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于出自纳税人腰包的项目,大投入原创作品耗资的透明度和必要性目前除专家论证外,尚无民间监督和问责机制,而票房收入除票款总额外也无结构性分析。
2009年是中国古典音乐界非常热闹的一年。
1949年的政权更替对文艺界影响的至深至远大可在去年成群的音乐界周年庆中得见一斑,这其中包括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诞辰7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建团50周年,由陈钢与何占豪联合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辰50周年,由孟波和丁善德创建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50周年,上海星期广播音乐会恢复5周年,上海音乐厅建成80命名50周年,《音乐周报》30周年,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30周年,上海《音乐爱好者》30周年等。
相较于《梁祝》在上海音乐厅、上海大剧院、人民大会堂和星海音乐厅的音乐会庆生,《黄河大合唱》的规模则堪比狂欢。大概是顺延奥运会的精神,2009年9月19日由指挥家曹鹏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主持了全国十地联动万人同唱的人类奇观。
北京听众则在“鸟巢”中同样体验到声音的狂欢,不过这回是歌剧,或者是说对1998年“太庙版”普契尼歌剧《图兰朵》的温故而不知新。导演张艺谋在这版歌剧中并未对先前版本作出调整。巨大舞台背景的投影和空旷的国家体育场是这一制作最大的亮点。从“鸟巢”版《图兰朵》到“三枪”,张艺谋的艺术品位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怀疑。
然而大型歌剧制作并非体育场的专利,也可以发生在歌剧院内。国家大剧院在2009年推出了两部自主知识产权歌剧,分别为雷蕾作曲、邹静之撰写的剧本《西施》和郝维亚作曲、刘恒撰写的剧本《山村女教师》,均耗资千万级人民币以华丽舞台效果打造。以如此大的投资制作中国作曲家的歌剧在历史上恐少有先例,也激发了本土作曲家和歌剧制作团队的创作热情。
2009年也是迎接新生事物的一年。全国各地纷纷在营造音乐厅,不少城市竞相成立挂牌乐团。比较突出的有贵阳交响乐团成立、杭州爱乐乐团和浙江省交响乐团挂牌成立,武汉爱乐乐团更名,以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开始招聘。而以武汉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和西安音乐厅为代表的演出场所则诉说着中国日益扩张的演出版图。西安音乐厅还模仿其他国内剧院和国际刊物的做法,在当地发起全球10大乐团的投票。虽然这一做法不无“山寨”之处,但音乐厅承诺的每年邀请一支“10大乐团”到访演出若能兑现,不失为中国音乐厅建设的亮点。
其实国家大剧院的建成和成熟带动了整个中国演出界的繁荣活跃。芝加哥交响乐团、莱比锡格万德豪斯管弦乐团、北德广播交响乐团、匹兹堡交响乐团、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卢塞恩节日管弦乐团、图卢兹国家交响乐团和德累斯顿国立管弦乐团等世界名团在2009年竞相造访中国,上海大剧院和东方艺术中心积极跟进。
当然,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另一处古典音乐滩头阵地非北京国际音乐节莫属。2009年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推出了全海顿清唱剧主题,邀请慕尼黑的KlangVerwaltung上演海顿的三部清唱剧,其构思独具匠心,策划精心到位,构成了2009年中国古典音乐与阿巴多二度造访并驾齐驱的最大亮点。
除了请进来,中国乐团也在积极走出去。哈尔滨交响乐团、吉林省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等均在2009年高调出国巡演。其中的亮点有郭文景为汶川地震一周年创作的《山之祭》和陈其钢的《蝶恋花》,还有刘的《土楼回响》。与唐俊乔新婚燕尔的郭文景势必会在来年创作更多类似《愁空山》的竹笛作品。然而年底接二连三的文章彻底道破了中国乐团出访金色大厅场租演出的谎言,使得“镀金”效应不再。
