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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世界，金庸无可逃避。绝大部分人都知道那句著名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那代表着他的14部小说，还有一部没有收进去的《越女剑》。即使你不曾逐字看过他的书，也一定看过书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他的英雄和美人，他的江湖恩仇和刀光剑影，填满了无数人仓皇的少年时代。
溘然长逝
金庸并不恐惧死亡。
2001年，77岁的他接受采访，有人问：“名利又收之后，你的内心是否还有恐惧？”他说：“大恐惧没有，小恐惧就是怕读者不喜欢我吧。另外，也怕亲人的死亡，怕朋友的死亡，但对自己的死亡并不恐惧。”谈到这个沉重话题时，他甚至眯着眼笑了。
他年事已高，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深居简出，时常传出身体不好的消息，被谣传了许多次去世。
唯有这次是真的。
好友倪匡此前多次帮他辟谣，证明自己的朋友尚在人世。他常在深更半夜被媒体的电话吵醒，问金庸是不是不在了，请他去问问怎么回事。他每次都被吓一跳，电话打过去，金庸健在，他才放下心来。两人聊起“去世”的乌龙，金庸从不生气，总是一笑而过。“他觉得人总是要死的。”倪匡告诉媒体。
2013年，金庸89岁。那是一个肉体濒临极限的年纪，倪匡对外界提到的信息却很乐观，他说自己半个月和金庸见一次面，“查先生健康没有问题，他胃口比我还要好。他就是听力不好，但又不戴助听器。”
这一次，有媒体打电话给倪匡，他一开始不相信，不断反问：“哪里来的消息？”他和金庸已经半年没见面了，因为金庸一直在生病，“前阵子他话都说不出来，字又写不了，他病了好多年，人老一定病。”
这次，倪匡不需要再为老朋友辟谣了。10月30日晚上9点10分，香港《明报》网站发表《悼金庸先生》：“《明报》创办人、著名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笔名金庸），今日于养和医院病逝，享年94岁，《明报》全体成员对此深感惋惜及难过，对查先生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查良镛先生是明报报业集团主席张晓卿丹斯里拿督的好友，《明报》在新闻业打拼多年，迈向一甲子，如非当年查良镛先生不怕艰辛，殚精竭虑，以一支健笔打出名堂，无以臻此。今先生遽逝，对《明报》、对香港新闻事业，乃至对华文文学界，无疑都是一大损失。”
那是一种怎样的损失呢？作家陈冠中说：“在金庸之前也有很多武侠小说家，但是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的地位相当于鲍勃·迪伦之于民谣。”作家张佳玮说：“中国失去了自己的大仲马与巴尔扎克，自己的莎士比亚与狄更斯，失去了有史以来可能影响中文读者最多的人。”
那是一种深远漫长到甚至不知从何说起的影响，“一个人的离开结束了一个时代”这种说法已经让人厌倦，但当金庸的名字出现在灰暗的讣告上时，当倪匡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时，人们才发现，即使结束了那么多个时代，我们依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只能缅怀的时代。没有告别，没有遗言，这次，那个戴金丝眼镜的胖老头儿真的走了。
报人金庸
年轻时的金庸从来不曾想过自己会靠武侠小说曝得大名，那时他更在意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报人。那对他来说是拼了性命去做的一件事情，而“写小说是玩玩”。
金庸在北大演讲时曾说：“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1948年，作为《大公报》记者，他从上海奔赴香港，当时的上海遠比香港发达，但金庸欣然前往，他说：“我一生很喜欢冒险，过一点新奇的生活。”此后他在《大公报》下属的《新晚报》做副刊编辑。
在《新晚报》工作时，他和梁羽生是同事，两人座位面对面，经常一起下围棋。1955年，梁羽生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刚刚连载完，实在写不动了，想让金庸顶上去，金庸没多想，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答应了。
金庸的小说刊登之后，《新晚报》一时洛阳纸贵。那是他的第一部武侠长篇，《书剑恩仇录》。
但金庸并未对这件事隋投注特别大的热情，那只是他赚取稿费的手段。1997年，他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对谈时，回忆这段经历：“得到读者的盛大欢迎，就继续写下去，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帮报国之志，说来惭愧，—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
