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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是中国体育项目中极及的，几乎完全由自己训练，在极短时间便从零走到世界最高峰的案例
不像乒乓球那样有绝对优势，也不像女排荡气回肠，但体操队在国人心中一直是一支悍军，他们总能够从欧美日强大的对手中突围摘金夺银。
6届奥运会13枚金牌，其他世界大赛的冠军更是数不胜数。更重要的，从李宁开始，体操开启了新中国体育的明星时代。
开端：从无知到启蒙
1953年，中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体操比赛，1954年11月17日中国国家体操队在天津市成立。共有21名男女队员，都是在1953年全国比赛中从各个省市中选拔出来的优秀运动员，平均年龄超过20岁，在现在的体操运动看来已是“大龄”。23岁的陆恩淳是其中一员，也是队长。
体操器械都是前苏联体操队1953年来华访问时带来并赠送的。苏联体操队的这次访问，让中国队员第一次知道了体操这项运动究竟是什么样的。苏联人来时，带了一副平衡木，所有中方人员都在琢磨比赛时运动员怎么上去，最后决定做一个小梯子放在平衡木边上。比赛时，苏联女队队员一跳就上去了，大家才知道原来平衡木不用梯子。
训练和生活条件虽艰苦，但对当时的运动员都还能克服，最要命的就是对体操处于基本无知状态，“有几个项目不懂，器械什么样的不懂，怎么比赛不懂，怎么培养队员不懂，规则也不懂。”中国体操队首任队长陆恩淳对本刊说，“最早我们认为，单杠上倒立是最难的，都争着练，(结果)正式比赛，人家说这不符合规则。”
1955年6月，中国体操队派出17人去莫斯科斯大林体育学院学习4个月，由前苏联最好的教练员指导。这是中国体操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请外教，这次的留洋，使中国体操队从无知到启蒙，不光练了动作，还知道了，原来体操还有理论课，还要讲究营养……
1955年8月，中国队参加了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青年运动会体操比赛，“比赛时，能感觉我们差的不只一个档次，”当时参赛的陆恩淳说。在中国队比赛的时候，裁判常常都不看，低头喝着汽水，做完了，打个低分。
这之后，中国队进步神速，到了1962年，中国队受邀赴捷克参赛，进步之快到了让外国人震惊的地步。
可是之后，文革动荡，体操队解散，和很多项目一样，一切回零。
一飞冲天的诀窍
文革期间的体院体操房，门被封得死死的，但很多体操队员从窗户爬进馆里，继续练习。
文革结束，国家需要用体育重振精神，体操是被首先想到的项目，因为体操运动适合中国人的骨骼特点，文革前我国的水平已经在亚洲几乎囊括所有冠军，在世界上能进入前六名。而且那时地方体操队的基础很牢固，文革时的老运动员都回到地方当教练，各省市都有20到40人的队伍。
“当时我们在全国选人非常好选。”前国家体操队总教练、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中心主任张健对本刊说，“这些教练做运动员时都曾因各种政治因素错过世界大赛，尤其是没有参加过奥运会，文革结束后，都憋着劲当教练，在地方上培养了一批很好的苗子。这些人(被选中)能在国家队已经非常高兴，都很努力把前几年的损失夺回来。”
虽然有了好苗子，重建工作依然很困难，训练条件很差。体操房跳马的跑道不够长，就在墙上挖一个洞，从另一间房内跑出来；海绵坑不够，就用固定在墙上的保护带拉着队员，有时队员在做单杠，底下有四个人抬着垫子跟着保护。没有人想象得到，这样的环境能培养出那么多世界冠军。
国家队建制刚恢复不久，体操队访问美国、加拿大，即拿下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震惊体坛。
