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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主持《零点乐话》20年创下广播奇迹；另一位是亚洲少数集多项才华于一身的音乐人。
伍洲彤与陈奂仁，相识于北京一家音乐排练场，从开始的客气拘谨，到打开话题后的深入，不仅边聊边随性地玩起架子鼓，分别时竟准备约打一场高尔夫。
他们都经历青年步入中年间的男人感慨，也有坚持、叛逆和理想的记忆。
成功各有不同，通往成功的成长史都是相似的。
多少坚持，多少叛逆
由青涩到成熟期的叛逆人人都有，但写好坚持二字者却寥寥无几。伍洲彤与陈奂仁都是坚持的胜利者，前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将一档零点音乐节目做火二十年；后者从为张学友等大牌写歌开始，十年幕后却在唱片业衰落时开始出自己的专辑。二人现在都涉足更广，但最初的坚持是如今所有成就的基础。
伍洲彤：我们这个行业其实不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节目可以做一两年换别的节目，很多主持人慢慢就改行了，也没有非要去坚持。我的坚持可能是一种惯性，它让我慢慢一直走下去，如果非要说坚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自己的一种需要。
陈奂仁：是什么需要呢？
伍洲彤：其实它是一种心理的需要，不完全是一个职业的需要。这个节目是跟音乐和情感有关系的，做节目让我感觉过瘾和满足，心理上不会觉得空，能听到很多人的故事，还能用像你这样的人做出的音乐去安慰别人，让别人听完以后有反应，这个过程带给我的心理感觉挺好的。
陈奂仁：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坚持一样东西，如果坚持得久的话，这份坚持也变成我们的一种需要。
伍洲彤：对，一开始可能是设定了一个方向，要做出一个东西，可能相对于现在更加有目的性，如今没有太多目的性了，觉得这就是一种习惯。但是对于创作来说，这种习惯可能挺要命的，因为没有办法做出新的东西来。
陈奂仁：你说的让我有新领悟，我没曾想过坚持竟然会变成一种自己生活中的需要，甚至习惯，就像吃饭，或者是看书。如果放轻松下来就不习惯了，好像确实如此，现在如果不继续坚持的话，我会觉得空虚。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爸爸一直担心我收入的问题，直到如今他都不看好我做音乐，觉得不靠谱。所以你刚才这么说，我就在想到底多少成分是自己坚持自己的梦想，多少成分是叛逆爸爸？
伍洲彤：我当初也很叛逆，叛逆到完全改行。在我入行的90年代初，这个职业到底能走多远，能有什么样的成就都是未知。我很小就开始学音乐，父母都是音乐老师，从我三四岁就开始教我学乐器。因为一直在学音乐，上中学的时候，英语、数学这些成绩特差，但是在你被人瞧不起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完全放弃，还有一种就是认为自己可以做得特别好，所以就像我后来戒烟一样，抽了十几年的烟，突然之间就不抽了。我以前比你胖，后来不喜欢这形象，就一咬牙减肥，这么多年身材都保持下来。那一刻也是这样，特别拧，我把音乐全扔掉，开始拼命念书。这是我选择的，父母并没有让我去干，自己跟自己较劲。
陈奂仁：我基本上没想过要叛逆爸爸，从小到大都很听爸爸妈妈的话，他们叫我念什么我就念什么，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兴趣最重要，我发现做音乐能够让我毫无压力，我不需要特别的动力就会自己去研究，怎么做新的作品，或者是研究其他人的作品，我就很自然而然做音乐。现在我想我是这么一个听话的孩子，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而去做音乐，也应该算是一种叛逆吧。
