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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这种比喻，把语言比作了两种镜子：平面镜和透镜。
想想吧，照镜子会看到些什么？你自己、你以为的自己、和被扭曲的自己。
所以，从平面镜和哈哈镜里到底能看到些什么，就跟从一段话里能听出什么一样，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想，已然习以为常，但是仔细一看，还是吓一跳。
镜子里的颜色是真的吗？
首先，在一面平面镜里，除了自己的大圆脸，难道还能看到奇迹吗？
《话/镜》是一本讲好玩语言的书，里面的故事虽然不是奇迹，但是也非常诡异。因为它讲了一个最自然不过，也应该没什么异议的话题：颜色。
你或许很难想象，在荷马生活的时代，人们认为大海是葡萄酒色的，蜜蜂是绿色的，荷马笔下的大多数场景仅有黑白明暗之分，有关色彩的描写在我们眼里大多也是错乱的。对此，《话/镜》的作者盖伊先是逐条列出前人的观点，对他们的努力表示肯定，然后再不留情面地逐一拆穿，不因为别的，只因为真相并非如此——
有人说：荷马是个盲人好吗！大家都知道的嘛。——真的盲人能描写出一个那么栩栩如生的世界吗？如果荷马一人盲了，那同时期甚至是几个世纪后的古希腊作品中为啥还存在不少色彩描写的缺憾和误用？莫非那些作者都瞎了？
接着又有人说：那肯定是当时人类的色觉还不够发达！他们还是一群没进化好的“猴子”！——你是说人类的色觉是在最近几个世纪才进化完全的，对吗？那请告诉我，人类是如何办到这一点的？
有人回答道：是学来的呗，锻炼出来的！然后这种本领在人类一代代繁衍的过程中遗传下来，逐渐加强！——你是认真的吗？你以为长颈鹿的脖子真的是因为努力够树上的叶子才变长的吗？残酷的真相是，所有脖子不够长的长颈鹿……最后都饿死了，没有留下后代。
以上这些故事里，人们都是拿色觉做文章，也就是，人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因为他们笃信，你讲出了的词，反映出的是人类的自然本性，是人体的生理构造。可他们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想呢？
你是怎么知道古人的色觉是有缺陷的？当然是通过他们留下来的语言文字。如果他们的色觉没问题，那问题一定是出在了语言上。
这恰好正中文化论者下怀，他们对所谓“原始民族”的人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人完全能够区分不同的颜色，但仍然有可能不会给它们单独命名。“土著们”对黄绿蓝不加区分，不是因为他们看不出来，他们连最细微的色差都认得出啊，但是他们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就像如果我们把同一种绿划分成很多很多更细节的颜色，他们会觉得这很无聊……几经波折后，在关于色觉和颜色词的论战中，文化论者终于胜过自然论者一筹。可他们也无法否认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紧随黑色和白色之后，红色总是最先被命名的。”人类用语言表达色彩的过程，始终跳不出一位著名的自然论者提出的演化过程。盖伊称其为“受束缚的自由”，这个比喻简直妙极，也就是说，语言有基本的平面镜的功能，但是除了照出自然之外，这些影像还稍微有点变化——相对的自由。
透镜到底扭曲了什么？
那么，把语言比作透镜，又作何解释呢？盖伊认为，不同的人在使用不同的语言后，看到的世界也是不同的，它不会禁止你去认识某种事物，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强迫你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有些人只会说东南西北，不会说左右。这就会引导你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讲其他语言的人不同，就像带上了度数不同的眼镜。
比如说，德语中的阴阳中性和英语简单粗暴的“他她它”，使这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在认识和描述同一种事物时，尤其是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会产生不同的联想。马克吐温就嘲笑过德语里奇怪的性，在德语里，萝卜是位“女士”，而美丽的少女则只能用“它”。但是，没有这种性，你也体会不到一些诗的美妙。
实验表明，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的语言里，性也不同，于是使用者产生的联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有时候刀叉的性别完全不一样啊）。这就引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学习一门外语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学什么？语法？词汇？
在我看来，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应该是思维。虽然盖伊在后记中指出，“目前语言表现出的影响都不够显著，而且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思考方式是一样的。”但他也点明了这里所说的“思考方式”往往是指理性思维，而涉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感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语言的影响。姑且把这些受到语言影响的思维称为语言思维吧。
