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培养中国自己的一流指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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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前,我带乐团在欧洲访问演出时,由瑞士坐车进入法国。山间蜿蜒盘旋中,一路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正沉醉于美景之中,“贝藏松”的路标突然跃入眼帘,不由怦然心动,思绪万千。
  自进大学专攻指挥的第一天起,我就对“贝藏松”向往之至,毕竟诸多大师(如小泽征尔)的辉煌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这个地方对于一千充满美好理想的年轻指挥学生来说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命运的咽喉并非如贝多芬之愿望那般容易被扼住。三十个春夏秋冬转眼逝去之后,才觉得对指挥这门学问略有所悟。今年秋天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贝藏松。
  名不见经传的贝藏松既无卢浮宫的厚重,又无埃菲尔铁塔的宏伟,更无波尔多名酒的醇香。小城人口不多,恬静安逸。但每年秋天的音乐节(包括著名的指挥比赛)却办得十分热闹,全世界音乐爱好者云集。是文化、艺术、音乐,也是这个让青年指挥们魂牵梦萦的比赛使小城一跃成为名胜。
  今年春季,经过预选赛筛选,全世界共有20名选手入围,其中中国选手4名,为历届进入最多的一次。虽然他们精心准备尽力发挥,但很遗憾,所有这4位选手第一轮1/8比赛后即被淘汰。
  纵观比赛过程,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关注。四月下旬在北京预选时,面对钢琴四手撩拨着难度极大的巴托克的《乐队协奏曲》时,我们的选手无论在技术上和对音乐的驾驭程度上,自信心上一点不亚于外国选手,有时甚至略占优势。而到了贝藏松,面对一个职业乐团指挥时却显稚嫩并时而手足无措,缺乏自信。而众多外国选手(其中包括不少来自如日本、印尼的亚洲选手)面对乐团充满自信,游刃有余,发挥出色,即便提出一些并不合理的让乐手不愿接受的演奏要求时,也显得那么胸有成竹。
  经过进一步观察分析和思考,结合自己在国外留学4年的经验及近几年在国内音乐教育和交响乐舞台的所见所闻,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下面从共性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指挥家所需具备的重要素质之一是善于与入打交道。受传统教育的影响中国孩子普遍听话,不像外国选手在社交场合中谈笑风生,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乃至竭力表现自己的才能;
  二、国内的指挥教学局限太大,只能在课堂用两架钢琴代替乐队,学生根本无法对乐队的音色、音响、演奏法有任何概念,更无法体会如何在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乐手合作中实施自己的音乐理想。而在国外,指挥系学生的实践机会很多(如莫斯科音乐学院就有专职乐队供指挥系学生排练演出);
  三、指挥专业与其它表演专业最大的不同是他所操纵的“乐器”是一个有近百位不同年龄、性格、社会背景、生活习惯的乐手的组成。如何与人沟通,了解乐手的心理状态,用行之有效的手段达到自己的艺术目的是一个指挥家所面临的最难的课题。身怀绝技踌躇满志却无法让乐手接受的指挥家可谓屡见不鲜。我们的选手全是二十刚出头的大学生,与众多三十多岁的国外选手在同等条件下竞争,无疑稍逊一筹;
  四、交响音乐作为无国界的通码艺术,它的诠释者——指挥家应是一位熟知中西文化、历史的艺术使者。外语能力是指挥家的必备工具。与众多外国选手(包括日本、印尼等亚洲选手)同台,中国选手的外语表达能力相形见绌。结果是无法准确细腻地表达自己的要求与才华;乐团演奏家因此陷入茫然而导致情绪涣散、选手的不自信与无奈也就接踵而来;
  五、此次担任比赛演奏之一的乐团,是法国著名的图卢兹交响乐团,演奏水平很高。自信、自傲的艺术家优雅气质随时可以在每一个乐手身上看到。但面对年轻、经验不足的选手,艰巨的工作量以及繁复的曲目(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欢乐颂》一天要演奏六遍),他们自始至终没流露出一丝不耐烦和抱怨,而总是用鼓励的目光、和善的笑容对待每一位选手,表现出良好的职业道德。而在国内,指挥系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乐队。客观原因是所谓的市场化经营无法让乐团有财力去支持这项事业;主观原因是乐团的经营者和乐手们没有将培养年轻一代指挥视为己任,心理上对此是抵触的。难得的一些排练机会使指挥系学生在胆战心惊之余,得到的不快远多于收益。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正在国际舞台卜扮演不凡和重要的角色,令全世界瞩目。面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对世界说我们会是最好的。但听完柏林爱乐乐团精彩的演奏,看到乐手在台—亡充满激情的几近完美的表演,谁还敢说我们拥有这样一支乐团已为期不远?有识之士和音乐爱好者都在为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发现许多现实问题,如: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旧的管理体制的缺陷、教学方法上的陈日、文化市场的扭曲、国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等等。我想补充一点,培养优秀的青年指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不好的乐队,只有不好的指挥”这句老话虽然也精辟也片面。不过,指挥是乐队的灵魂这是无人会否定的事实。那就让我们一起为培养中国自己的一流指挥做些什么吧!
  
  张国勇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歌剧院院长、艺术总监
  
  (责任编辑张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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