孙中山在上海亲自主持，接纳张太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9月，孙中山邀约各省在上海的国民党员座谈改组国民党党务问题，陈独秀和张太雷均应邀与会，张太雷在座谈中积极赞成孙中山的主张。
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三大上，张太雷客观、正确地评价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革命立场，分析了把国民党改造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合作” ，共产党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的骨干力量”。
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张太雷和恽代英、邓中夏等主持了大会，并在会上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对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大会坚决拥护党的“三大”所确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团员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要服从共产党和本团的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中应保存独立的严密组织。
当时，孙中山在上海成立“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代表团由国共两党各派两名党员组成，代表共产党的是张太雷和沈定一，国民党代表则为蒋介石和王登云，由蒋介石任团长。“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8月16日由上海乘日轮“神风一号”出发，9月2日抵达莫斯科。
在苏俄期间，代表团先后会晤了苏俄党、政、军方面的领导人，对其政治、军事、党务等方面进行考察。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举行了会谈，签署了共产国际援助国民党及聘请苏俄政治和军事顾问到中国帮助中国革命的协议。张太雷虽然因参加青年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没有随团回国，但他将代表团考察活动的情况专门向孙中山写了一个报告。
10月，张太雷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张太雷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后，他又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
1924年春，在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刻，张太雷奉命回国。适值团中央书记刘仁静因犯错误辞职，遂由张太雷接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3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根据国共合作的形势，调整和制定了团的行动纲领和策略，提出了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号，动员全国的团员和青年积极投身到大革命运动中去。
1925年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太雷受中共中央和青年共产国际之命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和一系列决议。在大会开幕的第一天，会议就决定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领导下的青年组织的名称。在30日举行的团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张秋人、贺昌5人组成中央局，负责常务工作，张太雷为团中央总书记、《团刊》编辑，并兼妇女部长。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张太雷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后，张太雷被派到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
鲍罗廷的办公室设在广州的一所二层楼的小洋房里。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团在楼上，张太雷住在楼下。每天前来找鲍罗廷商谈、请示的国共两党人士络绎不绝，张太雷将这些会见活动安排得有条不紊，并担任谈话的翻译工作，充分展示了惊人的工作效率和高超的协调能力，成为鲍罗廷的得力助手。鲍罗廷出席各种会议，或发表演讲，也均由张太雷陪同担任翻译。
此时的张太雷还兼任着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主编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他经常以“木”、“大”、“泰雷”、“大雷”为笔名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指导工农运动的开展。张太雷还常到中国共产党举办的各种讲习班、训练班讲授共产国际、俄共（布）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受聘为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讲授《十月革命问题》。
对蒋介石排挤共产党员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张太雷主张坚决予以反击。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张太雷十分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以武力进行回击的主张。他提议把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十万工农群众，以革命武装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同时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张太雷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右派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陷害打击中国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分裂国民革命势力。信中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决心“与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地主劣绅、贪官污吏作斗争”、“共产党决计不因为敌人的造谣而放弃他革命的工作。”
随着北伐军攻克华中重镇武汉，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心北移。12月7日，张太雷陪同鲍罗廷专程上庐山，与蒋介石商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问题。当初，蒋介石为了使国民政府离开工农群众力量雄厚的广东省，极力主张迁都武汉。而今却出尔反尔，企图将国民政府迁至南昌，置于他的股掌之中。鲍罗廷、张太雷对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予以坚决拒绝，坚持按10月的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迁都武汉，双方不欢而散，张太雷离开庐山后，由九江乘船溯江而上，于12月10日到达武汉。
1927年4月，张太雷接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随即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张太雷与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任弼时等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毛泽东关于迅速进行土地革命、大力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正确建议。这次会议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委员。