伍洲彤：我觉得叛逆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我上大学的时候，发现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音乐学院的孩子都不爱看书，而我有过看书的经历。好处是，当你在听音乐、写音乐、分析音乐的时候，思路就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完全从音乐专业角度来想问题，可能会跳出来从文化，从人类，从自然的角度，这给我做电台节目和选秀评委很大的帮助，别人觉得我说的话，包括看问题的角度，听起来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觉得这是因为过去曾经有一段远离音乐的时光。据我所知你大学读的不是音乐，是经济系，为什么选择了读经济系？
陈奂仁：最便宜，因为那时候如果念音乐就要到国外去，学费很贵，我不想爸爸妈妈有负担，我们家里穷。那时候我已经在酒吧开始做表演，收入还不错。经济系的学费我刚好能够给得起，所以我就学经济学。
伍洲彤：我上高中和大学那几年，也是在饭店弹琴伴宴，那时候对音乐的理想就是挣钱。在各大饭店，别人吃饭我弹琴，一个活被人挤掉以后，就去找别的地方。印象中有一次钢琴在水池中间，在一个自助餐厅。那天晚上我没吃饭，旁边在吃烤鸭，味道飘过来，还有人说你能不能换个曲子，那种感觉很无奈，那时候我确实没觉得音乐有什么用。
陈奂仁：完全理解，我在酒吧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每天晚上我只需要弹八首歌，不断重复。到了某一个阶段就够了，要我弹什么都不弹，就弹我自己要的，结果被人炒了，不过之后下一个酒吧，真的允许我这样做，如果他们很吵不尊重演奏的话，还允许我骂客人。餐厅的生意很好，所以我很感激老板也感激客人。每一个挫折都会有它的原因，刚才你说做过跟音乐没关系的东西会帮助我们的思维，我没去过任何音乐学院，除了跟老师学过音符和钢琴之外，其他的都是正常的学业，我就变成一个逻辑走先的人，我在想音乐分析的方法也是用逻辑来分析。
理想是理性的幻想
人们谈到音乐还是跟理想有关。伍洲彤和陈奂仁都在自己的人生中很好地平衡了自己理想与现实。很多歌手唱寂寞，陈奂仁却是带着幽默的乐观；伍洲彤做音乐节目当乐评人，总是有些情怀。两位前辈说起音乐追求 ，大方地给了后来者很多提点和心得。
伍洲彤：我是很没有逻辑性的一个人，做《零点乐话》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节目能成功原来也有一个逻辑关系。1993年的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到了12点也没有电视节目，人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听别的东西，只能听我。那个点钟大学生都被关在宿舍里，只有广播，我成了唯一的选择，我们那档节目是当时唯一一档12点钟的节目，别的频率到12点就“全天播音到此结束”，连音乐都没了。 陈奂仁：我记得我很喜欢听收音机，因为我们家里穷，收音机是我唯一听音乐的来源。从六七岁开始，我每天游泳训练之前都会在收音机听到某些歌曲，那天的训练就一直在重复我最喜欢那首歌，我就跟着那个节奏。
伍洲彤：实话实说，我对广播一开始是没有什么感情的，我去电台是个偶然。上大学听流行音乐，齐秦、王杰这批人的歌，也是听翻录的磁带，那时广播里没有放这些。我们是第一批开始在广播里放那些歌的人。广播现在的这种状态我不太喜欢，大家可能已经不太通过电台来听音乐了，更多是通过互联网听一些不太清楚的音乐，很多人都觉得只要有一些声音刺激到他们的神经就OK了。我是觉得音乐应该有一个特别的环境或心境去听，当音乐是你的一种需要的时候，它魅力就出来了，这一点是我心里一个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陈奂仁：理想不就是梦吗？
伍洲彤：今天突然想到一个词，理想就是理性的幻想，有人说幻想怎么可能理性，我觉得理想是经过思考的，有一定可能去实现的，所以它是一个理性的幻想，它虽然很理性，但就像你说的，它也是一个梦，也是一个幻想。
陈奂仁：那怎么会容易实现呢？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幻想，不需要妥协，我过完今天现实的一天，晚上我还能回去继续发梦，怎么继续发这个梦发得开心，同时不要让现实的生活影响到这个梦，可能这个会有一点考验。