不过,中国青年音乐家在国际上越战越勇,不失为正统的“镀金”。张昊晨夺得美国范·克莱本钢琴大赛桂冠,并成为有史以来首位夺得此项比赛金奖的中国选手。王羽佳荣登英国《留声机》2009“年度青年艺术家”,成为该项大奖历史上极其少数的华人获奖者。
然而也不能忘记2009中国古典音乐界丑陋的一面:刘诗昆在香港被妻子盖燕殴打致伤并被反咬一口。“梁茂春绯闻”由《音乐周报》率先报道,掀起举国关注。梁也在不经意之间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知名度最高的音乐学家,荣登数个搜索引擎的“热词”排行榜前十名长达数周之久。何训田因其在“钟鼓奖”中的不当行为引咎辞职,化解了一个耗时2年的冤案。后两则事件证明三省其身的重要性——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从如上诸多实例分析,可以“文化输出,人海战术”作为2009年的古典音乐产业总结。随着国力昌盛,中国文化“强权”现象对外时有发生。然而大多数输出无法融入当地演出市场的常规演出季,也就意味着并未获得“输出”和“交流”效果,而重在“占领”和“强插”。对内的艺术人海战术则是对集约型经济的莫大讽刺,藉由人海战术引发的艺术投资高成本和高票价则一直是困扰演出行业的老大难问题。
有行业人士以巨额投资电影为参照,道出巨额投资原创艺术作品的正统性。然而深度依赖政府拨款的古典音乐演出非比商业投资的电影。
对于出自纳税人腰包的项目,大额原创作品耗资的透明度和必要性目前除专家论证外,尚无民间监督和问责机制,而票房收入除票款总额外也无结构性分析。古典音乐产业目前依旧处于享受政府补贴同时允许商业操作的中间领域,也就意味着既可以避免商业操作的规范化,也可以避免政府公款的透明化,属于各方的“擦边球”。
上海大剧院率先于2009年推出了国内首份表演艺术机构的年报,对于年内的预算、成本和开销等详细数据公开社会,值得所有公办艺术机构效仿。
2009年也是值得沉痛悼念的一年。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3月16日的突然辞世,让这个国家的小提琴教育事业蒙受重大损失。林耀基教授是中国除吕思清和朱丹以外几乎所有京城一线与二线小提琴家的导师兼精神领袖,包括薛伟、徐维聆、柴亮、贾宏光、陈允、张堤、谢楠、陈音来、顾文蕾、李传韵、陆威、刘扬、陈曦、杨晓宇、高参、刘霄等。学生们举办悼念音乐会,以他的名义在香港成立基金会扶植年轻小提琴手。
活跃于教育界和理论界的幕后工作者也在去年折损两员大将。
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陈铭志于2009年4月1日在上海逝世,他曾担任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音乐教育家、音乐学家缪天瑞于2009年8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缪天瑞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和天津音乐学院院长,不仅是中国律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也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2009年中国十大音乐事件
1、 指挥家余隆入主上海交响乐团
这位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卡拉扬”的指挥家高调回到上海,接下这支具有130年历史的老团。开幕演出季,凭借过硬的上层关系,在上海大剧院正对人民广场的玻璃幕墙上铺上了巨幅半透式演出海报,为大剧院成立10周年来首次。事实证明,对于余隆来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小提琴协奏曲《梁祝》50周年
3、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何训田下台
4、国家大剧院成立乐团
5、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在北京坐地铁
阿巴多在北京坐地铁,并非像媒体指出的“亲民”或“体验北京生活”,而是由于胃摘除,阿巴多最舒适的姿势是臥姿和站姿。因此阿巴多每到一处指挥必坐地铁,甚至坐专车到地铁站坐地铁。
6、指挥家伯纳德·海丁克首次来华演出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
7、作曲家郭文景与竹笛演奏家唐俊乔结婚
作曲家和演奏家的结合经常会造就出一系列作品。郭文景与唐俊乔的结合,为何不能是中国的舒曼和克拉拉,或者是普列文与穆特(结局除外)?
