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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辩证法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之一，前有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为其先声，后有马克思主义者为其发挥，辩证法经历了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几种主要样式，完成了从哲学反思向实践技艺的嬗变过程。
关键词：哲学反思；实践技艺；辩证法
作者简介： 相秀丽（1969—），女，黑龙江双鸭山人，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4-0025-05 收稿日期：2008-03-24
一、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的特征和马克思的改造
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显然产生于近代德国观念论的哲学传统之中，其辩证法思想隶属于德国哲学的脉络，与自康德以来的思辨哲学存在有机的生成性关联。这是无须多说的。仍然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这种关联中所呈现的哲学基本观念的重大变迁尚有晦暗不明的方面，这涉及如何确切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性质。
辩证法在康德那里主要是指思维僭越其本分职能所产生的混乱，康德称之为“幻象的逻辑”。批判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哲学走入辩证法的迷途，因为辩证法是思维的病态，应予克服。积极意义上的辩证法思想从费希特开始成为哲学的主流。费希特把正题与反题的矛盾认可为意识领域的当然事实和基本法则，正题与反题的矛盾运动以及合题的产生构成了主体的自由进程即主体自我规定、自我限制并扬弃限制的进程，内在于其中的则是总体性的目的性，即终极的统一和解。谢林在费希特辩证法的基础上补充了自然界的维度，使辩证法既是意识原理同时也是自然原理，黑格尔则更进一步加入了社会历史的维度，并在一个全新的哲学观前提下使辩证法成为一个内部环节细密、包罗万象的统一体系。
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说康德哲学是与神秘主义无缘的，那么费希特以降的德国古典哲学在辩证法议题上却是含有神秘主义因素的。德国古典哲学从费希特开始接纳并积极地看待矛盾，这并不仅是康德哲学的逻辑发展，而是有异质性因素掺杂进来。这种源于波墨（Jacob Boehme, 1575—1624）的异质性因素在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中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某种自觉的理性根据和历史根据。关于辩证法这种绝对哲学的智慧资源，黑格尔并不溯及康德，而是溯及真正条顿风格的哲人——波墨，相比之下康德倒是个反面教员。这与人们通常以康德为起点讨论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辩证法历史的习惯是不同的。黑格尔极为推崇波墨，认为“事实上也是由于有了他，德国才出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哲学……雅各·波墨是第一个德国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内容是真正德国气派的”①。波墨以神秘主义基调表达了上帝的自我否定、扬弃否定达到终极和解的辩证法神智学；黑格尔把波墨这位神秘主义新教神学家视为在内容上为德国哲学贡献原初表达的鼻祖。可以说，波墨之于德国哲学，犹如培根之于英国哲学，犹如笛卡儿之于法国哲学。通过波墨，思辨的德国古典哲学与久远的基督教传统连接起来，基督教末世论与思辨的哲学目的论内在一致起来。人们以往太习惯于从康德哲学出发把握辩证法，而忽视了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与基督教及其神学传统的血肉联系，事实上黑格尔自己明确主张“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哲学是真正的神正论”［１］（P372）。
其次值得重视的是，黑格尔秉持一种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哲学立场，那就是哲学即反思（reflexion）②，它只能在现实已经完成其自身时把现实理解为合理的现实，“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２］（序言，P14）。显然，这里所谓的现实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具有明确规定的范畴，决不是感性直接接触的非反思的现实，相反，感性的现实在黑格尔看来毋宁说是非现实。不能很好地重视这一点，也就很容易把黑格尔蔑视为一个十分可笑的保守的阿谀官方的哲学家。由于哲学的反思性，黑格尔辩证法所申明的普遍性也就不能泛泛而谈，它必须受到反思性这一基本前提的限制。黑格尔强调：“关于教导世界应该怎样……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2］（序言, P13-14）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等，它们的普遍性和一般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并不相同，前者是反思的普遍性，而非直观的对象的普遍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人们想从辩证法那里获得更大的收益，那就必须看到，辩证法是理解理性现实的原则，不是指导感性现实的方针。同时，在反思的前提下，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显然能够并且也只能够在作为反思者的黑格尔所处的时代达到其最高形态，这丝毫谈不上方法和体系的矛盾。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可以在更根本处看清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革命性改造。