伍洲彤：现实已经很沉重了，有很多问题你已经觉得很无奈了，如果你的理想也很沉重的话，生活就没有办法再去承受，我希望如果有理想的话，应该是像梦一样能够每天都做。现在内地很多选秀节目，这么多年轻人想投入唱歌这个事业，他们有理想，有理性的幻想，或者说有梦。成熟的人一个标志是他们的梦很多已经很现实了，他们知道那是梦。但年轻人的梦就是梦，他们觉得这些梦就是应该去实现的，我要试一试，看我可不可以让梦想成真，这些比赛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陈奂仁：我写的一首歌叫《站起来》，提醒大家梦想的重要性，梦想能够给予我们方向，给我们使命，让我们自强不息往前走，拼出一个将来。过去几个月《中国好声音》让我到伦敦去做欧洲站的总评审，碰见了一些上一届的选手，说我想找你做歌，我等你的消息。我觉得真的跟以前一样可遇不可求，如果他们想的话，我可以在这里，很想跟他们玩，因为他们真的唱得很棒。做音乐，如果是一个天才，天分的关系就很大。不过如果只是对音乐有一点小聪明，就像我，后天努力的贡献更大，贡献的目标其实是技术上的成就，不代表事业上多有成就，我们作为技术工作者，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不代表就一定能成名获利。对追求音乐的年轻人来说，成功大部分是靠运气，努力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的自尊。
伍洲彤：其实不管追求音乐还是追求别的，都是生活的粮食，它会让人变得更有营养。总的来说人生还是要尽量让自己有营养。
陈奂仁
著名音乐人，曾凭借电影《李小龙》拿到金像奖最佳新人。最新出版音乐作品辑《大诗仁》。
陈奂仁：放胆去做但不是放肆
{F=FAMOUS 陈=陈奂仁}
F：通常你创作的能量从哪里来？
陈：有些时候会碰到一些题材，让我有很大共鸣，写出一首我觉得有意义的歌曲，比如新专辑中的《站起来》。不过过去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唱片公司或者艺人有某某要求，是定做的。很多量身订做的歌曲会落选，落选之后再发出去，又变成不是量身定做了。现在有了一点名气，大家找我做歌的时候，基本上都很想知道我会提供什么意见。
F：一直为别人做嫁衣，为什么这么晚才想到自己来唱歌，做专辑？
陈：最初在我脑海里音乐的概念就是演出，创作也是为了演出，演出的所有技巧对我来说不重要，录音就是把一个演出记录下来，跟世界分享，所以演出这个概念一直都没离开过我。我最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也是一个演出者的身份，所以总有一天要回到舞台的。舞台是展示一个人音乐演出的技术的地方，学唱歌学弹琴，都是为了上舞台。
F：2009年你自己出专辑之后，基本上一年一张专辑的速度，为什么在唱片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还做这样的选择和坚持。
陈：因为喜欢，以前香港一年可以发两三百张唱片，现在四五十张都不到，机会也少了很多，如果我要做音乐的话，必须自己制造机会去练习，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唱片。
F：现在做音乐会不会清贫，还是你做到一定名气之后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
陈：一日三餐，交租不是问题。基本生活OK，不用操心，所以我爸也不操心我，不过如果说要买大洋房，名牌跑车，谈不上。我父母没有明确说过对我有什么要求，我只记得他们说过你要开心，要活得快乐，好在我很快乐。这些年我踏实了很多，没有那么狂野，也少了很多妄想，梦想还存在。
F：男性从青年迈向中年的这个过程和阶段，需要实现什么，才不遗憾。
陈：放胆去做，接近放肆但是不要放肆，因为放肆往往会伤害别人。勇敢去做，放胆去生活的话后悔就会少很多，至少少了“为什么我没有去做”的后悔，因为年轻的时候愚蠢、鲁莽是能够被理解和原谅的，中年以后开始鲁莽和狂野，就好像很难原谅了。
伍洲彤
著名主持人、乐评人。北京音乐广播《零点乐话》栏目主播，最近出版新书《听话》。
伍洲彤：
给人们现实世界里的理想花朵
{F=FAMOUS 伍=伍洲彤}
F：你做《零点乐话》二十年是一个奇迹，是什么让一个人坚持对一件事情做二十年？
