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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都是那种为事业为艺术可以不顾一切的人，什么报酬、名利、得失，全不放在心上。这一点，我很像他们。”
13年前，初见庞好，是在北京有线电视台《身边的日子》的看片会上，作为该剧的导演和主心骨，庞好显得过于沉默，那一部戏的主演有孙松、岳秀清、吕齐、吕中、刘佳、鲍大志等人，大家话都不太多。记得当时就听圈里人说庞好是新中国二十二大明星之一、长影厂原厂长庞学勤的儿子，那次看片会上的媒体不多，加之那会儿的狗仔氛围还不浓烈，更兼这位老兄一直黑着个脸，所以也没人去求证或打探什么。最近两年，先是在王志文、江珊、孙松、曾黎主演的《人到四十》，接着又在马伊琍、杜淳主演的《“青春期”撞上更年期Ⅱ》北京卫视首播发布会上两次见到庞好，感觉他的状态松弛了许多，人也爱说爱笑了……至少这13年中，庞好的导演“戏路”没有太大的变化，接地气、贴近生活是一大特色。有时候，从一个导演的创作风格就多少可以窥见他的性格特点，庞好对笔者说：父亲对他一生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包括他对生活的态度，对创作的态度，到现在我还怕我爸”。
父亲的艺术人生起步于战火硝烟
1962年，我国文化部评选出了包括赵丹、陈强、王心刚、谢舔、田华、秦怡、孙道临、王晓棠、谢芳、白杨、王丹凤、庞学勤等演员在内的“二十二大明星”，他们的大幅照片曾悬挂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可庞好直到上小学五年级才知道父亲是演员，这就是那时候父亲对他的教育。
庞好说父亲的艺术人生起步于硝烟弥漫的战场。1929年5月4日，庞学勤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东坎镇的一个普通家庭里。1940年10月7日，黄克诚领导的八路军五纵队解放了东坎等地，不久，盐阜区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相继成立。当时，庞学勤虽然只有十几岁，却开始投身革命，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贴标语，还经常冒险到敌占区去搞宣传活动。15岁时，他又参加了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阜东（即今滨海）青工剧团，不久即担任了该团的副团长。1947年，解放战争已到了关键时刻，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此时，阜东青工剧团的大部分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军。庞学勤和其他青年一样，穿上军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苏北军区文工团、第三野战军十二纵队文工团、安徽军区文工团担任文化教员、文工团员、指导员、创研组长，参与了《刘胡兰》、《前线》、《血泪仇》、《王秀鸾》等名剧的演出，足迹遍及苏皖解放区。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并于1948年在火线上加入共产党。
1951年，21岁的庞学勤被部队保送到中央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学习。1955年，他调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一干就是32年，历任演员、剧团团长、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等职并当选为吉林省政协委员。1956年，庞学勤首次登上银幕，在林农导演的《边寨烽火》中扮演我军的一名指导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庞学勤先后在影片《古刹钟声》中饰深入虎穴的我军侦察科王科长，在《朝霞》中饰小学校长林征，在《炉火正红》、《船厂追踪》、《东风》等二十余部影片中分别饰演党委书记、车间主任、工程师等角色。1960年，庞学勤与李默然等一起参加了影片《甲午风云》的拍摄，塑造了北洋水师中一名充满爱国激情、反对投降、主张抗战的英雄神炮手王国成的形象。1964年，为拓展戏路，庞学勤第一次扮演反派人物——《独立大队》中的刁飞虎，遭到观众的一片反对声，从此，再未饰演过反面角色。同年，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关怀的影片《兵临城下》的拍摄，饰地下党负责人李忠民。1965年，庞学勤与赵丹、于蓝等参加了影片《烈火中永生》的拍摄，他饰江姐的丈夫彭松涛。
