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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专称。它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华夏大地“大动荡社会”兼并对抗最严重、争斗杀伐最持久的时代之一。可你是否知道战国历史的起迄时间？“战国”又是怎样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专称呢？
要解释这两个问题还得从周朝的历史说起。周朝时期，在我们祖国辽阔的土地上，还存在着数百个分裂割据的小国。这些小国都是周朝开朝时周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先后分封同姓和异姓的开国功臣到各地为统领的诸侯国。然而到了周平王时代，周王经过一系列劫难以后势力衰微，加之犬戎族不断为患宗周，于是周平王迫于形势东迁至洛邑（今洛阳地方）为都。岂料这样一来，各诸侯国的势力渐渐强大起来，而周平王的威信无形中也受到严重的影响。随着朝庭对各方诸侯的失控，小国之间也就龃龉渐生，侵犯不断，古代中国从此开始进入一个连年混战、争斗不休的年代，史称“春秋时代”。
在那期间，一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纷纷逐鹿中原，相互攻伐不断、兼并不休。同时，也有不少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野心膨胀，提出了“政自大夫出”的主张，因而也就使这些诸侯国的政权开始落入少数卿大夫的手里，其中晋国尤为突出，即所谓“六卿专政”。在春秋后期（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卿大夫瓜分了晋国国土，从此在原晋国国土上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50年后（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正式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被立为诸侯。除此之外，在征战过程中发展壮大的还有秦、齐、楚、燕四家诸侯，于是在我国春秋战国的历史上就出现了七强并列的形势，统称为“战国七雄”。
那么，到底何时为战国起始之年、何时为战国结束之年呢？关于战国起始之年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归纳一下史家的分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司马迁编纂的《史记》是将周元王元年（前476年）作为战国的开端的；而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则是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作为战国之始的。后世学者中有的赞同司马迁的分法，有的则倾向于司马光的分法。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编写的《中国史纲要》就采用了前476年一说；而范文澜编写的《中国史简编》等则采用了前403年一说。除了这两种主要的观点，还有少数历史学家更是“别出一格”，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位名叫杨新宽的学者。他在修订《战国史》时，以前481年孔子修订《春秋》的结束时间作为进入战国的开端。而近代学者大多遵循范文澜的思路，赞同司马光的分法。他们认为，根据战国时代人们自己的看法和司马迁有关魏用李悝之后天下才“争于战国”的说法来看，似应以韩、赵、魏三家分晋这一关键结点作为战国历史的起始，较为合理。
战国时代的结束之年相对于起始之年是十分明晰的。历史学家几乎都将秦王政（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视为战国的结束之年。这一年，秦国消灭齐国，从而结束了数百年来华夏大地分裂割据的局面。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战国是怎样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专称的，这就不得不提起西汉时刘向编著的《战国策》一事了。
刘向，字子政，原名刘更生，是西汉楚王刘交的四世孙。他在汉宣帝（73—49年）和汉元帝（48—33年）两朝中任过郎中、谏议大夫、中垒校尉等官职，见多识广，博学多才。刘向在任时编纂过《列女传》、《列仙传》、《说苑》、《新序》等书，有相当的概括和汇编能力。《战国策》就是他根据秦以前七雄征战过程中策术士们的言行所选辑的一部文献汇编。由于此书所选，都是“战国术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的言行记录，故刘向就给它定名为《战国策》。
起初，人们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均以为刘向所编的《战国策》，就是那个时代唯一记录并留存的“策术士们”辅国言行的文献汇编。直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开挖以后，这个观念才被新中国文物考古学者所打破。原来，在对该墓的考古挖掘中，他们发现了一块长近2米、宽23厘米并且用毛笔书写的帛书，虽然没有标明书名，但此书洋洋洒洒共有二十七章，其中有十章见于传世的《战国策》、八章经《史记》引录，剩下的十一章则是被埋没了2000余年的佚书。
经过专家对全书章节对照鉴定，发现此佚书类似于《战国策》的文献汇编，所反映的内容也是先秦时期“策术士们”的一些言行记录，诸如《事语》、《短长》之类的文章。基于这点，有人推定刘向在编辑《战国策》时有可能已经参考过这部书，或者从中选取了部分内容。
无论刘向编著的《战国策》是原创或借鉴，我们都无法否认的是“战国”一词，一经他选用，就逐渐成了定义一个历史时代的专有名称了。诚然也必须指出，此词的诞生并不是他首创。
早在战国七雄征战时，“战国”一词就已经有了。在《战国策》的《秦策》、《楚策》、《赵策》、《燕策》等章节中，就已经有人把“七雄”称为“战国”。如《燕策》中曾游说于齐燕两国的苏代（战国时东周洛阳人），在与燕王的谈话中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 《赵策》中记载马服君赵奢（战国时赵将，因自幼善御马，故因功被封为马服君），在赵惠文王三十年（前269年）时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由此可见，那时人们所说的“战国”还只是作为名词专指“战国七雄”，并没有将它作为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专有名称。即便是司马迁写《史记》时也没有把“战国”当作那个历史时代的专有名称来用。《史记·平淮书》说：“魏用李悝，尽地力，为缰（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很显然，他在这里所说的“战国”也是指秦统一前的列国“七雄”。
历史上把秦统一前“七雄”征战不休的那段历史称为“战国时代”，并将这段历史简称为“战国史”归功于刘向，因为这是从他编写《战国策》以后才有的事。如今已经无法去探寻究竟是谁第一次将“战国”二字演绎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专称，我们只能知道是通过刘向的著作《战国策》将这一说法流传下来并成为固定的历史称谓。