伍：一是性格，另外一个是环境，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喜欢相对稳定的状态，让人觉得有安全感。零点那个时间藏在喧闹之后，是个无人区，连垃圾时间都算不上，没想到我把那个时间做火了。后来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很多人说你不要放弃，继续做。我会想这是不是我的需要，它是我情感宣泄的一个窗口，让我能放一些我喜欢的歌，能够比较感性地在那个时间和人交流，让大家感受到我对生活、音乐、情感的态度，这是挺满足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原因是相对来说电台不像电视台更新那么快，一档节目一年两年就要换，电台的环境比较安全，不会受到太多别的节目冲击，也不会因为商业性的影响出现什么问题，就这两个原因，二十年就过来了。
F：至今您觉得它的生命力在哪里？
伍：不管是哪个年代的人，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人们对情感的一种内心渴望，是没有改变的。大家都还在经受着感情的考验，有不同的痛苦、快乐、忧伤，这一切并不因为你有了电脑，有了互联网，有了微信就消失了，反而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受伤害。所以它存在的价值，就是可以通过我的声音，通过这个时间的节目，给很多人一种安慰，一种陪伴。我还可以用音乐的形式说话，别的节目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这种既能说话，又能够用音乐的方式说话的节目，到现在为止还只有这一档，所以它还是挺有存在的必要的。
F：你的新书《听话》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面世？
伍：我之前出了两本书，分别是1997年和2001年。这次隔的时间很长，2001年的时候，我就觉得《零点乐话》快差不多了，一档节目做了快十年，已经是奇迹了。到2009年，突然觉得靠近二十年这个阶段，它意义不一样了，就想用一种方式来纪念一下，同时我也意识到有一天我会离开它。出书可以记录很多声音所无法记录的东西。文字充满了一种情绪，这些情绪可以让阅读的人感受到细腻。我觉得在目前人们阅读都比较碎片化，比较浅层的时候，这些细腻的感觉是人们需要的，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些现实世界里的理想花朵。
伍洲彤与陈奂仁，相识于北京一家音乐排练场，从开始的客气拘谨，到打开话题后的深入，不仅边聊边随性地玩起架子鼓，分别时竟准备约打一场高尔夫。
他们都经历青年步入中年间的男人感慨，也有坚持、叛逆和理想的记忆。
成功各有不同，通往成功的成长史都是相似的。
多少坚持，多少叛逆
由青涩到成熟期的叛逆人人都有，但写好坚持二字者却寥寥无几。伍洲彤与陈奂仁都是坚持的胜利者，前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将一档零点音乐节目做火二十年；后者从为张学友等大牌写歌开始，十年幕后却在唱片业衰落时开始出自己的专辑。二人现在都涉足更广，但最初的坚持是如今所有成就的基础。
伍洲彤：我们这个行业其实不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节目可以做一两年换别的节目，很多主持人慢慢就改行了，也没有非要去坚持。我的坚持可能是一种惯性，它让我慢慢一直走下去，如果非要说坚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自己的一种需要。
陈奂仁：是什么需要呢？
伍洲彤：其实它是一种心理的需要，不完全是一个职业的需要。这个节目是跟音乐和情感有关系的，做节目让我感觉过瘾和满足，心理上不会觉得空，能听到很多人的故事，还能用像你这样的人做出的音乐去安慰别人，让别人听完以后有反应，这个过程带给我的心理感觉挺好的。
陈奂仁：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坚持一样东西，如果坚持得久的话，这份坚持也变成我们的一种需要。
伍洲彤：对，一开始可能是设定了一个方向，要做出一个东西，可能相对于现在更加有目的性，如今没有太多目的性了，觉得这就是一种习惯。但是对于创作来说，这种习惯可能挺要命的，因为没有办法做出新的东西来。