6月5日，张太雷发表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提出“帮助农民武装起来，以保卫自己”。他和周恩来一起加紧隐蔽、应变等各种准备，安排党员撤离，把一些干部派往贺龙、叶挺领导的部队。根据他的提议，中央机关由汉口秘密迁到了武昌湖上园，湖北区委也同时迁至武昌胭脂山啸楼巷2号秘密办公。“黑云压城城欲摧”，张太雷常常提醒战友：“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与通缉共产党人，张太雷也被列入通缉名单。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屠杀政策下，武汉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气氛。这时，中共中央与湖北区委已全部转入了地下斗争。
六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张太雷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11月26日，张太雷受命回广州组织武装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广州，张太雷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经常深入基层，传达党的决定。他在沙面白鹅潭一艘邮政船上秘密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和部署起义的各项工作，又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旁召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单位的骨干分子200余人秘密会议，做起义的动员报告。会后，他还亲自主持教导团各级干部的分组训练，落实教导团的各项起义准备工作，研究起义时的军事部署、起义政纲、宣言、文告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等问题。12月7日，张太雷秘密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通过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同日，还主持广东省委会议，通过苏维埃政纲、宣言和行动纲领。会上，张太雷被推选为人民海陆军委员，代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
12月10日深夜，张太雷在广东省财政厅前党的秘密联络站召开教导团、警卫团骨干会议，部署发动起义。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偕起义军总指挥叶挺、秘书长恽代英等人来到教导团驻地，主持起义誓师会议。3时半，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
天亮前，起义军已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市区。清晨6时许，张太雷身穿戎装，系着红领带，在刚攻克的广州市公安局主持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工农兵执行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府名单和《广州苏维埃宣言》。同时，中共广东省机关刊物《红旗》出版号外。广东省委、广州苏维埃政府都印发了告民众书，宣布起义胜利，号召工农兵群众继续斗争，并选举代表参加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成立伊始，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张太雷彻夜不眠，忙个不停。当晚，他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时局，决定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军，并将战线推到郊外。
12月12日晨，驻珠江南岸的敌军李福林部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分两路渡河，向起义军反扑，张太雷和叶挺等指挥起义军顽强抵抗，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对珠江北岸的敌军继续进行扫荡。中午，在战火纷飞中，广州各界代表在丰宁路西瓜园广场召开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张太雷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张太雷返回指挥部不久，得到敌军从观音山向总指挥部扑来的报告，他急忙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以及警卫、司机共4人乘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
汽车行驶至惠爱西路，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群穿便衣拿枪的人，司机一时也看不清他们脖子上是否有红领带。缺乏经验的警卫和司机还以为是赤卫队员，没有防备。这批人却一声呼啸，散到路边开枪射击，原来他们是工贼组成的称为“体育队”的反动武装。后座上的张太雷和前座上的卫士见状马上拔枪，张太雷边奋起还击，边喊：“保护共产国际代表!” 最终，张太雷不幸身中三弹，倒在车内牺牲，一起牺牲的还有他的卫士和司机。
张太雷是中共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聂荣臻后来很惋惜地回忆说：“太雷同志虽然是我们党内有威望的领导者，是一位好同志，但他是书生出身，缺乏军事常识，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就以他在12日中午出席西瓜园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遇难这件事来说，对警卫工作没有注意，结果却给敌人的冷枪打死了。”
张太雷牺牲后不久，苏联《真理报》刊发了纪念他的照片。瞿秋白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写下《悼张太雷同志》：“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
张太雷的人生轨迹与中国革命进程同步，他的名字、生平和事业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青年运动紧密地连在一起。“先贤浩气唱大风，时代不与旧时同。江山代有杰人出，愿为太雷响长空！”张太雷以文人革命家的柔弱身躯竖起一座历史的丰碑，尽管他在我们的记忆中已渐行渐远，但他的不朽精神将会永存。
1920年，为了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维经斯基的中国之行由张太雷担任翻译，张太雷精确的翻译和独到的见解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维经斯基回到苏俄后，即通过李大钊推荐张太雷到共产国际东方局，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工作。
1921年春，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张太雷来到苏俄伊尔库茨克，就任设在这里的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负责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
当时，维经斯基半开玩笑地对张太雷说，为了表示其国际性，他应该有一个俄国名字。于是，张太雷就有了一个新名字——马托春木。
到苏俄后，张太雷的工作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每天早上7点钟，他就迎着晨光来到办公室，编写有关中国的简报，并把这些通讯寄到苏俄各报馆。根据书记处的要求，他还写出了有关中国党团组织及活动的详细报告。
张太雷有关中国党团组织及活动的详细报告，得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高度重视，称赞天津团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楷模，给人带来了纯粹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春天即将到来的讯息，并盛赞张太雷在建立中国党团组织中所做的突出贡献。