一种语言思维是在你戴上一副“眼镜”后慢慢培养出来的，戴得久了，你便习惯了用这样一种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用这样一种思维去思考现实生活。学习母语的过程，便是这样一个戴上人生第一副“眼镜”的过程。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你不用去记语法、背单词就能轻易掌握的语言，只有你的母语。
而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则是逼迫你摘下原来的“眼镜”，戴上另一副全然陌生的“眼镜”，你看不懂这个全新的世界，只能借助语法和词汇这些条条框框和基本元素去重新认识世界。然而，很多语言学习者犯下的一个错误便是，不愿摘下自己的第一副“眼镜”，却只是机械地带上第二副。比如：有的学生在读英语时不喜欢读音标，而是根据老师的读音，给单词和句子注上汉语拼音；有的学生在写英语作文时，喜欢先用汉语写出来或者用汉语打个腹稿，再逐字逐句地翻译成英语。虽然他们也在学英语，但却用的是汉语的思维，没有取下第一副“眼镜”，却强行带上第二副“眼镜”，这样一来，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世界，学到的也不会是地道的英语。
培养语言思维无捷径可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带上第二副“眼镜”时，一定要脱离第一副“眼镜”，久而久之，你便习惯了从它的镜片中看到的第二种世界，学会了以另一种眼光去认识世界。当你已经完全适应了切换“眼镜”的过程时，下一步就可以尝试翻译了。不过，每个译者都无法克服同一个障碍：把外语作为目的语永远比把母语作为目的语更困难，这就跟你的外语水平永远无法超越你的母语水平是一个道理。毕竟，透过镜片去认识世界是一回事，而描述镜片后的世界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大学的语言学入门课上，我们必背的是一个标准定义：Language is a symbolic system through which people communicate and through which culture is transmitted.——语言是人类用于交流和文化得以传承的符号系统。既然语言是一种工具，要来交流和传承文化，而不仅仅是描述自然，那么，受到“自然”束缚的语言便会在名为“文化”的自由维度上发展。在发挥这两种功能的过程中，语言就作为平面镜和透镜同时存在着。你从镜子里都“听”到了什么呢？
想想吧，照镜子会看到些什么？你自己、你以为的自己、和被扭曲的自己。
所以，从平面镜和哈哈镜里到底能看到些什么，就跟从一段话里能听出什么一样，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想，已然习以为常，但是仔细一看，还是吓一跳。
镜子里的颜色是真的吗？
首先，在一面平面镜里，除了自己的大圆脸，难道还能看到奇迹吗？
《话/镜》是一本讲好玩语言的书，里面的故事虽然不是奇迹，但是也非常诡异。因为它讲了一个最自然不过，也应该没什么异议的话题：颜色。
你或许很难想象，在荷马生活的时代，人们认为大海是葡萄酒色的，蜜蜂是绿色的，荷马笔下的大多数场景仅有黑白明暗之分，有关色彩的描写在我们眼里大多也是错乱的。对此，《话/镜》的作者盖伊先是逐条列出前人的观点，对他们的努力表示肯定，然后再不留情面地逐一拆穿，不因为别的，只因为真相并非如此——
有人说：荷马是个盲人好吗！大家都知道的嘛。——真的盲人能描写出一个那么栩栩如生的世界吗？如果荷马一人盲了，那同时期甚至是几个世纪后的古希腊作品中为啥还存在不少色彩描写的缺憾和误用？莫非那些作者都瞎了？
接着又有人说：那肯定是当时人类的色觉还不够发达！他们还是一群没进化好的“猴子”！——你是说人类的色觉是在最近几个世纪才进化完全的，对吗？那请告诉我，人类是如何办到这一点的？
有人回答道：是学来的呗，锻炼出来的！然后这种本领在人类一代代繁衍的过程中遗传下来，逐渐加强！——你是认真的吗？你以为长颈鹿的脖子真的是因为努力够树上的叶子才变长的吗？残酷的真相是，所有脖子不够长的长颈鹿……最后都饿死了，没有留下后代。
以上这些故事里，人们都是拿色觉做文章，也就是，人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因为他们笃信，你讲出了的词，反映出的是人类的自然本性，是人体的生理构造。可他们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想呢？
你是怎么知道古人的色觉是有缺陷的？当然是通过他们留下来的语言文字。如果他们的色觉没问题，那问题一定是出在了语言上。
这恰好正中文化论者下怀，他们对所谓“原始民族”的人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人完全能够区分不同的颜色，但仍然有可能不会给它们单独命名。“土著们”对黄绿蓝不加区分，不是因为他们看不出来，他们连最细微的色差都认得出啊，但是他们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就像如果我们把同一种绿划分成很多很多更细节的颜色，他们会觉得这很无聊……几经波折后，在关于色觉和颜色词的论战中，文化论者终于胜过自然论者一筹。可他们也无法否认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紧随黑色和白色之后，红色总是最先被命名的。”人类用语言表达色彩的过程，始终跳不出一位著名的自然论者提出的演化过程。盖伊称其为“受束缚的自由”，这个比喻简直妙极，也就是说，语言有基本的平面镜的功能，但是除了照出自然之外，这些影像还稍微有点变化——相对的自由。
