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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企业对社会责任报告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行列。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简称“外资企业”）作为中国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先行者，对于培育中国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意识具有启蒙作用，是中国社会责任报告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
历史经验表明，一定时期内技术、管理、制度、文化和政策层面的秩序变化和趋势变革，都将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责任治理结构、实践方式和标准规则的重大调整，并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制定和实践施加影响，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也将不可避免地融入新的元素，并呈现出一些具有阶段性的趋势和特点。
本文选取了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样本，在对基本信息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全球范围内企业管理、贸易规则和标准模式等方面的具体变化，记者对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系统分析和解构，以期在进行特点归纳和趋势展望的同时，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对策。
一，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公众对跨国公司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经济指标上，如产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等。随着人们环保意识、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国际社会纷纷要求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披露环境和社会表现的相关信息。
为了记录和展示社会责任建设成果，通过打造利益相关方沟通的平台和创新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模式，进而增加生产运营的透明度和规避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跨国公司开始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专职负责社会责任的部门，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积极参与社会责任议题的相关倡议活动。
相关数据显示，早在2009年全球就有6000多家企业开始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跨国公司在海外运营的过程中往往也会披露自身的不足之处，并以此显示改进和提升的意愿和诚意。
总的来看，自2002年朝日啤酒集团发布《与环境对话书》（中文版）以来，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近年来呈现出了持续增长的势头。来自《WTO经济导刊》发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下称“数据统计期内”），外资企业共发布了448份社会责任报告。其中，2012年发布报告135份，为统计期内发布数量最多的年份。其中针对国内利益相关方发布的国别报告占比近八成，成为外资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主流。
从表中可以发现，尽管外资企业发布报告占中国报告的比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发布报告的数量却实现了年际问的稳步攀升。这一占比从2004年之前的50%以上，到近4年跌落至10%左右，同时也从另一侧面展现出我国社会责任报告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依据“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体系”所提供的主要指标来看，外资企业发布的报告多数能够做到结构比较完整，并对企业信息、报告信息、履责信息均做较为全面的披露，但对机构战略、风险和机遇分析进行了披露的报告仍只占少数，同时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计划方面，大多仅限于对社会责任规划做整体描述，只有部分报告显示出企业在经济责任、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的详细计划。
数据统计期内，外资企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披露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履责信息方面整体上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对基本利益相关方中的员工、客户、环境等履责信息披露比较全面，例如对员工劳资问题、安全生产措施、培训发展等均做了较为全面的描述，但对出资人的履责信息披露较少，只有部分报告显示了企业盈利状况。
其二，对除了基本利益相关方的其它利益相关方责任在识别、沟通等方面信息披露较少。另外，有些报告显示企业选取利益相关方最关注并且与公司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作为责任实践的重点，有效提高了履责绩效。
二、主要发现
社会责任报告作为系统梳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成效的具体呈现，不仅是企业实现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工具，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建设的主体方向和工作安排。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功能定位亦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与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格局，特定时期内的能源结构以及科学技术所处的历史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可以说较为全面地记录了企业治理结构、组织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演变发展，而它的趋势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新一轮经济贸易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如标准规则、商业模式以及科技水平等方面新的特点。
数据统计期内，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不断丰富发展，主要特点有：
