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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作为中国传统的艺术门类，早期形态是古代玺印，玺印于殷商时出现，并在秦汉时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到了宋代，众多文人参与印章的创作，使得篆刻艺术焕发了新的活力，尤其是优质石材被人们发现并在印章中广泛使用，更是冲破最后一道阻碍，让文人篆刻家彻底参与到印章的制作过程中，推动着篆刻真正开始走向艺术道路，而后衍生出众多的印学流派，逐渐丰富着篆刻的形式和门类。在众多的篆刻门类中，圆朱文印便是其中特点极其鲜明的一个。
篆刻艺术的载体——印章，在宋代以前属于实用工具的范畴，还谈不上自觉性的艺术创作，在纸张被发明并广泛运用之后，古玺印由早期的“压封泥”逐渐演变为如今盖印的方法，也就是印面蘸印泥盖于纸面。由于朱文印盖在纸面上比白文印更加清晰易辨，因此伴随纸张的普及，朱文印也日渐发展，到了隋代，就连有些官印的形式也变为朱文，此后朱文印在印章中的比例开始渐渐增多。
隋唐以后，官印的一改以往的形制，印面尺寸由之前的2厘米或者2.5厘米大小，变为4厘米或者更大，入印文字也由正统的“缪篆”变为笔画弯曲缠绕的小篆，且文字的笔画布局比之前更为疏朗。自宋代始，印面小篆文字的笔画变得更为弯曲，笔画的间隔也逐渐变小，而后演变为文字更为圆转平正、笔画间隔更加均匀、字的结构大小一致的固定印篆——“九叠文”，“九叠文”是宋代制作官印的固定文字。
自元代以后，私印在民间广为流传使用，私印的造型以及文字的篆写风格都与同时期的官印大为不同，比较起官印造型和文字的严肃，私印文字的形制与入印文字开始变得轻松活泼起来，尤其是元代大为时兴的押印，更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不论这种风格的变化是有主观意识的加入或者只是一种随机行为，都称得上是中国篆刻史上的重要变革，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变革得到了当时文人的广泛支持，众多爱好篆刻的文人在这一时期创作出了众多文意浓厚的印章作品，后人把这类印作称为文人篆刻。由此开始，官印、私印、文人篆刻开始分道扬镳，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
赵孟頫作为元代最为著名的书画家，在篆刻史上也有着崇高的地位。由于赵孟頫精通书法并且对铁线篆也有较强的功底，所以不同于之前的文人印章都是把内容告知印匠，后续不再参与，他的印章都是由自己打稿后才交付印工制作。由于印面文字都是自己设计，所以赵孟頫将他的艺术个性与他朴实清雅的书画风格融入其中，与他在绘画中提倡的“贵有古意”相通。赵孟頫自己设计的印章风格儒雅且书写意味浓厚，印文与边框相接，文字造型舒朗，笔画布局匀称，这一大胆的尝试为后人开阔了新的思路。
虽然赵孟頫因为政治原因在元代政界无实权，但这不妨碍他在当时艺术界的领袖地位，因此他在当时的号召力可想而知，他与吾丘衍倡导的印学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元朝，也为后世文人开阔了思路。
与赵孟頫相同，吾丘衍也是元代著名的写篆高手，他也是自作印稿然后交由印工刻印，印章风格比赵孟頫更为朴实大方。吾丘衍与赵孟頫被后人合称为“吾赵”，他们二人开创的创作印章风气被众多元代文人效法，文人们加入印稿的设计使印章的观赏价值大大提升，艺术成分明显高于同时期的官印或者私印。
除了赵孟頫与吾丘衍，元代的许多文人书画家都参与到印章的创作中，他们大都受到了“吾赵”二人的影响并采用二人的篆印手法，吾丘衍的学生吴睿便是其中代表之一。吴睿在吾丘衍的基础上将篆刻艺术与书法艺术进一步结合，将小篆重心较高的特点体现在印面中，还加入了笔画的转折、提按等元素，使印章文字的书写意味与观赏性大幅提升。
