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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8月16日，央视为这个大国脊梁、氫弹之父于敏庆生。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如今的中国才能和美俄英法比肩，成了世界上拥有氢弹的五个国家之一。
因为他，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氢弹技术，并且是在全球唯一能保持氢弹的战备状态！
少年励志为国建功立业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于敏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小职员。和其他普通家庭一样，夫妻俩起早贪黑的工作，只为赚取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对于这个聪明的儿子，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教导。
于敏自幼喜欢读书，有过目不忘之能，书中的那些人物，如诸葛亮，岳飞等都是他崇敬的对象。和许多热血少年一样，当看到岳飞荡寇平虏，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壮举时，于敏总是想象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为国家崛起效力，建功立业。
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于敏自小聪明好学，智力过人。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各科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但此时，父亲突然失业，在同窗好友的资助下，于敏才得以进入北大求学。在北大，于敏开始崭露头角，显示出过人的智商和超强的记忆力。
于敏刚刚进入北大时读的是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他发现，工学院教的都是别人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强调的是知识的运用，太过简单没有意思。而他更喜欢钻研未知的知识领域，喜欢寻根探源，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大二时，于敏发现物理学中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探索，于是他转入理学院，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从此便在物理学领域一发不可收拾。
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大学毕业时，于敏以北大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大理学院的研究生。读研究生的于敏更是以聪慧闻名北大，让导师张宗燧大为赞赏，甚至表示：“于敏是他带过的最优秀的学生。”
张宗燧的称赞不无道理。有一次在代数考试中，试题刁钻古怪，北大数学系的学生平均成绩才20分，最优秀的学生也不过60分，但是唯一的一张满分的卷子显得特别突兀，因为这是别的学院——理学院于敏的试卷。
国产专家引世界震动
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这个研究所，集中了当时中国所有核领域的顶尖人才，这其中就有于敏日后的挚友，两弹元勋邓稼先。
在进入研究所之前，于敏研究的是量子场论，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量子场论难度够高，符合于敏的口味。于敏进入研究所时，我国已经开始了原子弹的理论研究，于敏知道原子弹对国家意味着什么，少年时种下的家国情怀让于敏很快就转行开始研究原子核物理。
量子物理和原子核物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学分支，于敏必须从头学起。但是学习对于于敏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件什么难事。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于敏不仅掌握了国际核物理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焦点，而且在关于核物理研究的关键领域，写出了许多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包括于敏与杨立铭教授合著的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
而于敏所写的论文，分量有多重呢？它直接让我国在该领域研究水平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国内外专家纷纷好奇，这些震惊世界的论文，其作者到底是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专家朝永振一郎曾亲自跑到中国，点名要见于敏这位奇才。一番学术交流后，朝永振一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都是国产的！”在得知于敏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得到过外国名师指导的本土学者，靠独自钻研获得如此巨大的研究成果后，朝永振一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回到日本后，朝永振一郎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赞于敏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隐姓埋名默默研究氢弹理论
1961年，于敏已经是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顶级专家，为我国原子弹工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一年，他接到了新的任务。
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么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钱三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原子弹和氢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重核裂变，一个是轻核聚变，理论研究上基本没有联系。让一个原子核物理专家去研究氢弹理论，不亚于强迫一个飞鸟去大海学游泳。 于敏若接受氢弹研究的任务，意味着他将放弃持续了十年，已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原子核研究，在一个基本不了解的领域重头开始研究。而且那个时候，氢弹理论在国内基本处于真空状态，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和学习的东西。虽然此时英美苏三国已经成功研制了氢弹，但是关于氢弹的资料都是绝密的，于敏研究氢弹，只能完全依靠自己。
但是于敏想都没想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作为一个顶级学霸，于敏是从来不怕从头开始的。十年前，他从研究量子场论转行研究原子核，十年后，他成为原子核领域顶级专家，现在他又从原子核专家转行研究氢弹。对此，于敏只是微微一笑，他就喜欢这种有挑战性的工作。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从此，从事氢弹研究的于敏便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深奥的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唯一没有留过洋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
与此同时，法国人也在搞氢弹，而且已经研究了好几年，搞氢弹的条件也比于敏好多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以法国人的优越条件，一定会在中国之前搞出氢弹。于敏虽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未发表任何评论，只是默默研究氢弹的理论。
那个时候，可以说，除了知道氢弹是聚变反应外，我国对氢弹的研究基本上就是一片空白，有时候，于敏想去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与氢弹相关的只言片语，都比登天还难。于敏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既然找不到资料，那就自己去研究！
于敏研究氫弹理论的过程，完全可以媲美爱因斯坦思考出相对论的过程。二者都是不靠资料支持，完全凭无与伦比的过人智慧思考出来的。仅仅三年时间，于敏就解决了氢弹制造的理论问题，严肃的说，就是“突破了氢弹技术途径”。三年之内，于敏就从一个对氢弹完全不懂的人，变成了国内的顶级氢弹专家，当然也是世界上顶级的氢弹专家。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是4年零3个月，前苏联4年零3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中国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
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4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当之无愧“中国氢弹之父”
在解决完理论问题后，接下来就是氢弹的制造问题了。但氢弹的制造比原子弹制造的难度要高千百倍。
1964年，邓稼先和于敏见面，进行了一次长谈，这两位顶级物理天才在一起，梳理了我国这些年氢弹研究的历程，很快制定了一份全新的氢弹研制计划。此后，二人分工合作，共同开始了我国第一枚氢弹的研制工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研究放在首位。
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又设计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
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暗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于敏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问到：“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这一年，于敏提出了氢弹从原理到构形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的关键性问题。由于于敏和邓稼先等人的努力，从此时开始，我国氢弹研究开始从纸面转入实际制造，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只是时间问题。
而此时，法国人依然在氢弹构形问题上在黑暗中摸索。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中国自此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而此时的法国依然在摸索。
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会晤，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趕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自己，将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于敏认为自己这一生留下了两个遗憾，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二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
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61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让他备受“折磨”，很不好受。从此以后，他就决定不再出国了。
于敏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