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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旧鼎革，尘埃落定，这一年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之年，对于很多创造与书写历史的人来说，同样是他们生命与生活的转折点。而这种历史命运与个人命运的巨大变幻，对于某些人来说，头几年就已经初现端倪，比如沈从文。
壹
张新颖先生在他的著作《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中开宗明义，认定沈从文生活与生命的转折点是在1948年，是有依据的。
1948年11月，北京大学的“方向社”在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召开座谈会。此时辽沈战役已告胜利结束，国内革命形势日趋明显。国家的前途，个人的抉择，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而这场名为“今日文学的方向”的文学座谈会，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一个对所有文学创作者都十分敏感的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从来都是得风气之先的文学界，自然以一种满山满谷的热情渴望着新时代曙光的到来。此时此势任谁都无法独善其身。文学作为社会价值与社会情绪的外化，在如此巨变之下，未来的路在哪里，是个关乎每一位文学人的大问题。正如张新颖先生所言，“与之前的各个时期明显不同，沈从文更加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又紧张的关系，也更加深刻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纠结不去的苦恼”。这种困惑与苦恼，让他在座谈会上对“政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红绿灯”，同时也表明了他的担忧：如果政治是“红绿灯”，那么文学，是不是也需要按照“红绿灯”来走？
不出意外，沈从文的话在会上一石千浪。各种观点将他层层围住。然而此刻的他就像时下流行的说法，“杠精”，无论如何也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一个文学人在“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中究竟应当如何取舍？
沈从文心中其实是早有答案的。
纵览民国文坛，无论是阅历，还是成就，沈从文都是有资格发这一问的。没有谁再比他的经历更坎坷、更富于戏剧性：出身戎马世家，从小桀骜不驯，不负约束；不到14岁，刚刚高小毕业就投笔从戎；当过技术兵，投过靖国军，还在湘西匪军陈渠珍部干了六年“司书”。满眼的烧杀抢掠，满眼的民不聊生，却都是打着“清乡剿匪”“保境安民”等明晃晃的政治旗号。这种强烈反差，恐怕正是“政治”给沈从文留下的最原始的意象。
沈从文本就“不安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向来是个“逃避那些书本枯燥文句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的人。走得多了，见得多了，他就更“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正是凭借着这种带有浓烈的“自我革命”色彩的坚韧，从1924年开始，他以湘西地区的民俗风情与边地民间传说为题材，先后写出《鸭子》《蜜柑》《入伍后》等多部作品集，他平和、质朴的写作选材与方式，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至1948年，沈从文已出版了《从文自传》《八骏图》与《边城》等小说、散文、文论集共计70余册，这其中又以成书于1934年的《边城》最具代表性。此时的沈从文，已然达到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巅峰。
贰
沈从文的知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还在于他对自己的文学理念的坚持。早在北京时期，沈从文甫入文坛，接触的便是把文学作为人性启蒙与改造工具的“五四”启蒙主义思想，而这其中又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为主。正当如此，使得沈从文具有了明确且自觉的作家意识：他一生都在坚守文学的独立价值，他的创作也很纯粹，就是“为文学而创作”，将文学创作当作自身追求的目的，而非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正如他自己所言：
我们只会凭自己的一点呆力气握着笔写，不会用手执旗高呼，也不会叫口号，若是可能，只想用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说话，……我们也没有“立场”（这是最流行的口号），更有那便是“写写写”，站在客观的不加入任何打架团体作小丑的表演的立场上我们写一点而已，写坏了，自己负责。
在沈从文的心中，文学创作是一件神圣的事，同时也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而非站在前列，成为社会与时代的号角。
但真的如此么？这个世界是否真的会因为我们闭上眼睛就不复存在？
“文章合为时而著。”自古至今都被赋予“文以载道”社会使命的文学，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很难不凸显其“时代先声”的社会功能，这也决定了其生命力必然建构在时代主题与社会呼声之上。而文学创作只有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再从现实中出来，才鲜活，才有生命力。现实给予文学生命，文学自然也就带有现实的烙印，很难与现实完全剥离，为了自身的发展，甚至与现实结合得更加紧密。面对国家、民族危亡，近代中国文学界普遍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担当。广大作家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中，日益感悟“救亡”已经取代“启蒙”成为了当时的时代主题与社会诉求，特别是1930年3月“左联”的成立，将文学与现实紧密结合，用文学去表达现实，服务现实，为现实鼓与呼，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主流。