陈奂仁：你说的让我有新领悟，我没曾想过坚持竟然会变成一种自己生活中的需要，甚至习惯，就像吃饭，或者是看书。如果放轻松下来就不习惯了，好像确实如此，现在如果不继续坚持的话，我会觉得空虚。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爸爸一直担心我收入的问题，直到如今他都不看好我做音乐，觉得不靠谱。所以你刚才这么说，我就在想到底多少成分是自己坚持自己的梦想，多少成分是叛逆爸爸？
伍洲彤：我当初也很叛逆，叛逆到完全改行。在我入行的90年代初，这个职业到底能走多远，能有什么样的成就都是未知。我很小就开始学音乐，父母都是音乐老师，从我三四岁就开始教我学乐器。因为一直在学音乐，上中学的时候，英语、数学这些成绩特差，但是在你被人瞧不起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完全放弃，还有一种就是认为自己可以做得特别好，所以就像我后来戒烟一样，抽了十几年的烟，突然之间就不抽了。我以前比你胖，后来不喜欢这形象，就一咬牙减肥，这么多年身材都保持下来。那一刻也是这样，特别拧，我把音乐全扔掉，开始拼命念书。这是我选择的，父母并没有让我去干，自己跟自己较劲。
陈奂仁：我基本上没想过要叛逆爸爸，从小到大都很听爸爸妈妈的话，他们叫我念什么我就念什么，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兴趣最重要，我发现做音乐能够让我毫无压力，我不需要特别的动力就会自己去研究，怎么做新的作品，或者是研究其他人的作品，我就很自然而然做音乐。现在我想我是这么一个听话的孩子，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而去做音乐，也应该算是一种叛逆吧。
伍洲彤：我觉得叛逆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我上大学的时候，发现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音乐学院的孩子都不爱看书，而我有过看书的经历。好处是，当你在听音乐、写音乐、分析音乐的时候，思路就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完全从音乐专业角度来想问题，可能会跳出来从文化，从人类，从自然的角度，这给我做电台节目和选秀评委很大的帮助，别人觉得我说的话，包括看问题的角度，听起来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觉得这是因为过去曾经有一段远离音乐的时光。据我所知你大学读的不是音乐，是经济系，为什么选择了读经济系？
陈奂仁：最便宜，因为那时候如果念音乐就要到国外去，学费很贵，我不想爸爸妈妈有负担，我们家里穷。那时候我已经在酒吧开始做表演，收入还不错。经济系的学费我刚好能够给得起，所以我就学经济学。
伍洲彤：我上高中和大学那几年，也是在饭店弹琴伴宴，那时候对音乐的理想就是挣钱。在各大饭店，别人吃饭我弹琴，一个活被人挤掉以后，就去找别的地方。印象中有一次钢琴在水池中间，在一个自助餐厅。那天晚上我没吃饭，旁边在吃烤鸭，味道飘过来，还有人说你能不能换个曲子，那种感觉很无奈，那时候我确实没觉得音乐有什么用。
陈奂仁：完全理解，我在酒吧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每天晚上我只需要弹八首歌，不断重复。到了某一个阶段就够了，要我弹什么都不弹，就弹我自己要的，结果被人炒了，不过之后下一个酒吧，真的允许我这样做，如果他们很吵不尊重演奏的话，还允许我骂客人。餐厅的生意很好，所以我很感激老板也感激客人。每一个挫折都会有它的原因，刚才你说做过跟音乐没关系的东西会帮助我们的思维，我没去过任何音乐学院，除了跟老师学过音符和钢琴之外，其他的都是正常的学业，我就变成一个逻辑走先的人，我在想音乐分析的方法也是用逻辑来分析。
理想是理性的幻想
人们谈到音乐还是跟理想有关。伍洲彤和陈奂仁都在自己的人生中很好地平衡了自己理想与现实。很多歌手唱寂寞，陈奂仁却是带着幽默的乐观；伍洲彤做音乐节目当乐评人，总是有些情怀。两位前辈说起音乐追求 ，大方地给了后来者很多提点和心得。