1）报告编制过程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日益加强，并逐渐由企业内部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延伸。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和发布主要是企业专责部门（如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可持续发展部门）的工作，内容方面也大多只是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成效的工作总结。企业其他部门，包括公司高层、其他业务部门并没有参与到报告的编制和发布工作中，同时也不太注重当地政府、商业伙伴、公司客户等外部利益相关方的现实诉求。
而到了最近几年，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开始由自我规制的内部行为向自我规制、社会推动双向推动的形式转变。具体表现在，除了在报告的议题覆盖、逻辑框架、内容形式等方面，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编制发布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公司内部从董事长到普通员工的实质性参与，同时也更加注重体现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诉求和评价，并通过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开展建设性的沟通交流。
2）报告议题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脉动同步。及时准确地响应宏观政策的变化，积极主动地回馈社会关注的民生热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对所在国政策环境、社会需求往往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和行动力，并能够开展及时有效的研究学习和积极应对。在英特尔2011-2012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十八大”的字眼在通篇报告中多次出现，并贯穿到了报告所涉的教育创新、公益创新、环境创新等各个章节。 3）报告编制由标准时代向行为时代过渡趋势明显。外资企业在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时大多较为注重遵循和参照全球契约、GRI、ISO26000等相关国际标准所提倡的精神和原则，同时在指标上也能实现较好的覆盖。在此基础上，近年来，越来越多优秀的跨国公司在将这些标准内化为企业开展商业运营的依据和原则的同时，也开始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对供应链企业、内部员工的行为方式加以潜移默化和积极引导，打造一种积极健康的商业环境和团结向上的行为规范。
4）本土化发展推动全球化进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尽管实现了资本、技术、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但同时增加了跨国公司由于不同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各种潜在风险，这也就要求跨国公司在海外运营的过程中要做到因地制宜，实现与东道国的和谐共生和共同发展。许多外资企业都在报告中提出了进一步根植中国，在新的发展时期与中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成长的战略和计划。
作为外资企业与中国区各利益相关方交流的重要工具，国别报告对企业在中国区的社会责任实践信息做了比较系统的披露，不仅有利于中国区各利益相关方更全面地了解外资企业社会责任及持续发展理念、行动和绩效等信息，进而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本土化进程，同时中国区报告的一些最新成效和优秀实践也成为了公司全球报告不断丰富完善的有效补充。
5）社会责任报告与主题报告，行业白皮书相辅相成。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向社会公开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成效的同时，一些在特定行业或领域内具有标杆地位的外资企业开始立足于自身的技术优势，将社会责任建设拓展到人类普遍关注或行业聚焦的某一议题，并通过发布主题报告或行业发展白皮书展现企业对于时下热点议题的主动回应。有效地提高了报告的信息披露水平，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2012年6月5日，由中国三星制作完成的2011年中国三星企业环境报告书也正式对外出版。中国三星通过企业环境报告书让公众及时、详尽地了解三星在中国的环保工作以及三星为达到节能减排，保护地球家园所做的努力。
2012年3月26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公司的第五届年度《全球水资源管理和补偿报告》（Global Water Stewardship and Replenish Report），详细介绍了可口可乐公司提升用水绩效和管理水资源的方法，为促进健康和人类繁荣提供水资源。
三、主要建议
1）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加大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力度。在报告的广度方面，外资企业需要综合考虑企业所处的行业和自身的特性，使报告能够尽量覆盖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以及与各利益相关方相关的议题，加强对出资人、监管机构和同行等利益相关方相关信息的披露，加强对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效益和市场贡献等方面经济信息的披露。在报告的深度方面，系统披露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行动和绩效，特别是加大企业在满足利益相关方期望以及为实现差异化竞争等方面履行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力度。
2）报告参照标准应加强与中国各种评价标准的互认和统一。由于各国经济水平的差异性、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本身的复杂性、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管辖权等问题，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的指标遴选、评价标准以及认证体系的统一规范短期内仍难以达成。在ISO 26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颁布以后，社会责任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广泛共识，但由于ISO 26000非强制性和非认证性的特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评价等方面仍然未能纳入到统一的指标体系中。
大多数情况下，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除了要尽可能参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等国际通行的几大标准之外，同时为了能得到专业机构的肯定，亦会尽可能地参照和覆盖由中国社科院所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标准》。
对此，我国应积极参加有关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如积极参加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经济全球化的讨论，积极跟进国际标准机构和各国政府对技术法规和标准进行的修订。只有这样，才能反映我国关于规范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诉求和愿望。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制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家标准和相关指南，尽可能实现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在指标遴选、系统评价等方面的统一和平衡。