1921年6月，张太雷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洛斯基来到中国。马林在北京会晤了李大钊，建议召集一次全国性的建党会议。李大钊赞成马林的意见，但因工作原因，他暂时不能离开北京，即由张太雷等陪马林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商议，最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筹备期间，张太雷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翻译成英文，交由马林修改。未等到一大召开，张太雷即奉命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成为第一个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厅里座无虚席，掌声雷动，国际歌歌声激荡人心。张太雷在向大会提交的《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大会发言中，阐述了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迅速兴起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情况，指出，“现今恰好是我们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大好时机”，呼吁共产国际对远东，尤其是中国革命给以更大的关注和支持。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推动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发展，青年共产国际于7月9日至23日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张太雷、俞秀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7月12日，克里姆林宫安德烈大厅内，人头攒动，挤满了各种肤色的代表。张太雷健步走上主席台，沉稳地看了看气氛热烈的会场，开始了演讲。在5分钟的演讲中，他简要地总结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情况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经过，团与工人运动结合开展活动的情况和发展前景。他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团拥护青年共产国际的领导，认为“革命青年运动不能只局限于某一国家之内，它涉及各国青年的利益”，必须团结奋斗；要“在中国贯彻和执行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同时要考虑以“中国现实的特点”；打算派遣团员赴苏俄学习，为中国团和青年共产国际下设的远东青年书记处培养干部。
张太雷演讲结束，台下掌声四起，人们朝年轻的中国代表投去了赞赏的目光。张太雷被大会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受命回国组织青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会后，张太雷又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
为了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阴谋，促进远东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国际决定在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期间，针锋相对地召开一次由远东各国被压迫民族参加的代表大会，即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张太雷成为这个大会方案的制订者之一，并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召开这次大会致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劳动者的呼吁书。
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也一起召开。同时举行的这两个大会的主旨，都为了联合远东各国的人民和青年，共图民族解放的大业。张太雷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事务的书记和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把全部热情都倾注于这两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关于大会的性质和范围问题，在共产国际的一些工作人员和负责人中存在很大分歧，有些人主张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把这次大会开成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代表大会。张太雷等代表极力反对这种“左”倾观点，他认为“这次大会应当是中国、朝鲜、日本、蒙古以及大洋洲地区的所有革命组织乃至民族主义组织在内”的代表大会，可是“一些同志却不察时局，一味地要求由‘纯粹的’革命组织来出席大会，这就是说，事先就缩小了这场反帝示威的规模”，这将导致“各国新兴的无产阶级运动客观上会脱离这些群众组织，从而也就无法影响这些群众组织所团结的广大群众，吸引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特别是无法用这些群众组织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来壮大自己的队伍”。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研究了上述不同意见的争论之后，决定把即将召开的这次大会定名为远东各国共产党组织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当时由于中俄还没有外交关系，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局面尚未结束，因而中国和其他一些东方国家代表去苏俄面临着很大困难。为使各国代表能够安全到达苏俄，张太雷仔细地研究了中国的报刊，分析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局势，为代表们安排好了越过封锁线的方向和路线。
8月，张太雷奉命回国，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负责联络与组织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选派代表赴苏俄参加两个大会的事务，并作为共产国际的密使前往日本传达关于召开这两个代表大会的要求，与日本代表德田球一、近藤荣藏、堺利彦等取得联系，完成了使命。
当时，马林在会见陈独秀时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张太雷认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应是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应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它的领导。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必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
一开始，陈独秀拒绝了马林的建议，后来在张太雷的积极活动下，陈独秀终于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张太雷协助马林和陈独秀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初步决定了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方案，由马林出面与孙中山接谈。
12月23日，张太雷陪同马林来到桂林，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北伐大本营住了9天。在此期间，马林和孙中山、廖仲恺进行了多次会谈，探讨国民党与苏俄建立同盟以及国共两党合作可能性等问题。张太雷在这些会谈中负责翻译工作，他沟通了双方的谈话，帮助孙中山了解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成为双方的得力助手。孙中山还就发动广大青年投身革命的问题与张太雷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对张太雷不凡的见识和蓬勃的朝气极为赏识。
远东各国代表团于1921年底先后顺利到达伊尔库茨克，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和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分别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和1月30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如期举行。参加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共67人，中国有13个组织共派出代表27人，是人数最多的代表团。对这两个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张太雷十分欣慰，因为自己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会议期间，张太雷介绍同学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并参与了《对东方国家劳动人民宣言》的起草工作。
