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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莫里哀去世了。在我们抽身离开那个时代的时候，请偶尔驻足，端详一下这份曾经出现在生命中的音乐礼物
★ 文/孙孟晋
在中国，保罗·莫里哀曾经激发了我们80年代的情结——浪漫而单纯，历史转瞬间，保罗·莫里哀去世了。相信很多人会把他当作一份生命里的礼物，重新拿出来端详。
轻音乐，欧美“进军”大陆的先头部队
“轻音乐”这个词，在80年代的中国大陆，其意义不只是音乐上的放开。三洋牌收录机、《乡恋》和邓丽君、交谊舞、世界三大轻音乐团、东方歌舞团这些流行名词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音乐动态和社会动态——即使“轻音乐”这个词在今天已经盖满灰尘，即使那本名为《轻音乐》的杂志早就被一个更响亮的符合小孩子的名称替代。
当时的背景下，轻音乐之所以流行是有原因的，第一，人们对流行音乐的认识与了解总是由浅到深的，世界三大轻音乐团尤其保罗·莫里哀是很合适的台阶；第二，“轻音乐”的“轻”字几乎暴露了那些年有些人对流行乐的偏见。比如爵士在那年头还背负着“颓废之音”的恶名，而这个恶名的一部分来自和爵士密不可分的“垮掉一代”的错译(Beat一词，从词义上分析是积极的)。既然流行乐还是洪水猛兽，那么“轻音乐”是安全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轻音乐和它附带的东西，如同一个年轻的身体的诞生，它还不太懂得调色，调色板上只是原色。所以，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附会那时审美的不够深刻。
查一下“轻音乐”的英文原词——Easy Pop，在这个词条里，已经有三个阶段的更替了：最早的就是曼托瓦尼和保罗·莫里哀那种“管弦乐队流行”，第二个时期的代表里有波萨诺瓦这样的音乐种类，第三时期是正在发生式，那便是充满酒吧新文化意味的Lounge(沙发音乐)。从这条线索可以看出后工业时代的消费与休闲脉搏。西方权威乐评界甚至对Easy Pop有“空洞的弦乐和甜蜜的人声”这样的贬义评定，当然这都不影响我们心目中的保罗·莫里哀的位置，很多人只愿记住他是一个和蔼的法国老头。
保罗·莫里哀在欧美，他的高峰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就走下坡路了，我们在80年代流行的欧美流行乐与世界是有时间差的。而他继续在世界的某些角落成为不朽的神话，这有他在亚洲尤其日本始终扩大影响的关系。关于世界三大轻音乐团的说法，也是局限在亚洲。
记得有人比较过“三大轻音乐团”的音乐风格，结论是：那块“法国奶酪”最甜。当New Age、Lounge等乐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都应该感谢保罗·莫里哀的指挥棒，在他有风度地弯腰舒臂的瞬间，轻音乐和好莱坞黑白爱情片、还有《飘》那样的小说，统统都成为另一种经典。
另一方面，我们那时候习惯“拿来主义”，不可能有环境去挖掘更大的天空，也不可能有怀疑主义的态度出现，必然要把保罗·莫里哀当流行的祖师爷，把胡里奥当流行的爸爸。这可以看作流行文化进入的前奏，前奏必然是乌托邦式的，履行平民主义的精神的。
不过在国内欧美流行乐的讯息十分贫瘠的日子，这种接受性里面却充满了温情。至今我依然认为，如果没有那个流行乐逐渐温情地进入中国的相对困乏的时代，就不可能有后来更大的开放度。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一门音乐流派的美国代表诸如“101弦乐队”、辛辛那提弦乐队、约翰·威廉姆斯等等在中国都不算走红。换句话说，二战结束后，人们急于摆脱沉重心理负担的需求是“轻音乐”滋生的客观原因，而这其中，保罗·莫里哀是最具温情与浪漫气质的编曲家。他能让并不成功的原曲脱胎换骨，深得更多人的喜爱；同时，他的乐队和另两位的乐队的区别是：他加入了流行乐队经常使用的合成器，淡化了管弦乐队的纯粹性。这都是他比曼托瓦尼和詹姆斯·拉斯特在中国更流行的原因。
一个时代的甜蜜乐园
回顾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战争过后都诞生了歌舞升平的音乐角色。“一战”结束后是摇摆大乐队的流行，在摆动大腿中拉上隔绝乱世的帷幕，那时候的舞池好比一个闻不见硝烟的世外桃源，人们想尽快忘记噩梦。相对而言，“二战”后的歌舞升平来得“高雅”一点，也更虚幻一点。除了轻音乐之外，弗兰克·辛那屈、派瑞·克莫这样的流行歌手也红遍一时。而伴随着“婴儿潮”一代的成长，60年代的反叛风才把这股回避现实，甚至粉饰现实的乐风卷走。