3）报告功能、地位的转变和确认需要以企业家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开始。近年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呈现出持续猛增的势头。但不得不承认，赶时髦、追风潮的现象在相当一部分企业中依然存在，社会责任报告的功能和定位更多的时候也仅仅停留在品牌推广和慈善公益的层面。在当地社会、环境、文化等等方面的压力下，一些跨国公司将社会责任变成了公关手段，比如，很多公司出席一些和社会责任有关的活动或会议的，都是来自于公关部的老总和总监。对于跨国公司来说，社会责任不能仅仅是一种公关手段或形象宣传，更应该是一种推动公司发展、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律己”行为。
企业决策者的意识和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品质。要让企业正确认识到社会责任报告对于提升企业运营管理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将企业家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转变到更能符合可持续发展诉求和社会责任理念上来，将成为一个有力的推动。
4）走出去企业应主动学习优秀跨国公司报告编制中的经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最大的成果就是在吸引了一大批世界性知名公司进驻中国的同时，也让一大批的中国公司走出国门并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事实上，就当我们对外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指手画脚的时候，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同样也面临着来自劳资关系、人权、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相关领域的潜在风险。比如中国一家企业在不发达国家投资时，未注重保护所在国的环境，遭到当地环保人士的抗议，从而导致项目下马。如何规避社会责任风险？从一些优秀的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和运用过程中，中国的企业及本土的企业家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5）依托行业组织和产业联盟，积极构建报告分享和交流的平台。社会责任报告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和实践成效。基于不同企业性质、不同规模大小、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集中代表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不同理解和实践，借助国际产业联盟全球发展的机遇，我国应加强对于我国本土行业组织和产业联盟的扶持力度，通过规范化的管理的积极引导，一方面有利于构建社会责任报告沟通自由、信息顺畅、包容性强、参与性广的交流平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社会责任报告互相补益、定期分享的长效机制。得益于此，有志于通过报告工具加强利益相关方沟通和公司社会责任管理提升的我国中小企业，通过借助产业联盟和行业组织提供的平台，在与优秀外资企业学习和交流中，也能多得到一定的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并不是一个提升企业“形象竞争力”的“包装策划”；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也并不是一个单纯工作总结式的“码字游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编制到发布的过程，对于立志于本土化发展的外资企业而言，如果说是一张名片或一张笑脸的话，那么对于同样立志于真正实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则更像是一个方向和一种步调，它们共同面对的则是可持续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一定时期内技术、管理、制度、文化和政策层面的秩序变化和趋势变革，都将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责任治理结构、实践方式和标准规则的重大调整，并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制定和实践施加影响，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也将不可避免地融入新的元素，并呈现出一些具有阶段性的趋势和特点。
本文选取了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样本，在对基本信息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全球范围内企业管理、贸易规则和标准模式等方面的具体变化，记者对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系统分析和解构，以期在进行特点归纳和趋势展望的同时，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对策。
一，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公众对跨国公司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经济指标上，如产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等。随着人们环保意识、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国际社会纷纷要求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披露环境和社会表现的相关信息。
为了记录和展示社会责任建设成果，通过打造利益相关方沟通的平台和创新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模式，进而增加生产运营的透明度和规避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跨国公司开始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专职负责社会责任的部门，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积极参与社会责任议题的相关倡议活动。
相关数据显示，早在2009年全球就有6000多家企业开始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跨国公司在海外运营的过程中往往也会披露自身的不足之处，并以此显示改进和提升的意愿和诚意。
总的来看，自2002年朝日啤酒集团发布《与环境对话书》（中文版）以来，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近年来呈现出了持续增长的势头。来自《WTO经济导刊》发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下称“数据统计期内”），外资企业共发布了448份社会责任报告。其中，2012年发布报告135份，为统计期内发布数量最多的年份。其中针对国内利益相关方发布的国别报告占比近八成，成为外资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主流。