在评论性的文章中，金庸经常提到的理想、公道、正义、道德等，在小说里也得到了体现。“武侠小说一定讲正义、公正，一定要是非分明，要好人经常击败坏人;书中的正面人物一定不可说谎，不可忘恩负义，不可对不起朋友，必定要有情有义，不可凶暴残酷奸诈毒辣。”他告诉池田大作。
《书剑恩仇录》之后，他继续写了《碧血剑》，但武侠小说并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成就感，他的心思依然更多地放在报纸上。1959年，他创办了_一份四开小报一一《明报》。
《明报》的办报宗旨几乎就是他武侠观的体现：“侠气，干预社会，对好的人和事进行赞扬和表彰，对坏的人和事进行批评和反对。”
在《长风万里撼江湖》一文中，金庸曾说：“一个人-一生所做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当然这也是每个人的理想，如果你是开计程车，就希望自己能开得最好，朝向最好的目标走。”
初衷是好的，但是开局艰难。他投入了全部身家财产，销售量一开始不足—万份，他只好继续写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同年，《明报》开始连载《神雕侠侣》。
为了节约成本，他把《明报》副刊的专栏稿费开得很低，倪匡和亦舒兄妹催他提高稿费，亦舒还为此写过专栏骂他小气，金庸咬着牙就是不提高稿费。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不可以加。如果加了，别人报告给他们的老板，我就会收到同行的20个电话，说破坏规矩、破坏办报传统，他们就会集体对付我。”
为了安抚倪匡和亦舒，他带着倪匡去旅行，买了，几个相机送给他，又买了女孩子的礼物送给亦舒，对方才作罢。由于广东话不好，他和倪匡沟通主要靠写条子，“说话他会耍赖，写了条子，他就不会赖了。” 除了写小说，金庸还要写千字左右的社评，评论当天的时事。他写得慢，喜欢反复改，很多次整个报馆都在等他的文章，排字工人站他旁边，说：“查先生，无须更改了，要拿去排字了。”他依然埋头修改。
倪匡写得快，他批评人家：“你这样快的文章写不好。”
此后金庸硬是将《明报》办成了香港知识分子心中的第一大报，靠;的就是独立的社评。“在别的方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他说。
无坚不摧
1972年，《鹿鼎记》连载结束，金庸宣布封笔。
《明报》已经上了正轨，不再需要靠武侠小说拉动销量。在他看来，写武侠小说已经变成了相当辛苦并且痛苦的一件事情，每天都不能停，心理压力很大。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打算激流勇退了。“我写作有个原则，希望不要重复：我一共写了15部，很多事情都写过了，很多人物都写过了，再写下去就都重复了，读者就会觉得不好看，我自己也觉得不好看了。也可以这样说吧，已经是‘江郎才尽’了，已经没有才能再创造新的故事、新的人物了。”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他说。
金庸找好了自己的接班人。他写信向古龙约稿，请他为《明报》连载武侠小说。古龙接到金庸来信时，朋友于东楼正好在场。那时古龙风头正盛，来信很多，他漫不经心地让于东楼将信拆开，看看到底是哪个家伙从香港写信给他。结果是金庸的约稿信，古龙读罢这封信，难以置信，澡也不洗了，“光着身子躺在椅子上，半天不说一句话”。
金庸主动让出了那个带给他巨大声名的舆论场，此后古龙的《陆小风》系列在《明报》连载，获得巨大成功。金庸继续回去写社论，在这份倾注了半生心血的事业上，他无坚不摧，即使是在他最脆弱的时刻。
1976年10月的一个晚上，52岁的金庸在办公室里赶社论，忽然接到了_一个电话，很短，不到一分钟，挂了电话之后，他呆坐在椅子上，发愣了半个小时。之后提起笔，把剩下的文章写完，走出了办公室。
电话来自大洋彼岸，他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原因是跟女朋友吵架。这件事成了他此生最大的遗憾，“他（查传侠）的性格很冲动。当他想找我谈心事时，我却说要写稿，你出去吧，拒绝了他，我为此后悔，没机会跟他多谈，他想谈论人生问题……”
金庸甚至想跟着自杀，去另一个世界问一问查传侠，“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他参不透这道生死的谜题，只能带着疑问和忏悔继续活下去。
后来，他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写道：“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那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他默默度过，从未和人诉苦。“我的痛苦快乐，我自己个人是很保守的，什么感情都放在自己心里，跟人家没关系的。”
