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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均在管理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以《管理世界》和《经济研究》刊发的二篇论文为例，比较两种范式在研究的主客体关系、认知解释模式、研究过程设计三个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性，最后，指出了研究范式融合的三种具体模式。
关键词 质化研究 量化研究 管理研究方法
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与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一直以来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两类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管理学研究领域也倍受推崇。质化研究突出强调在自然情境下，发挥研究者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非结构化访谈、观察、文本分析等手段，以当事人的视角对社会现象或者具体事件进行深度研究，而量化研究则突出强调在实证主义思想指导下，通过实验、实地调查、二手数据等资料的客观分析，试图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结论。很长_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派系之争激烈，质化研究者偏好丰富翔实的情境事实，攻击量化研究的纯粹数据推导，缺乏人文主义；而量化研究者往往对数字情有独钟，攻击质化研究的本质直观解读，缺乏科学主义，甚至一度出现过类似“井水不犯河水”的分歧。本文试图在梳理两种研究范式起源、发展路径、主客体关系、应用解释模式、研究过程设计等差异性的基础上，指出当下十分有必要创造性地将两种研究范式有机融合，认真探讨两种研究范式融合的具体模式。
一、两种研究范式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纵观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任何一种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身处的时代特征，社会的突破性变化和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往往是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形成的基石和土壤。
(一)质化研究兴起的渊源与发展
质化研究可以追溯到西方学者对人种志的兴趣。主要用来研究原始部落条件下人类群聚模式、生存方式和特定的传统文化。早期的学者们往往会借助文字资料方式，或者研究者亲自前往实地进行细致地观察和访谈，进而达到动态勾勒、还原或者再现某种情境，冀希望在对世界上落后民族残存的原始文化中，了解和发现自己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优势。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自我意识“不仅可以包容被研究的对象世界，而且可以创造一个社会世界”
(文军，蒋逸民，2010)。如参与式访谈作为质化研究的重要形式，研究者完全可以开始采取一种视情况而定的研究态度，注重在研究双方彼此互动、集体理解的过程中，通过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去理解对方，并将结果合理地“解释”出来。
在19世纪末期，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就热衷于“采用以田野调查为主”(熊秉纯，2001)的质化研究，主张研究活动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确定性，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充满知识分子个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于1878—1905年期间广泛深入地到山东农民家庭调研，出版了《中国农村生活》一书。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科学主义盛行，致使质化研究陷入一种困境之中，甚至一度被认为是非科学。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调查研究基本上处于低潮状态，但是，费孝通1957年以及后来的1980年两度调查“江村”，又给我国社会科学界的质化研究树立了典范。
根据采集数据方式的不同，质化研究可以分为案例研究、人种志研究、焦点小组、图片录音等多种形式。(菲尔·卡尔斯贝肯，任玥，2010)自从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录音、录像、MP4、CD等设备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推动着质化研究的再度复兴。一是借助这些新设备、新产品，研究者可以更加规范、严谨地开展和实施质化研究方案。二是质性分析的统计软件不断成熟。如澳洲QSR公司于1981年开发设计了一套辅助质化研究的Nvivo软件，平均每3年左右时间就推出新版本，还有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Atlas.ti质性分析软件，后者的强项体现在对影音文档的处理上。
(二)量化研究和渊源与发展