会后，张太雷回到上海，受党中央委托，他与瞿秋白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负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五
1922年5月5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104周年诞辰纪念日。这一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东园隆重开幕。中共领导人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说，张太雷致开幕词并向大会作了团章和团纲的报告。大会正式制定了团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
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孙中山被迫到上海避难。陈独秀、李大钊及马林、张太雷等多次会见孙中山，提议国共合作。落难之时的孙中山为共产党的真诚相助所感动，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最后确定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方针，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张太雷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以桂林会谈的内容为例对孙中山作了充分的肯定。会后，经国民党员张继介绍，孙中山在上海亲自主持，接纳张太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9月，孙中山邀约各省在上海的国民党员座谈改组国民党党务问题，陈独秀和张太雷均应邀与会，张太雷在座谈中积极赞成孙中山的主张。
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三大上，张太雷客观、正确地评价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革命立场，分析了把国民党改造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合作” ，共产党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的骨干力量”。
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张太雷和恽代英、邓中夏等主持了大会，并在会上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对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大会坚决拥护党的“三大”所确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团员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要服从共产党和本团的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中应保存独立的严密组织。
当时，孙中山在上海成立“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代表团由国共两党各派两名党员组成，代表共产党的是张太雷和沈定一，国民党代表则为蒋介石和王登云，由蒋介石任团长。“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8月16日由上海乘日轮“神风一号”出发，9月2日抵达莫斯科。
在苏俄期间，代表团先后会晤了苏俄党、政、军方面的领导人，对其政治、军事、党务等方面进行考察。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举行了会谈，签署了共产国际援助国民党及聘请苏俄政治和军事顾问到中国帮助中国革命的协议。张太雷虽然因参加青年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没有随团回国，但他将代表团考察活动的情况专门向孙中山写了一个报告。
10月，张太雷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张太雷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后，他又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
1924年春，在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刻，张太雷奉命回国。适值团中央书记刘仁静因犯错误辞职，遂由张太雷接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3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根据国共合作的形势，调整和制定了团的行动纲领和策略，提出了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号，动员全国的团员和青年积极投身到大革命运动中去。
1925年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太雷受中共中央和青年共产国际之命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和一系列决议。在大会开幕的第一天，会议就决定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领导下的青年组织的名称。在30日举行的团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张秋人、贺昌5人组成中央局，负责常务工作，张太雷为团中央总书记、《团刊》编辑，并兼妇女部长。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张太雷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后，张太雷被派到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
鲍罗廷的办公室设在广州的一所二层楼的小洋房里。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团在楼上，张太雷住在楼下。每天前来找鲍罗廷商谈、请示的国共两党人士络绎不绝，张太雷将这些会见活动安排得有条不紊，并担任谈话的翻译工作，充分展示了惊人的工作效率和高超的协调能力，成为鲍罗廷的得力助手。鲍罗廷出席各种会议，或发表演讲，也均由张太雷陪同担任翻译。
此时的张太雷还兼任着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主编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他经常以“木”、“大”、“泰雷”、“大雷”为笔名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指导工农运动的开展。张太雷还常到中国共产党举办的各种讲习班、训练班讲授共产国际、俄共（布）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受聘为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讲授《十月革命问题》。
对蒋介石排挤共产党员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张太雷主张坚决予以反击。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张太雷十分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以武力进行回击的主张。他提议把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十万工农群众，以革命武装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同时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张太雷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右派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陷害打击中国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分裂国民革命势力。信中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决心“与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地主劣绅、贪官污吏作斗争”、“共产党决计不因为敌人的造谣而放弃他革命的工作。”
