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底，身患残疾的郑卫宁荣获“CCTV年度慈善人物”称号，从而让人们知道了他以及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不能寻死，就好好活
1955年，郑卫宁出生在一个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家庭。舅舅和外公都患有血友病，没活过50岁就过世了。这种病传男不传女，郑卫宁6个月时，母亲给他喂奶，喝着喝着突然满口鲜血，母亲就知道，这又是一个血友病孩子。
他从小就被告诫不能摔倒、不能磕磕碰碰，那样会有生命危险。13岁之前，他只能爬行。因为行动不便，郑卫宁不能走进学校，要认字就看哥哥姐姐的书自学。刚开始，汉字对他而言就是符号，他不知道该怎么读。看的遍数多了，才渐渐明白文字所表达的意思。他用这种特有的的读书法，在9岁前读完了四大名著。
“文革”十年，让郑卫宁彻底失去了步入校门的机会。父母在农村改造，郑卫宁跟着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发病时，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躺在床上流血，直到它自己停止，关节肿得比脑袋还大。由于没有药吃，也没有血输，郑卫宁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治疗的双腿开始萎缩，最后残疾。
18岁那年，郑卫宁瞒着家人做了一件不要命的事：骑自行车。对于郑卫宁来说，针尖大的渗血创口都有可能要他的命。学骑车，摔倒可是要命的事。但是郑卫宁对自己说：试一试。两个星期后，他便能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飞奔了。
1976年，21岁的郑卫宁被安排进一家工厂当磨工学徒。他爱上了一起进厂的一个叫张春珍的女孩，同时也产生了有生以来最为强烈的自卑感：“拿什么给她幸福？”他只好把爱深深埋在心底。
然而，爱情让郑卫宁备受折磨，经历了无数个不眠夜之后，他还是下定了决心：试一试。那时工厂经常停电，郑卫宁就利用停电的间隙开始他的追求计划。一停电，他就到张春珍的班组与男工下棋、聊天、拉小提琴。他从来不与张春珍搭讪，也不敢正面看她一眼，但在张春珍的面前，他把自己在文学、音乐、棋艺等方面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郑卫宁无数次替工人们排除了车床故障之后，爱情的大门终于朝他打开……两年以后，他们冲破重重阻力，幸福地结合在一起。
1991年，为了能输上含有凝血因子的新鲜血浆，郑卫宁来到当时唯一实行无偿献血的深圳。深圳的飞速奔跑，与郑卫宁几乎静止的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为此，他苦读十年，考上湖北电视大学，先后取得了中文、法律和企业管理三个专业的大学文凭。
可知识并没有改变郑卫宁的命运。因为残疾，耗尽家财，由亲人背负债务，徒然奔走于医院和药店，仍旧无望地寸步难行，蹒跚难立于社会，孤独自卑地苟活于世，这种苦难让郑卫宁几度抑郁，曾三次试图自杀。最后一次，他已经爬到了平台上，准备跳下去，被家人发现。年过七旬的母亲抱着他痛哭不止，用尽全身地力气冲他喊：“我坚持了那么多年，带你四处看病，就是为了让你寻死吗？”郑卫宁为自己的怯懦和自私而愧疚：既然死不了，就要为有价值的人生“放手一搏”。
接触网络，创办“残友”
一次偶然的机会，郑卫宁认识了互联网，他开始思考着换一种活法。因为输血，郑卫宁感染了丙肝，国内的治疗方法一直不理想。他在网络上搜索到台湾一位医生撰写的资料，缓解了病情。他发现，利用网络这个平台，足不出户的他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做许多事情。
为了鼓励丈夫，张春珍给丈夫买了一台旧电脑，郑卫宁在家搞起了“电脑兴趣组”，一群与他同命运的残疾人边学边干，20多位残疾人在他家工作和吃住。时日一久，家里的存款所剩无几。必须走出去，起码要做到自给自足。