18世纪中叶始于英国，19世纪后又席卷西欧和美国的工业革命促进了民众对科学生产力的认识提高。哲学的自然主义开始兴起，学者们倾向于采用实验、模拟、测量等方法，确定事物的因果关系及客观规律，对科学的内容与形式给予了重新评价。由此同时引发了两个后果：一是部分崇尚自然主义的研究者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社会科学家转变研究方法，选择尝试量化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问题。如冯特心理实验室的设立，突破了康德所主张的“心理学不能成为科学”的预言，(叶浩生，2008)可以被视为心理学史研究范式的巨大进步。
19世纪法国古典社会学大师孔德创立了量化研究者自觉遵守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他曾鲜明地指出人们的研究开始进入实证时期，建立起理性和充满科学性的知识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量化研究范式主张在主观世界以外，必然存在某种客观唯一的真相，研究者只有采用严谨的态度、严格的程序，才能获得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结论。
从技术进步层面来看，量化研究进程最有力的推动者是威廉·配弟。他在《政治算术》中特别提出了把数理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有学者称其“开数量化运动之先河”。(秦金亮，2002)20世纪40年代，以系统工程、运筹学等新兴学科在管理学中得到迅速应用，这种量化分析法在运用计量模型来测试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方面存在明显优势。基于抽样调查获得的一手数据，管理学者开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先进统计手段，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管理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
二、两种研究范式的差异性
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范式在国内管理学领域均已获得广泛应用。我们在此选择刊发于《管理世界》的“来源国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基于美、印消费者评价和合理性理论视角的扎根研究》(以下简称“汪文”)(汪涛，周玲，周南，牟宇鹏，谢志鹏，2012)和刊发于《经济研究》的《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吗?》(以下简称“陆文”)(陆正飞，王雄元，张鹏，2012)两篇范文，从研究的主客体关系、认知解释模式和研究过程设计三个方面，就两种研究范式做出如下比较(如表1)： (一)研究主客体关系
质化研究认为，做研究的理由在于了解和描述有意义的社会行动，透过人们的互动而发现社会真相的本质，获得被研究者的共鸣与认同。无论是解释性还是批判性社会科学方法都主张主体与客体的合一，如汪文通过扎根研究来获得被研究者数据，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被研究者“参与”研究的可能性，美国、印度消费者的网上帖子反映着被研究者的地位不再是客体，更像是研究的主体，虽然作者们和国外消费者可能并未曾谋过面，但他们在译码、编码乃至形成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更象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在进行一场公开化的深度“对话”。正是由于质化研究多数是基于个案的解释，虽然研究者努力去最为全面的解释某个案例，但它毕竟把“我们视野也局限在个案上”。(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2005)，所以，质化研究具有表意性(ideographic)学科的性质。
量化研究则始坚持西方哲学史上已经发展了100多年的实证主义。这种研究范式坚持认为，做研究的理由在于事物内部或者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稳定模式和秩序，有待于研究者去发现自然法则。与质化研究不同的是，量化研究主张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总体上看，量化研究范式是具有律则性(nomothetic)科学的性质，它在“试图解释某一类的情形或事物，而不是某个个案”。(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2005)这种律则性旨在普适性原则指导下，揭示某种行为的一般模式和共同心理特征。如陆文以1999-2009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试图获得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一般性规律。其中，研究主体和客体是严格分离的，在获取数据过程中，研究者并没有能够和数据涉及的样本企业开展交流。
(二)认知解释模式
质化研究范式注重研究者的内在体验来获得资料，往往通过对那些充满歧义、相对模糊和非透明的语言进行解读，才能形成一个具有多元因素的结构性因果模式或者非结构性的复杂逻辑。如汪文在搜索并梳理10大样本网站近10年的网络帖子时，包括313个帖子下的6245条评论，涉及产品之多、信息量之大、语言之充满歧义，直接带给研究者的巨大工作量，并且，也只有在筛选出那些有价值的帖子时，才能真正揭示出非结构化的“来源国形象的形成机制”和“来源国形象的影响机制”。由此看来，质化研究者关注的是在时空脉络下的特定历史个体，通过对现象的深描及意义理解，反映个别意义与整体意义之间的“脉络关系”。
