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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61幅画、61个孩子、61 个家庭，61个悲伤的故事。
这是一张张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马赛克拼图式的画面：虎头虎脑，粉红脸蛋，眼睛眯着甜甜地笑着。其中一幅画旁，立着张小卡片：“徐剑锋，1987年4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三门县亭旁镇杨家村，于1991年6月5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大厦百货商场内失踪。”小屏幕上，正播放着徐剑锋母亲寻子的纪录片。
北京睎望艺术馆，艺术展开幕，几位观众陆续走了进来，或驻足，或凝视，或悄声谈论着什么，或默默地拭去眼角的泪水。从一楼正中间向左，最靠边的画，是展出作品中最早失踪的孩子。这些作品主人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失踪儿童。家长们也在画展现场，穿白色T恤，上面印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姓名、出生年份、丢失的时间以及联系电话。
“您说，我的孩子还会回家吗？”
话音刚落，有些妈妈已经泪流满面，站在孩子的画像前，讲述着孩子丢失前的点滴故事。徐剑锋的母亲杨素慧站在儿子的画像前，被女儿搀扶着。她惧怕看到儿子的照片，目光刚移到画像，就躲开了。门外，一辆贴着失踪儿童照片的“寻子车”吸引了众多目光，“寻子车”的主人叫肖超华，他用1个月零1周的时间，在全国三十多个城市的街头开展了“寻子防拐宣传活动”，现在是“随手公益寻子之家”组织的志愿者之一。“寻子车”因寻子而启动——2007年2月14日，肖超华5岁的儿子肖晓松在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响水河丢失，10年间，他从未停下寻找儿子的脚步。
61幅画的作者李月领，站在展厅的角落，默默地看着杨素慧和肖超华。为了还原孩子失踪的场景，他用超过一年时间，走访了近百个失踪儿童家庭，拍下纪录片，为失踪的孩子作画。“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家长的讲述很细致，不论多少年，每个细节都如在眼前，孩子丢了，每个家庭的境遇却又极其相似——找孩子，这是唯一的生活主线。”画中，孩子的脸上被抹去细节，大片色彩斑块，离得远了，才能大致看出孩子的模样。每幅画后面，都有一个痛苦的家庭，一个比死别还痛苦的生离故事。
在很多作品里，李月领曾努力追求过绘画的技巧和藝术，但这次，他更多地扮演着记录者角色。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形容其“用画笔和影像，记录了这个时代最为揪心的一幕”。没有什么比活生生拆散的骨肉亲情更让人揪心吧！更何况，不知生死，不知所终。对父母而言，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煎熬，痛苦如影随形一辈子。
他给每幅画，都配了段视频。左边是孩子渐行渐远的无声面容，右边是父母时隔数年仍泪流满面满世界寻找的痛哭。孩子只在梦里，醒来还是一场空。有位母亲说，妈妈不奢望你能回到身边，只希望你能报声平安。
李月领几乎能叫出画像中每个孩子的名字，讲出他们的故事。他选择的这61个孩子极具代表性，最近的丢失不到一年，最远的已经失踪20多年。甚至，最小的孩子刚满月就被人贩子偷走，最大的走失时已经十几岁。失踪孩子的家长找到李月领，能拿出的资料相当有限，两三张模糊的照片或是几个作业本。
这是时代之痛，这也是生活的真实况味。关于失踪儿童的具体数据，有两个版本。其一，仅2016年下半年，中国失踪儿童累计286人，找回260人，找回占比90.91%;迄今依旧失踪26人，占比9.09%。找回的260人中，包括：被拐卖18人，离家出走152人，迷路走失27人，不幸溺亡32人，不幸遇害20人，其他原因（如绑架、家庭矛盾）11人。根据人口普查统计，目前中国0～14岁儿童人数大约为2.2亿，根据上述数据，每年真正找不回来的失踪儿童百人左右，中国儿童年失踪率大约千万分之三。假设这些失踪儿童都是被拐卖了，那么算上解救成功的被拐卖儿童人数，每年被拐卖儿童大约在百人左右，中国儿童被拐率大约百万分之一，甚至更低。其二，据公开报道显示，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案件总数在20万左右，能够被找回来的只占到0.1%，目前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的案件超过60万件。
公安部曾发表声明否认第二组数据，但始终未有声明公布准确数字。公安部打拐办的回应不可谓不迅速，“纯属谣传”“严重失实”的说法，意味着每年被拐儿童应远远没有20万。问题是，公众非但没有因此感到宽慰，相反都在质疑打拐办“为辟谣而辟谣”。尽管如此，从官方到民间，关注失踪儿童的社会力量在不断集聚，“天下无拐”，更多的人在为这个梦想而努力。
61个孩子中，有两个已经找到。电话隔着千山万水，父母兴奋的声音中带着哭腔，说孩子活着，孩子找到了，“这是我做这件事的价值所在。”
社会关注、利好政策、决策落实，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一份来自民盟中央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的提案：建议加快推广启用公共场所防儿童走失系统，改变以往儿童走失后公众参与度低的现状，让社会力量第一时间加入，尽快找到走失儿童。
一份资料表明，我国寻找失踪儿童主要依靠警方和失踪儿童家庭，公众参与度较低，尚未形成“社会合力”。虽然我国已启动了儿童失踪预警平台等专业救助平台，但这种方式往往是在事件已经发生后的无奈之举。一般而言，儿童走失后的几个小时是搜救的黄金时间，如果能在发现儿童走失的第一时间作出快速反应，社会力量迅速介入，对避免儿童走失悲剧的发生至关重要。
采访中，一位丢失孩子的母亲发问：一个有载人飞船并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这一满怀悲愤的质问，让人语塞。
在儿童不断失踪被拐卖的同时，每年又有10万婴儿被亲生父母遗弃甚至贩卖。而想要孩子的家庭，不去福利院领养，为何要通过非法手段购买儿童？
在我国法律中，拐卖人口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一般情况下，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者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表现良好还可减刑。罪犯刑满释放后重操旧业的比例相当高，在落网的罪犯中，大多都有前科。而作为买方，只要没有虐待儿童，不阻碍救援，就不会被定罪。有不少人在网上呼吁贩卖人口定死罪，但这重刑究竟能多大程度减少犯罪？是否会增加受害人的死亡几率？ 当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儿童被拐卖时遭杀害，被挖掉双眼上街乞讨，被打断双腿生生活埋时，我们除了祈福哀思，除了愤怒悲痛，还能做些什么？
一
这是郭刚堂第一次坐飞机，受邀录制电视节目。从广西到北京，当飞机离开地面的一刹那，地上的路慢慢看不到了，云层渐次出现，机翼两侧的云朵一会儿像山、一会儿像鸟，变幻多端。郭刚堂喃喃自语道：“如果地上的路，也这么好走，该有多好。”
郭刚堂，山东聊城人，曾是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
这是座北方小城，夜里下了一场雨，温度适宜，空气清新。晌午刚过，47岁的郭刚堂又趴在电脑桌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生怕错过一条寻子信息。
困扰郭刚堂的问题，出现在1997年9月21日。那天，郭刚堂两岁幼子郭振走失，为了寻找儿子，郭刚堂在十几年中骑摩托车找遍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20年过去，儿子郭振至今仍不见踪影。
郭振，今年24岁。1997年9月21日，2岁半的郭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被拐。左脚小脚趾和脚面之间有烫伤的疤痕，两只耳朵外侧有明显的尖尖。