从表中可以发现，尽管外资企业发布报告占中国报告的比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发布报告的数量却实现了年际问的稳步攀升。这一占比从2004年之前的50%以上，到近4年跌落至10%左右，同时也从另一侧面展现出我国社会责任报告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依据“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体系”所提供的主要指标来看，外资企业发布的报告多数能够做到结构比较完整，并对企业信息、报告信息、履责信息均做较为全面的披露，但对机构战略、风险和机遇分析进行了披露的报告仍只占少数，同时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计划方面，大多仅限于对社会责任规划做整体描述，只有部分报告显示出企业在经济责任、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的详细计划。
数据统计期内，外资企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披露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履责信息方面整体上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对基本利益相关方中的员工、客户、环境等履责信息披露比较全面，例如对员工劳资问题、安全生产措施、培训发展等均做了较为全面的描述，但对出资人的履责信息披露较少，只有部分报告显示了企业盈利状况。
其二，对除了基本利益相关方的其它利益相关方责任在识别、沟通等方面信息披露较少。另外，有些报告显示企业选取利益相关方最关注并且与公司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作为责任实践的重点，有效提高了履责绩效。
二、主要发现
社会责任报告作为系统梳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成效的具体呈现，不仅是企业实现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工具，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建设的主体方向和工作安排。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功能定位亦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与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格局，特定时期内的能源结构以及科学技术所处的历史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可以说较为全面地记录了企业治理结构、组织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演变发展，而它的趋势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新一轮经济贸易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如标准规则、商业模式以及科技水平等方面新的特点。
数据统计期内，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不断丰富发展，主要特点有：
1）报告编制过程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日益加强，并逐渐由企业内部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延伸。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和发布主要是企业专责部门（如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可持续发展部门）的工作，内容方面也大多只是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成效的工作总结。企业其他部门，包括公司高层、其他业务部门并没有参与到报告的编制和发布工作中，同时也不太注重当地政府、商业伙伴、公司客户等外部利益相关方的现实诉求。
而到了最近几年，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开始由自我规制的内部行为向自我规制、社会推动双向推动的形式转变。具体表现在，除了在报告的议题覆盖、逻辑框架、内容形式等方面，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编制发布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公司内部从董事长到普通员工的实质性参与，同时也更加注重体现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诉求和评价，并通过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开展建设性的沟通交流。
2）报告议题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脉动同步。及时准确地响应宏观政策的变化，积极主动地回馈社会关注的民生热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对所在国政策环境、社会需求往往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和行动力，并能够开展及时有效的研究学习和积极应对。在英特尔2011-2012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十八大”的字眼在通篇报告中多次出现，并贯穿到了报告所涉的教育创新、公益创新、环境创新等各个章节。 3）报告编制由标准时代向行为时代过渡趋势明显。外资企业在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时大多较为注重遵循和参照全球契约、GRI、ISO26000等相关国际标准所提倡的精神和原则，同时在指标上也能实现较好的覆盖。在此基础上，近年来，越来越多优秀的跨国公司在将这些标准内化为企业开展商业运营的依据和原则的同时，也开始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对供应链企业、内部员工的行为方式加以潜移默化和积极引导，打造一种积极健康的商业环境和团结向上的行为规范。
4）本土化发展推动全球化进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尽管实现了资本、技术、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但同时增加了跨国公司由于不同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各种潜在风险，这也就要求跨国公司在海外运营的过程中要做到因地制宜，实现与东道国的和谐共生和共同发展。许多外资企业都在报告中提出了进一步根植中国，在新的发展时期与中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成长的战略和计划。
作为外资企业与中国区各利益相关方交流的重要工具，国别报告对企业在中国区的社会责任实践信息做了比较系统的披露，不仅有利于中国区各利益相关方更全面地了解外资企业社会责任及持续发展理念、行动和绩效等信息，进而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本土化进程，同时中国区报告的一些最新成效和优秀实践也成为了公司全球报告不断丰富完善的有效补充。
5）社会责任报告与主题报告，行业白皮书相辅相成。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向社会公开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成效的同时，一些在特定行业或领域内具有标杆地位的外资企业开始立足于自身的技术优势，将社会责任建设拓展到人类普遍关注或行业聚焦的某一议题，并通过发布主题报告或行业发展白皮书展现企业对于时下热点议题的主动回应。有效地提高了报告的信息披露水平，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2012年6月5日，由中国三星制作完成的2011年中国三星企业环境报告书也正式对外出版。中国三星通过企业环境报告书让公众及时、详尽地了解三星在中国的环保工作以及三星为达到节能减排，保护地球家园所做的努力。