量化研究范式的语言表述和概念界定十分明确，变量设计具有透明性，认识的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自然规律。以陆文为例，作者们先对涉及到的企业股权性质、企业治理结构，以及被解释变量职工平均工资等变量设计均做出了清晰的界定，然后再开展统计验证。而且，量化研究者对规律的揭示往往会努力实现去时空化的效果，通过验证因果和说明规律，反映普遍定律与个别例证之间的“应用关系”。值得说明的是，陆文的量化研究采用的是二手数据，并没有象其它管理学的实证类成果一样，去花大气力设计能够测量到以被研究者心理评价为依据的问卷数据。
(三)研究过程设计
质化研究范式允许研究者本人的价值观涉入到研究过程中，具体的研究过程与方案设计并没有统一标准，研究者可以通过参与观察、行动研究、文本分析法、历史研究法、人种志方法等具体的质性技术，最终形成充满多元主义的研究架构与观点。以汪文为例，在理论抽样、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等活动中，研究者不可能不把自身的价值观涉入其中，甚至研究者价值观还直接决定着他们对理论何时趋于饱和的判断。如果说那些具有诠释性社会科学性质的管理学类研究成果是在通过描述人们产生和维系他们所处系统的意义来形成理论，那么，那些具有批判性社会科学性质的管理学类研究成果则是借助通过揭露真相来发展既有理论。
量化研究范式要求研究者采取价值中立原则，避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研究对象。如陆文深知不同股权性质企业间工资差异倍受全社会关注的事实，但其自身价值观并没有直接影响对结果的判断，而是以忠实于官方权威数据的态度和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验证假设，确保研究结论为工资理论提供企业层面的新证据。总体上看，量化研究技术相对单调，研究过程也往往具有类似“八股文”的特征，通常会借助诸如SPSS、AMOS等统计分析软件，最终验证具有模型主义的思想观点，所揭示的理论框架也远没有质化研究那样复杂。
三、两种研究范式的融合模式
虽然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存在上述的差异性，但是管理学界还是普遍允许两种范式同时并存，承认两种研究范式之间实现融合的必要性。两种研究范式相结合既是我国心理学界强调的重要原则，(张红川，王耘，2001)也是国内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不少高校一边倒地倡导管理学博士学位论文走量化研究范式的时候，国内顶级期刊《管理世界》特别增设“中国工商管理案例研究”专栏、大连理工大学还创办以推进本土化案例研究为宗旨的期刊《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它们对繁荣不同研究范式在国内管理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混合的方法设计”，标志着一个管理学研究领域新时代的开始。其典型特征在于从实用角度，把二者优势相互结合了起来。(Kelle，2006)与其说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范式，不如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其连续性多于两分性”。(陈向明，2000)两种范式的融合模式包括：
(一)顺序式融合
在一项研究活动中，首先采用质化研究范式，然后再选择量化研究范式。由于存在先后顺序关系，故称其为顺序式融合(如图1)。这种融合模式可以克服采用单一研究范式的缺陷，如质化研究更适合于研究具有历史动态性的问题，有利于对某一问题进行详细描述，但质化研究结果不能作概率上的推断演绎，研究结果往往缺乏代表性和可推广性。
当研究主题尚处在模糊状态，很少有学者曾经做出过足以令人信服的解释时，质化研究范式就比较合适，它有利于提供“深入研究的线索和理论雏形”。(凌建勋，凌文辁，方俐洛，2003)而当研究主题逐渐清晰起来，研究者又试图更加精确地描述或者做出预测时，量化研究就表现得更有价值。所以，如果能够在质化研究基础上形成相关理论假设，然后再采用量化研究范式，则可以发挥量化研究的长处，形成优势互补。这是因为，只有在量化研究过程中变量界定合理、测量尺度符合标准、数据收集方法得当、数理推断正确，由此形成的研究结论才具有更大的推广价值。 (二)平行式融合
平行式融合是指在一项研究活动中，研究者并不是根据研究阶段来先后采用不同研究范式，而是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如图2)。尤其是对于那些复杂的研究项目，需要同时考虑宏观与微观层次相结合，才能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此时，同步采用两种范式有其合理之处。Layder(1993)曾提出把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因果关系和个人意义的建构相兼顾的研究“新策略”，倡导合并使用质的资料收集和量的测试方式相结合方法。这是因为，质化研究能够对微观的、特殊的、深层次的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能够发现被试者复杂的心理反应过程，但是，它不利于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现象和群体性的变化趋势。然而，量化研究则可以根据大规模人群的心理特征以及心理反映是否呈现出正态分布，来判断某种趋势性变化具有多大的推广价值。
(三)交错式融合
交错式融合是指在一项研究活动中，采用将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交替进行的范式(如图3)。具体地说，在研究之初先采用质化研究范式建立理论框架，接着通过量化研究，既证明部分理论假设的科学性，又丰富和拓展形成新的理论假设，最后，再次采用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范式，验证和修改理论假设，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我们认为，交错式融合的研究范式并没有固定模式，只要它有助于促进某类特定的研究课题产生高质量的成果即可。尤其是对于管理学中一些新涌现的研究课题，如企业社会责任、网络购物中的信任关系等。