伍洲彤：我是很没有逻辑性的一个人，做《零点乐话》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节目能成功原来也有一个逻辑关系。1993年的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到了12点也没有电视节目，人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听别的东西，只能听我。那个点钟大学生都被关在宿舍里，只有广播，我成了唯一的选择，我们那档节目是当时唯一一档12点钟的节目，别的频率到12点就“全天播音到此结束”，连音乐都没了。 陈奂仁：我记得我很喜欢听收音机，因为我们家里穷，收音机是我唯一听音乐的来源。从六七岁开始，我每天游泳训练之前都会在收音机听到某些歌曲，那天的训练就一直在重复我最喜欢那首歌，我就跟着那个节奏。
伍洲彤：实话实说，我对广播一开始是没有什么感情的，我去电台是个偶然。上大学听流行音乐，齐秦、王杰这批人的歌，也是听翻录的磁带，那时广播里没有放这些。我们是第一批开始在广播里放那些歌的人。广播现在的这种状态我不太喜欢，大家可能已经不太通过电台来听音乐了，更多是通过互联网听一些不太清楚的音乐，很多人都觉得只要有一些声音刺激到他们的神经就OK了。我是觉得音乐应该有一个特别的环境或心境去听，当音乐是你的一种需要的时候，它魅力就出来了，这一点是我心里一个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陈奂仁：理想不就是梦吗？
伍洲彤：今天突然想到一个词，理想就是理性的幻想，有人说幻想怎么可能理性，我觉得理想是经过思考的，有一定可能去实现的，所以它是一个理性的幻想，它虽然很理性，但就像你说的，它也是一个梦，也是一个幻想。
陈奂仁：那怎么会容易实现呢？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幻想，不需要妥协，我过完今天现实的一天，晚上我还能回去继续发梦，怎么继续发这个梦发得开心，同时不要让现实的生活影响到这个梦，可能这个会有一点考验。
伍洲彤：现实已经很沉重了，有很多问题你已经觉得很无奈了，如果你的理想也很沉重的话，生活就没有办法再去承受，我希望如果有理想的话，应该是像梦一样能够每天都做。现在内地很多选秀节目，这么多年轻人想投入唱歌这个事业，他们有理想，有理性的幻想，或者说有梦。成熟的人一个标志是他们的梦很多已经很现实了，他们知道那是梦。但年轻人的梦就是梦，他们觉得这些梦就是应该去实现的，我要试一试，看我可不可以让梦想成真，这些比赛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陈奂仁：我写的一首歌叫《站起来》，提醒大家梦想的重要性，梦想能够给予我们方向，给我们使命，让我们自强不息往前走，拼出一个将来。过去几个月《中国好声音》让我到伦敦去做欧洲站的总评审，碰见了一些上一届的选手，说我想找你做歌，我等你的消息。我觉得真的跟以前一样可遇不可求，如果他们想的话，我可以在这里，很想跟他们玩，因为他们真的唱得很棒。做音乐，如果是一个天才，天分的关系就很大。不过如果只是对音乐有一点小聪明，就像我，后天努力的贡献更大，贡献的目标其实是技术上的成就，不代表事业上多有成就，我们作为技术工作者，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不代表就一定能成名获利。对追求音乐的年轻人来说，成功大部分是靠运气，努力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的自尊。
伍洲彤：其实不管追求音乐还是追求别的，都是生活的粮食，它会让人变得更有营养。总的来说人生还是要尽量让自己有营养。
陈奂仁
著名音乐人，曾凭借电影《李小龙》拿到金像奖最佳新人。最新出版音乐作品辑《大诗仁》。
陈奂仁：放胆去做但不是放肆
{F=FAMOUS 陈=陈奂仁}
F：通常你创作的能量从哪里来？
陈：有些时候会碰到一些题材，让我有很大共鸣，写出一首我觉得有意义的歌曲，比如新专辑中的《站起来》。不过过去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唱片公司或者艺人有某某要求，是定做的。很多量身订做的歌曲会落选，落选之后再发出去，又变成不是量身定做了。现在有了一点名气，大家找我做歌的时候，基本上都很想知道我会提供什么意见。
F：一直为别人做嫁衣，为什么这么晚才想到自己来唱歌，做专辑？
陈：最初在我脑海里音乐的概念就是演出，创作也是为了演出，演出的所有技巧对我来说不重要，录音就是把一个演出记录下来，跟世界分享，所以演出这个概念一直都没离开过我。我最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也是一个演出者的身份，所以总有一天要回到舞台的。舞台是展示一个人音乐演出的技术的地方，学唱歌学弹琴，都是为了上舞台。