2012年3月26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公司的第五届年度《全球水资源管理和补偿报告》（Global Water Stewardship and Replenish Report），详细介绍了可口可乐公司提升用水绩效和管理水资源的方法，为促进健康和人类繁荣提供水资源。
三、主要建议
1）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加大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力度。在报告的广度方面，外资企业需要综合考虑企业所处的行业和自身的特性，使报告能够尽量覆盖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以及与各利益相关方相关的议题，加强对出资人、监管机构和同行等利益相关方相关信息的披露，加强对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效益和市场贡献等方面经济信息的披露。在报告的深度方面，系统披露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行动和绩效，特别是加大企业在满足利益相关方期望以及为实现差异化竞争等方面履行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力度。
2）报告参照标准应加强与中国各种评价标准的互认和统一。由于各国经济水平的差异性、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本身的复杂性、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管辖权等问题，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的指标遴选、评价标准以及认证体系的统一规范短期内仍难以达成。在ISO 26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颁布以后，社会责任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广泛共识，但由于ISO 26000非强制性和非认证性的特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评价等方面仍然未能纳入到统一的指标体系中。
大多数情况下，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除了要尽可能参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等国际通行的几大标准之外，同时为了能得到专业机构的肯定，亦会尽可能地参照和覆盖由中国社科院所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标准》。
对此，我国应积极参加有关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如积极参加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经济全球化的讨论，积极跟进国际标准机构和各国政府对技术法规和标准进行的修订。只有这样，才能反映我国关于规范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诉求和愿望。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制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家标准和相关指南，尽可能实现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在指标遴选、系统评价等方面的统一和平衡。
3）报告功能、地位的转变和确认需要以企业家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开始。近年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呈现出持续猛增的势头。但不得不承认，赶时髦、追风潮的现象在相当一部分企业中依然存在，社会责任报告的功能和定位更多的时候也仅仅停留在品牌推广和慈善公益的层面。在当地社会、环境、文化等等方面的压力下，一些跨国公司将社会责任变成了公关手段，比如，很多公司出席一些和社会责任有关的活动或会议的，都是来自于公关部的老总和总监。对于跨国公司来说，社会责任不能仅仅是一种公关手段或形象宣传，更应该是一种推动公司发展、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律己”行为。
企业决策者的意识和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品质。要让企业正确认识到社会责任报告对于提升企业运营管理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将企业家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转变到更能符合可持续发展诉求和社会责任理念上来，将成为一个有力的推动。
4）走出去企业应主动学习优秀跨国公司报告编制中的经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最大的成果就是在吸引了一大批世界性知名公司进驻中国的同时，也让一大批的中国公司走出国门并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事实上，就当我们对外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指手画脚的时候，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同样也面临着来自劳资关系、人权、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相关领域的潜在风险。比如中国一家企业在不发达国家投资时，未注重保护所在国的环境，遭到当地环保人士的抗议，从而导致项目下马。如何规避社会责任风险？从一些优秀的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和运用过程中，中国的企业及本土的企业家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5）依托行业组织和产业联盟，积极构建报告分享和交流的平台。社会责任报告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和实践成效。基于不同企业性质、不同规模大小、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集中代表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不同理解和实践，借助国际产业联盟全球发展的机遇，我国应加强对于我国本土行业组织和产业联盟的扶持力度，通过规范化的管理的积极引导，一方面有利于构建社会责任报告沟通自由、信息顺畅、包容性强、参与性广的交流平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社会责任报告互相补益、定期分享的长效机制。得益于此，有志于通过报告工具加强利益相关方沟通和公司社会责任管理提升的我国中小企业，通过借助产业联盟和行业组织提供的平台，在与优秀外资企业学习和交流中，也能多得到一定的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并不是一个提升企业“形象竞争力”的“包装策划”；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也并不是一个单纯工作总结式的“码字游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编制到发布的过程，对于立志于本土化发展的外资企业而言，如果说是一张名片或一张笑脸的话，那么对于同样立志于真正实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则更像是一个方向和一种步调，它们共同面对的则是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