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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员将高岗授意送走的两封信拿了过来。赵家梁、董文彬和李力群一看信封上有血，感到情况不对，决定把信拆开看看。打开一看，给刘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写的致毛泽东的信，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岗，日期是2月17日。
高岗是中共党史上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物。他曾光环耀眼，任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可终了，他却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主角，被开除党籍……
他感到大势已去。却没有当面检讨的机会
中共中央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在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高岗自以为有毛泽东的欣赏，有一批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便摩拳擦掌，四处活动……从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高岗的情绪就开始低落。他上班开会时很少发言，下班回家后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设法打听有关消息。
进入1954年，毛泽东也确实加快了解决高饶问题的步伐。
四处打探消息的高岗乱了阵脚。思前想后，高岗决定亲自向毛泽东检讨。于是，高岗于1月1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到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的愿望。高岗还同时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要杨尚昆派专人将他致毛泽东的信送杭州呈毛泽东。
杨尚昆接到高岗的信后，首先将信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阅后找来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协商对高岗信的处理办法。协商中大家提出了四种处理方案：
一是让高岗去杭州与主席面谈，但结果是不好处理；二是请主席回来，结果是同样不好处理；三是由主席指定书记处成员与高岗谈话，结果还是不好处理；四是由主席指定刘少奇与周恩来与高岗谈话，邓小平可以参加，但陈云以不参加为好。这种方法可能较为妥当。会议最后决定，如果毛主席同意第四方案，就请主席电告刘少奇，高岗不必来杭，由主席委托人与其交谈。毛泽东果然采纳了第四种方案。
高岗见到毛泽东不愿面谈的电报后十分沮丧，也更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此时的高岗尚未绝望，认为自己如果有个姿态也许能够过关。于是，他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检讨和解释。
1月25日和2月5日，刘少奇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的商定，同周恩來、邓小平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帮助。曾经与高岗长期在一起共事的张闻天也来高岗处对其进行帮助。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会议。在全会上，刘少奇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说：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
高岗和饶漱石在会上都做了检讨发言。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做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参加七届四中全会的同志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做了揭发和批判。虽然这些发言没有公开点名批评高岗和饶漱石，很多人在发言中也做了自我检讨，但对于从做完检讨后就一直默默坐在会场上静听的高岗而言，每个人的发言都犹如一支支利箭，直插心中。也许到这时为止，高岗才真的感到大势已去了。
由他口授，秘书速记。起草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密信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严重问题。并决定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
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从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开了7次，有43人发言。曾经与高岗长期共事的陈云做了重要发言。在发言中，他揭发批判了高岗反对刘少奇、企图当党中央副主席的言行：
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当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在15日和16日的座谈会上，高岗对与会者的揭发批判也进行了一些辩解，然而，不管高岗做何辩解，他在座谈会上都是极端孤立的。参加完16日的座谈会后，高岗回到了东交民巷8号。他草草地吃了一点晚饭，便将秘书赵家梁叫到了自己的卧室。高岗神情严肃地对秘书说：给你一个政治任务，你要拿党性来保证，绝不能传出去。
然后，由他口授，秘书速记，起草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密信。信中既有高岗的个人检讨，也有对一些问题的辩解，还有他与别人在一起议论刘少奇等的情况汇报。高岗在赵家梁抄写完致毛泽东的信离开卧室后，先是把致毛泽东的信放到了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下了刘少奇收。然后，又自己动笔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的信。
书写完这两封信后，已纽临近午夜，一直郁闷不乐的高岗显得有些兴奋。他又把妻子李力群叫到自己的身边，述说座谈会上许多人都揭发他反对刘少奇、反对周恩来，说自己即使真的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不会傻到同时伸开两个拳头打人，并表示要给毛主席写信，要找毛主席面谈。