然而沈从文一如既往地没有跟从其中，而是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态度”。他始终坚信“人性启蒙”才是文学创作的使命所在，主张文学创作应该贴近人性、反映人性，鞭挞黑暗，最终承担起“经典重造”的时代重任。他认为，作家则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让自己的作品“浸透人生的崇高”，“一个作家应当如思想家，不会和人碰杯，不会和人唱，不算落伍。他有权力在一种较客观的立场上认识这个社会，以及作成社会的人民情绪生活的历史，从过去、目前，而推测未来”。
叁
时局的黑暗，民生的艰难，现实的压迫，让很多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精神世界中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而到达这一彼岸世界的渡船便是写作，沈从文恰恰是此中高手。他非常珍视自己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的“自由”，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刻意远离日趋激烈的政治话题，努力不被打上任何政治的标签。与此同时，他也在积极向整个文艺界表达着自己的态度。
1938年11月，随着武汉陷落，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再次向国民党当局发出诱降，表示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即可与日本“并肩建设东亚新秩序”。在国际上，英美集团企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用“远东慕尼黑”的方式继续绥靖日本，因此加大了对蒋介石集团的政治压力。尽管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全国各界掀起“全民抗战”的热潮，但仍然出现了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诸如此类破坏抗战的恶性事件。国内精英群体，特别是所謂的“文化精英”，整体弥漫着一股绥靖、妥协的消极气氛。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当时任职《中央日报》的梁实秋在他主持的副刊《平明》上发表了《编者的话》一文。他在文中公开表示： 現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
如果单纯从创作的角度说，话是没问题的，甚至听起来有着反对文学创作“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正确性，但在这个内忧外患的关键节点发表这种提倡逃避与选择性失明的言论，真的合适么？梁实秋此言一出，即招致国内文艺界几乎一致的大张挞伐，绝大部分是直接针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梁实秋最终理屈词穷，引咎辞职。现实表明，“与抗战无关”论在国家蒙尘、民族危亡面前，断无站得住脚跟的道理。而“文艺必须抗战，抗战需要文艺”的正确观点，则彰显了文艺创作的社会使命与社会功能，不仅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使当时的中国文艺界真正明白了文艺创作所肩负的社会使命与社会功能，并用事实向其说明了文艺创作的生命源泉与前进方向之所在。
即使如此，沈从文又一次以自己看似“独到”的观点站在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就在梁实秋提出“与抗战无关”论之后不久，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一文中，用自己的方式点赞了梁实秋：“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他认为文学创作正是这样一种需要“沉默”、需要“苦干”的“专门”之学。他认为作为文学创作者，自身一定要有“独立性”，认为一部分作家放弃了“文学的特殊性”，乃至把文学“沦落为一般的宣传工作”。
“苦干”固然没错，但若真是到了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仍然还要讲“沉默”，还要讲所谓的文学“独立性”、文学“特殊性”，怕不只是迂腐，而简直是狭隘了。这一观点在当时即遭到不少人专门著文反驳。《一般或特殊》刊发三个月后，巴人在《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一文中，对沈文进行了着重的批评。现在看来，巴人的批评颇为中肯。巴人认为，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而作家只有体验生活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如果说梁实秋的观点还仅仅是一种“选择性无视”，那么沈从文的“沉默苦干”在此时的紧要关头，不啻于釜底抽薪：用胡适主义的理念将文学创作的方向引向故纸堆，让文学创作主动放弃现实，放弃扬弃，放弃斗争，放弃“自我革命”，进而完全躲进象牙塔，对现实的“社会革命”不闻不问。最终结果只有一个，“如果真的照沈从文的办法，那么抗战完结，在敌人的鼻息下，‘建国开始’，千秋万岁，沈从文也就‘懿欤盛哉’了”。
