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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收到信后，当即独身前往梅花岗。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侯梯云终于消除了疑虑，答应将部队改编为红军。不久，侯梯云带领全部人马下山，参加了湘东独立师。1932年12月，侯梯云担任湘赣新编独立一师师长，次年5月英勇牺牲。为此，王震感到十分悲痛。
1930年9月，王震奉湘东特委命令，率支队154人前往萍乡大安里参加湘东独立师的组建，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政委。王震任第三团政委，谭家述任第三团团长。从这时起，直至1934年8月突围西征，王震在湘赣苏区生活、战斗了近四个年头，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皇图岭战斗历时三个多小时
湘东独立师一成立，受“左”倾冒险错误影响的湘东特委便决定发动湘东南起义，新上任的湘东特委书记石青(后叛变投敌便是不顾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敌我力量的悬殊，在湘东特委会议上提出了“夺取萍乡、安源”和“直捣武昌，兵临九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性格坦率的王震当场对石青进行了反驳。
石青遭到王震的反驳，恼羞成怒，当即给王震扣上了“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农民意识”等帽子。虽然时任湘东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袁德生和独立师政委谭思聪积极支持王震的意见，由于石青的压力，荒谬的“总暴动方案”还是被强行推进。
石青的计划最终导致了湘东独立师在实战中的重大失利。奉命进攻攸县的独立师第一团强攻一日未果，反而损失300余人，不得不于当日撤围。石青亲自督战攻打茶陵的一路伤亡200多人，连石青本人也差一点被敌人包围。
王震和谭家述率领的第三团受命攻打萍乡，王震没有硬碰硬地攻打，而是采用“哄猪牵羊”的游击战术，把敌引诱进包围圈后再予以歼灭，因而没有受到多大损失。
攻取攸县、茶陵失利以后，王震便一直在寻找有利战机，随后在师前敌会议上，他提出了攻打皇图岭的主张，他说：皇图岭，北通醴陵，南接攸县，系湘东战略要地，而驻在这里的只是攸县、醴陵、衡山的保安团及本地的守望队，不足700人。如果消灭了这股敌人，红军就能利用胜利的影响，发动群众，进一步扩大苏区，扩充红军，师部及时采纳了这一意见。
11月25日，独立师急速行至皇图岭的河水东岸，敌人毫无察觉，独立师乘夜悄然渡过河水，探明敌人分兵把守镇内及镇东、镇东南、镇西北、镇西南的四个高地上。师部决定，一团在南、三团在北，形成钳形向敌人发起进攻。
11月26日拂晓，湘东独立师两个团及攸县赤卫大队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王震、谭家述率三团一举攻占了镇东的梁子坳高地，高地上的敌人还在睡梦之中便糊里糊涂当了俘虏。紧接着，王震、谭家述又率部直插皇图岭镇，将皇图岭镇紧紧包围。此时，一团已全歼镇东南高地上的敌人，切断了敌人南逃攸县的通路。三团听此消息，士气更加高涨，便扑向镇内的敌人，大多数敌人来不及反抗便纷纷扔下武器投降。逃掉的几十名残敌龟缩到一个大宅院里，妄图依托民房继续顽抗。王震、谭家述果断决定，留下一个连围歼宅内残敌，其余三个连继续出镇向西进击，歼灭盘踞在镇西郭家山高地的敌人，守在这里的100多敌人早已成惊弓之鸟，三团刚发起冲击，便乱哄哄地向南溃逃，王震、谭家述率部乘胜追击，将敌人全部俘虏。
这时候，一团仍在镇东南与敌激战，王震、谭家述顾不上休息，又指挥部队抄向敌人后路，据守在这里的敌人抵挡不住独立师的两面夹击，也乖乖举手投降。
皇图岭战斗历时三个多小时，共毙伤敌人200多人，俘虏400多名，缴枪300余支，取得了独立师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不仅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湘东的统治地位，并且进一步扩充了独立师的武器装备。
正在此时，中央代表黄火青到达湘东南，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纠正“左”倾冒险错误的指示，独立师当即停止执行湘东南暴动计划，回到江西莲花地区休整。独身前往梅花岗收编绿林军
休整期间，王震想起了活跃在附近梅花岗山寨的一支绿林武装，为首的是侯梯云。王震早年在安源跑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并且彼此之间相互信赖。此人出身农民家庭，性格直爽，为人正派，练得一身好武艺，当过农民自卫军，做过安源煤矿工人，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缉捕，占山为王，拉起了一支50多人的武装。因为梅花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因此反动政府奈何不了他。
