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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等外国专家陆续从延安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般干部战士伙食标准只有每月1元钱菜金，毛泽东、朱德这些中央领导每月才5元钱。当白求恩得知毛泽东指示每月付给他100元生活补助时，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信：“尊敬的毛泽东主席，我谢绝每月100元生活补贴。军区已提供我衣食需要，我不需要钱。请将这笔钱用于前线更需要的地方……”欧阳启旭（老红军欧阳启旭，曾任八路军模范医院一所所长，与白求恩共事）说，那时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和大家一样，有什么吃什么，没粮食还饿过肚子。
嫌手术器械不顺手会发脾气
白求恩到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总医院的第二天就被聂荣臻请去了，因为他爱人生孩子难产。作为助手，欧阳陪同白求恩晚上出发，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夜，天亮才赶到。尽管孩子已经生下来，白求恩还是为聂荣臻爱人做了检查。白求斯医术高明，很多领导、医院都争着请他去看病。
欧阳说他从当主治医生到八路军模范医院一所所长期间，长期与医院的外国专家组共事，外国专家组由一所统一管理。除白求恩外，还有德国共产党员汉斯·米勒博士（外科），日本的山田一郎（内科），美国的马海德（皮肤科）及两名苏联外科医生。当时欧阳也就20岁，在行政上他是外国专家的领导，在业务上他又是外国专家的学生。他与白求恩大夫共事差不多一年时间，经常在一起手术；白求恩主刀，欧阳当助手海次手术完了，白求恩总跟大家讲解一下手术的总体情况是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做，需注意的事项等。时间长了，欧阳的手术水平和英语水准也有很大提高。
白求恩大夫很有职业精神。当时八路军野战外科条件极差，缺医少药。针对这种情况，白求恩在医院举办了多次培训班。针对八路军伤员感染率高的问题，制定了“消毒三步法”，必须严格执行；还发明了“卢沟桥手术驮子”，用木料做成的一种驮在马背上的野战外科手术台；还有一种“白求恩换药篮”，里面放有必备药品，给伤员换药，提起来就走，方便实用。白求恩很善于总结战士们的实战经验，对我军野战外科学的规范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欧阳说，白求恩大夫对医术精益求精、对病人认真耐心这一点不假；但他脾气古怪、暴躁，有时在手术过程中嫌八路军土造的手术器械不顺手，会将刀子、镊子往地上摔，有时还骂人，搞得大家都怕他。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抗战时期八路军医院的手术器械基本上是土造的。手术刀是乡村铁匠铺子打的刀子，或从杂货铺买来的裁纸刀磨锋利了当手术刀用；止血钳是用小竹片或者请铁匠铺打的铁制、铜制的土止血钳；镊子是竹片用火烤弯过来就成了；手术锯就用木工锯代替。这些土造器械让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很不习惯；那时能搞到一套制式手术器械简直是宝贝了。使用这些土造器械，消毒马虎不得，完全要按白求恩“消毒三步法”严格进行。通常用老乡家的大柴锅把手术器械煮沸清毒，纱布、棉花等敷料用蒸馒头的大蒸笼蒸煮消毒。
那时做手术根本没有麻醉药，有条件会给伤员喝一口老白干，硬撑着，实在忍不住就吼两声。医生做手术没有现在这样的消毒条件，只能用硼酸水或老白干洗洗手，根本搞不到橡胶手套一欧阳说如果有橡胶手套，白求恩就不会被感染了。1939年10月，涞源摩天岭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着。白求恩在一座庙里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突然手术台附近枪声四起，为了加快手术速度，白求恩将左手伸进伤口掏取碎骨，尖利的碎骨将他中指刺破。11月初他为一名蜂窝组织炎的伤员手术时再度感染，导致败血症。白求恩高烧不退，呕吐不止，大家赶紧往总部医院转送，抬到离医院还有一二天路程时白求恩就去世了。