四、结论与启示
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曾经处于相互对峙的状态，目前这种状况正在打破。近年来，国内不少高校管理学博士生教育一改过去以思辨为主要形式的论文写作模式，极力倡导规范的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范式“竞相争艳”，但是，如何做到两种研究范式在规范中发展、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呢?以下三点趋势值得关注：
1.进一步发挥两种研究范式的突出优势。一度把实证研究尊为最具合法性的研究方法论，显然是一种明显的误导，存在重大的危害性。(韩巍，2011)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方法上的融合是未来发展趋势，“混合式研究模式”已经开始受到学界推崇。(凌建勋，凌文辁，方俐洛，2003)就具体的方案设计而言，更需要未来的研究者充分发挥两种研究范式的突出优势，如类似观察、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分析技术在收集资料方面就具有明显优势，通过质化研究获得的详细信息，还将有助于进一步解释量化研究的结论，尤其是有利于发现那些没有被证实的理论假设背后的深层次根源。
2.进一步提高质化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之所以许多量化研究的学者从心底里怀疑甚至排斥质化研究成果，主要在于质化研究并不存在一套共同遵守的规范，(陈向明，2008)甚至被讥讽为“公说公有说，婆说婆有理”。归根结蒂的方向在于努力提高质化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提高研究结论的代表性和可推广性。特别是管理学中的许多研究课题，如管理伦理、社会责任、工作家庭冲突等都与价值观密切相关，简单地靠精确计算的“管理科学”方法和“价值无涉”的自然科学准则也并不十分妥当，所以，提高质化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对于促进管理学科的全面发展十分关键。
3.进一步提高量化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人们在采用量化研究范式时，必须考虑确定合适的样本量，才能确保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说服力，事实上，即使研究人员付出再多的努力，通过随机性获得样本来验证管理学假设的做法仍可能是片面的。这是因为，管理的核心在于处理人际关系，许多管理学问题又都与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有关，而这些问题多数是理性与非理性、有序与无序相互交织的复杂现象。并且，有些管理学问题(如：心理契约违背、政治关联、离职倾向等)的研究对象还可能具有边缘性特点，即使你能够找到统计学意义上能够接受的样本量，但是，他们也不一定完全就会真实地提供敏感信息和告诉心理感受，所提供的问卷信息并不全部真实，由此获得的研究结论更是令人质疑。
关键词 质化研究 量化研究 管理研究方法
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与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一直以来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两类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管理学研究领域也倍受推崇。质化研究突出强调在自然情境下，发挥研究者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非结构化访谈、观察、文本分析等手段，以当事人的视角对社会现象或者具体事件进行深度研究，而量化研究则突出强调在实证主义思想指导下，通过实验、实地调查、二手数据等资料的客观分析，试图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结论。很长_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派系之争激烈，质化研究者偏好丰富翔实的情境事实，攻击量化研究的纯粹数据推导，缺乏人文主义；而量化研究者往往对数字情有独钟，攻击质化研究的本质直观解读，缺乏科学主义，甚至一度出现过类似“井水不犯河水”的分歧。本文试图在梳理两种研究范式起源、发展路径、主客体关系、应用解释模式、研究过程设计等差异性的基础上，指出当下十分有必要创造性地将两种研究范式有机融合，认真探讨两种研究范式融合的具体模式。
一、两种研究范式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纵观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任何一种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身处的时代特征，社会的突破性变化和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往往是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形成的基石和土壤。
(一)质化研究兴起的渊源与发展
质化研究可以追溯到西方学者对人种志的兴趣。主要用来研究原始部落条件下人类群聚模式、生存方式和特定的传统文化。早期的学者们往往会借助文字资料方式，或者研究者亲自前往实地进行细致地观察和访谈，进而达到动态勾勒、还原或者再现某种情境，冀希望在对世界上落后民族残存的原始文化中，了解和发现自己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优势。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自我意识“不仅可以包容被研究的对象世界，而且可以创造一个社会世界”