张健回忆说，刚开始训练时是根据以前的经验教队员，后来看一些收集来的录像，一看大家吓一跳——体操的发展太快了，远远超出了教练们想象的难度动作。“当时就来回看录像来回想，要掌握这个动作要有哪些条件和哪些基本功的训练，每天除了训练就是趴在桌上研究训练方法训练内容。”
录像，成了中国队学习的重要来源。那时候无论国际上大小比赛，体操队总是争取出去看看，哪怕是去一两个人，带着摄影机，那时候用的还是电影胶片，候补队员和没有比赛任务的教练要把一天12场比赛全都录下来，回去后把所有的动作编排写在一张表里，发给所有的教练。
当时中国队讲究超长训练，一周练72小时。用老一辈体操人的话说就是，那时候什么是科学也不太清楚，就是劲头很足，一个劲练。
那时，教练想尽一切训练办法让运动员学会高难度动作，全国的教练员经常一起研究，所有人的智慧都用在国家队上。
中国教练、运动员的学习能力也很强，掌握新动作的周期很短。当时的日本人率先做出了单臂大回环，训练局领导出国回来说看到了一只手的大回环，所有教练都觉得不可能，一周后，这个动作出现在世界体操杂志上，国家队就全体动员攻克，结果两周后所有男运动员都掌握了。
1982年，李宁凭借出色的表现拿下自由体操冠军。其中最出彩的是他做的托马斯全旋起倒立，其实这是前苏联运动员先掌握的，但被当时中国体育科研所发现，李宁练成了在正式比赛中使用，所以成了李宁的动作。
天才成就辉煌一代
1979年，马艳红在美国世锦赛高低杠比赛中，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1980年，黄玉斌获第5届世界杯体操比赛吊环冠军；1982年，李宁包揽了6个项目全部金牌，被外国同行认为体操出了神。
“中国体操能起飞，也和有李宁、马艳红、楼云这批天才运动员有很大关系。”国家前队领队钱奎说。“李宁的脚像装了弹簧一样，人家翻一米五，他能翻一米七。但他也是练得很刻苦，做动作的时候也费力，但我们看着就是有一种轻松感，一种享受。”
李宁和许多运动员一样，也是从学校里被选中的，“身材矮小，速度和弹跳好，转体的概念强一些，从眼神看上去很机灵的。”李宁在国家队时的教练张健说了当时自己选运动员的标准。
早在1973年的全国少年体操赛上，张健就已经注意到了李宁的表现，那时他在江西当教练，一直带着童非，每次他都要问童非，“广西那个小猴子来了没有，他说来了，那比赛就紧张了。”
张健到了国家队后，见李宁没在其中，问缘由，队里的人说“他太淘气。”在张健的坚持下，李宁上调国家队。
钱奎告诉记者，这批人之后，像李宁这样水平的苗子就没有了。
传承比创新更难
“先进动作我们掌握很快，但创新能力差一些。”前国家体操队总教练张健对记者说。逐渐出成绩后，中国体操队掀起“创难新”热潮，每年3月冬训后，就搞“难新动作献礼”。鞍马的立体下马、单杠的盖浪技术都是中国队首创，因为太新，当时并没有得到国际体操联合会的肯定。到现在，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用这些动作比赛。
目前，世界体操运动中有近30个动作是由中国运动员的名字命名的。
不论模仿还是创新，中国体操队的教练员对中国体操的发展功不可没。
现在的国家总教练黄玉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成绩突出的少帅之一。据说当时的女队副总教练钱奎力排众议要黄玉斌进队当教练，理由是黄玉斌个高，打杆时(在杠上磨粉)一踮脚就行，不用找凳子。其实，钱奎看重他另有原因，“我在教女队的时候，练动作单腿弧形蹬杠转体180、接后空翻转360度，这个动作一直练不好，还在当运动员的黄玉斌看到，支了一招，这个动作就成功了。那时我就觉得他有独到的一面。”
在黄玉斌的精心操持下，中国体操队比较顺利地从前辈手中传承下优良的训练作风和稳定的世界水准。虽然经历2004年雅典惨败，黄玉斌黯然“离队”，但去年，黄玉斌又回到男队，女队则交给去年频获国内体育大奖的陆善真打理。正是去年，在39届体操世锦赛上，不但女子团体夺得建队53年来首个世界冠军，体操队更是拿下共14枚金牌中的8枚。中国体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不像乒乓球那样有绝对优势，也不像女排荡气回肠，但体操队在国人心中一直是一支悍军，他们总能够从欧美日强大的对手中突围摘金夺银。