兵的本色是父亲人生的重要底色
庞好说父亲总爱说自己是一个兵，当兵、演兵、爱兵，兵的本色是他人生的重要底色。有人评价他在与王苏娅共同主演的影片《战火中的青春》中所刻画的敢打敢拼、有火一般热情的我军基层指挥员雷振林的形象，至今无人超越。1958年，庞学勤正在拍摄电影《朝霞》。一天，大家都在长影的大食堂吃饭。王炎导演走过来说：“庞学勤，我给你看个本子。”其实之前，这个剧本田汉已推荐给庞学勤看了两遍了。《战火中的青春》描写的是女扮男装的副排长高山和排长雷振林在战火中的革命情、同志情和朦胧爱情。而庞学勤看过剧本之后，对男主角雷振林却没有一点感觉，他对导演王炎说，“这个雷振林跟我本人差距很大，大光头，胖乎乎的，这根本就不是我嘛。”但王炎坚持认为雷振林这个人物非庞学勤莫属，理由有二：一是这个片子有爱情戏，怕别人演不好；二是庞学勤很傲气，而雷振林恰是这样的人。庞学勤曾回忆说：“我年轻时是傲，而且是看不出来的那种傲气。这是我一辈子的缺点，老战友都说，‘老庞挺好，就是脱离群众，太清高。’”然而，演员名单报到厂里时，厂长亚玛却不同意。他认为庞学勤演《三家巷》或《古刹钟声》都合适，是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样儿，但演雷振林，不是糟践这个同志吗？最后，经过导演王炎的据理力争，庞学勤终于凭一股“傲气”出演了这一银幕经典。当年正赶上搞“大跃进”，拍电影也要求“多快好省”，于是庞学勤在这边摄影棚连拍12个小时《朝霞》，又跑到那边的摄影棚拍《战火中的青春》，也是连拍12个小时。有一天，拍完《战火中的青春》，庞学勤到服装库换戏装，看看表还有两个多小时《朝霞》才开拍，就想原地打个盹儿，因为实在太困了，已经两个月没好好睡觉，可没想到这一合眼就到了第二天，害得《朝霞》剧组的工作人员虚惊一场，到处“寻人”，最后开服装库时，才在衣堆里发现了他……
《战火中的青春》上映后，激励起一大批热血青年参军入伍的决心，庞学勤也因此红遍大江南北。19617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专门指定《战火中的青春》中的男女主角庞学勤和王苏娅及张瑞芳、秦怡、王丹凤、崔嵬、王心刚等随他一起出访，该片受到缅甸人民的热烈欢迎。如今，这部片子依然被电视台一再重播。庞好说父亲经常告诫他，“演员要爱心中的艺术，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应当为艺术而忘却自己。你看，我演的雷振林戏里经常是一脸土，衣衫不整，还剃着光头，但他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可信，而真实就是美，这是这个人物取得成功、为观众所喜爱的基础。” 从踏上导演之路开始，庞好就一直按父亲的要求真实做人、真诚创作，“在艺术创作上，我跟我爸一样，都是很挑剔的人，我们眼里都不揉沙子，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制片人负责，对观众负责，因为拍的都是身边的事儿，哪怕有一点儿不真实、不真诚，观众都不会买账。拍戏就像谈恋爱，必须要真诚。”
银幕上的英雄更是生活中的强者
庞好说正当父亲的事业处于最辉煌的时候，家庭却连遭不幸。庞好的母亲杨洸1932年8月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大学教授。1949年，她以全优成绩考入华北大学音乐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团任演员。1950年，她被保送到中央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表演系学习，成为新中国电影界第一批女大学生，并与庞学勤成了同班同学，两人读书时就开始相爱，后又一同被分配到长影。当年，杨洸在《冰上姐妹》中饰姐姐王春燕，同时兼拍《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饰杨小翠。两片同时开拍，她奔波于青岛和山西汾阳外景地之间，当时，青岛正值酷暑，但要拍冬天里的镜头，必须在高温的印染车间穿上毛衣毛裤和长筒皮靴拍摄，开拍时几万支光的钨丝灯照射着，使杨挑的眼睛患上了“视网膜静脉周围炎”。由于这两部片子是国庆10周年献礼片，必须提前完成，于是她坚持一边治病，一边拍片，终于如期完成任务。随后，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她又接着在《海上神鹰》、《烽火列车》等8部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因长期带病工作，导致眼底出血而失明。4年后，在庞学勤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杨？光又重见光明，之后她担负起培养业余文艺爱好者的工作，经她辅导的电影界新秀赵亚珉、陈国军、林强等先后走上了影坛，她还以坚强的毅力先后在影片《风云岛》、《第三女神》中饰演主要角色。