侠隐江湖
得到了巨大的声名，也失去了至爱的家人，品尝过人生的欢喜痛苦、大起大落，之后有媒体问金庸，今生是否还有所求，他说：“别无所求，只希望学问好一点。”
金庸一生爱读书，在他看来，学问不好是自己最大的缺陷，“我以为我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看到其他学者，他有时会自卑。他说：“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大学教授的学问差不多了。我自己很惭愧。花这么多时间，去做一些现在没有用的事情，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
2005年，81岁的金庸赴剑桥求学，寻求更加舒展自由的人生。在剑桥的校园里，他总是回想起少年时骑着单车去上学的情景，跃跃欲试想骑单车去上课，妻子制止了他这个疯狂的想法。
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想着，以后“平平淡淡过生活，过一点清闲的生活，能够游山玩水—下”。
白岩松曾问过他：“在你心里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呢？”
金庸回答说：“是的，我基本很快乐的，很乐观的，觉得人生对我而言虽然有很多困难，很多挫折，但是大致上是快乐的。”
在《倚天屠龙记》里，困在光明顶地道里的小昭给张无忌唱歌：“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人生百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金庸把那些流年逝水都埋在心里，很少倾吐。很多人写金庸的传记，都没有经过他授权。
幾年前，金庸接受采访时说：“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金庸为人所注意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并无多大价值，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写自传似乎没有资格。而且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开。”
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写下自传。为一代人构建了一个瑰丽的江湖之后，他像自己笔下的侠客一样怀揣着秘密飘然远去，从此江湖永不再见。
溘然长逝
金庸并不恐惧死亡。
2001年，77岁的他接受采访，有人问：“名利又收之后，你的内心是否还有恐惧？”他说：“大恐惧没有，小恐惧就是怕读者不喜欢我吧。另外，也怕亲人的死亡，怕朋友的死亡，但对自己的死亡并不恐惧。”谈到这个沉重话题时，他甚至眯着眼笑了。
他年事已高，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深居简出，时常传出身体不好的消息，被谣传了许多次去世。
唯有这次是真的。
好友倪匡此前多次帮他辟谣，证明自己的朋友尚在人世。他常在深更半夜被媒体的电话吵醒，问金庸是不是不在了，请他去问问怎么回事。他每次都被吓一跳，电话打过去，金庸健在，他才放下心来。两人聊起“去世”的乌龙，金庸从不生气，总是一笑而过。“他觉得人总是要死的。”倪匡告诉媒体。
2013年，金庸89岁。那是一个肉体濒临极限的年纪，倪匡对外界提到的信息却很乐观，他说自己半个月和金庸见一次面，“查先生健康没有问题，他胃口比我还要好。他就是听力不好，但又不戴助听器。”
这一次，有媒体打电话给倪匡，他一开始不相信，不断反问：“哪里来的消息？”他和金庸已经半年没见面了，因为金庸一直在生病，“前阵子他话都说不出来，字又写不了，他病了好多年，人老一定病。”
这次，倪匡不需要再为老朋友辟谣了。10月30日晚上9点10分，香港《明报》网站发表《悼金庸先生》：“《明报》创办人、著名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笔名金庸），今日于养和医院病逝，享年94岁，《明报》全体成员对此深感惋惜及难过，对查先生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查良镛先生是明报报业集团主席张晓卿丹斯里拿督的好友，《明报》在新闻业打拼多年，迈向一甲子，如非当年查良镛先生不怕艰辛，殚精竭虑，以一支健笔打出名堂，无以臻此。今先生遽逝，对《明报》、对香港新闻事业，乃至对华文文学界，无疑都是一大损失。”
那是一种怎样的损失呢？作家陈冠中说：“在金庸之前也有很多武侠小说家，但是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的地位相当于鲍勃·迪伦之于民谣。”作家张佳玮说：“中国失去了自己的大仲马与巴尔扎克，自己的莎士比亚与狄更斯，失去了有史以来可能影响中文读者最多的人。”