(文军，蒋逸民，2010)。如参与式访谈作为质化研究的重要形式，研究者完全可以开始采取一种视情况而定的研究态度，注重在研究双方彼此互动、集体理解的过程中，通过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去理解对方，并将结果合理地“解释”出来。
在19世纪末期，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就热衷于“采用以田野调查为主”(熊秉纯，2001)的质化研究，主张研究活动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确定性，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充满知识分子个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于1878—1905年期间广泛深入地到山东农民家庭调研，出版了《中国农村生活》一书。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科学主义盛行，致使质化研究陷入一种困境之中，甚至一度被认为是非科学。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调查研究基本上处于低潮状态，但是，费孝通1957年以及后来的1980年两度调查“江村”，又给我国社会科学界的质化研究树立了典范。
根据采集数据方式的不同，质化研究可以分为案例研究、人种志研究、焦点小组、图片录音等多种形式。(菲尔·卡尔斯贝肯，任玥，2010)自从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录音、录像、MP4、CD等设备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推动着质化研究的再度复兴。一是借助这些新设备、新产品，研究者可以更加规范、严谨地开展和实施质化研究方案。二是质性分析的统计软件不断成熟。如澳洲QSR公司于1981年开发设计了一套辅助质化研究的Nvivo软件，平均每3年左右时间就推出新版本，还有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Atlas.ti质性分析软件，后者的强项体现在对影音文档的处理上。
(二)量化研究和渊源与发展
18世纪中叶始于英国，19世纪后又席卷西欧和美国的工业革命促进了民众对科学生产力的认识提高。哲学的自然主义开始兴起，学者们倾向于采用实验、模拟、测量等方法，确定事物的因果关系及客观规律，对科学的内容与形式给予了重新评价。由此同时引发了两个后果：一是部分崇尚自然主义的研究者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社会科学家转变研究方法，选择尝试量化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问题。如冯特心理实验室的设立，突破了康德所主张的“心理学不能成为科学”的预言，(叶浩生，2008)可以被视为心理学史研究范式的巨大进步。
19世纪法国古典社会学大师孔德创立了量化研究者自觉遵守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他曾鲜明地指出人们的研究开始进入实证时期，建立起理性和充满科学性的知识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量化研究范式主张在主观世界以外，必然存在某种客观唯一的真相，研究者只有采用严谨的态度、严格的程序，才能获得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结论。
从技术进步层面来看，量化研究进程最有力的推动者是威廉·配弟。他在《政治算术》中特别提出了把数理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有学者称其“开数量化运动之先河”。(秦金亮，2002)20世纪40年代，以系统工程、运筹学等新兴学科在管理学中得到迅速应用，这种量化分析法在运用计量模型来测试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方面存在明显优势。基于抽样调查获得的一手数据，管理学者开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先进统计手段，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管理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
二、两种研究范式的差异性
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范式在国内管理学领域均已获得广泛应用。我们在此选择刊发于《管理世界》的“来源国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基于美、印消费者评价和合理性理论视角的扎根研究》(以下简称“汪文”)(汪涛，周玲，周南，牟宇鹏，谢志鹏，2012)和刊发于《经济研究》的《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吗?》(以下简称“陆文”)(陆正飞，王雄元，张鹏，2012)两篇范文，从研究的主客体关系、认知解释模式和研究过程设计三个方面，就两种研究范式做出如下比较(如表1)： (一)研究主客体关系