随着北伐军攻克华中重镇武汉，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心北移。12月7日，张太雷陪同鲍罗廷专程上庐山，与蒋介石商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问题。当初，蒋介石为了使国民政府离开工农群众力量雄厚的广东省，极力主张迁都武汉。而今却出尔反尔，企图将国民政府迁至南昌，置于他的股掌之中。鲍罗廷、张太雷对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予以坚决拒绝，坚持按10月的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迁都武汉，双方不欢而散，张太雷离开庐山后，由九江乘船溯江而上，于12月10日到达武汉。
1927年4月，张太雷接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随即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张太雷与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任弼时等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毛泽东关于迅速进行土地革命、大力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正确建议。这次会议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委员。
6月5日，张太雷发表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提出“帮助农民武装起来，以保卫自己”。他和周恩来一起加紧隐蔽、应变等各种准备，安排党员撤离，把一些干部派往贺龙、叶挺领导的部队。根据他的提议，中央机关由汉口秘密迁到了武昌湖上园，湖北区委也同时迁至武昌胭脂山啸楼巷2号秘密办公。“黑云压城城欲摧”，张太雷常常提醒战友：“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与通缉共产党人，张太雷也被列入通缉名单。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屠杀政策下，武汉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气氛。这时，中共中央与湖北区委已全部转入了地下斗争。
六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张太雷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11月26日，张太雷受命回广州组织武装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广州，张太雷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经常深入基层，传达党的决定。他在沙面白鹅潭一艘邮政船上秘密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和部署起义的各项工作，又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旁召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单位的骨干分子200余人秘密会议，做起义的动员报告。会后，他还亲自主持教导团各级干部的分组训练，落实教导团的各项起义准备工作，研究起义时的军事部署、起义政纲、宣言、文告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等问题。12月7日，张太雷秘密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通过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同日，还主持广东省委会议，通过苏维埃政纲、宣言和行动纲领。会上，张太雷被推选为人民海陆军委员，代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
12月10日深夜，张太雷在广东省财政厅前党的秘密联络站召开教导团、警卫团骨干会议，部署发动起义。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偕起义军总指挥叶挺、秘书长恽代英等人来到教导团驻地，主持起义誓师会议。3时半，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
天亮前，起义军已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市区。清晨6时许，张太雷身穿戎装，系着红领带，在刚攻克的广州市公安局主持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工农兵执行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府名单和《广州苏维埃宣言》。同时，中共广东省机关刊物《红旗》出版号外。广东省委、广州苏维埃政府都印发了告民众书，宣布起义胜利，号召工农兵群众继续斗争，并选举代表参加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成立伊始，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张太雷彻夜不眠，忙个不停。当晚，他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时局，决定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军，并将战线推到郊外。
12月12日晨，驻珠江南岸的敌军李福林部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分两路渡河，向起义军反扑，张太雷和叶挺等指挥起义军顽强抵抗，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对珠江北岸的敌军继续进行扫荡。中午，在战火纷飞中，广州各界代表在丰宁路西瓜园广场召开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张太雷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张太雷返回指挥部不久，得到敌军从观音山向总指挥部扑来的报告，他急忙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以及警卫、司机共4人乘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
汽车行驶至惠爱西路，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群穿便衣拿枪的人，司机一时也看不清他们脖子上是否有红领带。缺乏经验的警卫和司机还以为是赤卫队员，没有防备。这批人却一声呼啸，散到路边开枪射击，原来他们是工贼组成的称为“体育队”的反动武装。后座上的张太雷和前座上的卫士见状马上拔枪，张太雷边奋起还击，边喊：“保护共产国际代表!” 最终，张太雷不幸身中三弹，倒在车内牺牲，一起牺牲的还有他的卫士和司机。
张太雷是中共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聂荣臻后来很惋惜地回忆说：“太雷同志虽然是我们党内有威望的领导者，是一位好同志，但他是书生出身，缺乏军事常识，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就以他在12日中午出席西瓜园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遇难这件事来说，对警卫工作没有注意，结果却给敌人的冷枪打死了。”
张太雷牺牲后不久，苏联《真理报》刊发了纪念他的照片。瞿秋白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写下《悼张太雷同志》：“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
张太雷的人生轨迹与中国革命进程同步，他的名字、生平和事业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青年运动紧密地连在一起。“先贤浩气唱大风，时代不与旧时同。江山代有杰人出，愿为太雷响长空！”张太雷以文人革命家的柔弱身躯竖起一座历史的丰碑，尽管他在我们的记忆中已渐行渐远，但他的不朽精神将会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