白求恩的去世让大家非常难过，八路军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老师。白求恩去世后，八路军总医院改名白求恩医院。
曾化装进入北平买过药
当时药品更是奇缺，西药很少，主要用中草药。办法是动员中医参加八路军，教大家使用中草药，通常做一些丸散之类的中成药。笔者从有关资料里面看到，129师医务人员用中草药中的常山、砒石、柴胡、黄岑、花椒、杏仁、蜂蜜等制成疟疾丸，此药与注射0.4克奎宁效果相同。边区利华药厂将中药西制，制成两种名贵注射液。一科是柴胡注射液，医名“瀑澄利尔”，主治流感、回归热、产褥热、肺结核发展期发热，并能对付顽固疟疾。还有一种是苍术油注射液，其发汗解热之功效能与阿斯匹林媲美。就是用这些土造手术器械和中草药，我们的医务人员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八路军战士的生命。
当时西药是贵重药品，部队连磺胺这种最普通的药品也没有，卫生部不断派人到敌战区去采购。抗战时，欧阳就曾化装进入北平买过药。他们住在前门大街长巷二条一个不起眼的小旅店里，每天早出晚归，跑遍全城的药店，采购些磺胺、碘酒、纱布、阿司匹林之类的药品。一次还不能买太多，怕引起怀疑，而后集中起来，设法通过秘密交通站分批带到根据地。在这过程中，还要躲着鬼子和汉奸，他那一口四川话，要真遇上“皇协军”盘查，准露馅！建国初期，欧阳穿着军装在前门大街搭三轮车，拉他的三轮车工人总是回头看他。欧阳问：“你看我干什么？”那工人说，日本占领北平时你来过前门，我猜你就是八路军！
从一些资料上可以看到，抗战期间，尽管环境艰苦，但我军野战医疗事业比红军时期还是有所发展。野战医院已初具规模，基本能根据战事需求随部队跟进，战场伤员能及时救治、转移伤病员的伙食有了基本保障。从1941年十八集团军后勤医院的工作汇报中可以看到，从1941年4月份以来，一般休养员每周或10天可吃猪肉一次，肺病排每月可吃四五次猪肉。但也有意外。一次该院四所管理班长拐公款400元逃跑，搞得这个所两三个月吃不到一次肉。
欧阳说，在外国专家组里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位是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他是欧阳最好的朋友。他很有个性，但脾气比白求恩好。他们一起行军、一起研究手术方案，手术做得特别好，还多次给八路军伤员献血。
欧阳说，外国专家组的技术相当好，有敬业精神，特别是白求恩、米勒、山田、马海德，两个苏联专家也不错。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很大，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邢大军据《城市快报》整理
嫌手术器械不顺手会发脾气
白求恩到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总医院的第二天就被聂荣臻请去了，因为他爱人生孩子难产。作为助手，欧阳陪同白求恩晚上出发，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夜，天亮才赶到。尽管孩子已经生下来，白求恩还是为聂荣臻爱人做了检查。白求斯医术高明，很多领导、医院都争着请他去看病。
欧阳说他从当主治医生到八路军模范医院一所所长期间，长期与医院的外国专家组共事，外国专家组由一所统一管理。除白求恩外，还有德国共产党员汉斯·米勒博士（外科），日本的山田一郎（内科），美国的马海德（皮肤科）及两名苏联外科医生。当时欧阳也就20岁，在行政上他是外国专家的领导，在业务上他又是外国专家的学生。他与白求恩大夫共事差不多一年时间，经常在一起手术；白求恩主刀，欧阳当助手海次手术完了，白求恩总跟大家讲解一下手术的总体情况是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做，需注意的事项等。时间长了，欧阳的手术水平和英语水准也有很大提高。