中医有个理论，最好生一个儿子，妈妈的病就能在坐月子的时候带走。1965年，庞学勤和杨洸的大儿子庞好降生，5年后，小儿子庞洋又为这个家庭带来新的希望一因为“文革”开始后，庞学勤的银幕代表作全部成了重点批判的“大毒草”，特别是《战火中的青春》主角雷振林，更被江青指责为“充满着流氓习气”、“简直像一个国民党兵”，“丑化解放军战士”，因而被作为“活靶子”公开批判，制片厂里的造反派、军宣队、工宣队整整贴了他上百张大字报……庞学勤和夫人杨洸咬紧牙关，共同熬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文革”过后，庞学勤走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岗位，杨洸却因为“文革”期间长期精神压抑，患上了精神分裂，平时善良单纯的她一犯病就变得狂躁、易怒，实在闹得厉害了，庞学勤只好暂时把妻子送医院。为了不破坏妻子在两个儿子心目中的形象，庞学勤总是悄悄地安排好一切，每次送走妻子，他都会关在房间里大哭一场。全长影的人都知道，庞厂长每个星期天洗两盆衣服，洗完了，带着两个孩子去洗澡，洗完澡再买点糖三角、豆沙包，回来做点土豆白菜，再来一勺肉……尽管生活的重压几乎让这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硬汉直不起腰来，但他从未放弃过对妻子的治疗和照料，也从未丧失对生活的热爱和信心。苦和痛都埋在心底，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依然是幸福和谐。
担任长影副厂长后，因公务缠身，他一直无暇重返银幕，直到1983年的下半年，为了向建国35周年献上一份厚礼，54岁的庞学勤又重返影坛，和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李仁堂等合作，共同参与拍摄影片《花园街5号》，这是“文革”后所拍的第一部片子。可是正当他紧张拍摄之际，妻子杨洸突患脑血栓，半身不遂。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杨洸硬是不让家人告诉远在哈尔滨的庞学勤。此前，每次样片出来，杨洸都要写一封长信，对庞学勤的表演提出具体评价……后来当庞学勤知道内情后，眼睛湿润了，他默默地抽了一包烟，让自己的儿子，在剧中饰演刘钊青年时代的庞好先回去照顾母亲，自己则加班加点，通宵苦战。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拍摄，影片终于赶在建国35周年前夕在全国公映，引起强烈反响，并一举获得政府大奖。2004年，杨洸因心脏病突发在珠海去世。
庞学勤与杨洸从相识、相恋到牵手一生，半世纪的呵护照料、不离不弃，足以感天动地。这位银幕上的英雄更是生活中的强者。庞好说他和弟弟从小就从父亲身上看到了什么是男人的力量和担当。“父亲最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艺术的道路并不平坦，这需要勤劳、坚持、忍耐、积极、警惕、努力、恒心以及其他一些容易想得到的同类品德。他这一辈子视辛苦、付出为甘甜和荣耀，他是从苏皖解放区走出来的红小鬼、新四军，走南闯北、下海上山，经历过战火硝烟和生死考验，他跟我说当年打淮海战役、围歼国民党时，大家就靠走，靠不怕死的牺牲精神……我们家孩子很多，我的3个叔伯姐姐一直在我家生活，我虽然是长子，但从小就怕他，到现在还怕，因为他身上有一股气势、气概、气度，让你不能不折服于他。”
父母的深情厚赐 生活的磨炼摔打
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庞好从小就有一种军人情结，不过他不像父亲总以普通一兵为荣，小时候他最想当的是“司令”，“我小时候是那种蔫淘，一堆淘气孩子中，我永远是那个出主意的。有一次，我把一副红髯口，做成了两只毽子，在雪地里一踢，那范儿别提多正了，后来军队大院的一帮孩子看着眼红，就过来抢，我以一敌十，毫不怯阵，但结果可想而知，雪地上洒着殷红的鼻血，我躺在担架上被送往医院，那天的阳光非常灿烂，雪地上闪耀着红红的毽子……虽然挨了打、吃了亏，回家还得挨父亲的狠批。就连我弟弟犯错，我都得罚站。那会儿，我家有长影厂的电话专线，还有专车，但我从没沾过父亲一点儿光。长影放内参片，有一些接吻和恋爱内容，别人可以看，就是不允许我进，我当时特希望我爸是一看大门的。不过，我现在特感谢父亲当年对我的严格甚至严苛，不然，我们这些最早的星二代不知会变成什么样。”