沈从文对此仍然不以为然。从之后的1942年开始，他又次第发表一系列文章，诸如《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等。对于自由主义的文学创作观，沈从文表现出一种几近固执的坚守：他愤愤不平于当时的文艺界“被在朝和在野的政党同时看中”的境遇、文学创作中“与政治结合为一”的倾向以及创作者“或因在官从政，或因名列某籍，在国内各处用‘文化人’身份参加各种组织，出席会议”的“凑趣帮闲”行为，主张文学应该“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因为“文学与政治结缘后，学术便失去了庄严和真实而产生不出伟大的作品来”。这也被认为是他“反对作家从政”的代表性言论，从而招致了很多严厉批评，譬如郭沫若在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曾就沈从文的观点出言激烈：“在抗战期间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污蔑！”正是这种认为“文学应远离政治”的态度，让他长期游离于文学创作本身的革命洪流之外。不身处洪流，又怎知风高浪急，怎知奔流何方？
如果回望他的文学之路，可以洞见，沈从文的封笔绝非偶然，乃是必然之必然。身处逆境中的坚守，是对自己理念的坚持与自我革命的勇气。然而当自己的想法与实践被现实一次次击碎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反思。勇于自我革命的沈从文，却怯于社会革命，正因此他虽也有自己的反思，但却来得被动，来得悲剧。
可以说1948年对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生命来说，是致命的一年。先是郭沫若在是年1月3日所作题为《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声色俱厉的演讲。随后便是邵荃麟《二丑与小丑之间——看沈从文的“新希望”》《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这两篇大张挞伐的文章，再加上冯乃超的那篇《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沈从文俨然成了反动文艺的代言人。
然而最要命的，还是郭沫若的那篇《斥反动文艺》。文章以政治色彩极浓的语言，以沈从文40年代初期发表的《摘星录》《看虹录》等作品直接将其攻讦为“桃红色作家”，并以此称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郭沫若此文，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不仅在当年的“五四”纪念会上被北大学生当众朗读，到了1949年年初在北大校园甚至被以大字报的形式传抄。而“新月派”“现代评论派”与“第三条路线派”，也就成为了沈从文头上常驻的三大批判帽子。
沈从文对自己的命运是有审视的。他在一封信中如此写道：“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肆
他到底是个有初心的人，而且他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初心。沈从文对于“写”有着一种发自内心且深入骨髓的热爱。他对“写”的痴迷，不拘形式。到后来1982年的时候，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回湘西，到张家界游览。沈从文因为自己行动不方便，就没有跟随夫人上山游览，而是自己留在宾馆里休息。张家界管理处的同志们就拿来了笔墨纸砚，请他题字，他欣然应允。管理处的同志们了解他此时健康欠佳，得知他一人留在房间，怕出意外，便想留下来陪他，但沈从文婉言谢绝：“至于身体，我才检查的，没什么大毛病，你们放心吧。”于是他自己便在房间里写起来。待到张兆和一行人回到宾馆时，沈从文已经写就了“金鞭岩”“展卷”以及“张家界”等好几幅作品。此时的沈从文已是一身疲倦，看到夫人后便说道，今天是真正写累了。 其实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乐于接受别人的意见，也尊重别人的意见。有出书的同志请他题写书名，他往往会写成好几幅送给人家，以备挑选。同时他也并不是那种有架子的人：旧学功底深厚的沈从文，笔力深厚，运墨生动，然而却从来不讲究文具。他曾经跟作家彭荆风谈到，自己用的笔都是那种学生用来习字的最普通的毛笔，一般就值一两毛钱；纸甚至不是宣纸，就是普通的糊窗户用的高丽纸；墨就更简单了，就是兑水的墨汁。就是用这种简单的东西，沈从文常常自嘲自己写的字“没光彩”“用书行家的话说就是‘死墨’”，是“外行”。且不管沈从文的书法是不是真的“外行”，这种书写已经成为了风烛残年的他对自我的一种慰藉。他的一辈子都用在了“写”上，有成功的，也有不怎么成功的，甚至还有不算成功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成功抑或失败，沈从文都在实践着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种“自我革命”：他是一个勇于否定自我的人。遗憾的是，敏锐如他的这种自我革命，本应能够让他在1949年那场沧桑巨变的社会革命中的如鱼得水、不负初心，但最终却败在了传统文人的执拗与固执上。
幸运的是，他毕竟是沈从文，一个勇于“革自己的命”的人。1951年，沈从文在《我的学习》中，曾经对自己的彷徨、不适应，做了一个形象的笔喻，“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新中国将北京城完完整整地归还到人民手中，旧北平随之变成了新北京。只有真正的回归人民，回归到人民中去，才能以一種新姿态获得重生，而这个“回归”，对于沈从文来讲恰是个如他自己所说的，“思想战争”般的痛苦过程。
他病倒了，因为他尽力了。
