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悠人的“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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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纪年方法很多,其中最久远、最稳定、最常用、最普及的是“干支纪年法”,60年一“甲子”,从上古一直沿用至今。三千年来,从未中断,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发生的国家大事都有记载,依“甲子”排列着,这是全球唯一的“历史奇迹”。干支纪年法又叫阴历纪年法。它起源于夏朝,又称夏历,对农事有指引作用,故称农历。它以十位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位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次配对纪年,周而复始。因为“干支(甲子)”是依“天象”的运转周期确定的,能准确反映北半球的生态周期,能指导农业生产规划,对老百姓社会生活的指导价值很高。它是全球最科学的纪年法和历算记录法。如:《辛亥革命》的辛亥年是1911年,《戊戌变法》的戊戌年,比辛亥年早13年,则“1911-13=1898”故《戊戌变法》是1898年,而震惊世界的甲午战争是旧历甲午年即1894年发生的。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发明了“年号纪年法”,始创年号“建元”。从他开始,皇帝一换,年号就换;皇帝不换,年号也换,甚至一年有两个年号,一帝有好几个年号,完全服从于政治需要。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汉武帝有11个年号,武则天在位21年有18个年号。北宋仁宗赵祯,在位41年,使用过“天圣”“明道”“景祜”“宝元”“康定”“庆历”“皇祜”“至和”及“嘉祜”等9个年号。使用时间最长的帝王年号是清玄烨的“康熙”,历61年。最短的是清末的“祺祥”年号,这一年号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7月26日拟定,但在同年10月初即被慈禧明令废除,仅历69天,致使知到清代尚有“祺祥”年号者不多。虽然古代朝代年号纪年很发达,但是,皇帝们也只是用这个办法来传达某种“政治信号”。拿这个办法去追溯历史,很不方便。所以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傻到想要“废止”干支纪年,故两种纪年法一直并用着,而且非常和谐的推进中国天文历算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废除年号纪年的做法,而改用民国纪年。首创“国号纪年法”。虽然在袁世凯称帝时使用过洪宪的年号,而爱新觉罗·溥仪在担任满洲国执政和皇帝时分别使用过大同和康德的年号,但是通常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所承认,而认为中国皇帝的最后一个年号为清末的宣统(末代皇帝,溥仪)。国号纪年法是相对于皇帝年号更稳定的一种纪年方式,而且充满国家意识,是古代皇帝年号纪年法的继承和发展。台湾目前的纪年是中华民国98年,以孙中山1912年创立中华民国为纪元元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决定使用“公元纪年”。其实,这个“公元纪年”根本不姓“公”,原先叫“西元纪年”,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用于纪念耶稣的。它以耶稣生年为“元年”,叫“耶稣纪年”更准确。我国主要采用了“耶稣纪年法”,还把它改称为“公元”。把“西元”改称“公元”,只是想回避其宗教色彩而已。但它改变不了“西元”的历史文化涵义,也改变不了它是“全盘西化”论留下的一个胎记,是“西欧中心论”的一个小小舶来品这个事实。而作为记录年月的一个“符号”,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在“历史应用”与“现实社会生活应用”上,绝对不比“干支纪年”或“国号纪年”更具有任何实际的优势,仅方便于跟“西方历史”相“对印”而已。
  目前日本有两种历法:一种是西方的公历,一种是本国的历法,按当政的天皇年号推算。但真正用于官方文件和正式表述的纪元方式是“年号纪元”即日本历史悠久的本国历法。明治天皇(明治时代)1867-1912年;大正天皇(大正时代)1912-1926年;裕仁天皇(昭和时代)1926-1989年;明仁天皇(平成时代)1989年至今。2009年即日本平成21年。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天文历法是国家重器,关乎民生、历史、政治、文化。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历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核心。中国古代历法不单纯是关于历日制度的安排,它还包括对太阳、月亮和土、木、火、金、水五大行星的运动及位置的计算;恒星位置的测算;每日午中日影长度和昼夜时间长短的推算;日月交食的预报等广泛的课题。智慧的中国人创立了世界上最古老、最科学、使用最长久的历法“干支纪年法”,如今被打入附属纪年——农历。当官方、正式文件、甚至各种各样的台历、挂历,更彰显西元纪年的时候,也许我们为自己与西方完全一致的全球化意识而鼓舞,可是五千年来的祖先也许为这一伟大传承文化的流逝,而哭泣。编辑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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