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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志文源于先秦时代，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文体，其实际功用大致是记功、记事和记墓主，一般来说以事实为依据，以真实为追求，具有记录历史的作用，也是后人研究历史时常用的重要材料。学界关于碑志文的研究整体上呈现两个侧重，一个是侧重于研究碑志文的史学价值，另一个是侧重于研究唐前碑志文。徐海容著的《唐代碑志文研究》则专门以唐代的碑志文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补充了学界的空白。该著作于2018年由中华书局付梓刊行，在拓展深化碑志文研究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是该学术领域的一部重大研究成果。这部专著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结构精严，资料翔实。该著作共有9章，其结构可以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与第二章，这两章主要论述从秦汉到唐的碑志文发展流变，通过辨析文体观念、阐述文体渊源、分析功能嬗变，界定了碑志文的文体功用和文体特征，从整体上概述了唐代碑志文的演进流程与体例因革，并指出唐代文人创作碑志文始终有着强烈的价值取向和浓厚的生命意识，体现出明显的思辨精神。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不仅从史学角度介绍了唐代的碑刻制度，厘清唐代碑志文作家的身份变迁，而且更关注碑志文作者的文化心理，以及碑志文的主题思想，这可见作者的思维始终紧扣文学研究，这部分也是全书的立论根基。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到六章，其论述建立在第一部分的立论基础之上。在这个部分，作者以时间为脉络，按照时代先后顺序，依循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常规分段方式，分别对每个时代以先总后分的结构，对每个时代的碑志文特征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整体上的分析。同时，作者精心设计了几条论述线索，第一条是碑志文作品艺术风格与时代特征的关系，第二条是碑志文作家审美追求与思想情志的演变，第三条是碑志文创作中的儒学兴衰与政治环境变化的演进。三条线索涵盖了文学创作中作者、作品、创作过程三个要素，既在每一章在共时性角度横向分析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又以各章串联起每个要素清晰的流变历程，把共时的研究拓展为历时的研究。
第三部分包括第七、八章，如果说第二部分是“面”的研究，那么第三部分则是“点”的研究，对盛唐的张说与中唐的韩愈两位碑志文大家作了个案分析，重点仍然是上述三条线索，分析国家社会的政治大环境与儒学的治世理念对他们碑志文创作的影响，特别是韩愈作为儒学复兴的领袖人物，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儒学与文学的契合也体现在他的碑志文创作中。此外，作者对韩愈“谀墓”的问题也独立一节按时间顺序作了辨析，使其研究显得完备周密。第四部分是第九章，论述唐代碑志文的文体嬗变，并对唐代碑志文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一部学术著作如同一栋建筑物，唯有结构稳固方能论证稳妥，而《唐代碑志文研究》全书篇幅厚重，结构合理，体系严谨，既有总分的思路，又有时间线索，安排合理，显得布局周密，自成体系。
整体来看，《唐代碑志文研究》一书文献完备，内容丰富。该著作的研究对象和涉及的资料十分丰富，唐代碑志文的作家作品数量众多，作者自言据清人董浩编《全唐文》统计，共收录碑志文1573篇，今人吴钢《全唐文补遗》（共九辑）根据出土资料另收入唐碑志文8000多篇，陈尚君《全唐文补编》收入碑志文674篇，存世全唐碑志文超过1万篇，数量远超过唐前，可谓规模宏大。该著作对如此众多的碑志文的分类，参照了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把碑志文体分成“ 碑、碑记、神道碑、碑阳、墓志铭、墓志、墓表、灵表、刻文、碣、铭、杂铭、杂志、墓版文、题名”十五个类别的标准，其研究涵盖各类碑志文。
其次，《唐代碑志文研究》始终从文学角度研究应用文体。碑志文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近年来有不少学术成果问世，如黄楼《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从史学的角度对碑志文进行研究；魏宏利《北朝碑志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重点研究北朝碑志文的家族、忠孝、事功和生死等思想观念以及碑志文的文体、语体特征等等。而《唐代碑志文研究》专门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观照研究对象。碑志文本是应用文，其首要功能是记功、记事和记人的现实应用，文学性本来只是碑志文的附属性质，是文人参与创作之后出现的。实际上，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正是文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文化门类的时代，碑志文的文学化倾向一旦出现，就不可遏止地发展，特别在两晋南朝时，由于文人问题意识觉醒，文人创作普遍追求辞采华美、音律协和，文学的独立地位越趋突出，不少文人把碑志文视为文学样式来创作，从此碑志文走上了艺术化的道路，具有了审美性质。而进入唐代以后，唐代文人继承六朝传统，“唐兴，文士半为陈隋之遗彦，沿徐庾之旧體。……凤池专出纳之司，翰苑掌文章之柄，率以华缛典赡为高” 。他们沿袭六朝人把碑志文作为文学样式来创作的方式，把唐代特有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追求融入其中，形成了唐代碑志文独特的艺术风格，也进一步提高了碑志文的审美功能。