元代朱文印流传下来的实物数量不多并且创作水准参差不齐，但由这些仅存的作品中可以窥探圆朱文印的基本形式在这一时期已经确立，印文搭边、细线朱文、小篆入印、印文重心偏高等特征已然出现，这是篆刻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并且文人参与篆刻创作也是印章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分水岭，由此更能凸显出圆朱文印的历史意义。
明代的文人篆刻风气比元代更为普遍，这一时期的文人将吾丘衍与赵孟頫的印作奉为模仿对象，为了追求与赵孟頫相似的艺术效果，许多人将赵孟頫印作中的常用字如“赵”“斋”“书”等直接摹写至自己的印稿之中，这种方法得到的效果显而易见，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文人印章的艺术效果。得益于先辈们的苦心經营，明代圆朱文印集秦汉印章的质朴与宋元印章的儒雅于一身，开创了崭新的局面，文彭与何震在这一时期有着重要的地位。
文彭是文征明的长子，除了擅长琴棋书画，在篆刻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文彭早期只是学习元代文人自作印文后再交由他人刻制印章，后来他偶然发现灯光冻是优质的印章材料，此后便自己操刀刻印，结束了我国上千年的铜印时代，开创了以石治印的全新领域，因此被后人称为篆刻艺术的先导。他的印章篆法比元代圆朱文印章风格质朴，刀法也比元代的印匠们精致，这些特点对同期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何震早期的印风受文彭影响极深，与文彭的关系也可谓亦师亦友，他广泛搜集秦汉玺印并加以学习研究，将其特点加入到自己的印章创作中，使得后来的印风变得比较刚猛厚重。何震勇于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能“法古而不泥古”，在明代享有极高的声誉，当时的人们都以得到他的印章为荣。
文彭、何震二人身处以石治印的时代之初，真正实现了刀法与书法的统一，受他们的影响，明代篆刻艺术迅速发展，出现了门派林立、印风多变的局面，圆朱文印技法更加成熟，艺术水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擅长篆书的文人印水平明显高于不擅篆书者，这也说明了书法水平对印章的水平有着重大的影响。
（西安工业大学中国书法学院）
篆刻艺术的载体——印章，在宋代以前属于实用工具的范畴，还谈不上自觉性的艺术创作，在纸张被发明并广泛运用之后，古玺印由早期的“压封泥”逐渐演变为如今盖印的方法，也就是印面蘸印泥盖于纸面。由于朱文印盖在纸面上比白文印更加清晰易辨，因此伴随纸张的普及，朱文印也日渐发展，到了隋代，就连有些官印的形式也变为朱文，此后朱文印在印章中的比例开始渐渐增多。
隋唐以后，官印的一改以往的形制，印面尺寸由之前的2厘米或者2.5厘米大小，变为4厘米或者更大，入印文字也由正统的“缪篆”变为笔画弯曲缠绕的小篆，且文字的笔画布局比之前更为疏朗。自宋代始，印面小篆文字的笔画变得更为弯曲，笔画的间隔也逐渐变小，而后演变为文字更为圆转平正、笔画间隔更加均匀、字的结构大小一致的固定印篆——“九叠文”，“九叠文”是宋代制作官印的固定文字。
自元代以后，私印在民间广为流传使用，私印的造型以及文字的篆写风格都与同时期的官印大为不同，比较起官印造型和文字的严肃，私印文字的形制与入印文字开始变得轻松活泼起来，尤其是元代大为时兴的押印，更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不论这种风格的变化是有主观意识的加入或者只是一种随机行为，都称得上是中国篆刻史上的重要变革，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变革得到了当时文人的广泛支持，众多爱好篆刻的文人在这一时期创作出了众多文意浓厚的印章作品，后人把这类印作称为文人篆刻。由此开始，官印、私印、文人篆刻开始分道扬镳，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
