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图书”一词在我国很早就已使用。《周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图是描绘物体的形态，书是在竹简、木椟和丝帛上的记录即抄记事物的形象。将图和书合拼在一起，组成了今天的图书。《晋书》卷十一《天文志上》“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唐 张说 《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诗：“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
同样图书馆在我国也早已存在。但我国古代没用“图书馆”这个词，而用“府” “室” “阁” “观” “殿”“院” “堂” “斋” “楼”等名称。如，《史记》记载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守藏室是周朝收藏典籍文书的地方。其它如“天一阁”，“铁琴铜剑楼”都是我国古代的图书馆。
现在可考汉语“图书馆”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文献中，应是在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中。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共三卷，前编上下卷是1887年11月14日至1888年5月29日初次到日本游历考察这段时间的日记，后编一卷是记载游历美洲以后，1889年5月27日又到日本，同年10月19日离开日本回国这段时间的日记。其中前编上卷（光绪十三年十月十八）记录了参观东京大学的情况“大学长渡边太一遣书记官永井久一郎导游大学。……图书馆有元本汉书。”前编下卷（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三）记载“游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有《游历图经余纪》清光绪15年（1889）铅印本。
“图书馆”这一名词所以在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中初次出现，有几个原因。一是与日本图书馆名称的使用历史有关，在明治五年（1872年）前叫“文库”， 明治五年称“书籍馆”，明治七年（1874年）称“浅草文库”，明治八年（1875年）称“东京书籍馆”，明治十三年（1880年）改名为“东京图书馆”，日文是“図書館”。傅云龙去日本的时间是1887年，正是日本已正式采用“図書館”的名称了。二是与傅云龙主要考察的内容有关。从傅云龙日记可以看出，他志在编写各国图志，而编写图志需要搜集各国地理、风貌、物产、资源等方面的资料。而搜集资料，自然而然要到图书馆。到图书馆，就会看到图书馆的日文名称“図書館”。三是与傅云龙对待翻译日文词汇的实录态度有关。他在编写《游历日本图经》的过程中接触到大量日语文献，他本人对此也采取比较宽容的“实录”态度。这些新词译词也很自然地反映在《余记》中，据此推测，当他看到东京大学图书馆和东京图书馆的日文名称“図書館”，翻译成汉语“图书馆”这词，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后，1896年9月27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由梁启超等人办的上海《时务报》第六册“东文报译”栏目的刊载了《古巴岛述略》一文。《古巴岛述略》是由日本学者古城贞吉从1896年8月21日出版的《日本新报》日文翻译成汉语的。
《古巴岛述略》在介绍古巴公共事业时提到“又有女学校、音乐学校、农艺学校、身体学校、慈惠病院、贫农养育所、博物馆、图书馆等。”
这是“图书馆”一词见于中国报刊的开始。据此中日许多学者认为“图书馆”一词是古城贞吉第一个翻译成汉语的。但从出版时间看，1889年铅印本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已有“图书馆”一词，时间上明显早于古城贞吉。
据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说“《图经》和《余记》是在日本印刷制作的，傅云龙回国后（1889年）作为视察报告书直接上交总理衙门。”作为明治时期日本著名汉学家的古城贞吉，极有可能阅读过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从中借鉴了“图书馆”一词。
1898年5月，在汪康年主编的《时务日报》有一则题为“日本图书阅览馆”的新闻，是这样报道的“东京上野公园，设有图书馆， 庋藏各种图书典籍，供人入内观览，自去秋七月以来，复于晚间亦开馆纵观，核查每日阅书之客，不下五百人，而晚间亦有五六十人。”
1899年，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第17卷转译了日本《太阳报》的一篇名为《论图书馆与开进文化一大机关》的文章。该文详细论述了图书馆的多种功能。
经过这些报刊的广泛传播，“图书馆”一词逐渐被民间和官方所认同。1904年1月12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颁布《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在屋场图书器具章 第四节 “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又教员管理员章“第二十节 图书馆经理官以各分科大学中正教员或副教员兼任，掌大学堂附属图书馆事务，禀承于总监督。”这是“图书馆”一词见于中国官方文书的开始。
我国图书馆最早使用“图书馆”名称的时间也是1904年。光绪三十年（1904） 7月17日（阳历8月27日）《湖南官报》载：“鄂省图书馆开办”。鄂省指湖北省。