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轻音乐是两个动荡时代之间的平滑的跨板，它杜绝了思考，冲淡了社会对立的矛盾，为人们从压抑或者混乱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提供了轻松的氛围。而在中国，时代更替正好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就是为什么在欧美已经过时的东西，到我们这却开始火红的原因。
现在，如果拿出保罗·莫里哀的唱片，你一定会说那感觉太老了，配器的套路也实实足足让人觉得不新鲜。撇开那时盛行合成器不谈，保罗·莫里哀也是一个在年轻时就背离了古典音乐家庭史的“大逆不道”者，不像詹姆斯·拉斯特那样，死抱古典主义的气质，保罗·莫里哀更像他的法兰西民族，比严谨的德国人和英国人，来得浪漫不少。
如果说曼托瓦尼是红酒的话，那么保罗·莫里哀便是鸡尾酒。前者更多时候是让古典音乐通俗化，而保罗·莫里哀经常直接改编自流行歌曲与电影音乐。也许，我们不用担心他把“正义兄弟”、保罗·西蒙、“猫王”改换门庭后造成的感觉落差，我们甚至发现他把法国人的叛逆情种——甘斯伯纳入他的乐章。保罗·莫里哀这杯鸡尾酒让人醉得五彩缤纷。
法国诞生了甘斯伯，一个把摇滚的香烟点燃，又熄灭于多情的法国香颂的才情男人。他的诗意好似夏日里的塞纳河，而保罗·莫里哀的轻音乐则是春天开始温暖的塞纳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定义，我们不把当今的杨·提尔森(Yann Tiersen 为《天使爱美丽》配乐而名噪一时)叫做小保罗·莫里哀，保罗·莫里哀也没被叫做跨界音乐，并不代表他没有Yann Tiersen的天使爱美丽的情怀。就好比我们没把“女子十二乐坊”叫做十二个陈美。但去除表面的形式，抽出骨髓研究的话，都是一路里的人儿。
大约在1998年，保罗·莫里哀就把指挥棒交给了年轻人，团名永存。我反对把保罗·莫里哀的音乐当作改良主义的祭品，即使这位法国贵族脱下长袍，我们也应该记得他的阳光般的性情。
★ 文/孙孟晋
在中国，保罗·莫里哀曾经激发了我们80年代的情结——浪漫而单纯，历史转瞬间，保罗·莫里哀去世了。相信很多人会把他当作一份生命里的礼物，重新拿出来端详。
轻音乐，欧美“进军”大陆的先头部队
“轻音乐”这个词，在80年代的中国大陆，其意义不只是音乐上的放开。三洋牌收录机、《乡恋》和邓丽君、交谊舞、世界三大轻音乐团、东方歌舞团这些流行名词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音乐动态和社会动态——即使“轻音乐”这个词在今天已经盖满灰尘，即使那本名为《轻音乐》的杂志早就被一个更响亮的符合小孩子的名称替代。
当时的背景下，轻音乐之所以流行是有原因的，第一，人们对流行音乐的认识与了解总是由浅到深的，世界三大轻音乐团尤其保罗·莫里哀是很合适的台阶；第二，“轻音乐”的“轻”字几乎暴露了那些年有些人对流行乐的偏见。比如爵士在那年头还背负着“颓废之音”的恶名，而这个恶名的一部分来自和爵士密不可分的“垮掉一代”的错译(Beat一词，从词义上分析是积极的)。既然流行乐还是洪水猛兽，那么“轻音乐”是安全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轻音乐和它附带的东西，如同一个年轻的身体的诞生，它还不太懂得调色，调色板上只是原色。所以，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附会那时审美的不够深刻。
查一下“轻音乐”的英文原词——Easy Pop，在这个词条里，已经有三个阶段的更替了：最早的就是曼托瓦尼和保罗·莫里哀那种“管弦乐队流行”，第二个时期的代表里有波萨诺瓦这样的音乐种类，第三时期是正在发生式，那便是充满酒吧新文化意味的Lounge(沙发音乐)。从这条线索可以看出后工业时代的消费与休闲脉搏。西方权威乐评界甚至对Easy Pop有“空洞的弦乐和甜蜜的人声”这样的贬义评定，当然这都不影响我们心目中的保罗·莫里哀的位置，很多人只愿记住他是一个和蔼的法国老头。