白求恩大夫很有职业精神。当时八路军野战外科条件极差，缺医少药。针对这种情况，白求恩在医院举办了多次培训班。针对八路军伤员感染率高的问题，制定了“消毒三步法”，必须严格执行；还发明了“卢沟桥手术驮子”，用木料做成的一种驮在马背上的野战外科手术台；还有一种“白求恩换药篮”，里面放有必备药品，给伤员换药，提起来就走，方便实用。白求恩很善于总结战士们的实战经验，对我军野战外科学的规范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欧阳说，白求恩大夫对医术精益求精、对病人认真耐心这一点不假；但他脾气古怪、暴躁，有时在手术过程中嫌八路军土造的手术器械不顺手，会将刀子、镊子往地上摔，有时还骂人，搞得大家都怕他。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抗战时期八路军医院的手术器械基本上是土造的。手术刀是乡村铁匠铺子打的刀子，或从杂货铺买来的裁纸刀磨锋利了当手术刀用；止血钳是用小竹片或者请铁匠铺打的铁制、铜制的土止血钳；镊子是竹片用火烤弯过来就成了；手术锯就用木工锯代替。这些土造器械让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很不习惯；那时能搞到一套制式手术器械简直是宝贝了。使用这些土造器械，消毒马虎不得，完全要按白求恩“消毒三步法”严格进行。通常用老乡家的大柴锅把手术器械煮沸清毒，纱布、棉花等敷料用蒸馒头的大蒸笼蒸煮消毒。
那时做手术根本没有麻醉药，有条件会给伤员喝一口老白干，硬撑着，实在忍不住就吼两声。医生做手术没有现在这样的消毒条件，只能用硼酸水或老白干洗洗手，根本搞不到橡胶手套一欧阳说如果有橡胶手套，白求恩就不会被感染了。1939年10月，涞源摩天岭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着。白求恩在一座庙里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突然手术台附近枪声四起，为了加快手术速度，白求恩将左手伸进伤口掏取碎骨，尖利的碎骨将他中指刺破。11月初他为一名蜂窝组织炎的伤员手术时再度感染，导致败血症。白求恩高烧不退，呕吐不止，大家赶紧往总部医院转送，抬到离医院还有一二天路程时白求恩就去世了。
白求恩的去世让大家非常难过，八路军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老师。白求恩去世后，八路军总医院改名白求恩医院。
曾化装进入北平买过药
当时药品更是奇缺，西药很少，主要用中草药。办法是动员中医参加八路军，教大家使用中草药，通常做一些丸散之类的中成药。笔者从有关资料里面看到，129师医务人员用中草药中的常山、砒石、柴胡、黄岑、花椒、杏仁、蜂蜜等制成疟疾丸，此药与注射0.4克奎宁效果相同。边区利华药厂将中药西制，制成两种名贵注射液。一科是柴胡注射液，医名“瀑澄利尔”，主治流感、回归热、产褥热、肺结核发展期发热，并能对付顽固疟疾。还有一种是苍术油注射液，其发汗解热之功效能与阿斯匹林媲美。就是用这些土造手术器械和中草药，我们的医务人员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八路军战士的生命。
当时西药是贵重药品，部队连磺胺这种最普通的药品也没有，卫生部不断派人到敌战区去采购。抗战时，欧阳就曾化装进入北平买过药。他们住在前门大街长巷二条一个不起眼的小旅店里，每天早出晚归，跑遍全城的药店，采购些磺胺、碘酒、纱布、阿司匹林之类的药品。一次还不能买太多，怕引起怀疑，而后集中起来，设法通过秘密交通站分批带到根据地。在这过程中，还要躲着鬼子和汉奸，他那一口四川话，要真遇上“皇协军”盘查，准露馅！建国初期，欧阳穿着军装在前门大街搭三轮车，拉他的三轮车工人总是回头看他。欧阳问：“你看我干什么？”那工人说，日本占领北平时你来过前门，我猜你就是八路军！
从一些资料上可以看到，抗战期间，尽管环境艰苦，但我军野战医疗事业比红军时期还是有所发展。野战医院已初具规模，基本能根据战事需求随部队跟进，战场伤员能及时救治、转移伤病员的伙食有了基本保障。从1941年十八集团军后勤医院的工作汇报中可以看到，从1941年4月份以来，一般休养员每周或10天可吃猪肉一次，肺病排每月可吃四五次猪肉。但也有意外。一次该院四所管理班长拐公款400元逃跑，搞得这个所两三个月吃不到一次肉。
欧阳说，在外国专家组里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位是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他是欧阳最好的朋友。他很有个性，但脾气比白求恩好。他们一起行军、一起研究手术方案，手术做得特别好，还多次给八路军伤员献血。
欧阳说，外国专家组的技术相当好，有敬业精神，特别是白求恩、米勒、山田、马海德，两个苏联专家也不错。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很大，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邢大军据《城市快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