1982年，庞好高中毕业后被父亲送到38军高炮师，从最基层的连队干起，“我父亲跟沈阳军区的司令员特熟，但车没在司令部停下，而是朝着军部开去，结果也没停，在路过师部、团部、营部后，依然没有停下，我父亲把我直接送到了连队，让我当了个大头兵。一年半后，在部队纪念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的活动上，我表演了一首诗朗诵，‘惊动’了团长，恰巧当时团里正缺一个放映员，团长就把我填补了进去，从擦机器、上片子开始一点点学……” 庞学勤一直不希望庞好子承父业，觉得干影视这行淘汰得太快，但庞好的执着和坚韧以及逐渐显露的艺术天赋最终打消了父亲的顾虑。“我小时候就为阿尔巴尼亚的影片配过音，加上从小在长影厂那种氛围里耳濡目染，对各种艺术门类都很熟悉，上手也快，我喜欢摄影，画过7年油画……”1984年，庞好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经过父母从小到大的引导、影响和严教，加上军营生活的磨炼，庞好的脾气秉性越来越像父母，他称之为父母的厚赐，“我父母都是那种为事业为艺术可以不顾一切的人，什么报酬、名利、得失，全不放在心上。这一点，我很像他们。《“青春期”装上更年期》，61天就拍完了，一开始没人看好，我性格中有一种很强势的东西，坚持按着自己的意思来……那会儿，每天早上都要用温水把自己浇醒，因为根本睡不醒，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我们这行儿应该归体育总局管，绝对是个体力活儿，尤其拍这种戏，很累，跟打了鸡血似的，上蹿下跳弄热了才行，要把自己燃烧起来。”
记得《人到四十》搞宣传时，庞好风尘仆仆地从拍摄现场赶来，采访时居然睡着了。搞艺术，最后怕被艺术搞了
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庞学勤对新兴城市珠海一见钟情。于是他一改回归故里的初衷，于1986年迁居珠海，先后担任珠海市政协副主席、珠海市人民政府顾问等职。他在珠海创立了文化有限公司，拍摄了《人民万岁》以及与澳门合拍的《劫案》等十几部电视剧，并在1989年为纪念珠海经济特区成立十周年之际，与儿子庞好一导一演，在影片《追赶太阳的人们》中再度“出山”，他深情、细腻地演绎了全力扶持青年改革者的党委书记张南健的人物形象，该片被称为“一部热情讴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好影片”。庞好执导此片时才25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电影导演。之后，庞好转战电视剧领域，相继执导了《身边的日子》、《让爱做主》、《黑雾》、《阳光普照大地》、《亲人爱人》、《决战黎明》、《“青春期”撞上更年期》、《人到四十》等，庞好的这些作品走的是稳扎稳打的路线，不冒进、不跟风、不求数量，但求一步一个脚印。
庞好说自己是火命，他希望自己这把“火”能燃烧得长远一点，“爆炸就一下，越绚烂越危险，如果控制好‘度’，会很长远。演员也一样，成功往往是波浪式的，关键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判断。我也演过一些戏，年轻时丑星当道，葛大爷那样的，轮不上我们；现在想演，又怕捡了芝麻扔了西瓜，我曾经头脑一热跟张建栋说：咱也演戏去。他说万一这边又火了呢。都是芸芸众生，其实怎么都一样，又怎么能不一样呢？我是介于老派和新派之间，或者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承上启下。拍完一部戏，我就给父亲送碟，可父亲每次都坚持在播出时和我一起看。他劝我，不要太电影化，剧情太快，上趟厕所就没了，观众不适应。父亲告诉我要顺着观众的心使劲儿。”
2006年，庞好从深圳电视台调到北影，户口也落在北京。“玩了几年，看的多拍的少，也是想给自己充充电。搞艺术，最后怕被艺术搞了。我经常到十里河、潘家园，看人生百态，我喜欢养蝈蝈，玩葫芦，我妈是北京人，对这些我很熟悉。为什么有的人拍着拍着就没东西了？为什么有的人越往上走越接不着地气？因为心被掏空了，脚下没根了，钱多了，生活却没了。”
庞好说父亲84岁了，还没有老的迹象，不抽烟不喝酒，连打扑克都不会，就爱锻炼。“我父亲还在珠海生活，春暖花开时过来。原先接他过来，病过几次，半月板还碎过，怎么换，我说了算。但我弟弟庞洋在他身边更顺溜。”
除了庞好，我还接触过一些老艺术家的儿女，尤其是经过“文革”的一代，他们曾经笼罩在父母的光环之下，被父母的才华和成就“压抑”，感同身受着父母命运的起伏跌宕，也曾像许多人一样被时代裹挟，迷茫、迷失在各种浪潮之中，但他们毕竟秉承着父母的精神、血脉，接受着父辈的言传身教，只要努力，只要坚持，只要向上，他们的天赋和才华终有一天会释放、迸发出来。靠着自己，他们一样可以站成一道风景。