质化研究认为，做研究的理由在于了解和描述有意义的社会行动，透过人们的互动而发现社会真相的本质，获得被研究者的共鸣与认同。无论是解释性还是批判性社会科学方法都主张主体与客体的合一，如汪文通过扎根研究来获得被研究者数据，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被研究者“参与”研究的可能性，美国、印度消费者的网上帖子反映着被研究者的地位不再是客体，更像是研究的主体，虽然作者们和国外消费者可能并未曾谋过面，但他们在译码、编码乃至形成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更象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在进行一场公开化的深度“对话”。正是由于质化研究多数是基于个案的解释，虽然研究者努力去最为全面的解释某个案例，但它毕竟把“我们视野也局限在个案上”。(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2005)，所以，质化研究具有表意性(ideographic)学科的性质。
量化研究则始坚持西方哲学史上已经发展了100多年的实证主义。这种研究范式坚持认为，做研究的理由在于事物内部或者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稳定模式和秩序，有待于研究者去发现自然法则。与质化研究不同的是，量化研究主张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总体上看，量化研究范式是具有律则性(nomothetic)科学的性质，它在“试图解释某一类的情形或事物，而不是某个个案”。(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2005)这种律则性旨在普适性原则指导下，揭示某种行为的一般模式和共同心理特征。如陆文以1999-2009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试图获得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一般性规律。其中，研究主体和客体是严格分离的，在获取数据过程中，研究者并没有能够和数据涉及的样本企业开展交流。
(二)认知解释模式
质化研究范式注重研究者的内在体验来获得资料，往往通过对那些充满歧义、相对模糊和非透明的语言进行解读，才能形成一个具有多元因素的结构性因果模式或者非结构性的复杂逻辑。如汪文在搜索并梳理10大样本网站近10年的网络帖子时，包括313个帖子下的6245条评论，涉及产品之多、信息量之大、语言之充满歧义，直接带给研究者的巨大工作量，并且，也只有在筛选出那些有价值的帖子时，才能真正揭示出非结构化的“来源国形象的形成机制”和“来源国形象的影响机制”。由此看来，质化研究者关注的是在时空脉络下的特定历史个体，通过对现象的深描及意义理解，反映个别意义与整体意义之间的“脉络关系”。
量化研究范式的语言表述和概念界定十分明确，变量设计具有透明性，认识的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自然规律。以陆文为例，作者们先对涉及到的企业股权性质、企业治理结构，以及被解释变量职工平均工资等变量设计均做出了清晰的界定，然后再开展统计验证。而且，量化研究者对规律的揭示往往会努力实现去时空化的效果，通过验证因果和说明规律，反映普遍定律与个别例证之间的“应用关系”。值得说明的是，陆文的量化研究采用的是二手数据，并没有象其它管理学的实证类成果一样，去花大气力设计能够测量到以被研究者心理评价为依据的问卷数据。
(三)研究过程设计
质化研究范式允许研究者本人的价值观涉入到研究过程中，具体的研究过程与方案设计并没有统一标准，研究者可以通过参与观察、行动研究、文本分析法、历史研究法、人种志方法等具体的质性技术，最终形成充满多元主义的研究架构与观点。以汪文为例，在理论抽样、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等活动中，研究者不可能不把自身的价值观涉入其中，甚至研究者价值观还直接决定着他们对理论何时趋于饱和的判断。如果说那些具有诠释性社会科学性质的管理学类研究成果是在通过描述人们产生和维系他们所处系统的意义来形成理论，那么，那些具有批判性社会科学性质的管理学类研究成果则是借助通过揭露真相来发展既有理论。
量化研究范式要求研究者采取价值中立原则，避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研究对象。如陆文深知不同股权性质企业间工资差异倍受全社会关注的事实，但其自身价值观并没有直接影响对结果的判断，而是以忠实于官方权威数据的态度和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验证假设，确保研究结论为工资理论提供企业层面的新证据。总体上看，量化研究技术相对单调，研究过程也往往具有类似“八股文”的特征，通常会借助诸如SPSS、AMOS等统计分析软件，最终验证具有模型主义的思想观点，所揭示的理论框架也远没有质化研究那样复杂。
三、两种研究范式的融合模式
虽然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存在上述的差异性，但是管理学界还是普遍允许两种范式同时并存，承认两种研究范式之间实现融合的必要性。两种研究范式相结合既是我国心理学界强调的重要原则，(张红川，王耘，2001)也是国内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不少高校一边倒地倡导管理学博士学位论文走量化研究范式的时候，国内顶级期刊《管理世界》特别增设“中国工商管理案例研究”专栏、大连理工大学还创办以推进本土化案例研究为宗旨的期刊《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它们对繁荣不同研究范式在国内管理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混合的方法设计”，标志着一个管理学研究领域新时代的开始。其典型特征在于从实用角度，把二者优势相互结合了起来。(Kelle，2006)与其说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范式，不如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其连续性多于两分性”。(陈向明，2000)两种范式的融合模式包括：
(一)顺序式融合