保罗·莫里哀在欧美，他的高峰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就走下坡路了，我们在80年代流行的欧美流行乐与世界是有时间差的。而他继续在世界的某些角落成为不朽的神话，这有他在亚洲尤其日本始终扩大影响的关系。关于世界三大轻音乐团的说法，也是局限在亚洲。
记得有人比较过“三大轻音乐团”的音乐风格，结论是：那块“法国奶酪”最甜。当New Age、Lounge等乐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都应该感谢保罗·莫里哀的指挥棒，在他有风度地弯腰舒臂的瞬间，轻音乐和好莱坞黑白爱情片、还有《飘》那样的小说，统统都成为另一种经典。
另一方面，我们那时候习惯“拿来主义”，不可能有环境去挖掘更大的天空，也不可能有怀疑主义的态度出现，必然要把保罗·莫里哀当流行的祖师爷，把胡里奥当流行的爸爸。这可以看作流行文化进入的前奏，前奏必然是乌托邦式的，履行平民主义的精神的。
不过在国内欧美流行乐的讯息十分贫瘠的日子，这种接受性里面却充满了温情。至今我依然认为，如果没有那个流行乐逐渐温情地进入中国的相对困乏的时代，就不可能有后来更大的开放度。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一门音乐流派的美国代表诸如“101弦乐队”、辛辛那提弦乐队、约翰·威廉姆斯等等在中国都不算走红。换句话说，二战结束后，人们急于摆脱沉重心理负担的需求是“轻音乐”滋生的客观原因，而这其中，保罗·莫里哀是最具温情与浪漫气质的编曲家。他能让并不成功的原曲脱胎换骨，深得更多人的喜爱；同时，他的乐队和另两位的乐队的区别是：他加入了流行乐队经常使用的合成器，淡化了管弦乐队的纯粹性。这都是他比曼托瓦尼和詹姆斯·拉斯特在中国更流行的原因。
一个时代的甜蜜乐园
回顾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战争过后都诞生了歌舞升平的音乐角色。“一战”结束后是摇摆大乐队的流行，在摆动大腿中拉上隔绝乱世的帷幕，那时候的舞池好比一个闻不见硝烟的世外桃源，人们想尽快忘记噩梦。相对而言，“二战”后的歌舞升平来得“高雅”一点，也更虚幻一点。除了轻音乐之外，弗兰克·辛那屈、派瑞·克莫这样的流行歌手也红遍一时。而伴随着“婴儿潮”一代的成长，60年代的反叛风才把这股回避现实，甚至粉饰现实的乐风卷走。
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轻音乐是两个动荡时代之间的平滑的跨板，它杜绝了思考，冲淡了社会对立的矛盾，为人们从压抑或者混乱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提供了轻松的氛围。而在中国，时代更替正好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就是为什么在欧美已经过时的东西，到我们这却开始火红的原因。
现在，如果拿出保罗·莫里哀的唱片，你一定会说那感觉太老了，配器的套路也实实足足让人觉得不新鲜。撇开那时盛行合成器不谈，保罗·莫里哀也是一个在年轻时就背离了古典音乐家庭史的“大逆不道”者，不像詹姆斯·拉斯特那样，死抱古典主义的气质，保罗·莫里哀更像他的法兰西民族，比严谨的德国人和英国人，来得浪漫不少。
如果说曼托瓦尼是红酒的话，那么保罗·莫里哀便是鸡尾酒。前者更多时候是让古典音乐通俗化，而保罗·莫里哀经常直接改编自流行歌曲与电影音乐。也许，我们不用担心他把“正义兄弟”、保罗·西蒙、“猫王”改换门庭后造成的感觉落差，我们甚至发现他把法国人的叛逆情种——甘斯伯纳入他的乐章。保罗·莫里哀这杯鸡尾酒让人醉得五彩缤纷。
法国诞生了甘斯伯，一个把摇滚的香烟点燃，又熄灭于多情的法国香颂的才情男人。他的诗意好似夏日里的塞纳河，而保罗·莫里哀的轻音乐则是春天开始温暖的塞纳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定义，我们不把当今的杨·提尔森(Yann Tiersen 为《天使爱美丽》配乐而名噪一时)叫做小保罗·莫里哀，保罗·莫里哀也没被叫做跨界音乐，并不代表他没有Yann Tiersen的天使爱美丽的情怀。就好比我们没把“女子十二乐坊”叫做十二个陈美。但去除表面的形式，抽出骨髓研究的话，都是一路里的人儿。
大约在1998年，保罗·莫里哀就把指挥棒交给了年轻人，团名永存。我反对把保罗·莫里哀的音乐当作改良主义的祭品，即使这位法国贵族脱下长袍，我们也应该记得他的阳光般的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