6届奥运会13枚金牌，其他世界大赛的冠军更是数不胜数。更重要的，从李宁开始，体操开启了新中国体育的明星时代。
开端：从无知到启蒙
1953年，中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体操比赛，1954年11月17日中国国家体操队在天津市成立。共有21名男女队员，都是在1953年全国比赛中从各个省市中选拔出来的优秀运动员，平均年龄超过20岁，在现在的体操运动看来已是“大龄”。23岁的陆恩淳是其中一员，也是队长。
体操器械都是前苏联体操队1953年来华访问时带来并赠送的。苏联体操队的这次访问，让中国队员第一次知道了体操这项运动究竟是什么样的。苏联人来时，带了一副平衡木，所有中方人员都在琢磨比赛时运动员怎么上去，最后决定做一个小梯子放在平衡木边上。比赛时，苏联女队队员一跳就上去了，大家才知道原来平衡木不用梯子。
训练和生活条件虽艰苦，但对当时的运动员都还能克服，最要命的就是对体操处于基本无知状态，“有几个项目不懂，器械什么样的不懂，怎么比赛不懂，怎么培养队员不懂，规则也不懂。”中国体操队首任队长陆恩淳对本刊说，“最早我们认为，单杠上倒立是最难的，都争着练，(结果)正式比赛，人家说这不符合规则。”
1955年6月，中国体操队派出17人去莫斯科斯大林体育学院学习4个月，由前苏联最好的教练员指导。这是中国体操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请外教，这次的留洋，使中国体操队从无知到启蒙，不光练了动作，还知道了，原来体操还有理论课，还要讲究营养……
1955年8月，中国队参加了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青年运动会体操比赛，“比赛时，能感觉我们差的不只一个档次，”当时参赛的陆恩淳说。在中国队比赛的时候，裁判常常都不看，低头喝着汽水，做完了，打个低分。
这之后，中国队进步神速，到了1962年，中国队受邀赴捷克参赛，进步之快到了让外国人震惊的地步。
可是之后，文革动荡，体操队解散，和很多项目一样，一切回零。
一飞冲天的诀窍
文革期间的体院体操房，门被封得死死的，但很多体操队员从窗户爬进馆里，继续练习。
文革结束，国家需要用体育重振精神，体操是被首先想到的项目，因为体操运动适合中国人的骨骼特点，文革前我国的水平已经在亚洲几乎囊括所有冠军，在世界上能进入前六名。而且那时地方体操队的基础很牢固，文革时的老运动员都回到地方当教练，各省市都有20到40人的队伍。
“当时我们在全国选人非常好选。”前国家体操队总教练、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中心主任张健对本刊说，“这些教练做运动员时都曾因各种政治因素错过世界大赛，尤其是没有参加过奥运会，文革结束后，都憋着劲当教练，在地方上培养了一批很好的苗子。这些人(被选中)能在国家队已经非常高兴，都很努力把前几年的损失夺回来。”
虽然有了好苗子，重建工作依然很困难，训练条件很差。体操房跳马的跑道不够长，就在墙上挖一个洞，从另一间房内跑出来；海绵坑不够，就用固定在墙上的保护带拉着队员，有时队员在做单杠，底下有四个人抬着垫子跟着保护。没有人想象得到，这样的环境能培养出那么多世界冠军。
国家队建制刚恢复不久，体操队访问美国、加拿大，即拿下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震惊体坛。
张健回忆说，刚开始训练时是根据以前的经验教队员，后来看一些收集来的录像，一看大家吓一跳——体操的发展太快了，远远超出了教练们想象的难度动作。“当时就来回看录像来回想，要掌握这个动作要有哪些条件和哪些基本功的训练，每天除了训练就是趴在桌上研究训练方法训练内容。”