1997年，郭刚堂两岁的儿子郭振被人贩子抱走。他立即发动亲友拉网式搜索，从爷爷那一辈的人开始，全村壮劳力出发帮忙找孩子，有出门专门带路的、有骑摩托车的、有骑自行车的，去了河北、山西、河南、江苏，三两个人一伙，“丢失当天，有200多位乡亲出发，后来增加到500多人。每人每天生活费20块。”从阴历八月十五到二十，一直找到了年底。年关，心里过意不去的郭刚堂让大家伙儿都回乡了，实在买不到票，就顺路扒车回家。
难！真难！未到而立之年，却经历了彻骨之痛。孩子，回家吧！这样的叨念究竟要到何时？横下心找孩子的郭刚堂到电话局走后门装了电话，怕漏掉线索，又咬咬牙，买了部BP机和翻盖手机，“花费大概在3万左右，几乎搭上了大半积蓄。”
原本，郭刚堂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他有两辆拖拉机用来拉料，收入在村子里算中上等。郭振刚丢时，家里还有5万多块的存款。但短短一个月不到，他负债近20万。原来的美好生活，被彻底推翻。
“本人郭刚堂，因儿子郭振走失，生活所需，截至XX年XX月XX日，尚欠XXX伍仟元整。经双方协商约定为XX年XX月XX日前全部还清，特立此据。”这个接连几天都没合眼的汉子，在数张纸上重重地将这段话抄了一遍又一遍，墨水渗透了纸背。
但这30天，仅仅是之后10多年漫漫征途中极小的一部分。1997年底，一辆摩托车，一面印着郭振照片的旗子，未和妻子商量的郭刚堂决定以特殊方式，独自踏上寻子之路，“骑摩托车寻子，除了因为进村庄走山路方便，还因为这样最省钱，几十块钱能跑好几百公里。”
2015年3月20日电影《失孤》上映当天，45岁的郭刚堂思忖再三，有些不情愿地与数百名观众一起进了影院。开场几分钟，打扮成农民模样的刘德华出场，相同时间出现的，是片中最重要的道具——摩托车，以及车后座上，那面用彩布制成的旗子，没有一丝风，太阳的暴晒下，这面旗子耷拉褶皱，凑上前仔细辨认，才看到一张孩子的照片和基本信息。
影片中的刘德华还未开口，郭刚堂就红了眼圈。怕影响观众，他慌忙從座位上起身，绕到放映厅侧面的电梯间，蹲在地上。双手揽住身子，因为激动抽搐着，也因有些话说不出口，他甚至不敢哭出声，只得咬住手指，把头深深地埋进膝盖。电影中特意设置了几处故意逗笑观众的桥段，当全场集体忍不住笑出声时，郭刚堂靠在影院门口的柱子上，失声痛哭。可那时，行人们也只是好奇地看着这位略微失态的男人，停顿一下，而后匆匆走过。
诚如电影中外表相似的摩托车，插着印有儿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手提袋都断了的黑色挎包里，被寻人启事撑得鼓鼓囊囊，还有两件换洗衣服。再有就是一挂妻子手做的、印着烙画的葫芦，那是一路的盘缠。
以山东聊城的家为起点，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几年里，除了新疆、西藏，郭刚堂骑着摩托，走遍了其余所有省份，走遍了每个可能有消息的方寸天地。
只有在路上，才能证明自己是位父亲。
正午时分，太阳又钻出来，火辣辣地烤着大地。这是郭刚堂的第一站——河北邯郸。离家四天，他决定给爱人打个电话报平安，停稳摩托车，郭刚堂一个大跨步从车上下来，轻轻地将旗子扶正，径直走到公用电话亭。
“文革，俺到了。家里拜托恁，俺早点儿把郭振找到，带儿子回家。”
“大姐，给恁钱，谢谢啊。”
“不要了，你留着路上找孩子用。”看电话亭大姐60岁上下的年纪，不由分说将钱推了回去。
“以后你再来邯郸，就找大姐，管饭，不要钱。”
临沂蒙阴，天刚擦黑，加足马力的摩托车甩着一尾青烟，突突突地驶向一段坡路，透过后视镜，郭刚堂发现身后有辆拉石料的车追上了自己，刚超过一点就踩刹车，司机的眼睛紧盯着车上挂的寻子旗。还在坡上，司机从窗口扔给了郭刚堂100块钱，等车再启动时，郭刚堂把钱从窗户缝又塞还给了他。
贵州，六盘水，摩托车的灯泡爆了，郭刚堂正借着路灯小心翼翼地摸黑开车，身后汽车悄悄地亮起了两个大灯，走走停停，不催亦不超车。
“你看，这是我的身份证。前面不到20公里就是县城，我帮你照亮，你继续开。”开车人使劲地挠了挠头，努力想打消郭刚堂的疑惑。
深圳，修车铺小伙子阿峰。为了省钱，郭刚堂的摩托车每骑到5000公里才换一次机油，阿峰见状，“你看车的链子，链轮全都磨损了，我帮你换成新的。”心急的郭刚堂次日就要出发到福州，途经蒲宁，但国道在修路，阿峰谎称过去买配件，顺便带他过去。高速路上，细心的阿峰特意让郭刚堂在内侧骑车，而自己，在外侧保护他的安全。
2011年深秋，有志愿者提供线索，山东蒙阴有个跟郭振年纪相仿的孩子是被拐去的，当地警方告诉郭刚堂，这孩子左脚上有一块伤疤，“左脚上的伤疤正是郭振最明显的特征。” 好像离儿子更近了。这是十几年后的苦尽甘来吗？郭刚堂问自己。
出DNA比对结果的当天，郭刚堂在屋里踱着步，努力保持着脸上的平静。可实际上，他的手因紧张变得汗津津的，盼着，盼着。原本说中午电话告知，一直到下午4点，电话铃才响起。
“抱歉，不符合。”
张文革舒了口气，起身与丈夫四目相望，眼泪就顺着眼角的皱纹流了出来。许久，郭刚堂说了一句：“俺明天还是去趟吧。万一DNA弄错了咋办？”
见到孩子的一刻，郭刚堂扑上去，想解开孩子左脚的鞋带，却被男孩一把推倒在地。摔得生疼，郭刚堂醒了。他悻悻地告诉自己，眼前这个目露仇恨的少年幸亏不是儿子。
临走之前，郭刚堂拉着妻子给孩子的养母跪下，说谢谢她让孩子还活着，不愁吃穿。
儿子走失的第二年，郭刚堂骑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饿得心慌就找了一家面馆，老板看着面善，郭刚堂小声问：“您能不能……”语塞，眼泪上涌，郭刚堂扭到旁边攥紧拳头捶地。多年后回忆起那个场景，他难过得一下红了眼圈。
在那之前，他是村子里最出息的后辈，上世纪90年代末，一天就能挣两百多块。他模样不错，自小人缘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团下乡表演时凑热闹，连唱带跳《冬天里的一把火》，甚至有歌厅老板想挖他过去唱歌。
在那之后，他的体面，连同他20多岁时可贵的自尊和志向，一起消失殆尽。儿子丢了，春节失去了意义。“大过年的，郭家一点儿红色都没有。”大年初二，串门的乡亲搓着手从郭刚堂家出来，“炉子都不生，冻死个人。”
某年冬天在东三省，零下30几度，还没骑行前，郭刚堂看着地图上两个镇子间离得很近，给妻子报了平安，说两小时就到，可那一夜，張文革都没再接到他的电话。原来，虽然地图上乍一看很近，但真骑起来，荒野里一处人烟都没有。
“怕吗？”“怕找不到郭振。”
风刮在脸上像刀割，手指上裂开口子，血就顺着口子渗出来，钻心地疼。半夜实在骑不动了，躲在一个小土堆后休息，阵阵困意袭来，郭刚堂知道一旦睡过去人也就没了，他隔着厚裤子掐自己，再不济，就在旷野里蹦着跳着取暖，睁着眼睛挺到天明。
“想过放弃吗？”“只有一次。”
暴雨不由分说地突袭而至。风追着雨，雨赶着风，风和雨又好像联合在一起，追赶着闪电，整个大地都好似笼罩在茫茫大雨之中。狂风卷着暴雨，像无数条鞭子，狠命地往头盔上抽。山路上，摩托车推不动，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滴答滴答往下淌。悲从中来的郭刚堂望着大别山，在心里骂，老天爷，命运待我如此，这雨难道就不能停？风就不能止？我无欲无求，只盼着逃过此劫，找到郭振。
老天爷没听到他的牢骚和渴求。北风呼号着将郭刚堂和摩托车齐刷刷拍在山路上，他护住头，下意识地把旗子揽在怀里，所幸路一侧有一排一尺多宽的水泥桩，不然掉下去就是悬崖。郭刚堂卡在水泥桩中间望着悬崖，突然意识到，其实跳下去把一切了结也挺好的，“割舍不了孩子，但感觉走投无路。”
怀里的旗子露出半截，在风雨里飘摇着，好像发出孩子般稚嫩的声音。他幻听了，那声响像是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在你身边。”“儿子，你在哪儿？爸爸带你回家。”
天涯海角，不管摩托车换过多少辆，不管身后的旗子换过多少面，这句话一直用最大的字体印在最醒目的位置。骑行的时候，郭刚堂喜欢听身后旗子抖在风中的声音，他觉得，儿子并未走远。
郭刚堂说上几句就不自觉地叹息。乞讨、流浪，为了省钱找寺庙、道观借宿。刻意刁难的饭馆老板、不知天高地厚的街头混混、桥洞里追着占地盘的流浪汉，郭刚堂对一路上遇到的所有刁难、挑衅、嘲讽都视而不见，他怕因为冲突耽误找孩子。明明笑不出来，也要硬挤出张笑脸，苦笑着求这一路上的人行个方便。
“唯一一次大冲突是在河北，我路边吃饭时碰到几个醉汉，原本挨了几下打、几句骂可以忍过去，但对方竟把旗子从摩托车上扯下来，在郭振的照片上狠狠地跺了几脚。”推着摩托车走着走着，郭刚堂越想越不对劲儿，“侮辱我不要紧，怎么能欺负孩子？”他折回去和醉汉撕扯了起来，最后竟也让他们落荒而逃。很多人劝过，不如重新开始。虽然后来又有了一个孩子，但郭刚堂无法骗过自己。