8、音乐学家梁茂春“绯闻门”
9、宋祖英与彭丽媛双双出任中国音协副主席
10、 指挥家里卡多·穆蒂来华指挥新年音乐会
2009年是中国古典音乐界非常热闹的一年。
1949年的政权更替对文艺界影响的至深至远大可在去年成群的音乐界周年庆中得见一斑,这其中包括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诞辰7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建团50周年,由陈钢与何占豪联合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辰50周年,由孟波和丁善德创建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50周年,上海星期广播音乐会恢复5周年,上海音乐厅建成80命名50周年,《音乐周报》30周年,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30周年,上海《音乐爱好者》30周年等。
相较于《梁祝》在上海音乐厅、上海大剧院、人民大会堂和星海音乐厅的音乐会庆生,《黄河大合唱》的规模则堪比狂欢。大概是顺延奥运会的精神,2009年9月19日由指挥家曹鹏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主持了全国十地联动万人同唱的人类奇观。
北京听众则在“鸟巢”中同样体验到声音的狂欢,不过这回是歌剧,或者是说对1998年“太庙版”普契尼歌剧《图兰朵》的温故而不知新。导演张艺谋在这版歌剧中并未对先前版本作出调整。巨大舞台背景的投影和空旷的国家体育场是这一制作最大的亮点。从“鸟巢”版《图兰朵》到“三枪”,张艺谋的艺术品位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怀疑。
然而大型歌剧制作并非体育场的专利,也可以发生在歌剧院内。国家大剧院在2009年推出了两部自主知识产权歌剧,分别为雷蕾作曲、邹静之撰写的剧本《西施》和郝维亚作曲、刘恒撰写的剧本《山村女教师》,均耗资千万级人民币以华丽舞台效果打造。以如此大的投资制作中国作曲家的歌剧在历史上恐少有先例,也激发了本土作曲家和歌剧制作团队的创作热情。
2009年也是迎接新生事物的一年。全国各地纷纷在营造音乐厅,不少城市竞相成立挂牌乐团。比较突出的有贵阳交响乐团成立、杭州爱乐乐团和浙江省交响乐团挂牌成立,武汉爱乐乐团更名,以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开始招聘。而以武汉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和西安音乐厅为代表的演出场所则诉说着中国日益扩张的演出版图。西安音乐厅还模仿其他国内剧院和国际刊物的做法,在当地发起全球10大乐团的投票。虽然这一做法不无“山寨”之处,但音乐厅承诺的每年邀请一支“10大乐团”到访演出若能兑现,不失为中国音乐厅建设的亮点。
其实国家大剧院的建成和成熟带动了整个中国演出界的繁荣活跃。芝加哥交响乐团、莱比锡格万德豪斯管弦乐团、北德广播交响乐团、匹兹堡交响乐团、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卢塞恩节日管弦乐团、图卢兹国家交响乐团和德累斯顿国立管弦乐团等世界名团在2009年竞相造访中国,上海大剧院和东方艺术中心积极跟进。
当然,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另一处古典音乐滩头阵地非北京国际音乐节莫属。2009年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推出了全海顿清唱剧主题,邀请慕尼黑的KlangVerwaltung上演海顿的三部清唱剧,其构思独具匠心,策划精心到位,构成了2009年中国古典音乐与阿巴多二度造访并驾齐驱的最大亮点。
除了请进来,中国乐团也在积极走出去。哈尔滨交响乐团、吉林省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等均在2009年高调出国巡演。其中的亮点有郭文景为汶川地震一周年创作的《山之祭》和陈其钢的《蝶恋花》,还有刘的《土楼回响》。与唐俊乔新婚燕尔的郭文景势必会在来年创作更多类似《愁空山》的竹笛作品。然而年底接二连三的文章彻底道破了中国乐团出访金色大厅场租演出的谎言,使得“镀金”效应不再。
不过,中国青年音乐家在国际上越战越勇,不失为正统的“镀金”。张昊晨夺得美国范·克莱本钢琴大赛桂冠,并成为有史以来首位夺得此项比赛金奖的中国选手。王羽佳荣登英国《留声机》2009“年度青年艺术家”,成为该项大奖历史上极其少数的华人获奖者。