13年前，初见庞好，是在北京有线电视台《身边的日子》的看片会上，作为该剧的导演和主心骨，庞好显得过于沉默，那一部戏的主演有孙松、岳秀清、吕齐、吕中、刘佳、鲍大志等人，大家话都不太多。记得当时就听圈里人说庞好是新中国二十二大明星之一、长影厂原厂长庞学勤的儿子，那次看片会上的媒体不多，加之那会儿的狗仔氛围还不浓烈，更兼这位老兄一直黑着个脸，所以也没人去求证或打探什么。最近两年，先是在王志文、江珊、孙松、曾黎主演的《人到四十》，接着又在马伊琍、杜淳主演的《“青春期”撞上更年期Ⅱ》北京卫视首播发布会上两次见到庞好，感觉他的状态松弛了许多，人也爱说爱笑了……至少这13年中，庞好的导演“戏路”没有太大的变化，接地气、贴近生活是一大特色。有时候，从一个导演的创作风格就多少可以窥见他的性格特点，庞好对笔者说：父亲对他一生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包括他对生活的态度，对创作的态度，到现在我还怕我爸”。
父亲的艺术人生起步于战火硝烟
1962年，我国文化部评选出了包括赵丹、陈强、王心刚、谢舔、田华、秦怡、孙道临、王晓棠、谢芳、白杨、王丹凤、庞学勤等演员在内的“二十二大明星”，他们的大幅照片曾悬挂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可庞好直到上小学五年级才知道父亲是演员，这就是那时候父亲对他的教育。
庞好说父亲的艺术人生起步于硝烟弥漫的战场。1929年5月4日，庞学勤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东坎镇的一个普通家庭里。1940年10月7日，黄克诚领导的八路军五纵队解放了东坎等地，不久，盐阜区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相继成立。当时，庞学勤虽然只有十几岁，却开始投身革命，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贴标语，还经常冒险到敌占区去搞宣传活动。15岁时，他又参加了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阜东（即今滨海）青工剧团，不久即担任了该团的副团长。1947年，解放战争已到了关键时刻，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此时，阜东青工剧团的大部分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军。庞学勤和其他青年一样，穿上军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苏北军区文工团、第三野战军十二纵队文工团、安徽军区文工团担任文化教员、文工团员、指导员、创研组长，参与了《刘胡兰》、《前线》、《血泪仇》、《王秀鸾》等名剧的演出，足迹遍及苏皖解放区。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并于1948年在火线上加入共产党。
1951年，21岁的庞学勤被部队保送到中央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学习。1955年，他调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一干就是32年，历任演员、剧团团长、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等职并当选为吉林省政协委员。1956年，庞学勤首次登上银幕，在林农导演的《边寨烽火》中扮演我军的一名指导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庞学勤先后在影片《古刹钟声》中饰深入虎穴的我军侦察科王科长，在《朝霞》中饰小学校长林征，在《炉火正红》、《船厂追踪》、《东风》等二十余部影片中分别饰演党委书记、车间主任、工程师等角色。1960年，庞学勤与李默然等一起参加了影片《甲午风云》的拍摄，塑造了北洋水师中一名充满爱国激情、反对投降、主张抗战的英雄神炮手王国成的形象。1964年，为拓展戏路，庞学勤第一次扮演反派人物——《独立大队》中的刁飞虎，遭到观众的一片反对声，从此，再未饰演过反面角色。同年，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关怀的影片《兵临城下》的拍摄，饰地下党负责人李忠民。1965年，庞学勤与赵丹、于蓝等参加了影片《烈火中永生》的拍摄，他饰江姐的丈夫彭松涛。
兵的本色是父亲人生的重要底色