就其与黑格尔的关系来说，马克思承继了辩证法的革新性或革命性，承继了辩证法的历史感，也承继了辩证法的普遍性和目的性。但是，马克思去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性限制。这是哲学基本立场的根本变化，它所造成的重要理论差异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从消极方面看，去除反思性限制，黑格尔辩证法的弊端就显现了，这就是著名的方法与体系的矛盾：方法是革命的，体系却是保守的，方法保证了生活日新又新，体系却把发展的步伐终止于一个不很开化的小小邦国。相反，假如依循黑格尔的反思的哲学立场，这种弊端是无从谈起的。因此，问题的产生是以更根本的范式转换为前提的，不转换范式，问题无从产生。马克思在纠正“头足倒置”③的同时，解除了哲学的反思性限制。
从积极的方面看，去除反思性限制，辩证法终于拥有了实证科学般的普遍性，从而也就拥有了能够指导感性实践的功能。资本主义合乎辩证规律地在历史上产生了，辩证地展示并耗尽其可能性而为更高的生活形态所扬弃。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只肯反思性地关涉过去和现在④，那么马克思的改造则把辩证法放置于将过去、现在、未来总括于其中的牛顿式的时间境遇中。马克思更为关心的不是过去、现在怎样，而是未来怎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8）这样，辩证法就不仅获得了实证性的理论普遍性，从而可用于科学预言，而且也获得了指导行动的强大力量而用于抨击现状并筹划未来。黑格尔哲学是反思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则是科学的哲学、革命的哲学，密纳发的猫头鹰黄昏时的起飞为高卢雄鸡拂晓时的鸣唱所取代①。
同时，马克思也把黑格尔视为绝对精神一个环节的“实践”提升出来，发挥为占据首要地位的感性活动，其当代主体不再是绝对精神而是无产阶级，精神反而成为隶属性的派生物——意识形态。不过，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目的性就在现实性中，那么在马克思那里，目的性必须延伸至未来，目的的实现也推延至未来（人类解放）。马克思极为赞赏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历史感，因为他自己建构了更为巨大的历史感。
总的说来，基础上的感性实践性，效用上的科学普遍性，以及目的的未来性，使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与其前辈相比有了重要的差异。这是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特色所在。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辩证法思想经历了与马克思的理解有所不同的转变。
二、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思想
通过列宁、毛泽东的阐释，辩证法越来越远离反思的理论性而更近于实践的技艺性，辩证法原有的宏大的目的论逐渐为现实的实践目的所替代，对矛盾的理解和处理逐渐成为精致高超的政治策略。马克思首先是学者和思想家，其次才是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而列宁和毛泽东首先是革命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理论家，并且他们都和某个特定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都有悉心问学的经历，但为期相对较短，一旦个人情怀、时代形势与某种学说结合起来，他们就立刻投入到具体的社会革命活动中去，甚至在缺乏明确理论的情况下，他们也未尝停止行动。列宁和毛泽东对矛盾特别是社会矛盾甚至比马克思还要敏感，还要富于判断力，这使得他们的现实政治成就远远超过了马克思。但正是这种现实关注和现实成就，造成了他们的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差异。
列宁非常重视辩证法，他对体系性的辩证法似乎有无比强烈的渴望②，但却只写了些短论和笔记，并无从容、全面地为理论自身而进行的著述。黑格尔完成了自己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则可能需要后人重构才能看清，列宁的情况就更是如此，而且重构的难度甚至更大。实践的需要和冲动越是强烈，理论就越是降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在列宁那里，认识论问题居于优越地位，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应对当时国内国际社会形势和自然科学新近进展的认识论问题的论述，而且列宁涉足与自然科学问题有关的认识论议题，与其说是出于理论兴趣，不如说是为了捍卫和纯化革命事业的政治路线。由于实际事务的牵扯甚至逼迫，列宁对辩证法的论述已不复有黑格尔《哲学全书》、马克思《资本论》中那种宏伟的历史感，而是更多地成为反驳当代竞争者和敌对者的短小精悍的论辩武器，其实践斗争的指向是极为明确的。列宁在点拨辩证法的十六个要素时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4］（P608）这里所需要的说明和发挥列宁自己并未作出，只是在后来大体重复性地断定：“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P711，714）。