从战国之始到战国终结，神州故国见证了一段征战杀伐、兼并统一的漫长历史道路。有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惨烈争斗，也有羽扇纶巾、决胜千里的运筹帷幄。
要解释这两个问题还得从周朝的历史说起。周朝时期，在我们祖国辽阔的土地上，还存在着数百个分裂割据的小国。这些小国都是周朝开朝时周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先后分封同姓和异姓的开国功臣到各地为统领的诸侯国。然而到了周平王时代，周王经过一系列劫难以后势力衰微，加之犬戎族不断为患宗周，于是周平王迫于形势东迁至洛邑（今洛阳地方）为都。岂料这样一来，各诸侯国的势力渐渐强大起来，而周平王的威信无形中也受到严重的影响。随着朝庭对各方诸侯的失控，小国之间也就龃龉渐生，侵犯不断，古代中国从此开始进入一个连年混战、争斗不休的年代，史称“春秋时代”。
在那期间，一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纷纷逐鹿中原，相互攻伐不断、兼并不休。同时，也有不少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野心膨胀，提出了“政自大夫出”的主张，因而也就使这些诸侯国的政权开始落入少数卿大夫的手里，其中晋国尤为突出，即所谓“六卿专政”。在春秋后期（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卿大夫瓜分了晋国国土，从此在原晋国国土上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50年后（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正式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被立为诸侯。除此之外，在征战过程中发展壮大的还有秦、齐、楚、燕四家诸侯，于是在我国春秋战国的历史上就出现了七强并列的形势，统称为“战国七雄”。
那么，到底何时为战国起始之年、何时为战国结束之年呢？关于战国起始之年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归纳一下史家的分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司马迁编纂的《史记》是将周元王元年（前476年）作为战国的开端的；而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则是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作为战国之始的。后世学者中有的赞同司马迁的分法，有的则倾向于司马光的分法。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编写的《中国史纲要》就采用了前476年一说；而范文澜编写的《中国史简编》等则采用了前403年一说。除了这两种主要的观点，还有少数历史学家更是“别出一格”，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位名叫杨新宽的学者。他在修订《战国史》时，以前481年孔子修订《春秋》的结束时间作为进入战国的开端。而近代学者大多遵循范文澜的思路，赞同司马光的分法。他们认为，根据战国时代人们自己的看法和司马迁有关魏用李悝之后天下才“争于战国”的说法来看，似应以韩、赵、魏三家分晋这一关键结点作为战国历史的起始，较为合理。
战国时代的结束之年相对于起始之年是十分明晰的。历史学家几乎都将秦王政（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视为战国的结束之年。这一年，秦国消灭齐国，从而结束了数百年来华夏大地分裂割据的局面。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战国是怎样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专称的，这就不得不提起西汉时刘向编著的《战国策》一事了。
刘向，字子政，原名刘更生，是西汉楚王刘交的四世孙。他在汉宣帝（73—49年）和汉元帝（48—33年）两朝中任过郎中、谏议大夫、中垒校尉等官职，见多识广，博学多才。刘向在任时编纂过《列女传》、《列仙传》、《说苑》、《新序》等书，有相当的概括和汇编能力。《战国策》就是他根据秦以前七雄征战过程中策术士们的言行所选辑的一部文献汇编。由于此书所选，都是“战国术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的言行记录，故刘向就给它定名为《战国策》。
起初，人们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均以为刘向所编的《战国策》，就是那个时代唯一记录并留存的“策术士们”辅国言行的文献汇编。直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开挖以后，这个观念才被新中国文物考古学者所打破。原来，在对该墓的考古挖掘中，他们发现了一块长近2米、宽23厘米并且用毛笔书写的帛书，虽然没有标明书名，但此书洋洋洒洒共有二十七章，其中有十章见于传世的《战国策》、八章经《史记》引录，剩下的十一章则是被埋没了2000余年的佚书。
经过专家对全书章节对照鉴定，发现此佚书类似于《战国策》的文献汇编，所反映的内容也是先秦时期“策术士们”的一些言行记录，诸如《事语》、《短长》之类的文章。基于这点，有人推定刘向在编辑《战国策》时有可能已经参考过这部书，或者从中选取了部分内容。
无论刘向编著的《战国策》是原创或借鉴，我们都无法否认的是“战国”一词，一经他选用，就逐渐成了定义一个历史时代的专有名称了。诚然也必须指出，此词的诞生并不是他首创。
早在战国七雄征战时，“战国”一词就已经有了。在《战国策》的《秦策》、《楚策》、《赵策》、《燕策》等章节中，就已经有人把“七雄”称为“战国”。如《燕策》中曾游说于齐燕两国的苏代（战国时东周洛阳人），在与燕王的谈话中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 《赵策》中记载马服君赵奢（战国时赵将，因自幼善御马，故因功被封为马服君），在赵惠文王三十年（前269年）时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由此可见，那时人们所说的“战国”还只是作为名词专指“战国七雄”，并没有将它作为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专有名称。即便是司马迁写《史记》时也没有把“战国”当作那个历史时代的专有名称来用。《史记·平淮书》说：“魏用李悝，尽地力，为缰（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很显然，他在这里所说的“战国”也是指秦统一前的列国“七雄”。
历史上把秦统一前“七雄”征战不休的那段历史称为“战国时代”，并将这段历史简称为“战国史”归功于刘向，因为这是从他编写《战国策》以后才有的事。如今已经无法去探寻究竟是谁第一次将“战国”二字演绎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专称，我们只能知道是通过刘向的著作《战国策》将这一说法流传下来并成为固定的历史称谓。
从战国之始到战国终结，神州故国见证了一段征战杀伐、兼并统一的漫长历史道路。有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惨烈争斗，也有羽扇纶巾、决胜千里的运筹帷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