F：2009年你自己出专辑之后，基本上一年一张专辑的速度，为什么在唱片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还做这样的选择和坚持。
陈：因为喜欢，以前香港一年可以发两三百张唱片，现在四五十张都不到，机会也少了很多，如果我要做音乐的话，必须自己制造机会去练习，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唱片。
F：现在做音乐会不会清贫，还是你做到一定名气之后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
陈：一日三餐，交租不是问题。基本生活OK，不用操心，所以我爸也不操心我，不过如果说要买大洋房，名牌跑车，谈不上。我父母没有明确说过对我有什么要求，我只记得他们说过你要开心，要活得快乐，好在我很快乐。这些年我踏实了很多，没有那么狂野，也少了很多妄想，梦想还存在。
F：男性从青年迈向中年的这个过程和阶段，需要实现什么，才不遗憾。
陈：放胆去做，接近放肆但是不要放肆，因为放肆往往会伤害别人。勇敢去做，放胆去生活的话后悔就会少很多，至少少了“为什么我没有去做”的后悔，因为年轻的时候愚蠢、鲁莽是能够被理解和原谅的，中年以后开始鲁莽和狂野，就好像很难原谅了。
伍洲彤
著名主持人、乐评人。北京音乐广播《零点乐话》栏目主播，最近出版新书《听话》。
伍洲彤：
给人们现实世界里的理想花朵
{F=FAMOUS 伍=伍洲彤}
F：你做《零点乐话》二十年是一个奇迹，是什么让一个人坚持对一件事情做二十年？
伍：一是性格，另外一个是环境，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喜欢相对稳定的状态，让人觉得有安全感。零点那个时间藏在喧闹之后，是个无人区，连垃圾时间都算不上，没想到我把那个时间做火了。后来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很多人说你不要放弃，继续做。我会想这是不是我的需要，它是我情感宣泄的一个窗口，让我能放一些我喜欢的歌，能够比较感性地在那个时间和人交流，让大家感受到我对生活、音乐、情感的态度，这是挺满足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原因是相对来说电台不像电视台更新那么快，一档节目一年两年就要换，电台的环境比较安全，不会受到太多别的节目冲击，也不会因为商业性的影响出现什么问题，就这两个原因，二十年就过来了。
F：至今您觉得它的生命力在哪里？
伍：不管是哪个年代的人，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人们对情感的一种内心渴望，是没有改变的。大家都还在经受着感情的考验，有不同的痛苦、快乐、忧伤，这一切并不因为你有了电脑，有了互联网，有了微信就消失了，反而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受伤害。所以它存在的价值，就是可以通过我的声音，通过这个时间的节目，给很多人一种安慰，一种陪伴。我还可以用音乐的形式说话，别的节目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这种既能说话，又能够用音乐的方式说话的节目，到现在为止还只有这一档，所以它还是挺有存在的必要的。
F：你的新书《听话》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面世？
伍：我之前出了两本书，分别是1997年和2001年。这次隔的时间很长，2001年的时候，我就觉得《零点乐话》快差不多了，一档节目做了快十年，已经是奇迹了。到2009年，突然觉得靠近二十年这个阶段，它意义不一样了，就想用一种方式来纪念一下，同时我也意识到有一天我会离开它。出书可以记录很多声音所无法记录的东西。文字充满了一种情绪，这些情绪可以让阅读的人感受到细腻。我觉得在目前人们阅读都比较碎片化，比较浅层的时候，这些细腻的感觉是人们需要的，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些现实世界里的理想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