录像，成了中国队学习的重要来源。那时候无论国际上大小比赛，体操队总是争取出去看看，哪怕是去一两个人，带着摄影机，那时候用的还是电影胶片，候补队员和没有比赛任务的教练要把一天12场比赛全都录下来，回去后把所有的动作编排写在一张表里，发给所有的教练。
当时中国队讲究超长训练，一周练72小时。用老一辈体操人的话说就是，那时候什么是科学也不太清楚，就是劲头很足，一个劲练。
那时，教练想尽一切训练办法让运动员学会高难度动作，全国的教练员经常一起研究，所有人的智慧都用在国家队上。
中国教练、运动员的学习能力也很强，掌握新动作的周期很短。当时的日本人率先做出了单臂大回环，训练局领导出国回来说看到了一只手的大回环，所有教练都觉得不可能，一周后，这个动作出现在世界体操杂志上，国家队就全体动员攻克，结果两周后所有男运动员都掌握了。
1982年，李宁凭借出色的表现拿下自由体操冠军。其中最出彩的是他做的托马斯全旋起倒立，其实这是前苏联运动员先掌握的，但被当时中国体育科研所发现，李宁练成了在正式比赛中使用，所以成了李宁的动作。
天才成就辉煌一代
1979年，马艳红在美国世锦赛高低杠比赛中，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1980年，黄玉斌获第5届世界杯体操比赛吊环冠军；1982年，李宁包揽了6个项目全部金牌，被外国同行认为体操出了神。
“中国体操能起飞，也和有李宁、马艳红、楼云这批天才运动员有很大关系。”国家前队领队钱奎说。“李宁的脚像装了弹簧一样，人家翻一米五，他能翻一米七。但他也是练得很刻苦，做动作的时候也费力，但我们看着就是有一种轻松感，一种享受。”
李宁和许多运动员一样，也是从学校里被选中的，“身材矮小，速度和弹跳好，转体的概念强一些，从眼神看上去很机灵的。”李宁在国家队时的教练张健说了当时自己选运动员的标准。
早在1973年的全国少年体操赛上，张健就已经注意到了李宁的表现，那时他在江西当教练，一直带着童非，每次他都要问童非，“广西那个小猴子来了没有，他说来了，那比赛就紧张了。”
张健到了国家队后，见李宁没在其中，问缘由，队里的人说“他太淘气。”在张健的坚持下，李宁上调国家队。
钱奎告诉记者，这批人之后，像李宁这样水平的苗子就没有了。
传承比创新更难
“先进动作我们掌握很快，但创新能力差一些。”前国家体操队总教练张健对记者说。逐渐出成绩后，中国体操队掀起“创难新”热潮，每年3月冬训后，就搞“难新动作献礼”。鞍马的立体下马、单杠的盖浪技术都是中国队首创，因为太新，当时并没有得到国际体操联合会的肯定。到现在，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用这些动作比赛。
目前，世界体操运动中有近30个动作是由中国运动员的名字命名的。
不论模仿还是创新，中国体操队的教练员对中国体操的发展功不可没。
现在的国家总教练黄玉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成绩突出的少帅之一。据说当时的女队副总教练钱奎力排众议要黄玉斌进队当教练，理由是黄玉斌个高，打杆时(在杠上磨粉)一踮脚就行，不用找凳子。其实，钱奎看重他另有原因，“我在教女队的时候，练动作单腿弧形蹬杠转体180、接后空翻转360度，这个动作一直练不好，还在当运动员的黄玉斌看到，支了一招，这个动作就成功了。那时我就觉得他有独到的一面。”
在黄玉斌的精心操持下，中国体操队比较顺利地从前辈手中传承下优良的训练作风和稳定的世界水准。虽然经历2004年雅典惨败，黄玉斌黯然“离队”，但去年，黄玉斌又回到男队，女队则交给去年频获国内体育大奖的陆善真打理。正是去年，在39届体操世锦赛上，不但女子团体夺得建队53年来首个世界冠军，体操队更是拿下共14枚金牌中的8枚。中国体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