庞好说父亲总爱说自己是一个兵，当兵、演兵、爱兵，兵的本色是他人生的重要底色。有人评价他在与王苏娅共同主演的影片《战火中的青春》中所刻画的敢打敢拼、有火一般热情的我军基层指挥员雷振林的形象，至今无人超越。1958年，庞学勤正在拍摄电影《朝霞》。一天，大家都在长影的大食堂吃饭。王炎导演走过来说：“庞学勤，我给你看个本子。”其实之前，这个剧本田汉已推荐给庞学勤看了两遍了。《战火中的青春》描写的是女扮男装的副排长高山和排长雷振林在战火中的革命情、同志情和朦胧爱情。而庞学勤看过剧本之后，对男主角雷振林却没有一点感觉，他对导演王炎说，“这个雷振林跟我本人差距很大，大光头，胖乎乎的，这根本就不是我嘛。”但王炎坚持认为雷振林这个人物非庞学勤莫属，理由有二：一是这个片子有爱情戏，怕别人演不好；二是庞学勤很傲气，而雷振林恰是这样的人。庞学勤曾回忆说：“我年轻时是傲，而且是看不出来的那种傲气。这是我一辈子的缺点，老战友都说，‘老庞挺好，就是脱离群众，太清高。’”然而，演员名单报到厂里时，厂长亚玛却不同意。他认为庞学勤演《三家巷》或《古刹钟声》都合适，是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样儿，但演雷振林，不是糟践这个同志吗？最后，经过导演王炎的据理力争，庞学勤终于凭一股“傲气”出演了这一银幕经典。当年正赶上搞“大跃进”，拍电影也要求“多快好省”，于是庞学勤在这边摄影棚连拍12个小时《朝霞》，又跑到那边的摄影棚拍《战火中的青春》，也是连拍12个小时。有一天，拍完《战火中的青春》，庞学勤到服装库换戏装，看看表还有两个多小时《朝霞》才开拍，就想原地打个盹儿，因为实在太困了，已经两个月没好好睡觉，可没想到这一合眼就到了第二天，害得《朝霞》剧组的工作人员虚惊一场，到处“寻人”，最后开服装库时，才在衣堆里发现了他……
《战火中的青春》上映后，激励起一大批热血青年参军入伍的决心，庞学勤也因此红遍大江南北。19617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专门指定《战火中的青春》中的男女主角庞学勤和王苏娅及张瑞芳、秦怡、王丹凤、崔嵬、王心刚等随他一起出访，该片受到缅甸人民的热烈欢迎。如今，这部片子依然被电视台一再重播。庞好说父亲经常告诫他，“演员要爱心中的艺术，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应当为艺术而忘却自己。你看，我演的雷振林戏里经常是一脸土，衣衫不整，还剃着光头，但他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可信，而真实就是美，这是这个人物取得成功、为观众所喜爱的基础。” 从踏上导演之路开始，庞好就一直按父亲的要求真实做人、真诚创作，“在艺术创作上，我跟我爸一样，都是很挑剔的人，我们眼里都不揉沙子，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制片人负责，对观众负责，因为拍的都是身边的事儿，哪怕有一点儿不真实、不真诚，观众都不会买账。拍戏就像谈恋爱，必须要真诚。”
银幕上的英雄更是生活中的强者
庞好说正当父亲的事业处于最辉煌的时候，家庭却连遭不幸。庞好的母亲杨洸1932年8月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大学教授。1949年，她以全优成绩考入华北大学音乐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团任演员。1950年，她被保送到中央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表演系学习，成为新中国电影界第一批女大学生，并与庞学勤成了同班同学，两人读书时就开始相爱，后又一同被分配到长影。当年，杨洸在《冰上姐妹》中饰姐姐王春燕，同时兼拍《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饰杨小翠。两片同时开拍，她奔波于青岛和山西汾阳外景地之间，当时，青岛正值酷暑，但要拍冬天里的镜头，必须在高温的印染车间穿上毛衣毛裤和长筒皮靴拍摄，开拍时几万支光的钨丝灯照射着，使杨挑的眼睛患上了“视网膜静脉周围炎”。由于这两部片子是国庆10周年献礼片，必须提前完成，于是她坚持一边治病，一边拍片，终于如期完成任务。随后，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她又接着在《海上神鹰》、《烽火列车》等8部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因长期带病工作，导致眼底出血而失明。4年后，在庞学勤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杨？光又重见光明，之后她担负起培养业余文艺爱好者的工作，经她辅导的电影界新秀赵亚珉、陈国军、林强等先后走上了影坛，她还以坚强的毅力先后在影片《风云岛》、《第三女神》中饰演主要角色。