在一项研究活动中，首先采用质化研究范式，然后再选择量化研究范式。由于存在先后顺序关系，故称其为顺序式融合(如图1)。这种融合模式可以克服采用单一研究范式的缺陷，如质化研究更适合于研究具有历史动态性的问题，有利于对某一问题进行详细描述，但质化研究结果不能作概率上的推断演绎，研究结果往往缺乏代表性和可推广性。
当研究主题尚处在模糊状态，很少有学者曾经做出过足以令人信服的解释时，质化研究范式就比较合适，它有利于提供“深入研究的线索和理论雏形”。(凌建勋，凌文辁，方俐洛，2003)而当研究主题逐渐清晰起来，研究者又试图更加精确地描述或者做出预测时，量化研究就表现得更有价值。所以，如果能够在质化研究基础上形成相关理论假设，然后再采用量化研究范式，则可以发挥量化研究的长处，形成优势互补。这是因为，只有在量化研究过程中变量界定合理、测量尺度符合标准、数据收集方法得当、数理推断正确，由此形成的研究结论才具有更大的推广价值。 (二)平行式融合
平行式融合是指在一项研究活动中，研究者并不是根据研究阶段来先后采用不同研究范式，而是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如图2)。尤其是对于那些复杂的研究项目，需要同时考虑宏观与微观层次相结合，才能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此时，同步采用两种范式有其合理之处。Layder(1993)曾提出把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因果关系和个人意义的建构相兼顾的研究“新策略”，倡导合并使用质的资料收集和量的测试方式相结合方法。这是因为，质化研究能够对微观的、特殊的、深层次的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能够发现被试者复杂的心理反应过程，但是，它不利于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现象和群体性的变化趋势。然而，量化研究则可以根据大规模人群的心理特征以及心理反映是否呈现出正态分布，来判断某种趋势性变化具有多大的推广价值。
(三)交错式融合
交错式融合是指在一项研究活动中，采用将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交替进行的范式(如图3)。具体地说，在研究之初先采用质化研究范式建立理论框架，接着通过量化研究，既证明部分理论假设的科学性，又丰富和拓展形成新的理论假设，最后，再次采用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范式，验证和修改理论假设，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我们认为，交错式融合的研究范式并没有固定模式，只要它有助于促进某类特定的研究课题产生高质量的成果即可。尤其是对于管理学中一些新涌现的研究课题，如企业社会责任、网络购物中的信任关系等。
四、结论与启示
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曾经处于相互对峙的状态，目前这种状况正在打破。近年来，国内不少高校管理学博士生教育一改过去以思辨为主要形式的论文写作模式，极力倡导规范的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范式“竞相争艳”，但是，如何做到两种研究范式在规范中发展、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呢?以下三点趋势值得关注：
1.进一步发挥两种研究范式的突出优势。一度把实证研究尊为最具合法性的研究方法论，显然是一种明显的误导，存在重大的危害性。(韩巍，2011)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方法上的融合是未来发展趋势，“混合式研究模式”已经开始受到学界推崇。(凌建勋，凌文辁，方俐洛，2003)就具体的方案设计而言，更需要未来的研究者充分发挥两种研究范式的突出优势，如类似观察、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分析技术在收集资料方面就具有明显优势，通过质化研究获得的详细信息，还将有助于进一步解释量化研究的结论，尤其是有利于发现那些没有被证实的理论假设背后的深层次根源。
2.进一步提高质化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之所以许多量化研究的学者从心底里怀疑甚至排斥质化研究成果，主要在于质化研究并不存在一套共同遵守的规范，(陈向明，2008)甚至被讥讽为“公说公有说，婆说婆有理”。归根结蒂的方向在于努力提高质化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提高研究结论的代表性和可推广性。特别是管理学中的许多研究课题，如管理伦理、社会责任、工作家庭冲突等都与价值观密切相关，简单地靠精确计算的“管理科学”方法和“价值无涉”的自然科学准则也并不十分妥当，所以，提高质化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对于促进管理学科的全面发展十分关键。
3.进一步提高量化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人们在采用量化研究范式时，必须考虑确定合适的样本量，才能确保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说服力，事实上，即使研究人员付出再多的努力，通过随机性获得样本来验证管理学假设的做法仍可能是片面的。这是因为，管理的核心在于处理人际关系，许多管理学问题又都与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有关，而这些问题多数是理性与非理性、有序与无序相互交织的复杂现象。并且，有些管理学问题(如：心理契约违背、政治关联、离职倾向等)的研究对象还可能具有边缘性特点，即使你能够找到统计学意义上能够接受的样本量，但是，他们也不一定完全就会真实地提供敏感信息和告诉心理感受，所提供的问卷信息并不全部真实，由此获得的研究结论更是令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