赵孟頫作为元代最为著名的书画家，在篆刻史上也有着崇高的地位。由于赵孟頫精通书法并且对铁线篆也有较强的功底，所以不同于之前的文人印章都是把内容告知印匠，后续不再参与，他的印章都是由自己打稿后才交付印工制作。由于印面文字都是自己设计，所以赵孟頫将他的艺术个性与他朴实清雅的书画风格融入其中，与他在绘画中提倡的“贵有古意”相通。赵孟頫自己设计的印章风格儒雅且书写意味浓厚，印文与边框相接，文字造型舒朗，笔画布局匀称，这一大胆的尝试为后人开阔了新的思路。
虽然赵孟頫因为政治原因在元代政界无实权，但这不妨碍他在当时艺术界的领袖地位，因此他在当时的号召力可想而知，他与吾丘衍倡导的印学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元朝，也为后世文人开阔了思路。
与赵孟頫相同，吾丘衍也是元代著名的写篆高手，他也是自作印稿然后交由印工刻印，印章风格比赵孟頫更为朴实大方。吾丘衍与赵孟頫被后人合称为“吾赵”，他们二人开创的创作印章风气被众多元代文人效法，文人们加入印稿的设计使印章的观赏价值大大提升，艺术成分明显高于同时期的官印或者私印。
除了赵孟頫与吾丘衍，元代的许多文人书画家都参与到印章的创作中，他们大都受到了“吾赵”二人的影响并采用二人的篆印手法，吾丘衍的学生吴睿便是其中代表之一。吴睿在吾丘衍的基础上将篆刻艺术与书法艺术进一步结合，将小篆重心较高的特点体现在印面中，还加入了笔画的转折、提按等元素，使印章文字的书写意味与观赏性大幅提升。
元代朱文印流传下来的实物数量不多并且创作水准参差不齐，但由这些仅存的作品中可以窥探圆朱文印的基本形式在这一时期已经确立，印文搭边、细线朱文、小篆入印、印文重心偏高等特征已然出现，这是篆刻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并且文人参与篆刻创作也是印章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分水岭，由此更能凸显出圆朱文印的历史意义。
明代的文人篆刻风气比元代更为普遍，这一时期的文人将吾丘衍与赵孟頫的印作奉为模仿对象，为了追求与赵孟頫相似的艺术效果，许多人将赵孟頫印作中的常用字如“赵”“斋”“书”等直接摹写至自己的印稿之中，这种方法得到的效果显而易见，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文人印章的艺术效果。得益于先辈们的苦心經营，明代圆朱文印集秦汉印章的质朴与宋元印章的儒雅于一身，开创了崭新的局面，文彭与何震在这一时期有着重要的地位。
文彭是文征明的长子，除了擅长琴棋书画，在篆刻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文彭早期只是学习元代文人自作印文后再交由他人刻制印章，后来他偶然发现灯光冻是优质的印章材料，此后便自己操刀刻印，结束了我国上千年的铜印时代，开创了以石治印的全新领域，因此被后人称为篆刻艺术的先导。他的印章篆法比元代圆朱文印章风格质朴，刀法也比元代的印匠们精致，这些特点对同期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何震早期的印风受文彭影响极深，与文彭的关系也可谓亦师亦友，他广泛搜集秦汉玺印并加以学习研究，将其特点加入到自己的印章创作中，使得后来的印风变得比较刚猛厚重。何震勇于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能“法古而不泥古”，在明代享有极高的声誉，当时的人们都以得到他的印章为荣。
文彭、何震二人身处以石治印的时代之初，真正实现了刀法与书法的统一，受他们的影响，明代篆刻艺术迅速发展，出现了门派林立、印风多变的局面，圆朱文印技法更加成熟，艺术水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擅长篆书的文人印水平明显高于不擅篆书者，这也说明了书法水平对印章的水平有着重大的影响。
（西安工业大学中国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