中医有个理论，最好生一个儿子，妈妈的病就能在坐月子的时候带走。1965年，庞学勤和杨洸的大儿子庞好降生，5年后，小儿子庞洋又为这个家庭带来新的希望一因为“文革”开始后，庞学勤的银幕代表作全部成了重点批判的“大毒草”，特别是《战火中的青春》主角雷振林，更被江青指责为“充满着流氓习气”、“简直像一个国民党兵”，“丑化解放军战士”，因而被作为“活靶子”公开批判，制片厂里的造反派、军宣队、工宣队整整贴了他上百张大字报……庞学勤和夫人杨洸咬紧牙关，共同熬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文革”过后，庞学勤走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岗位，杨洸却因为“文革”期间长期精神压抑，患上了精神分裂，平时善良单纯的她一犯病就变得狂躁、易怒，实在闹得厉害了，庞学勤只好暂时把妻子送医院。为了不破坏妻子在两个儿子心目中的形象，庞学勤总是悄悄地安排好一切，每次送走妻子，他都会关在房间里大哭一场。全长影的人都知道，庞厂长每个星期天洗两盆衣服，洗完了，带着两个孩子去洗澡，洗完澡再买点糖三角、豆沙包，回来做点土豆白菜，再来一勺肉……尽管生活的重压几乎让这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硬汉直不起腰来，但他从未放弃过对妻子的治疗和照料，也从未丧失对生活的热爱和信心。苦和痛都埋在心底，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依然是幸福和谐。
担任长影副厂长后，因公务缠身，他一直无暇重返银幕，直到1983年的下半年，为了向建国35周年献上一份厚礼，54岁的庞学勤又重返影坛，和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李仁堂等合作，共同参与拍摄影片《花园街5号》，这是“文革”后所拍的第一部片子。可是正当他紧张拍摄之际，妻子杨洸突患脑血栓，半身不遂。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杨洸硬是不让家人告诉远在哈尔滨的庞学勤。此前，每次样片出来，杨洸都要写一封长信，对庞学勤的表演提出具体评价……后来当庞学勤知道内情后，眼睛湿润了，他默默地抽了一包烟，让自己的儿子，在剧中饰演刘钊青年时代的庞好先回去照顾母亲，自己则加班加点，通宵苦战。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拍摄，影片终于赶在建国35周年前夕在全国公映，引起强烈反响，并一举获得政府大奖。2004年，杨洸因心脏病突发在珠海去世。
庞学勤与杨洸从相识、相恋到牵手一生，半世纪的呵护照料、不离不弃，足以感天动地。这位银幕上的英雄更是生活中的强者。庞好说他和弟弟从小就从父亲身上看到了什么是男人的力量和担当。“父亲最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艺术的道路并不平坦，这需要勤劳、坚持、忍耐、积极、警惕、努力、恒心以及其他一些容易想得到的同类品德。他这一辈子视辛苦、付出为甘甜和荣耀，他是从苏皖解放区走出来的红小鬼、新四军，走南闯北、下海上山，经历过战火硝烟和生死考验，他跟我说当年打淮海战役、围歼国民党时，大家就靠走，靠不怕死的牺牲精神……我们家孩子很多，我的3个叔伯姐姐一直在我家生活，我虽然是长子，但从小就怕他，到现在还怕，因为他身上有一股气势、气概、气度，让你不能不折服于他。”
父母的深情厚赐 生活的磨炼摔打
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庞好从小就有一种军人情结，不过他不像父亲总以普通一兵为荣，小时候他最想当的是“司令”，“我小时候是那种蔫淘，一堆淘气孩子中，我永远是那个出主意的。有一次，我把一副红髯口，做成了两只毽子，在雪地里一踢，那范儿别提多正了，后来军队大院的一帮孩子看着眼红，就过来抢，我以一敌十，毫不怯阵，但结果可想而知，雪地上洒着殷红的鼻血，我躺在担架上被送往医院，那天的阳光非常灿烂，雪地上闪耀着红红的毽子……虽然挨了打、吃了亏，回家还得挨父亲的狠批。就连我弟弟犯错，我都得罚站。那会儿，我家有长影厂的电话专线，还有专车，但我从没沾过父亲一点儿光。长影放内参片，有一些接吻和恋爱内容，别人可以看，就是不允许我进，我当时特希望我爸是一看大门的。不过，我现在特感谢父亲当年对我的严格甚至严苛，不然，我们这些最早的星二代不知会变成什么样。”