人最难的莫过于否定自己。沈从文一直坚信自己写作的“平民性”，然而这种“平民性”仅仅是一种题材与描写的风格。文学创作的人民性，更多的体现在对大时代背景下人民本身命运与诉求的关注。而这种关注，需要去把握时代的脉搏，聆听时代的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真正从一个屹立滚滚红尘的时代的人的视角去看，去写，而非仅仅沉醉于桃花源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沈从文对自己“思想战争”的看法，正可以看做是他“出桃花源”的奋力之举。1953年9月，中国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沈从文应邀参加。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左侧一个房间会见了部分与会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的时候，主席问过沈从文的年龄之后，便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真正触动了沈从文的内心，“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这对刚刚经历开明出版社焚毁作品的他，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与肯定。最终，他在文物研究中找到了自己的慰藉与反思。著名的纺织考古学家王亚蓉女士在追忆师从沈从文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相关工作时，曾说“要耐烦！认真！”“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联系。”“为人民服务！古为今用。”这三句，是他“从一开始直到最后”，一直坚持的工作方法与工作原则。而面对种种困境，他这一句“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得想着对世界作战，我们不能输掉，尤其是日本人，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又把一个“回归”的“要看到我们做的是大事”的沈从文送入了我们的眼帘。
对困难说“这不去管它啊”，这才是那个敢斗争的“不安分”的沈从文。沈从文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文笔到思想，再到他的人生轨迹，都鲜活。巴金在《怀念从文》一文中，也同样以一种鲜活的笔调，从小处著手，通过对自己印象中沈从文的时时日日，从自己的角度，勾勒出了沈从文的形象，并将这一形象放在了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那句“没有一滴眼泪，悲痛却在我的心里，我也在埋葬自己的一部分”，看似是将沈从文的形象内化成为作者倒影的一部分，实则是将之外化成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艰难时世中的整体面相。朱光潜用古语“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为按。巴金则曾评价沈从文是一位“热爱人民的善良作家”，“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
他的确是这样。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任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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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先生在他的著作《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中开宗明义，认定沈从文生活与生命的转折点是在1948年，是有依据的。
1948年11月，北京大学的“方向社”在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召开座谈会。此时辽沈战役已告胜利结束，国内革命形势日趋明显。国家的前途，个人的抉择，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而这场名为“今日文学的方向”的文学座谈会，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一个对所有文学创作者都十分敏感的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从来都是得风气之先的文学界，自然以一种满山满谷的热情渴望着新时代曙光的到来。此时此势任谁都无法独善其身。文学作为社会价值与社会情绪的外化，在如此巨变之下，未来的路在哪里，是个关乎每一位文学人的大问题。正如张新颖先生所言，“与之前的各个时期明显不同，沈从文更加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又紧张的关系，也更加深刻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纠结不去的苦恼”。这种困惑与苦恼，让他在座谈会上对“政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红绿灯”，同时也表明了他的担忧：如果政治是“红绿灯”，那么文学，是不是也需要按照“红绿灯”来走？
不出意外，沈从文的话在会上一石千浪。各种观点将他层层围住。然而此刻的他就像时下流行的说法，“杠精”，无论如何也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一个文学人在“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中究竟应当如何取舍？
沈从文心中其实是早有答案的。
纵览民国文坛，无论是阅历，还是成就，沈从文都是有资格发这一问的。没有谁再比他的经历更坎坷、更富于戏剧性：出身戎马世家，从小桀骜不驯，不负约束；不到14岁，刚刚高小毕业就投笔从戎；当过技术兵，投过靖国军，还在湘西匪军陈渠珍部干了六年“司书”。满眼的烧杀抢掠，满眼的民不聊生，却都是打着“清乡剿匪”“保境安民”等明晃晃的政治旗号。这种强烈反差，恐怕正是“政治”给沈从文留下的最原始的意象。