铁哥们儿付成曾劝郭刚堂，“也该顾顾家里。”但话音一落，郭刚堂的那张脸，从木然到失落，“怎么能让我放弃找郭振？”他不解，就连妻子也不能完全释然，但张文革没阻拦过丈夫，她知道根本拦不住：“最初几年，就是目送丈夫骑上摩托车出门，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电话线那头报平安。”
“那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赎罪。只有在路上，我才觉得自己像个父亲。”如果可以，他希望能把自己劈成两个。一个在路上继续寻找大儿子，另一个则留在老家，陪伴父母妻儿。郭刚堂的内心无比纠结，一边是寻找未果带来的巨大失落，一边是家庭中缺失丈夫、父亲、儿子的巨大遗憾。
三年前临近春节，16岁的二儿子郭伟跟老爸打了场篮球。个子不高的郭刚堂年轻时练就了投三分球的本事，可1米83的郭伟对篮球一点儿都不懂，郭刚堂一条条跟儿子念叨年轻时熟稔于心的技术要领。示范了几个三分后，郭伟边鼓掌边感叹，“爸，我都不知道您原来这么厉害。”这一句话让郭刚堂内疚不已，他不仅会打篮球，游泳也不错，如果能陪在儿子身边，会给他一个完整、快乐的童年记忆。“可我居然阴差阳错十几年，缺席了两个孩子的童年。”
“能放下吗？”“短时间内真做不到。”有任何听来的、看来的消息传到耳朵里，一脚油门、一张车票又出去了。 还记得19年前，郭伟出生时，郭刚堂第二次站在产房外，那一声划破宁静的啼哭，逼迫他短暂地进入了现实生活。但不久，便又陷入寻找失子的执拗中。
对于第二个孩子，张文革几乎搭上了自己的全部时间，除了养育，她更擅长教育郭伟，“孩子，别人欺负你，你不能还嘴，更不能还手，因为那样可能更吃亏。”郭伟自小长得高，小学时比同龄的大多数孩子高一头，但当年他常常被瘦小的女孩子欺负。
唯一一次挨妈妈的打，是自己十几岁时有次去同学家没告诉她，心急火燎地找到时，被巴掌扇得火辣辣地疼。这些细节，郭刚堂并不知晓，这是后来一次做节目，张文革流着泪讲出的。
十几年来，夫妻俩一直为郭振的下落殚精竭虑，有时难免会忽视对另一个儿子的关爱。一次，郭刚堂从外地回来，张文革和他去学校看住校的儿子。学校是市重点，大部分学生家庭非富即贵。正是午饭时间，孩子们正攀比着自己丰盛的午餐。
孩子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享用着美味佳肴。郭刚堂在人群中费力地找到郭伟时，他正拿着一个发黄的馒头，盘里的青菜绿得扎眼，郭刚堂问自己，“我这么做，对吗？郭伟应该和我们一起受委屈吗？”他借口去洗手间，其实是躲到操场角落里捶胸顿足。几年前，一幕幕场景浮在眼前，不停地刺激着郭刚堂的神经——
在江苏连云港，问了一家旅店，太贵，4岁的郭伟奶声奶气地说：“爸爸，我们找便宜的地方去吧。”如今，郭伟也长大了：“爸，我和您一起找我哥。”2016年夏天，郭伟顺利考入郑州的一所大学，闲暇时，他兑现着当年给父亲的诺言。
这些曾让郭刚堂感动不已，却又天经地义的记忆碎片，刹那间都成了玻璃碴，戳在心上：“丢孩子的是我，不是郭伟，他怎么能跟我们一起受罪。”
郭刚堂恨透了人贩子。他甚至有点生气地批评导演陈可辛的作品，“电影《亲爱的》导向有问题，那绝不是真正被拐儿童父母的心理诉求，大众怎么会同情养父母？谁会舍得把孩子卖掉？明知故犯就是犯罪，人贩子就是罪犯，就该狠狠批判，法律理所当然该严判。”
他甚至将这一链条概括地归结为：偷、贩运、中介、买家、合法化。“让我们恨之入骨的‘偷’，不偷何来‘运’，推动贩卖环节的‘中介’，没有‘买卖’，就没有拐卖，管理部门不作为，对拐卖视而不见，变相将其‘合法化’。”
虽然恨得牙根痒痒，但他心里也承认，这些买家，养大了很多“来路不明”的孩子，让他们有家住、有饭吃、有衣穿，“也许其中有一个就有我家郭振，所以我跪了。”
这一跪，似乎是与骑行岁月的告别。
那之后，郭刚堂又去了浙江，骑行超过一万五六千公里，仍是一场空，那是他最后一次长途骑行，以失望告终。
他不得不说再见了。
犹记得《失孤》结尾，刘德华骑着摩托车继续上路，画外音是禅师开导他的话：他来了，缘聚，他走了，缘散;你找他，缘起，你不找他，缘灭;找到是缘起，找不到是缘尽。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缘，多行善业，缘聚自会相见。
郭刚堂喜欢这个结尾，很多次借宿禅院的夜晚，同样的话，他听过很多遍。一位方丈曾说，父子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夫妻是缘，有聚缘有散缘，无缘不聚。这么多年，重新审视，郭刚堂慢慢理解了这种关系，子女带来的这一生，终将由自己背负。也许，该换个活法了。
或者，是那一路上的超过100起车祸，10多起当场死亡，其中骑摩托车的6个，全部丧生，这让郭刚堂不寒而栗。
他决定，换个方式找郭振。
回家后，郭刚堂病了大半年。那也是张文革十几年中跟丈夫待得最久的一年，手牵手出门散步，用更多的时间陪孩子，就像寻常百姓家那样。那段日子，家人给了郭刚堂更多曾经没有在意的温暖，但郭振仍在另一端扯着，这端安稳祥和时，郭振的模样就会浮现出来，一直是两岁时的样子，走路还不稳，晃头晃脑地找他抱。他可以做到不骑摩托车离家，却放不下继续寻找郭振。
這是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布满皱纹和泥垢的脸，暗淡空洞几近呆滞的眼，提到孩子随时洒落的泪，开口就能诉说出自己十几年经历的艰难。
当影院内灯光熄灭，郭刚堂来不及收拾悲伤，匆匆走出影院的门，随后，他被一波汹涌而来的媒体包围住。那是他的机会，也是郭振的机会。郭刚堂说，在山东，曾有媒体提要求，希望他能再骑上摩托，展现一下当年骑行的镜头。“我不愿意，但都照做了。我是在演，但如果这样的镜头能帮我找到郭振，我愿意天天演。”
郭振刚丢的那两年，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火遍大江南北，当时郭刚堂还是农民，有着最朴素的愿望：“要是凑上两三百万，让明星说一下孩子的信息，也许儿子就能回家了。”数年后，这个心愿，由自己年轻时的偶像刘德华实现了。让郭刚堂既生气又懊恼的是，电影宣传方本来答应让他协助电影宣传，郭刚堂打算得很好，这样可以跟全国观众说一下郭振的信息，但上映前三天，宣传方告诉他不用去了，没有理由。
采访中郭刚堂再三请求，儿子的信息可不可以在文章中体现？虽然接受过的采访不胜枚举，他还是希望把信息再写一遍：郭振，今年24岁。1997年9月21日，2岁半的郭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被拐。孩子左脚小脚趾和脚面之间有烫伤的疤痕，两只耳朵外侧有明显的尖尖。
郭刚堂愿意讲在路上的故事，来自南京的志愿者多次给他加油卡，“大哥，你想用的时候就用，别省着。”主持人鲁豫曾在春节前寄给郭伟一件羽绒服，孩子兴奋地告诉郭刚堂：“爸爸，我也穿上带气儿的棉袄了。”除了家人，这些陌生人，给予郭刚堂莫大帮助，他开始力所能及地帮助和自己一样遭遇的父母。2014年秋天，两年奔波，天涯寻亲协会成立，这释放善意的过程给了郭刚堂很大慰藉。
郭刚堂最怕别人问他，“你帮过多少孩子找到家？”这没法回答。“我也害怕，全国那么多丢孩子的家长，都来让我帮忙找孩子，我有心无力。再有就是，那些养父养母们都恨死我了，觉得我破坏了他们的平静。”20年里，在每个明天到来之前郭刚堂都对自己说，“也许明天，郭振就回来了”，但“明天”至今也没来。 几年前，一位大姐告诉郭刚堂，她通过DNA比对成功，已找到儿子，“我拿着电话就哭了，我替那些团圆的家庭高兴，也更希望，那个团圆的是我。”他坦言，自己并不伟大，而是出于无奈，缺乏在磨难后立即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所以才有了那些年的经历。
电影里那个叫曾帅的孩子最终找到了家人，结局圆满。但现实中，这样的场景几乎没有。温情，只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部分。郭刚堂认识的一对夫妇，历尽千辛万苦找到孩子，怕影响他考大学，两口子忍了将近两年不认儿子。高考结束，两人在考场外等他，应该是温馨场面收尾？错了。父母们见面，大打出手，并不知情的孩子帮着养父母打亲爹妈，这才是现实。还有一位失子的大姐，她看郭刚堂天南地北地跑，对他说，“兄弟，你能不能帮我找孩子，我现在每年能挣一百来万，等我退休了，我再跟你一起找。”这也是现实。还有的温情要靠龌龊来支撑，有位大姐失去了唯一的孩子，找遍了全中国，“刚丢孩子时，有骗子说他知道孩子的下落，条件是与这位母亲睡觉，这成了她一辈子的噩梦。”
