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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没有微信。原因是 ——“要是上了微信，别人问老白你有微信吗？我就得说有。那人家说加一个呗，我能说不加？我要加了，得在多少个朋友圈里待着？”
“我不想每天看同志们都在怎么活着，我自己怎么活着都没太搞明白。”他手机上装着各种新闻APP。有价值的东西，不用上朋友圈也会看到。
《新京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你今年关注什么热点？
今年两会，政协委员白岩松提了两个提案：有关老年人就业，有关公立医院试点咨询门诊。3月4日晚，白岩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 1》节目组办公室里接受了《新京报》的采访，触及公共利益的话题依然是他当下最关心的。
白岩松：到2018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有2.5亿，其中60到65岁之间的老人有8200万，这个数字还不包括55岁到60岁的退休女性。
我做提案一般不太愿意去追热点，这个提案我准备了很久，一直没提是觉得时间不成熟。但是到2018年，我们不仅看到了老龄化的加剧，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一年，中国的新生儿同比下降2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所以从去年年底到现在，社会上一直呼吁放开生育政策，不仅仅是放开二胎，而是全面放开。
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早就超过了80岁，女性更高。这里隐藏着一个相当大的问题——现在老年人拿到的养老保险，是否可以满足未来高质量的生活？所以今年我提出老年人就业问题。
《新京报》：和日本、韩国相比，中国老年就业市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白岩松：十多年前我去日本时，就拍摄过日本成熟的老年就业市场。韩国同样如此，大约平均70到71岁才退休，而我们是女性55岁，男性60岁。国内虽然现在有延迟退休的政策，但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渐进过程，而且不是自愿原则。
现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机构，原因就在于中国发展变化的速度太快了。仅仅几年前，大家更多还在谈论青少年的就业问题。每年要解决1000万个就业岗位，是很大的压力。
我们现在属于老龄化的初期阶段，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年轻老人非常多，他们在职场上还有经验、能力和继续工作的活力。现在启动试点推进老年就业市场，他们可以在未来贴补自己的生活所用，也可以减轻孩子们的压力。所以总的来看，利远远大于弊。
《新京报》：现在的老人有不少退休返聘的，是不是说明这个市场已经有了，但需要建立规范？
白岩松：他们签订的劳动合同根本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老年就业市场的建立，首先就是要保障这套就业体系与法律的接轨，法律要先行，然后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推进。
另外，它遵循自愿原则。你父母不想就业，那太好了，他可能退休金不错，或者有看孙子的任务，那他就不属于自愿就业的人群。但退休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继续工作，在不挤占中青年就业岗位的原则下，这部分市场要尽快建立和规范。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除立法之外，也是跟社会沟通的过程，舆论和观念的推进都需要时间，早做准备早受益。
《新京报》：你的另一个提案是在公立医院试点咨询门诊，为什么提出这个？
白岩松：我做了十几年卫健委的健康激励计划的宣传员，一年有无数时间在跟医生打交道。他们告诉我，经常接到病人的咨询电话，在临床问诊的过程中，身体咨询的需求已经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患者对医院存在不信任，就会出现在A医院看完了心里没底，要去B医院的专家那里挂号，其实只是一种咨询。另外，由于医患关系、法律、观念等进步，诊疗时医生不再独自做决定，而是会告诉患者，有治疗方案A、B、C，由病人来选用。但是病人能有多专业？反而不知道选哪个了，于是就产生庞大的咨询需求。而且有很多疾病确实很复杂，A医生说的是一种治疗方式，患者希望听到多一些方案。
现在，咨询的需求跟临床门诊合在一起，挤占了相当大的医疗资源。如果在下午非黄金时间，在有条件的科室开设咨询门诊，形成一种错峰，请退休的或资深专家不开刀、不开药、只开口，就可以满足现在不断增长的咨询需求。
《新京报》：听起来比较像网上类似“丁香医生”“春雨医生”开设的一些服务。
白岩松：网上“杂草丛生”。我们曾经出过的几件事情，何尝不是患者想要去咨询医生意见，上网查询，最后导致的结果？这就是民间的咨询需求。
我认为公立医院应该尽早尝试建立线下的门诊通道，当然要保证在安全的、可控的、让患者真正受益的前提下。医生靠他的本事，可以收获更多的自身价值。比如说挂号费可以更高一点，让医生的专业价值越来越回到医学本身。
《新京报》：那线下的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做呢？