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内在于辩证法的目的论，在列宁那里如果说不是消失了，也日益为另一种现实的目的性所取代，为俄国的现代命运问题所取代。黑格尔为现实及其合理性而思想，其主体是绝对精神，目的是绝对认识，马克思为人类及其否定性命运而思想，其主体是现代无产阶级，目的是人类解放，列宁则主要为俄国而思想，其主体是俄罗斯民族，目的是俄罗斯民族的新生。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同人类福祉比较起来，再怎么强调也是不充分的，其褊狭性也已为历史所证明。辩证法如果不为最高的人类目的所统摄而是为某种更具体的现实目的所左右，它的一切内容都不免带上功利性，人类解放淡出，民族解放突现。同时，缺乏内在目的论的统摄，无止境的矛盾变化不过就是恶无限（die schlechte Unendlichkeit），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当然，这与充数而来的有限的集群（国家民族）的具体现实利益倒是并不矛盾。
内在目的论的模糊甚至置换与历史感的缺失紧密伴随。黑格尔和马克思或思辨地或兼带实证地把辩证法思想贯穿于对人类历史的把握，这样的辩证法具有内在的现实的历史内容。而列宁对辩证法的阐述，单纯认识论性质的范畴思辨及其零星的推演工作居多，即使有现实材料加入，也是例证性的而非历史性的，这样的辩证法与其说像饱含终极关怀的思辨哲学不如说更像毫无时间意识的漠然的实证科学和实证政治学，而如果同时考虑到列宁主义的时代政治背景，其辩证法思想就更是实践性胜于理论性了。
三、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
按此理路，我们看到毛泽东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是更加偏重于现实实践的。
毛泽东在哲学上并不像列宁那样格外花工夫研读黑格尔或亚里士多德，他的兴趣比列宁还要现实。毛泽东的哲学活动比较集中于撰写了《论持久战》、《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延安时期，包含这三种著述的哲学演讲和其他著述主要是为了解决党内思想统一和工作作风问题。俄国革命的成功使俄国理论自然成为一部分人画瓢所依照的葫芦，由此产生教条主义，同时，相反的经验主义在党内也有相当影响。这种党务工作决定了毛泽东相关的哲学论述同样不可能有宏阔的理论议题。
关于辩证法，毛泽东集中阐述矛盾问题，尤其是革命运动实践中的矛盾问题。这种对矛盾的理解，主要理论资源是恩格斯和列宁以及斯大林（包括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主要经验背景则是中国革命运动。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矛盾原本所隶属的包蕴目的论和历史感的思辨辩证法或实践辩证法，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已经不再清晰可见。这种被从目的性的历史总体中抽离出来的矛盾，对它的分析尽可以在细节上加以丰富，却不可能在超越性方面拥有合适的位置。毛泽东对于具体思想工作中的矛盾问题，可以说进行了前无古人的细致分析，在这个意义上，《矛盾论》堪称无与伦比的杰作。但在经验细节和工作艺术上无论走得多远，与理论的深度和整体性毕竟不是一回事。
当矛盾被从一种哲学的整体中抽象出来时，关于矛盾的探讨就会日益接近于常识和政治得失方面的高超技艺，这样的辩证法的用处正如毛泽东所倡导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5］（P308）对于毛泽东来说，任何理论如果能够很好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即已足够，理论也就完成了使命，“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6］（P321）。其本体论前提十分朴素，那就是事物都是矛盾的，都要在矛盾中转化，永无止境。
这种没有目的论约束的矛盾观点或许可以很好地为人们提供工作方法，实现实践目的，但所有具体目的的叠加只是意味着总体目的的丧失。毛泽东认为：“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久不变的。资本主义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要转变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段的，不会固定不变的，将来或许要另起个名字。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经过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产生了人，但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7］（P375）他晚年甚至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8］（P149-151）
通过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一个原本就令人焦虑的生命意义问题再次以矛盾无限演化为背景逼近于人们面前，总体之虚无当中也许只有当下具体目的的实现才多少会有些意义，辩证法也就因此彻底成为一种工作方法，方法与任何总体目的皆无关系。这样的辩证法不是别的，不多不少就是明智地指导现实行动的实践技艺。
行动的需要对人来说经常是第一位的，这种需要并非必然只能通过辩证法来满足，相反，常识的明智往往就够了。一旦辩证法参与到行动的满足中来，它自身不得不去其反思性而走向实践化。考虑得更加周全和预见得更为长远往往是这样的辩证法希图达到的目标，其中主导性的目的因素并不需要而且常常不是总体性的人类目的。马克思固然以人类解放为目的，但实践化的诉求使他去除了辩证法的反思性限制，其后列宁和毛泽东更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推进，辩证法就日益远离反思而接近技艺。只要相比之下问题是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此后的哲学就不能不经受这种根本的变化。既然人们往往在连续性的意义上理解辩证法及其历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那么本文则在置换和转变的意义上论证辩证法的嬗变，这可以在学术上成为一种有益的补充或均衡。