这何尝不是郭刚堂的噩梦。早几年，他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骑摩托车，寂寞了就大声喊几嗓子，无处发泄时最爱唱齐秦的那首《北方的狼》。日子再难，活着的，总要过下去，因为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一场考试，只不过上天给了郭刚堂最难的一张试卷。
二
杨海军也想有像郭刚堂一样的父亲，即便无果，却一直没放弃寻找。
黝黑面庞，一脸胡茬，破旧的帽子下是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寻家是杨海军一生的愿望。在他关于家的记忆里，那是一间坐落在三面环山的农房，一口装满井水的石缸，邻居曾被牛顶瞎了眼睛。还有，自己最爱吃的是辣椒蘸豆腐。
他依稀记得，小时候因为贪玩上了一辆车，下车后已是天黑，一男一女将他带上火车“找妈妈”，下车便是安徽蚌埠。大约是知道这孩子养不住，几个月内，他被辗转送了三个人家。“挨打”，是杨海军小时候的关键词——每一次他都会跑，但被追回来后他都会遭遇一顿暴打。某个下雪天，他挨打后被绑在外面冻了一夜。那家人盛怒之下说：“找家就去四川找！”打他的人叫崔鹤海，是村里会计，“这辈子也忘不掉他”。
被驱逐的杨海军成了流浪的孩子。白天靠在火车站捡酒瓶换馍吃，晚上就窝在公园的长凳上睡觉。长大后，他四处打工，当过帮厨，做过包装工，给人放过牛，还在新疆摘过棉花，扒火车回川寻找记忆深处的“辣椒蘸豆腐”。
“家附近，有个带‘阳’字的城市。”12岁时，他扒火车到了四川绵阳，连找几天，钱花光了，不得不回到安徽，而孩童时代关于家乡和父母的一些模糊的记忆，也坚持带在身边的一幅草图上。后来，他每次打工凑够几十元钱，就坐火车到广东、福建、新疆、上海、南京、厦门、云南寻找线索，但很快都被他排除，“那里根本没有辣椒蘸豆腐，吃穿更和我记忆中的不大一样。”
每到一个地方，杨海军就把口音改为了当地口音。这个三十多年前被拐卖的男孩，如今是个操着一口混杂各种方言的中年男人。因为一直没有户口本和身份证，他的人生似乎处处都是禁忌：他外出只能扒火车、不能坐飞机、找不到正式工作、更不可以登记结婚，甚至在受到人身伤害时，连报案的资格都没有。数十年来，从法律意义上看，这个叫杨海军的人并不存在。2008年，杨海军带着女朋友到四川江油定居，在乡下租房，靠走乡串村卖些二手衣服为生，月收入仅为1000多元，但他并未停止寻家的脚步。
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但时隔两年，这个没有户口、没有亲戚、不知道自己生日和籍贯，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实姓名的男人依然无处落脚，这份象征性的文件，并未改变这个暂且被称为“杨海军”的人的命运。
鸡年春节，刚刚下过一场雨夹雪，天地变得一片洁白，小草和枯花败叶都变得简单安静。四川江油城郊，几只麻雀在小河边的竹林里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着。望着成群结队的鸟群，杨海军有些感慨。竹林后面，就是他和女友租住的小屋。三层楼房，他的家占了整個第二层，“这些木头、老旧的收音机、钟表、从干洗店收来的旧衣服，以及假的银圆、仿古钱币，都是从四处搜罗来的。”如今，走街串巷的贩卖，是杨海军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几年前，街坊送给他一条黄色的博美犬，“多半和主人走散了，也可能流浪了一阵子。”总之，小狗跟着他回了“家”，家里也不至于那么冷清。
你就叫“幺儿”吧，杨海军摸摸小狗的头，算是定下了名字。当地人一般把该称呼给小儿子，以示亲昵。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在这些最基本的个人信息里，杨海军唯一确定的可能就是性别，按照他去养父母家的年龄推算，大概四十四五岁。
记忆中，杨海军还有个哥哥或姐姐。母亲改嫁后又生了妹妹，腊肉是家中常备菜。“一次，我妈从外面买东西回来，问她是哪里买的，她说的地名里带个阳字。”至于是什么阳，杨海军不记得了。绵阳？德阳？资阳？或者江阳？旌阳？简阳、金阳？志愿者掰着手指启发他，摇头，还是摇头。再或者，他的家在重庆、湖南，也说不准。不管怎样，杨海军认定四川就是自己的家，盲目地寻找着亲人。
说他盲目，是因为他大多数时间全凭自己。1998年前后，杨海军在安徽蚌埠流浪时遇到一位叫王小东的刑警，“要不是他，就没有我的现在。”
那时，杨海军刚刚从新疆回来，晚上跟同伴在旅馆入住，前脚踏进门，后脚就有人高喊“抓小偷”，习惯流浪的杨海军拔腿就跑。
“别动！把手举起来！”杨海军小跑着逃到了小区门口，刚长吁了口气，被王小东一把摁住。
“反正是流浪儿，干脆送到劳教所吧。”被冤枉的杨海军在劳教所不吃不喝，以绝食抗议。他面对闻讯赶来的王小东道出原委：“那700块钱不是我偷的。”
1998年前后，在王小东的帮助下，杨海军在派出所做起了厨师。青椒炒肉片、熘肝尖、西红柿炒鸡蛋，这是他四年厨师生涯中最拿手的菜。刑警队不但发工资，王小东还自己掏腰包给他钱。那段时间，他交了女朋友。2002年，女儿出生了，望着女儿的笑脸，所有的委屈都化作一汪水，流走了。在未和家人团圆之前，或许，只有这个孩子能证明，她的爸爸叫杨海军，曾在这个城市流浪。 “日子就此好过了？”“更难了。”杨海军苦笑。“唉，说起那天，我应该把女儿带着的。我去厕所解了个手，她把孩子抱着跑了。找了好久没找到，等我找到的时候，她跟别人已经结婚了。但我亏欠她的确实太多，因为我一无所有，就是两手空空，什么都不能给她。所以她怪我也是应该的。”
2008年，在安徽阜阳一家饭店做厨师的杨海军，认识了现在的女友贾节花。“他告诉我，自己还有个孩子。他既没身份证，也没户口，我遭遇和他差不多，一起搭伙过日子嘛。”两个人交往一段时间后，打算南下广东收废品赚钱，但没有身份证的杨海军，慌张之下，带着贾节花上错了火车。
“赶紧下车，没票上什么车！”
列车长发现两人的身份不明，喝声把他们轰下了火车，一摸兜，杨海军的脸变了色，嗫嚅着问女友：“就两块五毛钱可咋活？”
将错就错，两人听从命运的安排，在四川江油落下脚来，一边拾荒度日，一边继续寻亲。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寻亲过程中，杨海军见证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赵先生，三年前开始接手杨海军的案例，“像杨海军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而最大的困难来自单向寻亲。”
家乡的名字带“阳”字，人们常吃的辣椒蘸豆腐，被牛顶瞎眼睛的邻居，“这些信息看起来都比较准确，但找的时候难度比较大，信息都很模糊，这可能就是他的家人没有寻亲。”
父母为何不寻找自己？杨海军说，想过这个问题，但从来没有埋怨过亲人。
他常常这样想：“也许在我走丢的时候，父母找了很久没找到，以为我掉到河里被大水冲走了，而我的兄弟姐妹听父母说我被大水冲走了，他们也是这种想法。我母亲特别疼我，我不相信她不找我。”
但也许，这只是杨海军的自我安慰。在那份《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文件的影响下，2016年，全国又有143.5万无户口人员登记上了户口。有专家称，这次改革，既立足当前解决好现有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又着眼长远防止形成新的无户口问题。《意见》出台后，中央各政策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对与《意见》精神不一致的政策措施进行集中清理，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全力推进解决无户口人员落户问题。公安机关同步深入开展摸底调查，坚持发现一个解决一个，分类实施无户口人员落户政策，切实维护每个公民依法登记户口的权益。而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全国有1300余万人没有户口，通过一份名单发现，四川省仍未列其中，杨海军亦不在解决“黑户”范围之内。“如果有一天江油市政府帮我落户，他们也有很多考虑，比如如何确定我是四川人？落户哪个市？哪个地方接收我？”
杨海军在寻找父母的同时，也是在寻找自己。其实，户口问题并不是他面临的最大困难。户口只是法律身份的认定，他最在乎的还是社会身份认同。
每逢春节，杨海军陷入了更深的迷茫——他看到万家灯火，看到团圆的饭桌，看到街边高高掛起的红灯笼。那灯，没有一盏是为他点亮的;桌上，也没有属于他的一副碗筷。红灯笼，亦照不亮他回家的路。而眼前，炭火燃起的光、剩菜剩饭的腐败味道，耳畔响起的那首《我想有个家》，他不禁想：“哪怕在梦里喊一声爸妈也好，要是再能吃上一口妈妈做的饭，再苦我都认。”