第二天高岗起得很晚，在洗完脸刮胡子时，不慎将脸划破了一个小口子。对于这点小伤口并不在意的高岗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血迹，顺势就将手上的鲜血在昨晚刚刚写完的信封上擦了一下。上午，他先是叫来了交通员，让其把两封信直接送给刘少奇和周思来。然后，又喊来了警卫员，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手枪交给r他。
警卫员虽然不得不把手枪交给高岗，但感到平时并不带枪的高岗今天突然要枪，有些蹊跷，立即打电话将高岗要枪的反常行为向卫士长和秘书赵家梁、董文彬以及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做了汇报。正在国家计委开会的赵家梁接电话后立即赶回东交民巷8号，与董文彬、李力群紧急磋商。
赵家梁回来后，交通员也将高岗授意送走的两封信拿了过来。赵家梁、董文彬和李力群一看信封上有血，感到情况不对，决定把信拆开看看。打开一看，给刘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写的致毛泽东的信，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岗，日期是2月17日。给周思来的信主要是拜托周恩来在他不在时照顾他的妻子儿女。
看了信后，赵家梁、李力群、董文彬才知道高岗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便决定先稳住高岗，采取软的办法，争取把枪要下来。于是，赵家梁来到高岗所在的客厅，一边哭着一边对高岗说：我犯了错误，打开了你给中央领导的信，请你原谅。但你不能这样想不开。李力群也上来边痛哭边劝说。看着痛哭流涕劝说自己的妻子和部下，神情黯然的高岗挥了挥手说：“好吧!不了!不了!把信烧掉吧。”见高岗似乎已经回心转意，李力群和董文彬急忙找来火柴将信点燃。但就在此时，坐在沙发 上的高岗突然用右手从裤袋里掏出手枪，举向头部。当时和高岗同坐在沙发上的赵家梁见状，急忙挥起右手向高岗握枪的手击去。就在赵家梁的右手与高岗的右手接触的一刹那，枪声响了，子弹打在了客厅右侧的墙上，手枪也应声掉在了地下。高岗见开枪不中，急忙去抢被击落在地的手枪，赵家梁也死死地抱住高岗，不让他拿到手枪。然而，赵家梁这位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秀才哪里是行伍出身的高岗的对手，身高力壮的高岗很快就把赵家梁压在了身下，并拿到了手枪。好在这时被刚才的枪声吓呆了的李力群、董文彬以及警卫们都冲了过来，夺下了高岗握在手里的枪，才使高岗这次真枪实弹的自杀未遂。
中央书记处得到这一消息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岗的紧急处置办法，决定立即对高岗实施管教，让其停职反省。
高岗于2月17日自杀未遂后，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只是在当天停开，18日、19日、20日继续举行。21日是星期日，休会一天，22日、23日、25日，又开了三天。在这八个半天的座谈会上，共有43人发言，揭发批判了高岗以及饶漱石的“罪行”。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为高岗的错误定了性。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3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達的材料。
秘书叶子龙：毛泽东一直还想挽救他们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
高饶问题被揭露以后，毛泽东一直还想挽救他们。毛泽东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我把这事报告毛泽东时，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自杀不成功，又被管教，高岗的情绪极度低落。特别是看到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后，高岗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昔日的战友及管教人员的耐心开导下，高岗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错误。
4月3日，高岗给周总理并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保证：过去犯过的可耻的叛党自杀行为决不再犯，也决不会杀人，决不逃跑。在中央决定管教期间，我一定坚决服从，遵守一切管教措施。
中央对被管教期间的高岗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他在老实交代的基础上，写出深刻的反省材料。管教组的成员可以帮助他，为他代笔，但他自己一定要认真反省，如实交代。在整个4月间，高岗基本上就是在东郊民巷8号写反省材料。4月28日，高岗的交代材料《我的反省》终于写出。此时已变得比较谨慎的高岗决定还是在送交中央审查之前，先让老战友习仲勋看看，征求征求老战友的意见。于是，29日，他让秘书赵家梁将《我的反省》送到习仲勋处。习仲勋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参加人之一，他非常清楚在座谈会上很多人的发言都说高饶问题的要害是“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因此，看完《我的反省》后，习仲勋立即派人将《我的反省》送回，并打电话给赵家梁说：要害问题，只字未提。高岗听赵家梁传达完习仲勋的意见后，情绪激动，几近失控。他用双手左右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说：送走，送走，就这样了。
不过，在秘书的劝说下，高岗逐渐冷静下来，对秘书说：“那就写上吧。”于是，赵家梁提笔在《我的反省》上加写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然而，第二天早上，赵家梁见高岗又把“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句话中的“国家”二字勾掉了。赵家梁不解，向高岗询问，高岗则解释说：“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要当什么国家主席?就这样送走吧。”
8月16日，是高岗开枪自杀未遂的半周年。这天晚间，高岗显得特别兴奋，与妻子李力群唠得很晚。身体疲倦的李力群与高岗说完话后，便与小划儿一道，在高岗的房间睡下了。
据当天晚间值班的警卫回忆，17日凌晨3时20分，高岗出来要水喝，警卫员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早上8点多钟，李力群起床后开始梳洗，见高岗仍未起床，便让小女儿喊爸爸起来。一会儿，女儿告诉她说：“爸爸不理我。”李力群急忙跑过去看，才知大事不好，急忙喊来了秘书和警卫。大家赶紧向医院和有关部门打电话汇报。9时30分左右，北京医院的医生们来到了现场，并立即在高岗的床上开始抢救。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至此，49岁的高岗走完了曲折的人生历程。