参 考 文 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李小娟付洪泉］
关键词：哲学反思；实践技艺；辩证法
作者简介： 相秀丽（1969—），女，黑龙江双鸭山人，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4-0025-05 收稿日期：2008-03-24
一、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的特征和马克思的改造
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显然产生于近代德国观念论的哲学传统之中，其辩证法思想隶属于德国哲学的脉络，与自康德以来的思辨哲学存在有机的生成性关联。这是无须多说的。仍然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这种关联中所呈现的哲学基本观念的重大变迁尚有晦暗不明的方面，这涉及如何确切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性质。
辩证法在康德那里主要是指思维僭越其本分职能所产生的混乱，康德称之为“幻象的逻辑”。批判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哲学走入辩证法的迷途，因为辩证法是思维的病态，应予克服。积极意义上的辩证法思想从费希特开始成为哲学的主流。费希特把正题与反题的矛盾认可为意识领域的当然事实和基本法则，正题与反题的矛盾运动以及合题的产生构成了主体的自由进程即主体自我规定、自我限制并扬弃限制的进程，内在于其中的则是总体性的目的性，即终极的统一和解。谢林在费希特辩证法的基础上补充了自然界的维度，使辩证法既是意识原理同时也是自然原理，黑格尔则更进一步加入了社会历史的维度，并在一个全新的哲学观前提下使辩证法成为一个内部环节细密、包罗万象的统一体系。
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说康德哲学是与神秘主义无缘的，那么费希特以降的德国古典哲学在辩证法议题上却是含有神秘主义因素的。德国古典哲学从费希特开始接纳并积极地看待矛盾，这并不仅是康德哲学的逻辑发展，而是有异质性因素掺杂进来。这种源于波墨（Jacob Boehme, 1575—1624）的异质性因素在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中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某种自觉的理性根据和历史根据。关于辩证法这种绝对哲学的智慧资源，黑格尔并不溯及康德，而是溯及真正条顿风格的哲人——波墨，相比之下康德倒是个反面教员。这与人们通常以康德为起点讨论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辩证法历史的习惯是不同的。黑格尔极为推崇波墨，认为“事实上也是由于有了他，德国才出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哲学……雅各·波墨是第一个德国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内容是真正德国气派的”①。波墨以神秘主义基调表达了上帝的自我否定、扬弃否定达到终极和解的辩证法神智学；黑格尔把波墨这位神秘主义新教神学家视为在内容上为德国哲学贡献原初表达的鼻祖。可以说，波墨之于德国哲学，犹如培根之于英国哲学，犹如笛卡儿之于法国哲学。通过波墨，思辨的德国古典哲学与久远的基督教传统连接起来，基督教末世论与思辨的哲学目的论内在一致起来。人们以往太习惯于从康德哲学出发把握辩证法，而忽视了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与基督教及其神学传统的血肉联系，事实上黑格尔自己明确主张“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哲学是真正的神正论”［１］（P372）。
其次值得重视的是，黑格尔秉持一种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哲学立场，那就是哲学即反思（reflexion）②，它只能在现实已经完成其自身时把现实理解为合理的现实，“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２］（序言，P14）。显然，这里所谓的现实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具有明确规定的范畴，决不是感性直接接触的非反思的现实，相反，感性的现实在黑格尔看来毋宁说是非现实。不能很好地重视这一点，也就很容易把黑格尔蔑视为一个十分可笑的保守的阿谀官方的哲学家。由于哲学的反思性，黑格尔辩证法所申明的普遍性也就不能泛泛而谈，它必须受到反思性这一基本前提的限制。黑格尔强调：“关于教导世界应该怎样……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2］（序言, P13-14）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等，它们的普遍性和一般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并不相同，前者是反思的普遍性，而非直观的对象的普遍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人们想从辩证法那里获得更大的收益，那就必须看到，辩证法是理解理性现实的原则，不是指导感性现实的方针。同时，在反思的前提下，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显然能够并且也只能够在作为反思者的黑格尔所处的时代达到其最高形态，这丝毫谈不上方法和体系的矛盾。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可以在更根本处看清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革命性改造。