1910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官方图书馆法规。京师图书馆的建立和《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图书馆从传统藏书楼迈入近现代图书馆。
同样图书馆在我国也早已存在。但我国古代没用“图书馆”这个词，而用“府” “室” “阁” “观” “殿”“院” “堂” “斋” “楼”等名称。如，《史记》记载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守藏室是周朝收藏典籍文书的地方。其它如“天一阁”，“铁琴铜剑楼”都是我国古代的图书馆。
现在可考汉语“图书馆”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文献中，应是在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中。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共三卷，前编上下卷是1887年11月14日至1888年5月29日初次到日本游历考察这段时间的日记，后编一卷是记载游历美洲以后，1889年5月27日又到日本，同年10月19日离开日本回国这段时间的日记。其中前编上卷（光绪十三年十月十八）记录了参观东京大学的情况“大学长渡边太一遣书记官永井久一郎导游大学。……图书馆有元本汉书。”前编下卷（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三）记载“游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有《游历图经余纪》清光绪15年（1889）铅印本。
“图书馆”这一名词所以在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中初次出现，有几个原因。一是与日本图书馆名称的使用历史有关，在明治五年（1872年）前叫“文库”， 明治五年称“书籍馆”，明治七年（1874年）称“浅草文库”，明治八年（1875年）称“东京书籍馆”，明治十三年（1880年）改名为“东京图书馆”，日文是“図書館”。傅云龙去日本的时间是1887年，正是日本已正式采用“図書館”的名称了。二是与傅云龙主要考察的内容有关。从傅云龙日记可以看出，他志在编写各国图志，而编写图志需要搜集各国地理、风貌、物产、资源等方面的资料。而搜集资料，自然而然要到图书馆。到图书馆，就会看到图书馆的日文名称“図書館”。三是与傅云龙对待翻译日文词汇的实录态度有关。他在编写《游历日本图经》的过程中接触到大量日语文献，他本人对此也采取比较宽容的“实录”态度。这些新词译词也很自然地反映在《余记》中，据此推测，当他看到东京大学图书馆和东京图书馆的日文名称“図書館”，翻译成汉语“图书馆”这词，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后，1896年9月27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由梁启超等人办的上海《时务报》第六册“东文报译”栏目的刊载了《古巴岛述略》一文。《古巴岛述略》是由日本学者古城贞吉从1896年8月21日出版的《日本新报》日文翻译成汉语的。
《古巴岛述略》在介绍古巴公共事业时提到“又有女学校、音乐学校、农艺学校、身体学校、慈惠病院、贫农养育所、博物馆、图书馆等。”
这是“图书馆”一词见于中国报刊的开始。据此中日许多学者认为“图书馆”一词是古城贞吉第一个翻译成汉语的。但从出版时间看，1889年铅印本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已有“图书馆”一词，时间上明显早于古城贞吉。
据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说“《图经》和《余记》是在日本印刷制作的，傅云龙回国后（1889年）作为视察报告书直接上交总理衙门。”作为明治时期日本著名汉学家的古城贞吉，极有可能阅读过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从中借鉴了“图书馆”一词。
1898年5月，在汪康年主编的《时务日报》有一则题为“日本图书阅览馆”的新闻，是这样报道的“东京上野公园，设有图书馆， 庋藏各种图书典籍，供人入内观览，自去秋七月以来，复于晚间亦开馆纵观，核查每日阅书之客，不下五百人，而晚间亦有五六十人。”
1899年，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第17卷转译了日本《太阳报》的一篇名为《论图书馆与开进文化一大机关》的文章。该文详细论述了图书馆的多种功能。
经过这些报刊的广泛传播，“图书馆”一词逐渐被民间和官方所认同。1904年1月12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颁布《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在屋场图书器具章 第四节 “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又教员管理员章“第二十节 图书馆经理官以各分科大学中正教员或副教员兼任，掌大学堂附属图书馆事务，禀承于总监督。”这是“图书馆”一词见于中国官方文书的开始。
我国图书馆最早使用“图书馆”名称的时间也是1904年。光绪三十年（1904） 7月17日（阳历8月27日）《湖南官报》载：“鄂省图书馆开办”。鄂省指湖北省。
1910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官方图书馆法规。京师图书馆的建立和《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图书馆从传统藏书楼迈入近现代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