作者之所以把研究范围、限定在唐代，是因为唐代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文化昌明，文人创作繁盛，成就突出。他认为，碑志文这种单纯的应用文体在文人参与撰写之后，文学色彩被大大增强，特别是唐代的碑志文，因为多展现作文者自身的心性和情感，成为集应用性、文学性于一身的文体。因此作者采用文体学和文学的研究方法，在坚持文体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研究唐代碑志文的文体特征和文学性。他在著作中对碑志文作出了功能和特征的界定，碑志文在唐前是兴起、发展的阶段，而到了唐代进入成熟阶段。而唐代文学空前繁荣，诗歌、散文、骈文、传奇等各种文体均获得极大发展，社会文风极盛。文人参与到碑志文这种应用文体的创作中，而使其文学性大为提高。唐代碑志文的文学风格也和唐代文学的诗风文风一样，在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都有其各自的典型风貌。作者抓住这一文学特征，对唐代不同阶段的碑志文进行艺术和审美上的分析，并着重分析碑志文创作的起因，把碑志文创作的主观动因归于作者的文学文化观念、心路变化历程等因素，认为作者是以碑志文来议论抒情，表达个人的思想情志，这样碑志文体的功能就和诗歌“诗言志”“诗缘情”几乎等同了。 再次，《唐代碑志文研究》始终把碑志文与唐代各个阶段的社会儒学思潮与风尚的盛衰紧密联系。初唐儒学精神兴起，国家特别推崇孔孟儒学，统治者修孔庙，又包揽前朝鸿儒，借以振兴儒学，推动了儒学发展，因此初唐时一批著名碑志文作品如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崔行功《赠太师鲁国孔宣公碑》、王勃《益州夫子庙碑》、杨炯《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并序》等都受到儒学发展的影响，抒写唐王朝恢弘儒学、倡扬孔孟之道的礼乐之政，歌颂其文治教化政策。而盛唐国力强大，强烈的国家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盛世之下儒家政教功能再次突显，这一时期的碑志作家，往往集文儒与政治家于一身，倡扬儒家文学政教功能说，以碑志文发挥儒学政治教化的功效。中唐重建“安史之乱”之后的残破河山，出现中兴局面，生产力得到恢复，社会比较稳定，唐人对国家社会既抱有希望与振奋，又在盛唐精神余绪之下更为关注现实民生，尤其士大夫阶层普遍具有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儒学复兴，以韩愈为首的一批作家弘扬儒学经义，因此这时期的碑志文作品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思路，体现出强烈的事功倾向以及作家们渴望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政治理想。晚唐政治改革失败，国力衰弱，王朝倾颓已是无力挽回，社会普遍对朝政失去信心，形成对国事持悲观态度的集体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碑志文作品，缺乏盛唐的昂扬朝气与中唐的中兴勇气，充满对生命的感怀和对末世的咏叹，整体上显得气格卑弱，成为一代王朝的挽歌。研究盛唐、中唐碑志文时，作者又用盛唐的张说和中唐的韩愈来作了两章个案研究，这两章把作家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探析，把历史事实、政治运动、文化思潮以及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对作家作品的影响分析得鞭辟入里，这两章是整体里有个体，全面中见重点，加强了该著作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综上而论，该著作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对唐代碑志文的发展历程作出了深度剖析，从文体的传承、演进入手，从历史与文学的大视野着眼，综合论述了唐代碑志文发展史。全书点面结合，脉络清晰，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如使用文献分析法，针对具体作品文本作微观详尽的多层面分析；又使用比较研究法，把碑志文作品放在同时代文学与文学历史演变中来考察，使其研究具有共时性与历时性。并且，文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人的研究，作者对唐代碑志文的研究重点落在碑志文作品与作家创作心理、情志思想、审美观念等的关系上，也反映出作者在文学研究中的人文关怀。
（作者系暨南大学古代文学博士，于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文化理论研究所任專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诗学、中国古典戏曲、岭南地域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