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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文明； 实践； 贵州毕节地区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24-0044-02
“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根本点在于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高度统一。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它不仅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基础和条件。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是指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遵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繁荣。它反映人类处理自身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度，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已是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形态。
人类对生态文明的选择，是当代人类在探索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下来的。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观的雏形。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全面论述了20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主题（和平、发展、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它们当作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目标，从而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摆脱目前困境的有效途径，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为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改变喀斯特山区经济落后、生态恶化和人口膨胀的状况，从1985年春到1987年下半年，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带领全省党政班子在广泛调研及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一个结论：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相应采取有力措施，贫困地区将会更加落后。应该变全面推进为重点突破，走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协调发展的新路子。1988年6月，在我国首次提出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胡锦涛同志在1988年6月8日强调指出：“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这个主题，就要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开发扶贫与生态建设互为依存，人口控制与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互为因果关系，相互渗透，而且与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殊途同归。有关专家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制定如此完整的治理方案并大范围实施，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这比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005年正式生效的《京都协议书》分别早了4年和17年。因此，可以说毕节试验区是我国生态建设的较早探索。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在建立试验区之前是贵州省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1987年，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288.9元，农民人均收入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未解决温饱问题人口达31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53.68%，人口自然增长率21.29‰，森林覆盖率仅为8.63%，严重水土流失面积高达1683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7%，侵蚀模数高达每年492.7吨／平方公里，年均土壤侵蚀总量达6945.55万吨，土力衰退、土地石漠化日趋严重，石山、半石山面积已达1533平方公里，30%左右的水源桔竭，25%左右的江河支流和溪沟断流，约有100万人口、66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形成了“粮食、人口、生态”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着毕节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生活贫困，靠政府救济为生，被联合国有关专家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治理，将导致大片土地石漠化，从根本上失去人类在此生存的基本条件。
要在这样一个贫困人口最集中、自然灾害最频繁、生态治理难度最大的岩溶山区通过开发扶贫探索经济建设、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必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控制促进人自身的全面进步。生态文明建设，是指将自然界存在着的无机物和有机物系统、植物系统、动物系统、微生物四大系统综合整治，以可再生的植物系统重建为核心，以形成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生存环境为目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良性互促。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秩序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988年６月８日,胡锦涛同志在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良性循环，如果这两大目标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1988年，他在毕节市林口镇考察工作时进一步指出：“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为搞好生态建设,毕节试验区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开发扶贫和改善环境结合起来，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他们按照以环境保护和治理为重点，以发展循环经济为重要举措，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一理念，结合试验区实际，集中人力、物力，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划片实施，综合治理，开创性提出了“五子登科”（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退耕还林还草、栽地埂树“系带子”，坡地种牧草和绿肥“铺毯子”，山下建基本农田“收谷子”，发展多种经营“抓票子”）生态建设模式。这是毕节试验区启动初期的一个试验成果，在以后的推进中，“五子登科”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毕节地区生态建设的模式。这一模式将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资源的维护和培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毕节地区的水土流失遏制和生态环境的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走出了一条具有示范价值的山区生态建设之路，不仅使本地区农民受惠，而且使江河下游的广大居民也获得了生态效益的实惠。
毕节试验区通过18年的试验，到2006年全区GDP达到264.68亿元，是1988年的11.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2043元，是1988年的11.2倍，森林覆盖面积达1284.4万亩,森林覆盖率上升到36.2%，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288㎞2,土壤侵蚀模数从5446吨/年㎞2下降到3089吨/年㎞2,每年减少流失量2300多万吨，退耕还林和造林44.4万亩，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2006年的8.88‰，贫困人口减少到59万。生态文明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实现了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毕节试验区的科学实践证明，“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是对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发展系统进行了通盘考虑和统筹安排，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试验场”，是“科学发展观”的最早探索和实践，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创举。
（执笔人：王旭）
责任编辑 刘学侠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24-0044-02
“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根本点在于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高度统一。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它不仅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基础和条件。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是指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遵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繁荣。它反映人类处理自身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度，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已是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形态。
人类对生态文明的选择，是当代人类在探索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下来的。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观的雏形。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全面论述了20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主题（和平、发展、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它们当作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目标，从而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摆脱目前困境的有效途径，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为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改变喀斯特山区经济落后、生态恶化和人口膨胀的状况，从1985年春到1987年下半年，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带领全省党政班子在广泛调研及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一个结论：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相应采取有力措施，贫困地区将会更加落后。应该变全面推进为重点突破，走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协调发展的新路子。1988年6月，在我国首次提出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胡锦涛同志在1988年6月8日强调指出：“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这个主题，就要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开发扶贫与生态建设互为依存，人口控制与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互为因果关系，相互渗透，而且与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殊途同归。有关专家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制定如此完整的治理方案并大范围实施，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这比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005年正式生效的《京都协议书》分别早了4年和17年。因此，可以说毕节试验区是我国生态建设的较早探索。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在建立试验区之前是贵州省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1987年，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288.9元，农民人均收入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未解决温饱问题人口达31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53.68%，人口自然增长率21.29‰，森林覆盖率仅为8.63%，严重水土流失面积高达1683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7%，侵蚀模数高达每年492.7吨／平方公里，年均土壤侵蚀总量达6945.55万吨，土力衰退、土地石漠化日趋严重，石山、半石山面积已达1533平方公里，30%左右的水源桔竭，25%左右的江河支流和溪沟断流，约有100万人口、66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形成了“粮食、人口、生态”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着毕节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生活贫困，靠政府救济为生，被联合国有关专家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治理，将导致大片土地石漠化，从根本上失去人类在此生存的基本条件。
要在这样一个贫困人口最集中、自然灾害最频繁、生态治理难度最大的岩溶山区通过开发扶贫探索经济建设、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必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控制促进人自身的全面进步。生态文明建设，是指将自然界存在着的无机物和有机物系统、植物系统、动物系统、微生物四大系统综合整治，以可再生的植物系统重建为核心，以形成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生存环境为目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良性互促。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秩序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988年６月８日,胡锦涛同志在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良性循环，如果这两大目标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1988年，他在毕节市林口镇考察工作时进一步指出：“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为搞好生态建设,毕节试验区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开发扶贫和改善环境结合起来，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他们按照以环境保护和治理为重点，以发展循环经济为重要举措，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一理念，结合试验区实际，集中人力、物力，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划片实施，综合治理，开创性提出了“五子登科”（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退耕还林还草、栽地埂树“系带子”，坡地种牧草和绿肥“铺毯子”，山下建基本农田“收谷子”，发展多种经营“抓票子”）生态建设模式。这是毕节试验区启动初期的一个试验成果，在以后的推进中，“五子登科”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毕节地区生态建设的模式。这一模式将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资源的维护和培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毕节地区的水土流失遏制和生态环境的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走出了一条具有示范价值的山区生态建设之路，不仅使本地区农民受惠，而且使江河下游的广大居民也获得了生态效益的实惠。
毕节试验区通过18年的试验，到2006年全区GDP达到264.68亿元，是1988年的11.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2043元，是1988年的11.2倍，森林覆盖面积达1284.4万亩,森林覆盖率上升到36.2%，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288㎞2,土壤侵蚀模数从5446吨/年㎞2下降到3089吨/年㎞2,每年减少流失量2300多万吨，退耕还林和造林44.4万亩，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2006年的8.88‰，贫困人口减少到59万。生态文明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实现了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毕节试验区的科学实践证明，“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是对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发展系统进行了通盘考虑和统筹安排，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试验场”，是“科学发展观”的最早探索和实践，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创举。
（执笔人：王旭）
责任编辑 刘学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