透镜到底扭曲了什么？
那么，把语言比作透镜，又作何解释呢？盖伊认为，不同的人在使用不同的语言后，看到的世界也是不同的，它不会禁止你去认识某种事物，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强迫你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有些人只会说东南西北，不会说左右。这就会引导你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讲其他语言的人不同，就像带上了度数不同的眼镜。
比如说，德语中的阴阳中性和英语简单粗暴的“他她它”，使这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在认识和描述同一种事物时，尤其是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会产生不同的联想。马克吐温就嘲笑过德语里奇怪的性，在德语里，萝卜是位“女士”，而美丽的少女则只能用“它”。但是，没有这种性，你也体会不到一些诗的美妙。
实验表明，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的语言里，性也不同，于是使用者产生的联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有时候刀叉的性别完全不一样啊）。这就引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学习一门外语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学什么？语法？词汇？
在我看来，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应该是思维。虽然盖伊在后记中指出，“目前语言表现出的影响都不够显著，而且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思考方式是一样的。”但他也点明了这里所说的“思考方式”往往是指理性思维，而涉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感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语言的影响。姑且把这些受到语言影响的思维称为语言思维吧。
一种语言思维是在你戴上一副“眼镜”后慢慢培养出来的，戴得久了，你便习惯了用这样一种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用这样一种思维去思考现实生活。学习母语的过程，便是这样一个戴上人生第一副“眼镜”的过程。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你不用去记语法、背单词就能轻易掌握的语言，只有你的母语。
而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则是逼迫你摘下原来的“眼镜”，戴上另一副全然陌生的“眼镜”，你看不懂这个全新的世界，只能借助语法和词汇这些条条框框和基本元素去重新认识世界。然而，很多语言学习者犯下的一个错误便是，不愿摘下自己的第一副“眼镜”，却只是机械地带上第二副。比如：有的学生在读英语时不喜欢读音标，而是根据老师的读音，给单词和句子注上汉语拼音；有的学生在写英语作文时，喜欢先用汉语写出来或者用汉语打个腹稿，再逐字逐句地翻译成英语。虽然他们也在学英语，但却用的是汉语的思维，没有取下第一副“眼镜”，却强行带上第二副“眼镜”，这样一来，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世界，学到的也不会是地道的英语。
培养语言思维无捷径可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带上第二副“眼镜”时，一定要脱离第一副“眼镜”，久而久之，你便习惯了从它的镜片中看到的第二种世界，学会了以另一种眼光去认识世界。当你已经完全适应了切换“眼镜”的过程时，下一步就可以尝试翻译了。不过，每个译者都无法克服同一个障碍：把外语作为目的语永远比把母语作为目的语更困难，这就跟你的外语水平永远无法超越你的母语水平是一个道理。毕竟，透过镜片去认识世界是一回事，而描述镜片后的世界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大学的语言学入门课上，我们必背的是一个标准定义：Language is a symbolic system through which people communicate and through which culture is transmitted.——语言是人类用于交流和文化得以传承的符号系统。既然语言是一种工具，要来交流和传承文化，而不仅仅是描述自然，那么，受到“自然”束缚的语言便会在名为“文化”的自由维度上发展。在发挥这两种功能的过程中，语言就作为平面镜和透镜同时存在着。你从镜子里都“听”到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