1999年，“中华残疾人服务网”在深圳郊区的一个筒子楼里成立了。这是一个以残疾人及其家属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公益性综合网站。网站成立第一年，就在全球残疾人福利网站中创下点击率最高的纪录，同时也带动了一大批残障人士走进网络，帮助许多残疾人就业。
2009年，郑卫宁将公司注册为残友集团，接收了多名肢体残障的优秀毕业生，其中不乏清华、复旦的高才生，每位员工都意志坚毅。这里95%的工作人员是残疾人。有些员工在集团工作三五年就可能面临重病或死亡。对此，集团规定，无论员工在这里工作几年，他不能工作后的有生之年，都可以从“残友”领到工作期间的最高工资，直至去世。如今，“残友”已成为一个拥有32家社会企业、1家基金会和8家社会组织的大型公益社企平台。在这里，没有人称呼郑卫宁的职务，只叫他“郑大哥”。公司不仅专门雇人为员工洗衣服，还有专门人员为员工制作“妈妈菜”。公司卫生间淋浴龙头下放有座椅，残疾员工可以盘坐洗澡……该为残疾员工想到的，郑卫宁都做到了。
转身告别，残而无憾
50岁是血友病人的生命极限，今年已59岁的郑卫宁被称为医学上的奇迹。如今，他已经到了血友病晚期，平均每两天就要去医院输一次血。为了节约开支，他经常随身携带吗啡片，能熬就尽量熬。但晚期糖尿病等重大疾病接连缠上了他，每天能够正常醒来，看到清晨的阳光，郑卫宁就觉得自己又赚了一天。
自知时日不多的郑卫宁开始着手对集团施行“去郑卫宁化”。第一步是“裸捐”，把自己的全部身家捐出去。早在2009年，郑卫宁就成立了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并以遗嘱形式将残友集团中90%的个人股份和各分公司51%的个人股份，全部捐给了这个基金会。基金会至今未接受过任何来自社会的捐赠。他认为，残疾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美好的生活，不需要社会的怜悯。他希望基金会能为每一个残疾人创造有价值、有尊严的生活。
郑卫宁辞掉了所有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中。在这里，他的月薪是每月1元。“让每个残疾人拥有自信的笑脸，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我始终不变的追求。即使生命明天就结束，我亦无憾。”
不能寻死，就好好活
1955年，郑卫宁出生在一个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家庭。舅舅和外公都患有血友病，没活过50岁就过世了。这种病传男不传女，郑卫宁6个月时，母亲给他喂奶，喝着喝着突然满口鲜血，母亲就知道，这又是一个血友病孩子。
他从小就被告诫不能摔倒、不能磕磕碰碰，那样会有生命危险。13岁之前，他只能爬行。因为行动不便，郑卫宁不能走进学校，要认字就看哥哥姐姐的书自学。刚开始，汉字对他而言就是符号，他不知道该怎么读。看的遍数多了，才渐渐明白文字所表达的意思。他用这种特有的的读书法，在9岁前读完了四大名著。
“文革”十年，让郑卫宁彻底失去了步入校门的机会。父母在农村改造，郑卫宁跟着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发病时，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躺在床上流血，直到它自己停止，关节肿得比脑袋还大。由于没有药吃，也没有血输，郑卫宁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治疗的双腿开始萎缩，最后残疾。
18岁那年，郑卫宁瞒着家人做了一件不要命的事：骑自行车。对于郑卫宁来说，针尖大的渗血创口都有可能要他的命。学骑车，摔倒可是要命的事。但是郑卫宁对自己说：试一试。两个星期后，他便能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飞奔了。
1976年，21岁的郑卫宁被安排进一家工厂当磨工学徒。他爱上了一起进厂的一个叫张春珍的女孩，同时也产生了有生以来最为强烈的自卑感：“拿什么给她幸福？”他只好把爱深深埋在心底。