就其与黑格尔的关系来说，马克思承继了辩证法的革新性或革命性，承继了辩证法的历史感，也承继了辩证法的普遍性和目的性。但是，马克思去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性限制。这是哲学基本立场的根本变化，它所造成的重要理论差异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从消极方面看，去除反思性限制，黑格尔辩证法的弊端就显现了，这就是著名的方法与体系的矛盾：方法是革命的，体系却是保守的，方法保证了生活日新又新，体系却把发展的步伐终止于一个不很开化的小小邦国。相反，假如依循黑格尔的反思的哲学立场，这种弊端是无从谈起的。因此，问题的产生是以更根本的范式转换为前提的，不转换范式，问题无从产生。马克思在纠正“头足倒置”③的同时，解除了哲学的反思性限制。
从积极的方面看，去除反思性限制，辩证法终于拥有了实证科学般的普遍性，从而也就拥有了能够指导感性实践的功能。资本主义合乎辩证规律地在历史上产生了，辩证地展示并耗尽其可能性而为更高的生活形态所扬弃。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只肯反思性地关涉过去和现在④，那么马克思的改造则把辩证法放置于将过去、现在、未来总括于其中的牛顿式的时间境遇中。马克思更为关心的不是过去、现在怎样，而是未来怎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8）这样，辩证法就不仅获得了实证性的理论普遍性，从而可用于科学预言，而且也获得了指导行动的强大力量而用于抨击现状并筹划未来。黑格尔哲学是反思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则是科学的哲学、革命的哲学，密纳发的猫头鹰黄昏时的起飞为高卢雄鸡拂晓时的鸣唱所取代①。
同时，马克思也把黑格尔视为绝对精神一个环节的“实践”提升出来，发挥为占据首要地位的感性活动，其当代主体不再是绝对精神而是无产阶级，精神反而成为隶属性的派生物——意识形态。不过，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目的性就在现实性中，那么在马克思那里，目的性必须延伸至未来，目的的实现也推延至未来（人类解放）。马克思极为赞赏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历史感，因为他自己建构了更为巨大的历史感。
总的说来，基础上的感性实践性，效用上的科学普遍性，以及目的的未来性，使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与其前辈相比有了重要的差异。这是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特色所在。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辩证法思想经历了与马克思的理解有所不同的转变。
二、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思想
通过列宁、毛泽东的阐释，辩证法越来越远离反思的理论性而更近于实践的技艺性，辩证法原有的宏大的目的论逐渐为现实的实践目的所替代，对矛盾的理解和处理逐渐成为精致高超的政治策略。马克思首先是学者和思想家，其次才是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而列宁和毛泽东首先是革命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理论家，并且他们都和某个特定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都有悉心问学的经历，但为期相对较短，一旦个人情怀、时代形势与某种学说结合起来，他们就立刻投入到具体的社会革命活动中去，甚至在缺乏明确理论的情况下，他们也未尝停止行动。列宁和毛泽东对矛盾特别是社会矛盾甚至比马克思还要敏感，还要富于判断力，这使得他们的现实政治成就远远超过了马克思。但正是这种现实关注和现实成就，造成了他们的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差异。
列宁非常重视辩证法，他对体系性的辩证法似乎有无比强烈的渴望②，但却只写了些短论和笔记，并无从容、全面地为理论自身而进行的著述。黑格尔完成了自己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则可能需要后人重构才能看清，列宁的情况就更是如此，而且重构的难度甚至更大。实践的需要和冲动越是强烈，理论就越是降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在列宁那里，认识论问题居于优越地位，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应对当时国内国际社会形势和自然科学新近进展的认识论问题的论述，而且列宁涉足与自然科学问题有关的认识论议题，与其说是出于理论兴趣，不如说是为了捍卫和纯化革命事业的政治路线。由于实际事务的牵扯甚至逼迫，列宁对辩证法的论述已不复有黑格尔《哲学全书》、马克思《资本论》中那种宏伟的历史感，而是更多地成为反驳当代竞争者和敌对者的短小精悍的论辩武器，其实践斗争的指向是极为明确的。列宁在点拨辩证法的十六个要素时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4］（P608）这里所需要的说明和发挥列宁自己并未作出，只是在后来大体重复性地断定：“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P711，714）。
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内在于辩证法的目的论，在列宁那里如果说不是消失了，也日益为另一种现实的目的性所取代，为俄国的现代命运问题所取代。黑格尔为现实及其合理性而思想，其主体是绝对精神，目的是绝对认识，马克思为人类及其否定性命运而思想，其主体是现代无产阶级，目的是人类解放，列宁则主要为俄国而思想，其主体是俄罗斯民族，目的是俄罗斯民族的新生。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同人类福祉比较起来，再怎么强调也是不充分的，其褊狭性也已为历史所证明。辩证法如果不为最高的人类目的所统摄而是为某种更具体的现实目的所左右，它的一切内容都不免带上功利性，人类解放淡出，民族解放突现。同时，缺乏内在目的论的统摄，无止境的矛盾变化不过就是恶无限（die schlechte Unendlichkeit），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当然，这与充数而来的有限的集群（国家民族）的具体现实利益倒是并不矛盾。