沈从文本就“不安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向来是个“逃避那些书本枯燥文句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的人。走得多了，见得多了，他就更“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正是凭借着这种带有浓烈的“自我革命”色彩的坚韧，从1924年开始，他以湘西地区的民俗风情与边地民间传说为题材，先后写出《鸭子》《蜜柑》《入伍后》等多部作品集，他平和、质朴的写作选材与方式，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至1948年，沈从文已出版了《从文自传》《八骏图》与《边城》等小说、散文、文论集共计70余册，这其中又以成书于1934年的《边城》最具代表性。此时的沈从文，已然达到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巅峰。
贰
沈从文的知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还在于他对自己的文学理念的坚持。早在北京时期，沈从文甫入文坛，接触的便是把文学作为人性启蒙与改造工具的“五四”启蒙主义思想，而这其中又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为主。正当如此，使得沈从文具有了明确且自觉的作家意识：他一生都在坚守文学的独立价值，他的创作也很纯粹，就是“为文学而创作”，将文学创作当作自身追求的目的，而非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正如他自己所言：
我们只会凭自己的一点呆力气握着笔写，不会用手执旗高呼，也不会叫口号，若是可能，只想用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说话，……我们也没有“立场”（这是最流行的口号），更有那便是“写写写”，站在客观的不加入任何打架团体作小丑的表演的立场上我们写一点而已，写坏了，自己负责。
在沈从文的心中，文学创作是一件神圣的事，同时也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而非站在前列，成为社会与时代的号角。
但真的如此么？这个世界是否真的会因为我们闭上眼睛就不复存在？
“文章合为时而著。”自古至今都被赋予“文以载道”社会使命的文学，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很难不凸显其“时代先声”的社会功能，这也决定了其生命力必然建构在时代主题与社会呼声之上。而文学创作只有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再从现实中出来，才鲜活，才有生命力。现实给予文学生命，文学自然也就带有现实的烙印，很难与现实完全剥离，为了自身的发展，甚至与现实结合得更加紧密。面对国家、民族危亡，近代中国文学界普遍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担当。广大作家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中，日益感悟“救亡”已经取代“启蒙”成为了当时的时代主题与社会诉求，特别是1930年3月“左联”的成立，将文学与现实紧密结合，用文学去表达现实，服务现实，为现实鼓与呼，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主流。
然而沈从文一如既往地没有跟从其中，而是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态度”。他始终坚信“人性启蒙”才是文学创作的使命所在，主张文学创作应该贴近人性、反映人性，鞭挞黑暗，最终承担起“经典重造”的时代重任。他认为，作家则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让自己的作品“浸透人生的崇高”，“一个作家应当如思想家，不会和人碰杯，不会和人唱，不算落伍。他有权力在一种较客观的立场上认识这个社会，以及作成社会的人民情绪生活的历史，从过去、目前，而推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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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的黑暗，民生的艰难，现实的压迫，让很多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精神世界中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而到达这一彼岸世界的渡船便是写作，沈从文恰恰是此中高手。他非常珍视自己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的“自由”，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刻意远离日趋激烈的政治话题，努力不被打上任何政治的标签。与此同时，他也在积极向整个文艺界表达着自己的态度。
1938年11月，随着武汉陷落，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再次向国民党当局发出诱降，表示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即可与日本“并肩建设东亚新秩序”。在国际上，英美集团企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用“远东慕尼黑”的方式继续绥靖日本，因此加大了对蒋介石集团的政治压力。尽管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全国各界掀起“全民抗战”的热潮，但仍然出现了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诸如此类破坏抗战的恶性事件。国内精英群体，特别是所謂的“文化精英”，整体弥漫着一股绥靖、妥协的消极气氛。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当时任职《中央日报》的梁实秋在他主持的副刊《平明》上发表了《编者的话》一文。他在文中公开表示： 現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