即便如此，杨海军仍然是流浪儿圈中的传奇人物——
“这饭你还能吃吗？”
“杨哥，这饭是要的。”
“这钱你拿着，也不多。”说着，手上戴着手表、兜里揣着手机的杨海军将600块钱塞到了火车站流浪儿手中。
那是他最好的时光，仅收古钱币，一天就能赚至少500块。但回到家，阴郁一如往常，“没有身份证，无法办理机顶盒，连电视都不能看。”甚至无聊时，杨海军跑到大街上，看到有些路边打牌的家长，把孩子放在一旁不管不顾，“我都会上前提醒他们，看好你的孩子。”尽管好心，但这样的提示总会遭来几个白眼。
已为人父的杨海军，不仅承担着为自己找家的使命，更担负着经营好当下生活的责任。女儿15岁了，既然向上找的希望渺茫，那就得向下寄托希望。
三
李静芝很早就听说过杨海军的故事，特别是那段：“几个月内，他被转送了三个人家。每一次他都会跑，但被追回来后他都会遭遇一顿暴打。一个下雪天，他挨打后被绑在外面冻了一夜。”李静芝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嘉嘉，你到底在哪儿？
通往寺院的大门微微虚掩着，厚重而高大，裸露着木纹的青筋。天色已近黄昏，慵懒的夕阳斜洒光辉，院中的一切愈发显得幽远宁静。门正对的长廊摆着一张宽大的案几，案几尽头站着一位身着粗布麻衣的短发女人，正神色严肃地双手合十默念着。
大大小小的寺院，李静芝去过不少。譬如西安大兴善寺，她从城西出发，倒地铁坐到小寨站下车，再徒步走200米，寺院安静如初，窗明几净——从这样的古色窗户里向外打量，世界看着也会发光。
发光的时刻仅仅是一瞬。她慢慢俯下身，微闭双眼，默默地念着什么，眼角在夕阳的映射下闪着晶莹的光。
改变命运的消息来得毫无征兆。李静芝现在还记得那是28年前的一天，在西安西大街金陵酒店里（现陕西省地方志馆附近），李静芝两岁半的儿子毛寅找爸爸要水喝，两分钟倒水的工夫，孩子不见了，悄无声息地失踪。正在外地出差的她接到单位一张两字电报：速回。当天，李静芝从太原一路站回西安，“站了十几个小时，在车上我一直忐忑不安，想着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千万不能是我的孩子，发生所有的事情我都能接受，但不能是我的孩子。”等她回到家才发现，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孩子丢了。家人与亲朋好友已经寻找了一整天，也没有消息。李静芝心存“幻想”：酒店厚重的门，两岁多的孩子根本推不开，门外有七八个台阶，他不能走下去，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小名叫嘉嘉。或许是谁开玩笑，说不定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
又想起出差那天。早秋，小雨淅沥，早上爱人送他去幼儿园，嘉嘉一直抱着李静芝的脖子不愿意离开。 “嘉嘉要勇敢，像解放军一样，不哭。”李静芝弯下腰，摸着儿子的头说。
她还把孩子从车上抱回房间，给他戴了一顶解放军的大檐帽，戴上后便停止了哭声。
7点多钟，儿子坐在爸爸的自行车上出发了。李静芝微笑目送着，孩子依偎在爱人身后，爷儿俩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很快，两人的背影就看不见了。
但快乐是短暂的，随后是漫长的苦痛。这一日，正是苦痛开始的时间节点：儿子毛寅丢了。
李静芝已经想不起那天是如何回的家。家里的地上摆着孩子的鞋，床上放着孩子的衣服，但想到再也看不到孩子，听不到他叫“妈妈”，李静芝猛然回过神儿，夫妻俩对视了一眼，还没等爱人开口，泪眼婆娑的妈妈就喊起来：“嘉嘉呢？怎么没一起回来？”
“妈，我们肯定能找到。”李静芝揉了揉胀得发酸的眼，带着哭腔回答。
“好，我也跟着去。”妈妈说完，看着女儿，两人点点头，始终没和爱人说话。
孩子丢失的前半年，李静芝印了10万份寻人启事，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以西安市为中心散发到周边县区。她边走边贴，到有广播站的地方就去广播播放寻人启事。见了胡同就钻，见门就进，常常是嗓子喊哑了，腿走不动了。“我把西安市周边的所有地区几乎翻了个遍，一无所获。”她感觉孩子可能被拐到外地，于是又在外省市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
“最开始我们抱着特别大的希望，每次都感觉这个线索就是真的。但总是事与愿违。最煎熬的是期盼线索，会带来希望，但又很害怕去落实，因为找到最后发觉都不是。在希望和失望中循环往复，心理难以承受。”
特别是儿子刚丢的时候，李静芝在核实线索前都会买玩具、买好吃的或新衣服，希望这个孩子就是嘉嘉，然后把他接回来。
有时，李静芝感觉儿子就在附近，希望最大的一次是在陕西商洛。那天她从西安赶到商洛已是晚上8点多，找到养母家——
“前几天到你家的孩子是这个吗？”
“是，就是。”
几乎是每分钟一百下的心跳，对方却又说：“孩子早在两天前被送回西安了。”
立刻启程，回到西安已是第二天凌晨3点，由当警察的同学帮忙，并不难找到对方租住的地方。
李静芝从怀里的口袋掏出照片，用力咬了咬嘴唇，问：“您家房客是不是抱着这样一个孩子？”“是，但孩子被送走了。”
一家人开车去了安康，再从安康追到汉中，又辗转找到四川，终于见到了孩子。结果，仍不是儿子。李静芝从希望的顶点跌入绝望的深渊，开始精神恍惚，难以自控，耳边出现嘉嘉的呼唤：“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她躺在床上，有时会突然坐起来，下床就朝门口跑。
血压只剩下40，李静芝不得不住进医院调养。“这次住院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要把悲伤转化成动力，只有这样我才能坚持下去，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继续找嘉嘉。”
与1米65身高不相称的，是李静芝柔弱的外表。
那是一段段希望与失望并存的旅途。破舊的大巴车行驶在公路上，金色的牧草、旋转的风车、疾驰的骏马在两侧不断后退;轻快的音乐中，李静芝在车里静默、思考。
她拉家常般向坐在身边的人叙述儿子的特征：小时候眼睛单眼皮，一笑是弯弯的，头上两个旋，偏左侧的那个可能没了，头发有点自来卷，右耳朵与头发的位置有个拇指盖大小的胎记，会随着头皮长大，但不会消失。习惯动作是喜欢跷着大拇指，特别是右手的。
李静芝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流泪，只是皱着眉头，“我已经哭不出来了，哭一次，大病一场。”
对于丢失孩子的母亲，再普通的梦想，甚至包括儿女亲情，都未必能够一一实现。李静芝觉得，自己的生活并没那么重要，但不能让母亲“在地下也不能瞑目”。
李静芝的生命曾经充满希望。更年轻一些的时候，她在夜校上课，偶然怀上了孩子。后来儿子长到一岁时，舞会上男同学请李静芝跳舞，刚刚会喊妈妈的嘉嘉皱着眉，冲男同学挥起了小拳头。讲起这段往事时，李静芝朝写字台上儿子的照片看了一眼，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所有关于儿子的物品都在透明柜子里，李静芝低着头看过去，玻璃上沾着些她的手纹和汗迹。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变得越来越镇定，我已经准备好去面对残酷的命运。为了孩子，我会坚持着生存下去。”
写下这段话的第三天，1989年腊月二十六，李静芝辗转收到一封来自河南珙县的电报，字里行间描述的孩子与嘉嘉相似度极高，按捺不住的李静芝和爱人连夜出发了。滴水成冰，那天是小城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大雪从清晨下到了暮色降临，偶尔有几个捂着耳朵的行人从车站跑过，路边“春节好”的红色条幅，不时在寒风里发出“哗哗”的声音。
“你看，这是你的孩子吗？”第二日，县公安局民警带着李静芝夫妇实地辨认，两人把脸紧紧地贴在玻璃窗上，继而失望地摇摇头。如同失去最后一根稻草，疲劳至极的李静芝痛苦地扯着头发。“回去吧。”大风愈刮愈猛，白雪皑皑的天地间，一对相互搀扶着的夫妻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
转眼腊月二十八，孩子仍没下落，李静芝提议不回家过年，两人在路上买好足够几天吃的方便食品，回到旅店服务员却让他们抓紧收拾行李，因为春节放假，正月十五后才上班。
“腊月三十，我和孩子他爸深一脚浅一脚地回了西安。那是嘉嘉被拐的第一个春节。”