彭立昭据《新民周刊》整理
高岗是中共党史上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物。他曾光环耀眼，任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可终了，他却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主角，被开除党籍……
他感到大势已去。却没有当面检讨的机会
中共中央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在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高岗自以为有毛泽东的欣赏，有一批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便摩拳擦掌，四处活动……从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高岗的情绪就开始低落。他上班开会时很少发言，下班回家后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设法打听有关消息。
进入1954年，毛泽东也确实加快了解决高饶问题的步伐。
四处打探消息的高岗乱了阵脚。思前想后，高岗决定亲自向毛泽东检讨。于是，高岗于1月1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到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的愿望。高岗还同时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要杨尚昆派专人将他致毛泽东的信送杭州呈毛泽东。
杨尚昆接到高岗的信后，首先将信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阅后找来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协商对高岗信的处理办法。协商中大家提出了四种处理方案：
一是让高岗去杭州与主席面谈，但结果是不好处理；二是请主席回来，结果是同样不好处理；三是由主席指定书记处成员与高岗谈话，结果还是不好处理；四是由主席指定刘少奇与周恩来与高岗谈话，邓小平可以参加，但陈云以不参加为好。这种方法可能较为妥当。会议最后决定，如果毛主席同意第四方案，就请主席电告刘少奇，高岗不必来杭，由主席委托人与其交谈。毛泽东果然采纳了第四种方案。
高岗见到毛泽东不愿面谈的电报后十分沮丧，也更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此时的高岗尚未绝望，认为自己如果有个姿态也许能够过关。于是，他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检讨和解释。
1月25日和2月5日，刘少奇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的商定，同周恩來、邓小平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帮助。曾经与高岗长期在一起共事的张闻天也来高岗处对其进行帮助。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会议。在全会上，刘少奇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说：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
高岗和饶漱石在会上都做了检讨发言。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做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参加七届四中全会的同志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做了揭发和批判。虽然这些发言没有公开点名批评高岗和饶漱石，很多人在发言中也做了自我检讨，但对于从做完检讨后就一直默默坐在会场上静听的高岗而言，每个人的发言都犹如一支支利箭，直插心中。也许到这时为止，高岗才真的感到大势已去了。
由他口授，秘书速记。起草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密信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严重问题。并决定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
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从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开了7次，有43人发言。曾经与高岗长期共事的陈云做了重要发言。在发言中，他揭发批判了高岗反对刘少奇、企图当党中央副主席的言行：
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当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在15日和16日的座谈会上，高岗对与会者的揭发批判也进行了一些辩解，然而，不管高岗做何辩解，他在座谈会上都是极端孤立的。参加完16日的座谈会后，高岗回到了东交民巷8号。他草草地吃了一点晚饭，便将秘书赵家梁叫到了自己的卧室。高岗神情严肃地对秘书说：给你一个政治任务，你要拿党性来保证，绝不能传出去。
然后，由他口授，秘书速记，起草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密信。信中既有高岗的个人检讨，也有对一些问题的辩解，还有他与别人在一起议论刘少奇等的情况汇报。高岗在赵家梁抄写完致毛泽东的信离开卧室后，先是把致毛泽东的信放到了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下了刘少奇收。然后，又自己动笔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的信。
书写完这两封信后，已纽临近午夜，一直郁闷不乐的高岗显得有些兴奋。他又把妻子李力群叫到自己的身边，述说座谈会上许多人都揭发他反对刘少奇、反对周恩来，说自己即使真的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不会傻到同时伸开两个拳头打人，并表示要给毛主席写信，要找毛主席面谈。
第二天高岗起得很晚，在洗完脸刮胡子时，不慎将脸划破了一个小口子。对于这点小伤口并不在意的高岗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血迹，顺势就将手上的鲜血在昨晚刚刚写完的信封上擦了一下。上午，他先是叫来了交通员，让其把两封信直接送给刘少奇和周思来。然后，又喊来了警卫员，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手枪交给r他。