1982年，庞好高中毕业后被父亲送到38军高炮师，从最基层的连队干起，“我父亲跟沈阳军区的司令员特熟，但车没在司令部停下，而是朝着军部开去，结果也没停，在路过师部、团部、营部后，依然没有停下，我父亲把我直接送到了连队，让我当了个大头兵。一年半后，在部队纪念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的活动上，我表演了一首诗朗诵，‘惊动’了团长，恰巧当时团里正缺一个放映员，团长就把我填补了进去，从擦机器、上片子开始一点点学……” 庞学勤一直不希望庞好子承父业，觉得干影视这行淘汰得太快，但庞好的执着和坚韧以及逐渐显露的艺术天赋最终打消了父亲的顾虑。“我小时候就为阿尔巴尼亚的影片配过音，加上从小在长影厂那种氛围里耳濡目染，对各种艺术门类都很熟悉，上手也快，我喜欢摄影，画过7年油画……”1984年，庞好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经过父母从小到大的引导、影响和严教，加上军营生活的磨炼，庞好的脾气秉性越来越像父母，他称之为父母的厚赐，“我父母都是那种为事业为艺术可以不顾一切的人，什么报酬、名利、得失，全不放在心上。这一点，我很像他们。《“青春期”装上更年期》，61天就拍完了，一开始没人看好，我性格中有一种很强势的东西，坚持按着自己的意思来……那会儿，每天早上都要用温水把自己浇醒，因为根本睡不醒，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我们这行儿应该归体育总局管，绝对是个体力活儿，尤其拍这种戏，很累，跟打了鸡血似的，上蹿下跳弄热了才行，要把自己燃烧起来。”
记得《人到四十》搞宣传时，庞好风尘仆仆地从拍摄现场赶来，采访时居然睡着了。搞艺术，最后怕被艺术搞了
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庞学勤对新兴城市珠海一见钟情。于是他一改回归故里的初衷，于1986年迁居珠海，先后担任珠海市政协副主席、珠海市人民政府顾问等职。他在珠海创立了文化有限公司，拍摄了《人民万岁》以及与澳门合拍的《劫案》等十几部电视剧，并在1989年为纪念珠海经济特区成立十周年之际，与儿子庞好一导一演，在影片《追赶太阳的人们》中再度“出山”，他深情、细腻地演绎了全力扶持青年改革者的党委书记张南健的人物形象，该片被称为“一部热情讴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好影片”。庞好执导此片时才25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电影导演。之后，庞好转战电视剧领域，相继执导了《身边的日子》、《让爱做主》、《黑雾》、《阳光普照大地》、《亲人爱人》、《决战黎明》、《“青春期”撞上更年期》、《人到四十》等，庞好的这些作品走的是稳扎稳打的路线，不冒进、不跟风、不求数量，但求一步一个脚印。
庞好说自己是火命，他希望自己这把“火”能燃烧得长远一点，“爆炸就一下，越绚烂越危险，如果控制好‘度’，会很长远。演员也一样，成功往往是波浪式的，关键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判断。我也演过一些戏，年轻时丑星当道，葛大爷那样的，轮不上我们；现在想演，又怕捡了芝麻扔了西瓜，我曾经头脑一热跟张建栋说：咱也演戏去。他说万一这边又火了呢。都是芸芸众生，其实怎么都一样，又怎么能不一样呢？我是介于老派和新派之间，或者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承上启下。拍完一部戏，我就给父亲送碟，可父亲每次都坚持在播出时和我一起看。他劝我，不要太电影化，剧情太快，上趟厕所就没了，观众不适应。父亲告诉我要顺着观众的心使劲儿。”
2006年，庞好从深圳电视台调到北影，户口也落在北京。“玩了几年，看的多拍的少，也是想给自己充充电。搞艺术，最后怕被艺术搞了。我经常到十里河、潘家园，看人生百态，我喜欢养蝈蝈，玩葫芦，我妈是北京人，对这些我很熟悉。为什么有的人拍着拍着就没东西了？为什么有的人越往上走越接不着地气？因为心被掏空了，脚下没根了，钱多了，生活却没了。”
庞好说父亲84岁了，还没有老的迹象，不抽烟不喝酒，连打扑克都不会，就爱锻炼。“我父亲还在珠海生活，春暖花开时过来。原先接他过来，病过几次，半月板还碎过，怎么换，我说了算。但我弟弟庞洋在他身边更顺溜。”
除了庞好，我还接触过一些老艺术家的儿女，尤其是经过“文革”的一代，他们曾经笼罩在父母的光环之下，被父母的才华和成就“压抑”，感同身受着父母命运的起伏跌宕，也曾像许多人一样被时代裹挟，迷茫、迷失在各种浪潮之中，但他们毕竟秉承着父母的精神、血脉，接受着父辈的言传身教，只要努力，只要坚持，只要向上，他们的天赋和才华终有一天会释放、迸发出来。靠着自己，他们一样可以站成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