那是一种深远漫长到甚至不知从何说起的影响，“一个人的离开结束了一个时代”这种说法已经让人厌倦，但当金庸的名字出现在灰暗的讣告上时，当倪匡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时，人们才发现，即使结束了那么多个时代，我们依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只能缅怀的时代。没有告别，没有遗言，这次，那个戴金丝眼镜的胖老头儿真的走了。
报人金庸
年轻时的金庸从来不曾想过自己会靠武侠小说曝得大名，那时他更在意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报人。那对他来说是拼了性命去做的一件事情，而“写小说是玩玩”。
金庸在北大演讲时曾说：“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1948年，作为《大公报》记者，他从上海奔赴香港，当时的上海遠比香港发达，但金庸欣然前往，他说：“我一生很喜欢冒险，过一点新奇的生活。”此后他在《大公报》下属的《新晚报》做副刊编辑。
在《新晚报》工作时，他和梁羽生是同事，两人座位面对面，经常一起下围棋。1955年，梁羽生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刚刚连载完，实在写不动了，想让金庸顶上去，金庸没多想，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答应了。
金庸的小说刊登之后，《新晚报》一时洛阳纸贵。那是他的第一部武侠长篇，《书剑恩仇录》。
但金庸并未对这件事隋投注特别大的热情，那只是他赚取稿费的手段。1997年，他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对谈时，回忆这段经历：“得到读者的盛大欢迎，就继续写下去，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帮报国之志，说来惭愧，—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
在评论性的文章中，金庸经常提到的理想、公道、正义、道德等，在小说里也得到了体现。“武侠小说一定讲正义、公正，一定要是非分明，要好人经常击败坏人;书中的正面人物一定不可说谎，不可忘恩负义，不可对不起朋友，必定要有情有义，不可凶暴残酷奸诈毒辣。”他告诉池田大作。
《书剑恩仇录》之后，他继续写了《碧血剑》，但武侠小说并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成就感，他的心思依然更多地放在报纸上。1959年，他创办了_一份四开小报一一《明报》。
《明报》的办报宗旨几乎就是他武侠观的体现：“侠气，干预社会，对好的人和事进行赞扬和表彰，对坏的人和事进行批评和反对。”
在《长风万里撼江湖》一文中，金庸曾说：“一个人-一生所做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当然这也是每个人的理想，如果你是开计程车，就希望自己能开得最好，朝向最好的目标走。”
初衷是好的，但是开局艰难。他投入了全部身家财产，销售量一开始不足—万份，他只好继续写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同年，《明报》开始连载《神雕侠侣》。
为了节约成本，他把《明报》副刊的专栏稿费开得很低，倪匡和亦舒兄妹催他提高稿费，亦舒还为此写过专栏骂他小气，金庸咬着牙就是不提高稿费。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不可以加。如果加了，别人报告给他们的老板，我就会收到同行的20个电话，说破坏规矩、破坏办报传统，他们就会集体对付我。”
为了安抚倪匡和亦舒，他带着倪匡去旅行，买了，几个相机送给他，又买了女孩子的礼物送给亦舒，对方才作罢。由于广东话不好，他和倪匡沟通主要靠写条子，“说话他会耍赖，写了条子，他就不会赖了。” 除了写小说，金庸还要写千字左右的社评，评论当天的时事。他写得慢，喜欢反复改，很多次整个报馆都在等他的文章，排字工人站他旁边，说：“查先生，无须更改了，要拿去排字了。”他依然埋头修改。
倪匡写得快，他批评人家：“你这样快的文章写不好。”
此后金庸硬是将《明报》办成了香港知识分子心中的第一大报，靠;的就是独立的社评。“在别的方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他说。
无坚不摧
1972年，《鹿鼎记》连载结束，金庸宣布封笔。
