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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几个月前的事。去洛桑管理学院参加Evian Group的会议,遇到一脸兴奋的加拿大大使John Gero,头天晚上他看了加拿大和美国队冰球决赛的电视转播。3比0的胜利让加拿大人欣喜若狂,同时也觉得理所当然,正像John Gero对我说的,如果加拿大在冬奥会上输掉冰球冠军,就像中国在乒乓球世锦赛上失去男团冠军一样。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备受诟病。“老师出了问题让学生无所适从”。这句流行的俏皮话并不错,但还是一种典型的以美为师的惯性思维,其实,世界上可以借鉴的并非只有美国。
在关贸总协定时代,多边贸易体制的决策圈由所谓的“QUAD”(四方)构成——美、欧、日、加。世事变迁,“四方”不复存在,2008年7月小型部长会形成WTO新的核心圈——G7,加拿大未能忝列其中,其沮丧和失落自不待言。
然而,在金融危机中加拿大的表现却可圈可点。世界市值最大的前15家银行中有两家是加拿大的,但加却是七国集团中唯一没有对金融部门实施救助的国家。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称加拿大金融部门是全球最健康的。奥巴马访加时说,“加拿大在经济危机中证明了他们能够很好地管理经济和金融体系,而我们未能一直做到这一点”。这话应当不是客气。
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主编Chrystia Freeland在《金融时报》周末杂志上撰文,说加拿大堪为世界之师。从他对美国人反思的描写中你可以听出几分揶揄来——“加拿大的银行家们从来不去歌剧院,对跻身上流社会没有兴趣,他们有兴趣的只是收支平衡表,他们很乏味,但的确做得很好”。
文化差异存在着,并影响着经济生活,加拿大人的保守体现在消费上,比如,次级贷款占房屋贷款的比例仅仅是1/20,而美国在次贷鼎盛时期达到1/6。但是,如果夸大经济管理中的民族性格因素,就难以让人信服。加拿大能够在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的关键原因是它的监管体系。加对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7%;75%的核心资本必须是普通股,而不允许是类似股本和债务混合体的优先股;资产/负债杠杆率不得超过20:1。而美国投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概只有1%至2%,雷曼兄弟垮台前杠杆率超过了30:1。
加拿大人并非先知先觉,监管体系也不是从天而降。上个世纪90年代加拿大保险公司Confederation Life的倒闭敲响了警钟,严格的监管体系应运而生。但即使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批评加金融机构过于保守,真正难得的是加拿大能够不为所动。
过些日子,我的朋友,加拿大的Lars Brink博士要来日内瓦,我很期待和他见面,在他的帮助下,1998年中国提交了第一份农业国内支持通报,用WTO的语言解释了中国的农业政策。而Brink被公认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农业国内支持专家。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真心学习,总会找到好的老师。也许远在天边,也许近在眼前。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备受诟病。“老师出了问题让学生无所适从”。这句流行的俏皮话并不错,但还是一种典型的以美为师的惯性思维,其实,世界上可以借鉴的并非只有美国。
在关贸总协定时代,多边贸易体制的决策圈由所谓的“QUAD”(四方)构成——美、欧、日、加。世事变迁,“四方”不复存在,2008年7月小型部长会形成WTO新的核心圈——G7,加拿大未能忝列其中,其沮丧和失落自不待言。
然而,在金融危机中加拿大的表现却可圈可点。世界市值最大的前15家银行中有两家是加拿大的,但加却是七国集团中唯一没有对金融部门实施救助的国家。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称加拿大金融部门是全球最健康的。奥巴马访加时说,“加拿大在经济危机中证明了他们能够很好地管理经济和金融体系,而我们未能一直做到这一点”。这话应当不是客气。
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主编Chrystia Freeland在《金融时报》周末杂志上撰文,说加拿大堪为世界之师。从他对美国人反思的描写中你可以听出几分揶揄来——“加拿大的银行家们从来不去歌剧院,对跻身上流社会没有兴趣,他们有兴趣的只是收支平衡表,他们很乏味,但的确做得很好”。
文化差异存在着,并影响着经济生活,加拿大人的保守体现在消费上,比如,次级贷款占房屋贷款的比例仅仅是1/20,而美国在次贷鼎盛时期达到1/6。但是,如果夸大经济管理中的民族性格因素,就难以让人信服。加拿大能够在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的关键原因是它的监管体系。加对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7%;75%的核心资本必须是普通股,而不允许是类似股本和债务混合体的优先股;资产/负债杠杆率不得超过20:1。而美国投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概只有1%至2%,雷曼兄弟垮台前杠杆率超过了30:1。
加拿大人并非先知先觉,监管体系也不是从天而降。上个世纪90年代加拿大保险公司Confederation Life的倒闭敲响了警钟,严格的监管体系应运而生。但即使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批评加金融机构过于保守,真正难得的是加拿大能够不为所动。
过些日子,我的朋友,加拿大的Lars Brink博士要来日内瓦,我很期待和他见面,在他的帮助下,1998年中国提交了第一份农业国内支持通报,用WTO的语言解释了中国的农业政策。而Brink被公认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农业国内支持专家。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真心学习,总会找到好的老师。也许远在天边,也许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