到家了，几乎同一时间，李静芝和老母亲红了眼圈。“这一次不是他，也许下一次就是。” 大年初二，孩子奶奶家的团圆饭，老人在孩子的位置上特意留了副碗筷。
李静芝开始意识到，从最初的被拐、寻找，自己正面对着“一件无比荆棘、难度极大的事情。”这个普通的妈妈没有别的资源，她把所有的无奈，都写在了微博里。
在广为转发的一条微博中，她写道：过节了，节到了，我们的心也碎了。月圆了，月亮了，家难团圆心痛了。生离比死别更悲苦，不知孩儿何时把家还？
李静芝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一位网友评论说：“看了故事，我的心每一天都在揪着。太心疼你了，28年，是什么样的煎熬啊！我也是妈妈，再坚持一下吧，骨肉团聚的日子定会到来。” 二十八年间，每次出门，李静芝都会带着儿子以前的旧照，以及托人用电脑预测出嘉嘉当年可能模样的照片。为寻子，李静芝想尽办法。在她52岁的时候，她甚至报名参加了一档选秀节目，用这种特殊的形式寻子，呼唤儿子回家。在当天的参赛过程中，她拿出儿子的照片讲述儿子走失的过程，泪水在她憔悴的脸上流淌，台下的观众无不动容。
“我已经不必再记恨谁，也不想改变儿子生活的状态，只是想知道儿子过得怎么样。如果能够，我宁愿死上十次，也不愿意经历这漫长的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灾难”。
李静芝认为，凭借当时的坚持和努力，不可能找不到儿子，她一次次地做着计划。最初打算用五年的时间把儿子找到，至少让他能接受到小学教育。后来又做了十年的打算，至少让孩子在上初中之前找到，那样还可以作些弥补。
可二十年、二十八年过去了，在照片中长大的嘉嘉依然不知所终。但李静芝还是在这场长跑中坚持了下来。“我不会淡化找儿子的想法，这对他是不公平的。”她带着点倔强的表情微笑说。
有人不解，“找不到怎么办？还不如再要一个。”
“自己的生活只能靠自己去争取。”看了有些被拐孩子顺利回家的消息之后，李静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找儿子中特别欣慰的时候，就是见到“同盟军”，听他们讲讲后来的故事。但作为一个母亲，不管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一年两年，他们总会接受，只得接受。当他们真正放下、走出自我的时候，生活就会恢复从前的模样。
这注定是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
相比之下，李静芝开始记录这样一类父母的生活，则显得暗淡而冰冷。
不过，在孩子丢失之后的日子里，大家的生活并没有太多不同。父母们每天重复着相同又希望渺茫的生活：白天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在网站发布公告，晚上坐在桌前一边泡论坛一边打瞌睡，按时吞下一把花花绿绿的药片，或者自己给自己打针。
他们的年龄普遍不大，但皮肤干瘪，布满一条一条的纹路。更多的时候，他们在路上，或母亲一人，或父母同行，浑浑噩噩地度过一天又一天的时光。
“我在这儿干吗呢，不明摆着是等死吗？”老张说。他由大自己两岁的爱人搀扶着，对李静芝倾诉。
“我这辈子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他声音低沉地哭诉，泪水顺着脸上的皱纹缓缓流淌下来。
十年前，当李静芝和她的寻子家庭成员成立“陕西爱子联合会”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一个重大的、严肃的、要一辈子干到底的“事业”。这在当时听来，并不算个正经事。大家的想法还很原始，想的是联合起来一起找孩子。
那年，距离儿子丢失已经过去了十九年，线索越来越少。2007年4月，有一个找家的孩子通过网络找到了李静芝，两人对了很多记号，包括他的记忆，但看了他的照片后，李静芝确定不是儿子，却偶然得知有个名叫“宝贝回家”的民间组织，登记后即可成为志愿者。当年12月，在“宝贝回家”与浙江卫视合作的一次万人寻亲大会上，李静芝第一次目睹了上千人的寻亲队伍。亦是雨天，密密麻麻的家长冒雨举着海报，“我又想起了我的嘉嘉，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下雨天，看到海报上的孩子，我的心很疼。”后来，李静芝加入了“宝贝回家”，成为志愿者。
事实上，当你从没经历过骨肉分离时，你是不会关注这样一个群体的。李静芝也是。她开始关注每一张寻人启事，电视台的，或是广播中听到的，再分别与他们联络，然后可以一起出去找孩子。这份相互依偎的温暖也永远留在父母心中。
直到有一天，李静芝无意间走进书店，看到一本绘本封面，上面写着：“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读了这段话，一直以来迷失在“沙漠”的她，眼前仿佛突然浮现出生机盎然的绿洲。
更为重要的是，她不再仅仅沉溺于自己的痛苦之中，她甚至在短时间内帮其他父母找到了5个丢失的孩子。“第一个是从湖北襄樊的福利院找到的，叫蛋蛋，是西安西大街的一家丢的孩子，孩子脸上有一个明显的胎记。”
难忘崔建东。九月深秋，无边无际的稻田染成汪洋的金色。稻子低垂浓密，风起时，都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天朗气清，阳光正旺，天上的云，两朵一群，三朵一队。午后，小村口，阵阵鞭炮声打破了这片宁静。
“建东回家了！”几位官员并排站在村委会旁，兴奋地搓着手。一辆中型面包车停了下来，走下车的小伙子被大家伙儿簇拥着，他们笑着、叫着、跳着，似乎为这一刻的到来准备了许久。
这时，从远处的山头上飞奔下来一个女人，扎着灰白的头发，挥着一件大红色外衣。她，就是崔建東的母亲，距离儿子被拐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建东小时候从贵州卖到了福建莆田，在一户有养父、一对姐妹的家庭中长大，养父常年外出打工，家中全凭姐姐照料。受够了同村小伙伴的欺侮，建东初中便辍学外出赚钱。到了结婚的年龄，养父问他，“你是喜欢我的大女儿，还是小女儿？”平日里受姐姐照顾有加，建东选择了姐姐。
一日，善良的姐姐看到李静芝在《半边天》上做的节目，主动寻求帮助，希望爱人能够早日找到家。凭借DNA数据库多次比对，及建东小时候的记忆，李静芝帮助他准确、迅速地锁定了位置。
直到上飞机的那一刻，建东仍不敢相信。当他下了飞机，看到两排香樟树左右延伸，一边尽头是河上的一座栏杆被漆成红色的石桥，另一边则望不到尽头。即便已到秋天，香樟树的叶子依然绿油油的，荡漾着温柔的气息。这是建东颇为熟悉的味道，他眯起眼睛，笑了。 他看到家乡的那条有情致的小河，如今看来不过是一条浅浅的河流。沿岸生着些淡黄色的芦苇。在下午的日光里，河水像是不流动的，只有几只野鸭在里面扑腾，偶尔发出短促的叫声。沿着村路的人家，还在自家房梁上挂起了大红辣椒。起初，妈妈拥抱他时，建东听着并不太懂的贵州话，似懂非懂的他含着泪水，但当父亲小跑着迎来时，二十五年来寻家的委屈化作无声的眼泪，倾注而出。
如今，出息的建东一直做木材生意，有了三个孩子，家庭美满和睦。“后来每次再见到我，不笑不说话，那是从心里漾出来的高兴，和回家之前判若两人。”团圆，是寻子父母最卑微的愿望，带着这份朴素的期冀，李静芝又回到了原点。
在过去的几年里，寻找占据了这位母亲的大部分时间。回忆的过程充满了让她感念的故事。张运改来自陕西临潼，小时候从陕西被拐卖到山东，为了早日回家，他两次高考均报考了陕西的大学。2006年底，他看到了李静芝在网上发布的寻人启事，拨通了第一个电话。
“你是李静芝阿姨吗？你是丢过一个孩子吗？”
“是。你是找家的孩子吗？”
不到一分钟的通话断了，再拨回去，已关机。两周后，运改要求在QQ上与李静芝视频，看五官并不像儿子，但又不想打击他，便约了见面。
西安市东大街，中国银行门口，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李静芝一下就看到了运改：他是一个很酷的年轻人，深陷的眼睛，目光通透，突出的光亮的前额，头发剃得很短，几乎能够看到青色的头皮。
“那年我4岁，妈妈给了我和哥哥几毛钱理发。哥哥在店里打游戏，我在门口等。后来我吃了戴工地帽子的叔叔递给我的一个苹果，后来就不记得了。”在养父母家，一旦闹着想回家，必定招来一顿打，以至于邻居都看不下去了，跑来支招，“孩子啊你服个软，服个软就不挨打了。”
“李阿姨你知道吗？我那会儿腿都是青的。他们不允许我在别人面前讲自己的事。说一次，打我一次，可棍棒无法抹掉我的记忆。怕忘了这段历史，每晚睡觉前我都要回忆一遍。”
在说到挨打时，李静芝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捂着脸，嘤嘤地啜泣着。其实，在运改刚上初中时，就给省公安厅写过信，信中详细写了自己的现状，可迟迟没有回音。