如果单纯从创作的角度说，话是没问题的，甚至听起来有着反对文学创作“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正确性，但在这个内忧外患的关键节点发表这种提倡逃避与选择性失明的言论，真的合适么？梁实秋此言一出，即招致国内文艺界几乎一致的大张挞伐，绝大部分是直接针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梁实秋最终理屈词穷，引咎辞职。现实表明，“与抗战无关”论在国家蒙尘、民族危亡面前，断无站得住脚跟的道理。而“文艺必须抗战，抗战需要文艺”的正确观点，则彰显了文艺创作的社会使命与社会功能，不仅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使当时的中国文艺界真正明白了文艺创作所肩负的社会使命与社会功能，并用事实向其说明了文艺创作的生命源泉与前进方向之所在。
即使如此，沈从文又一次以自己看似“独到”的观点站在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就在梁实秋提出“与抗战无关”论之后不久，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一文中，用自己的方式点赞了梁实秋：“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他认为文学创作正是这样一种需要“沉默”、需要“苦干”的“专门”之学。他认为作为文学创作者，自身一定要有“独立性”，认为一部分作家放弃了“文学的特殊性”，乃至把文学“沦落为一般的宣传工作”。
“苦干”固然没错，但若真是到了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仍然还要讲“沉默”，还要讲所谓的文学“独立性”、文学“特殊性”，怕不只是迂腐，而简直是狭隘了。这一观点在当时即遭到不少人专门著文反驳。《一般或特殊》刊发三个月后，巴人在《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一文中，对沈文进行了着重的批评。现在看来，巴人的批评颇为中肯。巴人认为，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而作家只有体验生活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如果说梁实秋的观点还仅仅是一种“选择性无视”，那么沈从文的“沉默苦干”在此时的紧要关头，不啻于釜底抽薪：用胡适主义的理念将文学创作的方向引向故纸堆，让文学创作主动放弃现实，放弃扬弃，放弃斗争，放弃“自我革命”，进而完全躲进象牙塔，对现实的“社会革命”不闻不问。最终结果只有一个，“如果真的照沈从文的办法，那么抗战完结，在敌人的鼻息下，‘建国开始’，千秋万岁，沈从文也就‘懿欤盛哉’了”。
沈从文对此仍然不以为然。从之后的1942年开始，他又次第发表一系列文章，诸如《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等。对于自由主义的文学创作观，沈从文表现出一种几近固执的坚守：他愤愤不平于当时的文艺界“被在朝和在野的政党同时看中”的境遇、文学创作中“与政治结合为一”的倾向以及创作者“或因在官从政，或因名列某籍，在国内各处用‘文化人’身份参加各种组织，出席会议”的“凑趣帮闲”行为，主张文学应该“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因为“文学与政治结缘后，学术便失去了庄严和真实而产生不出伟大的作品来”。这也被认为是他“反对作家从政”的代表性言论，从而招致了很多严厉批评，譬如郭沫若在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曾就沈从文的观点出言激烈：“在抗战期间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污蔑！”正是这种认为“文学应远离政治”的态度，让他长期游离于文学创作本身的革命洪流之外。不身处洪流，又怎知风高浪急，怎知奔流何方？
如果回望他的文学之路，可以洞见，沈从文的封笔绝非偶然，乃是必然之必然。身处逆境中的坚守，是对自己理念的坚持与自我革命的勇气。然而当自己的想法与实践被现实一次次击碎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反思。勇于自我革命的沈从文，却怯于社会革命，正因此他虽也有自己的反思，但却来得被动，来得悲剧。
可以说1948年对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生命来说，是致命的一年。先是郭沫若在是年1月3日所作题为《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声色俱厉的演讲。随后便是邵荃麟《二丑与小丑之间——看沈从文的“新希望”》《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这两篇大张挞伐的文章，再加上冯乃超的那篇《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沈从文俨然成了反动文艺的代言人。
然而最要命的，还是郭沫若的那篇《斥反动文艺》。文章以政治色彩极浓的语言，以沈从文40年代初期发表的《摘星录》《看虹录》等作品直接将其攻讦为“桃红色作家”，并以此称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郭沫若此文，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不仅在当年的“五四”纪念会上被北大学生当众朗读，到了1949年年初在北大校园甚至被以大字报的形式传抄。而“新月派”“现代评论派”与“第三条路线派”，也就成为了沈从文头上常驻的三大批判帽子。