内在目的论的模糊甚至置换与历史感的缺失紧密伴随。黑格尔和马克思或思辨地或兼带实证地把辩证法思想贯穿于对人类历史的把握，这样的辩证法具有内在的现实的历史内容。而列宁对辩证法的阐述，单纯认识论性质的范畴思辨及其零星的推演工作居多，即使有现实材料加入，也是例证性的而非历史性的，这样的辩证法与其说像饱含终极关怀的思辨哲学不如说更像毫无时间意识的漠然的实证科学和实证政治学，而如果同时考虑到列宁主义的时代政治背景，其辩证法思想就更是实践性胜于理论性了。
三、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
按此理路，我们看到毛泽东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是更加偏重于现实实践的。
毛泽东在哲学上并不像列宁那样格外花工夫研读黑格尔或亚里士多德，他的兴趣比列宁还要现实。毛泽东的哲学活动比较集中于撰写了《论持久战》、《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延安时期，包含这三种著述的哲学演讲和其他著述主要是为了解决党内思想统一和工作作风问题。俄国革命的成功使俄国理论自然成为一部分人画瓢所依照的葫芦，由此产生教条主义，同时，相反的经验主义在党内也有相当影响。这种党务工作决定了毛泽东相关的哲学论述同样不可能有宏阔的理论议题。
关于辩证法，毛泽东集中阐述矛盾问题，尤其是革命运动实践中的矛盾问题。这种对矛盾的理解，主要理论资源是恩格斯和列宁以及斯大林（包括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主要经验背景则是中国革命运动。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矛盾原本所隶属的包蕴目的论和历史感的思辨辩证法或实践辩证法，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已经不再清晰可见。这种被从目的性的历史总体中抽离出来的矛盾，对它的分析尽可以在细节上加以丰富，却不可能在超越性方面拥有合适的位置。毛泽东对于具体思想工作中的矛盾问题，可以说进行了前无古人的细致分析，在这个意义上，《矛盾论》堪称无与伦比的杰作。但在经验细节和工作艺术上无论走得多远，与理论的深度和整体性毕竟不是一回事。
当矛盾被从一种哲学的整体中抽象出来时，关于矛盾的探讨就会日益接近于常识和政治得失方面的高超技艺，这样的辩证法的用处正如毛泽东所倡导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5］（P308）对于毛泽东来说，任何理论如果能够很好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即已足够，理论也就完成了使命，“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6］（P321）。其本体论前提十分朴素，那就是事物都是矛盾的，都要在矛盾中转化，永无止境。
这种没有目的论约束的矛盾观点或许可以很好地为人们提供工作方法，实现实践目的，但所有具体目的的叠加只是意味着总体目的的丧失。毛泽东认为：“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久不变的。资本主义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要转变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段的，不会固定不变的，将来或许要另起个名字。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经过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产生了人，但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7］（P375）他晚年甚至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8］（P149-151）
通过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一个原本就令人焦虑的生命意义问题再次以矛盾无限演化为背景逼近于人们面前，总体之虚无当中也许只有当下具体目的的实现才多少会有些意义，辩证法也就因此彻底成为一种工作方法，方法与任何总体目的皆无关系。这样的辩证法不是别的，不多不少就是明智地指导现实行动的实践技艺。
行动的需要对人来说经常是第一位的，这种需要并非必然只能通过辩证法来满足，相反，常识的明智往往就够了。一旦辩证法参与到行动的满足中来，它自身不得不去其反思性而走向实践化。考虑得更加周全和预见得更为长远往往是这样的辩证法希图达到的目标，其中主导性的目的因素并不需要而且常常不是总体性的人类目的。马克思固然以人类解放为目的，但实践化的诉求使他去除了辩证法的反思性限制，其后列宁和毛泽东更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推进，辩证法就日益远离反思而接近技艺。只要相比之下问题是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此后的哲学就不能不经受这种根本的变化。既然人们往往在连续性的意义上理解辩证法及其历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那么本文则在置换和转变的意义上论证辩证法的嬗变，这可以在学术上成为一种有益的补充或均衡。
参 考 文 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李小娟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