警卫员虽然不得不把手枪交给高岗，但感到平时并不带枪的高岗今天突然要枪，有些蹊跷，立即打电话将高岗要枪的反常行为向卫士长和秘书赵家梁、董文彬以及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做了汇报。正在国家计委开会的赵家梁接电话后立即赶回东交民巷8号，与董文彬、李力群紧急磋商。
赵家梁回来后，交通员也将高岗授意送走的两封信拿了过来。赵家梁、董文彬和李力群一看信封上有血，感到情况不对，决定把信拆开看看。打开一看，给刘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写的致毛泽东的信，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岗，日期是2月17日。给周思来的信主要是拜托周恩来在他不在时照顾他的妻子儿女。
看了信后，赵家梁、李力群、董文彬才知道高岗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便决定先稳住高岗，采取软的办法，争取把枪要下来。于是，赵家梁来到高岗所在的客厅，一边哭着一边对高岗说：我犯了错误，打开了你给中央领导的信，请你原谅。但你不能这样想不开。李力群也上来边痛哭边劝说。看着痛哭流涕劝说自己的妻子和部下，神情黯然的高岗挥了挥手说：“好吧!不了!不了!把信烧掉吧。”见高岗似乎已经回心转意，李力群和董文彬急忙找来火柴将信点燃。但就在此时，坐在沙发 上的高岗突然用右手从裤袋里掏出手枪，举向头部。当时和高岗同坐在沙发上的赵家梁见状，急忙挥起右手向高岗握枪的手击去。就在赵家梁的右手与高岗的右手接触的一刹那，枪声响了，子弹打在了客厅右侧的墙上，手枪也应声掉在了地下。高岗见开枪不中，急忙去抢被击落在地的手枪，赵家梁也死死地抱住高岗，不让他拿到手枪。然而，赵家梁这位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秀才哪里是行伍出身的高岗的对手，身高力壮的高岗很快就把赵家梁压在了身下，并拿到了手枪。好在这时被刚才的枪声吓呆了的李力群、董文彬以及警卫们都冲了过来，夺下了高岗握在手里的枪，才使高岗这次真枪实弹的自杀未遂。
中央书记处得到这一消息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岗的紧急处置办法，决定立即对高岗实施管教，让其停职反省。
高岗于2月17日自杀未遂后，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只是在当天停开，18日、19日、20日继续举行。21日是星期日，休会一天，22日、23日、25日，又开了三天。在这八个半天的座谈会上，共有43人发言，揭发批判了高岗以及饶漱石的“罪行”。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为高岗的错误定了性。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3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達的材料。
秘书叶子龙：毛泽东一直还想挽救他们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
高饶问题被揭露以后，毛泽东一直还想挽救他们。毛泽东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我把这事报告毛泽东时，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自杀不成功，又被管教，高岗的情绪极度低落。特别是看到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后，高岗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昔日的战友及管教人员的耐心开导下，高岗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错误。
4月3日，高岗给周总理并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保证：过去犯过的可耻的叛党自杀行为决不再犯，也决不会杀人，决不逃跑。在中央决定管教期间，我一定坚决服从，遵守一切管教措施。
中央对被管教期间的高岗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他在老实交代的基础上，写出深刻的反省材料。管教组的成员可以帮助他，为他代笔，但他自己一定要认真反省，如实交代。在整个4月间，高岗基本上就是在东郊民巷8号写反省材料。4月28日，高岗的交代材料《我的反省》终于写出。此时已变得比较谨慎的高岗决定还是在送交中央审查之前，先让老战友习仲勋看看，征求征求老战友的意见。于是，29日，他让秘书赵家梁将《我的反省》送到习仲勋处。习仲勋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参加人之一，他非常清楚在座谈会上很多人的发言都说高饶问题的要害是“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因此，看完《我的反省》后，习仲勋立即派人将《我的反省》送回，并打电话给赵家梁说：要害问题，只字未提。高岗听赵家梁传达完习仲勋的意见后，情绪激动，几近失控。他用双手左右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说：送走，送走，就这样了。
不过，在秘书的劝说下，高岗逐渐冷静下来，对秘书说：“那就写上吧。”于是，赵家梁提笔在《我的反省》上加写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然而，第二天早上，赵家梁见高岗又把“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句话中的“国家”二字勾掉了。赵家梁不解，向高岗询问，高岗则解释说：“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要当什么国家主席?就这样送走吧。”
8月16日，是高岗开枪自杀未遂的半周年。这天晚间，高岗显得特别兴奋，与妻子李力群唠得很晚。身体疲倦的李力群与高岗说完话后，便与小划儿一道，在高岗的房间睡下了。
据当天晚间值班的警卫回忆，17日凌晨3时20分，高岗出来要水喝，警卫员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早上8点多钟，李力群起床后开始梳洗，见高岗仍未起床，便让小女儿喊爸爸起来。一会儿，女儿告诉她说：“爸爸不理我。”李力群急忙跑过去看，才知大事不好，急忙喊来了秘书和警卫。大家赶紧向医院和有关部门打电话汇报。9时30分左右，北京医院的医生们来到了现场，并立即在高岗的床上开始抢救。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至此，49岁的高岗走完了曲折的人生历程。
彭立昭据《新民周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