然而也不能忘记2009中国古典音乐界丑陋的一面:刘诗昆在香港被妻子盖燕殴打致伤并被反咬一口。“梁茂春绯闻”由《音乐周报》率先报道,掀起举国关注。梁也在不经意之间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知名度最高的音乐学家,荣登数个搜索引擎的“热词”排行榜前十名长达数周之久。何训田因其在“钟鼓奖”中的不当行为引咎辞职,化解了一个耗时2年的冤案。后两则事件证明三省其身的重要性——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从如上诸多实例分析,可以“文化输出,人海战术”作为2009年的古典音乐产业总结。随着国力昌盛,中国文化“强权”现象对外时有发生。然而大多数输出无法融入当地演出市场的常规演出季,也就意味着并未获得“输出”和“交流”效果,而重在“占领”和“强插”。对内的艺术人海战术则是对集约型经济的莫大讽刺,藉由人海战术引发的艺术投资高成本和高票价则一直是困扰演出行业的老大难问题。
有行业人士以巨额投资电影为参照,道出巨额投资原创艺术作品的正统性。然而深度依赖政府拨款的古典音乐演出非比商业投资的电影。
对于出自纳税人腰包的项目,大额原创作品耗资的透明度和必要性目前除专家论证外,尚无民间监督和问责机制,而票房收入除票款总额外也无结构性分析。古典音乐产业目前依旧处于享受政府补贴同时允许商业操作的中间领域,也就意味着既可以避免商业操作的规范化,也可以避免政府公款的透明化,属于各方的“擦边球”。
上海大剧院率先于2009年推出了国内首份表演艺术机构的年报,对于年内的预算、成本和开销等详细数据公开社会,值得所有公办艺术机构效仿。
2009年也是值得沉痛悼念的一年。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3月16日的突然辞世,让这个国家的小提琴教育事业蒙受重大损失。林耀基教授是中国除吕思清和朱丹以外几乎所有京城一线与二线小提琴家的导师兼精神领袖,包括薛伟、徐维聆、柴亮、贾宏光、陈允、张堤、谢楠、陈音来、顾文蕾、李传韵、陆威、刘扬、陈曦、杨晓宇、高参、刘霄等。学生们举办悼念音乐会,以他的名义在香港成立基金会扶植年轻小提琴手。
活跃于教育界和理论界的幕后工作者也在去年折损两员大将。
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陈铭志于2009年4月1日在上海逝世,他曾担任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音乐教育家、音乐学家缪天瑞于2009年8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缪天瑞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和天津音乐学院院长,不仅是中国律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也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2009年中国十大音乐事件
1、 指挥家余隆入主上海交响乐团
这位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卡拉扬”的指挥家高调回到上海,接下这支具有130年历史的老团。开幕演出季,凭借过硬的上层关系,在上海大剧院正对人民广场的玻璃幕墙上铺上了巨幅半透式演出海报,为大剧院成立10周年来首次。事实证明,对于余隆来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小提琴协奏曲《梁祝》50周年
3、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何训田下台
4、国家大剧院成立乐团
5、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在北京坐地铁
阿巴多在北京坐地铁,并非像媒体指出的“亲民”或“体验北京生活”,而是由于胃摘除,阿巴多最舒适的姿势是臥姿和站姿。因此阿巴多每到一处指挥必坐地铁,甚至坐专车到地铁站坐地铁。
6、指挥家伯纳德·海丁克首次来华演出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
7、作曲家郭文景与竹笛演奏家唐俊乔结婚
作曲家和演奏家的结合经常会造就出一系列作品。郭文景与唐俊乔的结合,为何不能是中国的舒曼和克拉拉,或者是普列文与穆特(结局除外)?
8、音乐学家梁茂春“绯闻门”
9、宋祖英与彭丽媛双双出任中国音协副主席
10、 指挥家里卡多·穆蒂来华指挥新年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