2007年夏天，通过这些片段记忆，李静芝帮助他在陕西其他丢失孩子的父母当中做过几次辨认，却没成功。
“阿姨，我不找家了。”
“孩子，你既然知道自己是陕西的，说明一只脚跨进家门了。阿姨一定帮你找到家。”
李静芝开始翻阅二十年前的寻人启事。偶然找到陕西临潼百货公司张新民，启事里写道：儿子张鹏，年龄4岁半，1985年被拐，右手大拇指有烫伤。
张运改记得，小时候吃过石榴，恰恰临潼地区盛产石榴;他的右手曾被熨斗烫伤过，哥哥的名字里带有鹏字。李静芝一边笑，一边红着眼圈，她四处托人打听百货公司，又找公安局了解临潼地区叫张新民的所有居民，“但临潼地区有50多个叫张新民的，不可能帮我逐一查。”
2008年2月，陕西电视台邀请李静芝做节目。听说记者的办公室有一位是临潼人，“原来，这位记者的姑姑和张新民在同一家单位，张新民的儿子确实被拐很多年，老张也走了。”
仿佛被戳中了最脆弱的部分，李静芝的脸色瞬间变了。“关键时刻我却联系不上这孩子，电话、QQ都找不到。”无奈之下，李静芝找到运改的同学，却一无所获。直到6月，他的手机才重新启用，“孩子你再别关手机，阿姨帮你找到家了。”
回家的路在运改眼前铺陈开来。“你看这是你儿子吗？”李静芝把运改拉到一个女人跟前。
还未等女人开口，运改自顾自地问：“咱们家房子中间是不是有一棵树？”
“有有有。”
“路口是不是有一个钉鞋的伯伯，是个瘸子？”
“是是是。”
快走到家时，因为多次搬家，运改觉得有些陌生，便把哥哥叫了出去，回来后附到李静芝耳边说：“阿姨，不用做DNA了，这就是我家。”
哥哥也笃定地回应：“这就是俺弟弟，这就是俺弟弟。不用做DNA。”
回过神的妈妈这才呜咽着确认，这真是儿子张鹏。“妈，我还要回去工作。”临行前，妈妈悄悄塞给他100块钱，这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张鹏的脸上汗水混着泪水一齐淌下来，把钱推了回去，“拿着吧。”李静芝拍拍他的肩膀。
“阿姨，这就是我家了。”张鹏的嘴角挂着微笑。“我刚才问我哥，那天是不是你打游戏，把我带出的家门，他点头确认了。”找到家的生活改变了张鹏的命运，他找到了一份在公安局做网络的工作。而此前，张鹏居无定所，2007年除夕夜，他甚至独自坐在河南开封的大相国寺边问自己：“我还能回家吗？”
每每听到这儿，李静芝都“挺难受”，这些五味杂陈的与找家相关的数十年时光如白驹过隙，都不及张鹏那句“妈妈的面做得最好吃”让人宽慰。
怎么能不想儿子？这是毛寅被抢的第二十八年。这个看上去很柔弱的女人，催生了一位母亲最伟大的本能。寻家孩子的泪水，每一下都击中李静芝的心。
在李靜芝的QQ空间里，写满了她对儿子的思念，更多的则是一些寻亲者给她的留言：
阿姨，我是从西安被拐卖到安徽的孩子，帮帮我。一片枫叶
李阿姨，您还好吧？北方天气冷，您要多注意身体！ 您的孩子：来兵
几十年如一日，不辞辛苦寻儿回，姐你辛苦了！我们都在支持你！
李妈妈你要照顾好自己啊，还有我们呢。妈妈你从来就不孤单，还有我在默默地想念你。茂钟祺
二十余年里，一切似乎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但李静芝不得不直视强大而令人无奈的力量：衰老和死亡。两年前，95岁的母亲离世，“我甚至无法面对今后的生活。”李静芝在母亲走后说。但很快，不间断的寻亲孩子找到她，请求帮助。
她被很多人亲切地称为“打拐妈妈”，她说：“或许，我做的这些事，只为了阻止拐卖再次发生。” 在一次节目现场，那一切也被记录下来。那首《天使的翅膀》的音乐奏起时，从舞台上走出九位20来岁的小伙子，个个都喊着“妈妈”出场：“妈妈，我是来兵！”“妈妈，我是……” 原来，这些都是李静芝在寻子过程中帮助过的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她的帮助下找到了失散的家人，这些孩子亲切地喊李静芝“李妈妈”。一位小伙子，在节目录制前十天刚刚在李静芝的帮助下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孩子们唱给“李妈妈”听的是改编过的《天使的翅膀》，“你是我归途的希望，是你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你已成为我们永远的母亲。”
这是最动听的声音，也是最动人的时刻。亲历了多次阖家团聚，就如同自己的孩子回到了身边，她耐心输导，引导他们做志愿者，让爱传递。尽管二十八年的寻找仍无结果，但李静芝相信正义、相信爱。
搬离自己的家乡，李静芝从未想过。所以，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她带着眷恋和不舍。她终将离三秦而去，任由沉浮。不过，为了儿子，这一切都变得更加有意义。就像梦里，她清晰地看到嘉嘉朝自己调皮地扮了一个鬼脸，“砰”的一声关上门。
四
“这个一直在路上的女人实在是太倒霉了。” 用律师张志伟的话来形容，“差不多每刮一阵风，都会刮到她家。”
他用34個字的简洁语言，就讲完了这个倒霉的故事：“二十八年前，李静芝的儿子丢了，虽然找孩子的初心未改，但上天却开了个玩笑。”
短短的一句话，却是众多被拐儿童家庭的真实写照。
可只有当你从北京出发，坐上大巴或火车，走铁路、高速路、柏油路、搓板路，换五六次车，再走几段灰尘能淹没整个小腿肚的山路，最后坐在那些面露哀色、目光空洞的被拐儿童家长家里时，那一句话的温度才算刚刚升上来。
再多一点儿耐心，等张志伟翻开案卷，这个众多倒霉家庭的故事才开始清晰起来。
“完全通过我自己力量找回来的，有50个孩子左右。”每次成功解救被拐儿童，张志伟却高兴不起来。
两三岁的孩子“像商品一样被租来租去”，而被抓获的人贩子，却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
八年前，公安部“打拐”专项行动还未开展，公众的“打拐”意识淡薄，数以万计的破碎家庭得不到有效关注和救助，人贩子在“证据不足、无罪释放”的庇护下猖獗作案。
张志伟痛心地看着丢失孩子的家长，暗下决心，帮助孩子回家。他从提供法律援助到进行心理疏导，从参与解救被拐幼儿到推动法治进程。2009年两会期间，他直接找到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建议，通过他们的力量将打拐声音传播得更远。陆续地，一些意见以内参的形式递上去，“第二年就有了打拐相关司法解释。”这包括在追究刑事责任时，户籍民警、医护人员都要位列其中。
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立案制度。影片《亲爱的》取材于彭高峰2008年至2011年的三年寻子事件，他的儿子3岁时被人在家附近强行抱走。影片中，演员黄渤在儿子失踪后去报案，警方告知需要失踪24小时后方能立案，这句台词引起网友热议。早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其中规定，接到儿童失踪或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妇女失踪报案的，公安机关应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迅速开展侦查工作。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即失踪一律照刑事案件来处理，对家长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这表明国家将动用大力量寻找失踪儿童，并且将追究当事人责任。”
这在电影《亲爱的》导演陈可辛看来有些惊讶，这似乎逾越了某些规定，但人性化的做法，保证了将在黄金4小时内有最大的几率找回孩子。如果大于这个时间，买卖跨省交易似乎便利得多。
“但老实讲，小孩子跑到隔壁二婶家吃饭，没打电话，你又去报警，那公安怎么办？”
张志伟没想到，这个问题居然是在央视录节目时，一位警察黑着脸提出的。
“那我们每天不用做别的了，找孩子就好了，这是浪费警力。”
“虽然你的工作重心有偏向，但作为纳税人来说，更愿意你把钱花在刀刃上。”张志伟有些气愤地回应。
放着命案不破，为什么要破拐卖儿童的案子？站在警察的角度，这似乎是个问题。线索少得可怜，拐卖往往是瞬间之事。即便拿出监控录像反复看，先要确定画面中的人是谁，再从违法犯罪这些嫌疑人里找，最后再从监狱的犯人中辨认，一次竟指认出是犯人家的邻居。
怎样能让警察第一时间帮我们找孩子？有人问。
“多为警察解决困难，呼吁国家给警察配编制，解决必要的经费问题。”张志伟意识到，警察就好似是一条纽带，维系且平衡着这链条上的丝缕关系。
十四年前，张志伟还是兰州一名刑事审判法官。