白岩松：坦白说医院和医生都未必愿意做，因为很费力，需要很专业的医生，需求大，压力也大，收益也不是特别多。过去好多年，医药不分家，由于创收等原因，很多医生还承担着多开药、多化验、卖耗材的职责，让医院开这种公益属性的咨询门诊怎么可能？
这背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全世界“患者赋权运动”——让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利。国外一些医院提供的是决策辅助系统，我们在这方面落后非常多。提到咨询，大部分人只想到心理咨询，可是哪个医生不是一天到晚总在接电话？说明患者心里没底，需要托熟悉的人、信任的人去得到一种答案。
《新京报》：当今社会不用微信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么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白岩松：我不想在那么多的朋友圈里待着。我觉得时间是有限的，一天就24个小时，朋友圈里有价值的东西没那么多，我跟手机不是很亲。
《新京报》：你觉得手机影响了什么？
白岩松：天天捧着手机，N个小时，只要一无聊就觉得慌，赶紧掏出手机，立即被眼前的东西吸引了。晚上本来打算11点睡觉，有个健康的生活，心想就看十分钟，等看了一会儿，你发现：哎哟，12点40了。
更何况现在手机全是按你的爱好推送，你只看自己喜欢的，你不会别扭，不会被提升，怎么可能进步呢？别扭，往往是进步的标志，因为你进入到陌生的领域。我认为，手机这种投其所好是毁人的最好方式。
当年轻人都开始不读书的时候，谁读书谁就会杀出一条血路。谁用手机的时间少一点，多给自己一点无聊的时光，伟大的创造就有可能诞生在谁那里。国外的作家已经说得很明白，“手机拿走了人们的无聊，也顺便把与无聊有关的伟大一并拿走”。
《新京报》：手机确实带来很多便利，现在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很难想象离开手机的生活。
白岩松：那就别抱怨跟别人一样，就这么简单，而且就是这么残酷。因为你的确跟别人一样，那你凭什么超越别人？越自律越自由，很多人自由地吐槽命运，但从不自律地改变自己。
这个时代只有优秀的、不同于其他人的人，才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单纯靠年龄获取机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上世纪80年代时高唱，“要靠你要靠我，要靠80年代的新一輩”，那是时代的原因，所以年轻人得宠，拥有巨大的机会。我25岁就做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持人，29岁被破格提拔为高级编辑，相当于教授级。
这样的故事现在不多了，原因就在于我们那时拥有巨大的青春机遇期。后来有很多同行怀念过去的时代：“哎呀，上世纪90年代《东方时空》今天有人走，明天又有人来。”
“我不想每天看同志们都在怎么活着，我自己怎么活着都没太搞明白。”他手机上装着各种新闻APP。有价值的东西，不用上朋友圈也会看到。
《新京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你今年关注什么热点？
今年两会，政协委员白岩松提了两个提案：有关老年人就业，有关公立医院试点咨询门诊。3月4日晚，白岩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 1》节目组办公室里接受了《新京报》的采访，触及公共利益的话题依然是他当下最关心的。
白岩松：到2018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有2.5亿，其中60到65岁之间的老人有8200万，这个数字还不包括55岁到60岁的退休女性。
我做提案一般不太愿意去追热点，这个提案我准备了很久，一直没提是觉得时间不成熟。但是到2018年，我们不仅看到了老龄化的加剧，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一年，中国的新生儿同比下降2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所以从去年年底到现在，社会上一直呼吁放开生育政策，不仅仅是放开二胎，而是全面放开。
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早就超过了80岁，女性更高。这里隐藏着一个相当大的问题——现在老年人拿到的养老保险，是否可以满足未来高质量的生活？所以今年我提出老年人就业问题。
《新京报》：和日本、韩国相比，中国老年就业市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白岩松：十多年前我去日本时，就拍摄过日本成熟的老年就业市场。韩国同样如此，大约平均70到71岁才退休，而我们是女性55岁，男性60岁。国内虽然现在有延迟退休的政策，但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渐进过程，而且不是自愿原则。
现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机构，原因就在于中国发展变化的速度太快了。仅仅几年前，大家更多还在谈论青少年的就业问题。每年要解决1000万个就业岗位，是很大的压力。
我们现在属于老龄化的初期阶段，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年轻老人非常多，他们在职场上还有经验、能力和继续工作的活力。现在启动试点推进老年就业市场，他们可以在未来贴补自己的生活所用，也可以减轻孩子们的压力。所以总的来看，利远远大于弊。