沈从文对自己的命运是有审视的。他在一封信中如此写道：“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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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底是个有初心的人，而且他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初心。沈从文对于“写”有着一种发自内心且深入骨髓的热爱。他对“写”的痴迷，不拘形式。到后来1982年的时候，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回湘西，到张家界游览。沈从文因为自己行动不方便，就没有跟随夫人上山游览，而是自己留在宾馆里休息。张家界管理处的同志们就拿来了笔墨纸砚，请他题字，他欣然应允。管理处的同志们了解他此时健康欠佳，得知他一人留在房间，怕出意外，便想留下来陪他，但沈从文婉言谢绝：“至于身体，我才检查的，没什么大毛病，你们放心吧。”于是他自己便在房间里写起来。待到张兆和一行人回到宾馆时，沈从文已经写就了“金鞭岩”“展卷”以及“张家界”等好几幅作品。此时的沈从文已是一身疲倦，看到夫人后便说道，今天是真正写累了。 其实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乐于接受别人的意见，也尊重别人的意见。有出书的同志请他题写书名，他往往会写成好几幅送给人家，以备挑选。同时他也并不是那种有架子的人：旧学功底深厚的沈从文，笔力深厚，运墨生动，然而却从来不讲究文具。他曾经跟作家彭荆风谈到，自己用的笔都是那种学生用来习字的最普通的毛笔，一般就值一两毛钱；纸甚至不是宣纸，就是普通的糊窗户用的高丽纸；墨就更简单了，就是兑水的墨汁。就是用这种简单的东西，沈从文常常自嘲自己写的字“没光彩”“用书行家的话说就是‘死墨’”，是“外行”。且不管沈从文的书法是不是真的“外行”，这种书写已经成为了风烛残年的他对自我的一种慰藉。他的一辈子都用在了“写”上，有成功的，也有不怎么成功的，甚至还有不算成功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成功抑或失败，沈从文都在实践着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种“自我革命”：他是一个勇于否定自我的人。遗憾的是，敏锐如他的这种自我革命，本应能够让他在1949年那场沧桑巨变的社会革命中的如鱼得水、不负初心，但最终却败在了传统文人的执拗与固执上。
幸运的是，他毕竟是沈从文，一个勇于“革自己的命”的人。1951年，沈从文在《我的学习》中，曾经对自己的彷徨、不适应，做了一个形象的笔喻，“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新中国将北京城完完整整地归还到人民手中，旧北平随之变成了新北京。只有真正的回归人民，回归到人民中去，才能以一種新姿态获得重生，而这个“回归”，对于沈从文来讲恰是个如他自己所说的，“思想战争”般的痛苦过程。
他病倒了，因为他尽力了。
人最难的莫过于否定自己。沈从文一直坚信自己写作的“平民性”，然而这种“平民性”仅仅是一种题材与描写的风格。文学创作的人民性，更多的体现在对大时代背景下人民本身命运与诉求的关注。而这种关注，需要去把握时代的脉搏，聆听时代的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真正从一个屹立滚滚红尘的时代的人的视角去看，去写，而非仅仅沉醉于桃花源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沈从文对自己“思想战争”的看法，正可以看做是他“出桃花源”的奋力之举。1953年9月，中国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沈从文应邀参加。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左侧一个房间会见了部分与会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的时候，主席问过沈从文的年龄之后，便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真正触动了沈从文的内心，“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这对刚刚经历开明出版社焚毁作品的他，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与肯定。最终，他在文物研究中找到了自己的慰藉与反思。著名的纺织考古学家王亚蓉女士在追忆师从沈从文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相关工作时，曾说“要耐烦！认真！”“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联系。”“为人民服务！古为今用。”这三句，是他“从一开始直到最后”，一直坚持的工作方法与工作原则。而面对种种困境，他这一句“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得想着对世界作战，我们不能输掉，尤其是日本人，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又把一个“回归”的“要看到我们做的是大事”的沈从文送入了我们的眼帘。
对困难说“这不去管它啊”，这才是那个敢斗争的“不安分”的沈从文。沈从文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文笔到思想，再到他的人生轨迹，都鲜活。巴金在《怀念从文》一文中，也同样以一种鲜活的笔调，从小处著手，通过对自己印象中沈从文的时时日日，从自己的角度，勾勒出了沈从文的形象，并将这一形象放在了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那句“没有一滴眼泪，悲痛却在我的心里，我也在埋葬自己的一部分”，看似是将沈从文的形象内化成为作者倒影的一部分，实则是将之外化成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艰难时世中的整体面相。朱光潜用古语“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为按。巴金则曾评价沈从文是一位“热爱人民的善良作家”，“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
他的确是这样。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任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