《明报》已经上了正轨，不再需要靠武侠小说拉动销量。在他看来，写武侠小说已经变成了相当辛苦并且痛苦的一件事情，每天都不能停，心理压力很大。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打算激流勇退了。“我写作有个原则，希望不要重复：我一共写了15部，很多事情都写过了，很多人物都写过了，再写下去就都重复了，读者就会觉得不好看，我自己也觉得不好看了。也可以这样说吧，已经是‘江郎才尽’了，已经没有才能再创造新的故事、新的人物了。”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他说。
金庸找好了自己的接班人。他写信向古龙约稿，请他为《明报》连载武侠小说。古龙接到金庸来信时，朋友于东楼正好在场。那时古龙风头正盛，来信很多，他漫不经心地让于东楼将信拆开，看看到底是哪个家伙从香港写信给他。结果是金庸的约稿信，古龙读罢这封信，难以置信，澡也不洗了，“光着身子躺在椅子上，半天不说一句话”。
金庸主动让出了那个带给他巨大声名的舆论场，此后古龙的《陆小风》系列在《明报》连载，获得巨大成功。金庸继续回去写社论，在这份倾注了半生心血的事业上，他无坚不摧，即使是在他最脆弱的时刻。
1976年10月的一个晚上，52岁的金庸在办公室里赶社论，忽然接到了_一个电话，很短，不到一分钟，挂了电话之后，他呆坐在椅子上，发愣了半个小时。之后提起笔，把剩下的文章写完，走出了办公室。
电话来自大洋彼岸，他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原因是跟女朋友吵架。这件事成了他此生最大的遗憾，“他（查传侠）的性格很冲动。当他想找我谈心事时，我却说要写稿，你出去吧，拒绝了他，我为此后悔，没机会跟他多谈，他想谈论人生问题……”
金庸甚至想跟着自杀，去另一个世界问一问查传侠，“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他参不透这道生死的谜题，只能带着疑问和忏悔继续活下去。
后来，他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写道：“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那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他默默度过，从未和人诉苦。“我的痛苦快乐，我自己个人是很保守的，什么感情都放在自己心里，跟人家没关系的。”
侠隐江湖
得到了巨大的声名，也失去了至爱的家人，品尝过人生的欢喜痛苦、大起大落，之后有媒体问金庸，今生是否还有所求，他说：“别无所求，只希望学问好一点。”
金庸一生爱读书，在他看来，学问不好是自己最大的缺陷，“我以为我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看到其他学者，他有时会自卑。他说：“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大学教授的学问差不多了。我自己很惭愧。花这么多时间，去做一些现在没有用的事情，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
2005年，81岁的金庸赴剑桥求学，寻求更加舒展自由的人生。在剑桥的校园里，他总是回想起少年时骑着单车去上学的情景，跃跃欲试想骑单车去上课，妻子制止了他这个疯狂的想法。
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想着，以后“平平淡淡过生活，过一点清闲的生活，能够游山玩水—下”。
白岩松曾问过他：“在你心里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呢？”
金庸回答说：“是的，我基本很快乐的，很乐观的，觉得人生对我而言虽然有很多困难，很多挫折，但是大致上是快乐的。”
在《倚天屠龙记》里，困在光明顶地道里的小昭给张无忌唱歌：“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人生百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金庸把那些流年逝水都埋在心里，很少倾吐。很多人写金庸的传记，都没有经过他授权。
幾年前，金庸接受采访时说：“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金庸为人所注意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并无多大价值，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写自传似乎没有资格。而且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开。”
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写下自传。为一代人构建了一个瑰丽的江湖之后，他像自己笔下的侠客一样怀揣着秘密飘然远去，从此江湖永不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