《新京报》：现在的老人有不少退休返聘的，是不是说明这个市场已经有了，但需要建立规范？
白岩松：他们签订的劳动合同根本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老年就业市场的建立，首先就是要保障这套就业体系与法律的接轨，法律要先行，然后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推进。
另外，它遵循自愿原则。你父母不想就业，那太好了，他可能退休金不错，或者有看孙子的任务，那他就不属于自愿就业的人群。但退休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继续工作，在不挤占中青年就业岗位的原则下，这部分市场要尽快建立和规范。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除立法之外，也是跟社会沟通的过程，舆论和观念的推进都需要时间，早做准备早受益。
《新京报》：你的另一个提案是在公立医院试点咨询门诊，为什么提出这个？
白岩松：我做了十几年卫健委的健康激励计划的宣传员，一年有无数时间在跟医生打交道。他们告诉我，经常接到病人的咨询电话，在临床问诊的过程中，身体咨询的需求已经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患者对医院存在不信任，就会出现在A医院看完了心里没底，要去B医院的专家那里挂号，其实只是一种咨询。另外，由于医患关系、法律、观念等进步，诊疗时医生不再独自做决定，而是会告诉患者，有治疗方案A、B、C，由病人来选用。但是病人能有多专业？反而不知道选哪个了，于是就产生庞大的咨询需求。而且有很多疾病确实很复杂，A医生说的是一种治疗方式，患者希望听到多一些方案。
现在，咨询的需求跟临床门诊合在一起，挤占了相当大的医疗资源。如果在下午非黄金时间，在有条件的科室开设咨询门诊，形成一种错峰，请退休的或资深专家不开刀、不开药、只开口，就可以满足现在不断增长的咨询需求。
《新京报》：听起来比较像网上类似“丁香医生”“春雨医生”开设的一些服务。
白岩松：网上“杂草丛生”。我们曾经出过的几件事情，何尝不是患者想要去咨询医生意见，上网查询，最后导致的结果？这就是民间的咨询需求。
我认为公立医院应该尽早尝试建立线下的门诊通道，当然要保证在安全的、可控的、让患者真正受益的前提下。医生靠他的本事，可以收获更多的自身价值。比如说挂号费可以更高一点，让医生的专业价值越来越回到医学本身。
《新京报》：那线下的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做呢？
白岩松：坦白说医院和医生都未必愿意做，因为很费力，需要很专业的医生，需求大，压力也大，收益也不是特别多。过去好多年，医药不分家，由于创收等原因，很多医生还承担着多开药、多化验、卖耗材的职责，让医院开这种公益属性的咨询门诊怎么可能？
这背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全世界“患者赋权运动”——让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利。国外一些医院提供的是决策辅助系统，我们在这方面落后非常多。提到咨询，大部分人只想到心理咨询，可是哪个医生不是一天到晚总在接电话？说明患者心里没底，需要托熟悉的人、信任的人去得到一种答案。
《新京报》：当今社会不用微信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么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白岩松：我不想在那么多的朋友圈里待着。我觉得时间是有限的，一天就24个小时，朋友圈里有价值的东西没那么多，我跟手机不是很亲。
《新京报》：你觉得手机影响了什么？
白岩松：天天捧着手机，N个小时，只要一无聊就觉得慌，赶紧掏出手机，立即被眼前的东西吸引了。晚上本来打算11点睡觉，有个健康的生活，心想就看十分钟，等看了一会儿，你发现：哎哟，12点40了。
更何况现在手机全是按你的爱好推送，你只看自己喜欢的，你不会别扭，不会被提升，怎么可能进步呢？别扭，往往是进步的标志，因为你进入到陌生的领域。我认为，手机这种投其所好是毁人的最好方式。
当年轻人都开始不读书的时候，谁读书谁就会杀出一条血路。谁用手机的时间少一点，多给自己一点无聊的时光，伟大的创造就有可能诞生在谁那里。国外的作家已经说得很明白，“手机拿走了人们的无聊，也顺便把与无聊有关的伟大一并拿走”。
《新京报》：手机确实带来很多便利，现在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很难想象离开手机的生活。
白岩松：那就别抱怨跟别人一样，就这么简单，而且就是这么残酷。因为你的确跟别人一样，那你凭什么超越别人？越自律越自由，很多人自由地吐槽命运，但从不自律地改变自己。
这个时代只有优秀的、不同于其他人的人，才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单纯靠年龄获取机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上世纪80年代时高唱，“要靠你要靠我，要靠80年代的新一輩”，那是时代的原因，所以年轻人得宠，拥有巨大的机会。我25岁就做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持人，29岁被破格提拔为高级编辑，相当于教授级。
这样的故事现在不多了，原因就在于我们那时拥有巨大的青春机遇期。后来有很多同行怀念过去的时代：“哎呀，上世纪90年代《东方时空》今天有人走，明天又有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