当时，他负责审理一起杀人案：两个刚满18岁的男青年准备在兰州火车站偷窃，因乘客同时被其他“同行”盯上，双方发生冲突。二人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出手捅了对方，最后“同行”因失血过多死亡。
庭前会见，张志伟与两名嫌疑人细聊后得知，二人从小都是孤儿，常年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之后混迹在兰州火车站附近，捡拾、偷窃。当时张志伟不过26岁，作为城里长大的孩子，他第一次得知，社会上竟还有这样的群体。
像是突然间被一股无形力量推入了“打拐”的大门。张志伟形容。
“悲剧发生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关爱和帮助？”张志伟思考着。2008年，张志伟辞去法官工作，留京成为一名律师。当时，有零星几位“家庭寻亲”的志愿者找他寻求法律援助。
“当时社会对于拐卖认知不够，信息不畅通。突然有成千上万的被拐家庭找我，血淋淋的现实让我震惊。”他开始加入打拐志愿者大军，并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受聘为法律顾问，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与其说是法律援助，不如说是心理咨询师。
郭刚堂说，自己寻子遇到问题或者情绪低落时，都会咨询张志伟。“他劝我说，孩子会一直找下去，但家里还有父母妻子孩子需要照顾，要我边工作边找孩子，这样能更有力地一直走下去。” “这是罪犯导致的，与个人无关。根据经验，孩子被拐后肯定活着，只是在一个你们不知道的地方，可孩子会长大，会懂事找你们，你们不想给他留一个完整的家吗？”遇到绝望的妻子抱怨，孩子被拐都因丈夫没看管好，坚持要离婚，他总会这样劝说。碰到被拐儿童，张志伟也会嘱咐他们去采血，及时将DNA信息入库。若干年前，张志伟曾在上海电视台做节目，有现场观众居然说，应该感谢那些把孩子养大的养父母。但真实情况是，这些被拐儿童绝大部分生活得并不如意，叛逆自卑，境遇极差。
“大部分孩子选择不找亲生父母，并不是养父母有多好，但养育之恩更大，比生育之恩还大。”南方地区，譬如福建的打拐力度略低于其他省份，“一位女警察为了给丈夫生儿子，冲动地辞去公职。不少基层民警对打拐也有抵触，这是传统想法在作祟。”
谈及最初的故事，张志伟道出了自己接触的第一例“打拐”。
那是2009年春天，有志愿者发现，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衣着单薄破衫、从头到脚脏兮兮的，分别在北京的玉渊潭、王府井两地，拉着不成调的二胡乞讨，边哭边闹，疑似被成人控制。
打拐志愿者们积极行动，将孩子的照片发到网上，寻找其家人，并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商量解救乞讨男童的对策。
按照计划，“志愿者迅速上前抱走乞讨的孩子。这时，突然冲出来一男一女，大喊‘别抱走我的孩子’！”张志伟回忆，事先在外围的警察出动，男子逃跑，女子被控制。
事后得知，这个孩子被二人租借来进行乞讨，女子自称“与家长双方存在自愿的租赁行为”。
最终，男孩通过民政部门被送回河南老家。但警方无法从法律上找到惩处这种行为的依据，这名妇女也因证据不足，未受到刑事处罚。
“孩子像商品一样被转租，成为人贩子的牟利工具，而他们却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让张志伟愤慨极了，法制的不健全、公众的参与度不高，给“打拐”工作带来重重困难，甚至是阻碍。
他意识到，“宏观层面上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只有从制度方面不断完善，打拐才具有普遍与长远的意义。”
从八年前坚持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交建议，到如今仍然奔走在推动打拐法治进程第一线的资深律师，张志伟不敢懈怠——呼吁中央重视失踪儿童问题，建议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和组织儿童乞讨犯罪的打击和处罚力度，建立失踪儿童及家长DNA数据库，追究买方刑事责任等等。现在看来，这些建议大多得到了公安部等部门的采纳。如今，在网络打拐、全民打拐时代，各种网站与公益组织都在行动，逾10万名志愿者加入进来——
海边，潮退了。沙滩上留下了许多被困在沙窝中的小鱼。一位老人看见了，双手捧起一条小鱼，走向海水，将它放回大海，又去帮助另一条小鱼。一位年轻人看见了，对老人说：“别干了，沙滩上那么多小鱼，你救助得过来吗？”老人认真地说：“对于这么多小鱼来说，我的力量是微小的，但是，对于我正在救助的这一条小鱼来说，我的力量是巨大的。”年轻人听了，默默沉思了一会儿，便同老人一起干起来。
曾经，张志伟也遇到过不小的坎坷。没和媒体打过交道，仅认识的一两位记者都认为爱莫能助，宣传口径被封锁，他经常被朋友质疑：这么做值吗？你图什么？他一时答不出。但当自己看到一张张团圆的笑脸，骤然响起的求助电话时，问题似乎迎刃而解。
张志伟保持着24小时开机的习惯。“张律师，您的电话是一位找孩子家长给我的。我儿子丢了，找遍了所有地方。您说怎么样才能让公安尽快立案？还需要收集哪些证据？孩子要是找到了，官司我们应该不应该打？该怎么打？”
这样的电话，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响起。惊醒接听，再回答半小时问题，他就辗转难眠，坐起来，一直到天明。
“我也仅仅是回答问题而已，当了倾听者，并不辛苦。而这些家庭，根本就分不清白天黑夜，他们一分一秒都睡不着。”
但张志伟也渐渐发现了问题，有些家长看到在他的帮助下被拐儿童顺利回家，竟出现了“排队领孩子”的怪象。“他们迟早会回来”，家长持有信心，但结果是失望的。
“假若我国也能采用‘安珀警报’的做法，被拐儿童的数字也许会直线下降。”张志伟提到的安珀警报，全名American’s Missing Broadcast Emergency Response （美国儿童绑架被拐紧急报警系统），缩写Amber，起源于一个叫Amber的孩子悲伤的故事。1996年，这个9岁的孩子，在家附近骑自行车时被人抢走。她的邻居听到一声尖叫，追出来时已经看到安珀被人从自行车拽下来拖入汽车里带走。邻居马上报警，警方出动了大量警力，几天后却在附近不远处的排水沟里找到了安珀的尸体。
二十年过去了，警方至少排查了8000个嫌疑人，至今却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凶手。直到今天，警方依然每年收到十多个嫌疑人的举报，仍然在积极地调查案件。孩子的母亲曾摸着她的照片说：“就算过了二十年，我也绝不会放弃。总有一天罪犯会被抓到。”
二十年不放弃，对于每一个母亲，可能都会是相同的坚持。这对坚强的父母，在自己的悲痛欲绝中，想到的还是怎样能帮助建立有效的机制，预防这样的悲剧在别的家庭身上发生。他们成立了反儿童性侵的公益组织，四处收集签名，呼吁对保护儿童更为严格的立法。终于，在家乡得州，开始了第一个安珀警报——当地广播在类似情况发生时，暂停节目，播放紧急通知。
越来越多地方的广播台电视台加入其中，开始广播安珀警报。最终，只有敌人入侵才能拉动的国家警报系统也接受了安珀警报作为其中一员。这个发自地方性的组织，终于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庞大的网络，并最终立法。如今，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欧盟，以及马来西亚都开始实行相似的安珀警报。从此，这些地方的孩子又多了一层保障。至少在这个城市的人们会被提醒，刚刚有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突然之间被推向了恐怖的深淵。刚刚有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支离破碎。有相关新闻介绍，2013年开始，安珀警报加入了无线警报系统（Wireless Emergency Alerts（WEA） program），通信商直接将相关信息推送到用户的手机上，提醒人们注意。2015年，Facebook开始推送信息给发生安珀警报的附近居民。Bing在搜索器中加入安珀警报。Google也把安珀警报加进了Waze地图App中。如今，手机推送、电视广播滚动直播、Facebook/Twitter各种社交网站直播，已经交织了360度的信息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