然而，爱情让郑卫宁备受折磨，经历了无数个不眠夜之后，他还是下定了决心：试一试。那时工厂经常停电，郑卫宁就利用停电的间隙开始他的追求计划。一停电，他就到张春珍的班组与男工下棋、聊天、拉小提琴。他从来不与张春珍搭讪，也不敢正面看她一眼，但在张春珍的面前，他把自己在文学、音乐、棋艺等方面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郑卫宁无数次替工人们排除了车床故障之后，爱情的大门终于朝他打开……两年以后，他们冲破重重阻力，幸福地结合在一起。
1991年，为了能输上含有凝血因子的新鲜血浆，郑卫宁来到当时唯一实行无偿献血的深圳。深圳的飞速奔跑，与郑卫宁几乎静止的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为此，他苦读十年，考上湖北电视大学，先后取得了中文、法律和企业管理三个专业的大学文凭。
可知识并没有改变郑卫宁的命运。因为残疾，耗尽家财，由亲人背负债务，徒然奔走于医院和药店，仍旧无望地寸步难行，蹒跚难立于社会，孤独自卑地苟活于世，这种苦难让郑卫宁几度抑郁，曾三次试图自杀。最后一次，他已经爬到了平台上，准备跳下去，被家人发现。年过七旬的母亲抱着他痛哭不止，用尽全身地力气冲他喊：“我坚持了那么多年，带你四处看病，就是为了让你寻死吗？”郑卫宁为自己的怯懦和自私而愧疚：既然死不了，就要为有价值的人生“放手一搏”。
接触网络，创办“残友”
一次偶然的机会，郑卫宁认识了互联网，他开始思考着换一种活法。因为输血，郑卫宁感染了丙肝，国内的治疗方法一直不理想。他在网络上搜索到台湾一位医生撰写的资料，缓解了病情。他发现，利用网络这个平台，足不出户的他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做许多事情。
为了鼓励丈夫，张春珍给丈夫买了一台旧电脑，郑卫宁在家搞起了“电脑兴趣组”，一群与他同命运的残疾人边学边干，20多位残疾人在他家工作和吃住。时日一久，家里的存款所剩无几。必须走出去，起码要做到自给自足。
1999年，“中华残疾人服务网”在深圳郊区的一个筒子楼里成立了。这是一个以残疾人及其家属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公益性综合网站。网站成立第一年，就在全球残疾人福利网站中创下点击率最高的纪录，同时也带动了一大批残障人士走进网络，帮助许多残疾人就业。
2009年，郑卫宁将公司注册为残友集团，接收了多名肢体残障的优秀毕业生，其中不乏清华、复旦的高才生，每位员工都意志坚毅。这里95%的工作人员是残疾人。有些员工在集团工作三五年就可能面临重病或死亡。对此，集团规定，无论员工在这里工作几年，他不能工作后的有生之年，都可以从“残友”领到工作期间的最高工资，直至去世。如今，“残友”已成为一个拥有32家社会企业、1家基金会和8家社会组织的大型公益社企平台。在这里，没有人称呼郑卫宁的职务，只叫他“郑大哥”。公司不仅专门雇人为员工洗衣服，还有专门人员为员工制作“妈妈菜”。公司卫生间淋浴龙头下放有座椅，残疾员工可以盘坐洗澡……该为残疾员工想到的，郑卫宁都做到了。
转身告别，残而无憾
50岁是血友病人的生命极限，今年已59岁的郑卫宁被称为医学上的奇迹。如今，他已经到了血友病晚期，平均每两天就要去医院输一次血。为了节约开支，他经常随身携带吗啡片，能熬就尽量熬。但晚期糖尿病等重大疾病接连缠上了他，每天能够正常醒来，看到清晨的阳光，郑卫宁就觉得自己又赚了一天。
自知时日不多的郑卫宁开始着手对集团施行“去郑卫宁化”。第一步是“裸捐”，把自己的全部身家捐出去。早在2009年，郑卫宁就成立了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并以遗嘱形式将残友集团中90%的个人股份和各分公司51%的个人股份，全部捐给了这个基金会。基金会至今未接受过任何来自社会的捐赠。他认为，残疾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美好的生活，不需要社会的怜悯。他希望基金会能为每一个残疾人创造有价值、有尊严的生活。
郑卫宁辞掉了所有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中。在这里，他的月薪是每月1元。“让每个残疾人拥有自信的笑脸，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我始终不变的追求。即使生命明天就结束，我亦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