王震了解侯梯云，想借此空隙时间收编这支武装，壮大独立师的队伍。一天，梅花岗两个散兵下山偷东西，王震当即派人抓住了这两个散兵，并随后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让他们返回梅花岗转告侯梯云，说王震要与他台作。
侯梯云占山为王以后，也有投靠红军的念头，但有些犹豫不决。这次听说老朋友王震在红军中担任了要职，并主动提出合作，也颇为心动，但为防有假，便另派心腹给王震送信，邀請他上山叙旧。
王震收到信后，当即独身前往梅花岗。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侯梯云终于消除了疑虑，答应将部队改编为红军。不久，侯悌云带领全部人马下山，参加了湘东独立师。1932年12月，侯梯云担任湘赣新编独立一师师长，次年5月英勇牺牲。为此，王震感到十分悲痛。将衣服和干粮让给兄弟部队
1930年秋，红七军受“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攻打柳州失败，部队遭受严重损失，仅剩下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不足4000人。部队不得不挥师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台。在粤北乐昌强渡乐昌河(武水)时，被追敌截为两段，已经过河的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两个营在邓小平、李明瑞的率领下，直向赣南前进。被阻于河西的五十八团一个营和直属队以及部分后勤人员在军长张云逸的率领下，抵抗韶关方面追来的敌人，未能过河，被迫返回梅花地区。部队在这里经过整休，编为两个营共六个连，仍用五十八团番号。随后改向湖南桂东、资兴方向转移，在行军途中，部队听说酃县有个苏区，便决定向酃县推进。经过20多天的行军，于1931年2月到达酃县苏区黄挪潭的平湖、上洞一带。当时，正值农历1931年正月初，部队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休整，受到了苏区人民的热情欢迎，随后击退了汝城匪首胡凤璋一个团的追击，保卫了革命根据地。
战斗结束后，红七军五十八团离开酃县，继续向江西挺进。中央红军总部得此消息，同时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命令湘东独立师以主力向株(洲)萍(乡)铁路和袁水流域出击，迟滞国民党第五路军的东进；另一部分兵力远出湘南迎接红七军。湘东独立师接到命令，决定由第一、二团执行迟滞敌人的任务，第三团去湘南迎接红七军。
在王震的率领下，第三团随即向湘南前进，在出发动员会上，王震号召全团克服困难，早日与红七军会合，让兄弟部队早日回到自己家里。3月13日，部队行至茶陵尧水，得悉红七军已到酃县，王震命令部队星夜前进，次日到达酃县十都，恰遇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五十八团，两军胜利会师。
时值3月，红七军五十八团600多指战 员还穿着短袖军衣和短裤，有些战士还打着赤脚，军长张云逸也只有一床破旧的毛毯。王震见状，马上号召全团官兵将多余的衣服和干粮让给兄弟部队，双方战士相互拥抱，就像亲人久别重逢。
胡适曾是麻将桌上奋战的主力
徐志摩欧游归来，刘海粟在家设宴洗尘，胡适也应邀出席，除了吃饭，胡适始终是奋战于麻将桌上的主力，最后输了五六十块钱方才作罢。
1929年3月19日，《上海画报》发表了胡适的一首诗《答丹翁》：“庆祥老友多零落，只有丹翁大不同。唤作圣人成典故，收来乾女尽玲珑。顽皮文字人人笑，惫赖声名日日红。多谢年年相捧意，老胡怎敢怪丹翁?”诗中“丹翁”即人称“上画四杰”之一的张丹斧，时为《上海画报》主要编撰。张丹斧和胡适的渊源始于他们早年一起办《竞业旬报》。诗中“庆祥老友”即因当年办《竞业旬报》时租住庆祥里而起。“胡圣人”一说大概也是最先起于张丹斧，后得到大家公认而叫开。被人称作“文坛怪物”的张丹斧，因行事作文顽皮怪诞而格外受人关注，故胡诗有“人人笑”、“日日红”之句。
《上海画报》是1925年6月由毕倚虹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三日刊画报，到1933年2月，8年间共出版800多期。包天笑曾用现代广告中惯用的比附手法描述该报是：“融会了《图画时报》的新闻时事和《晶报》的文人小品”，“并二美为一”，故“不踵而走，成为一时风雨”。《上海画报》文字不文不白，一律直排，不用新式标点，可谓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旧”刊物。风头正健的胡适在风行一时的时尚杂志上发表一首诗本不算稀奇，不过，新文化领军人物与“旧文人”以诗歌相唱和，还是令人玩味。
胡适诗题既云“答”，那么必有原唱。《胡适日记》1929年3月19日中，我们可以找到张丹斧原诗剪报，该诗题为《捧圣》：“多年不捧圣人胡，老友宁真怪我无。大道微闻到东北，贤豪那个不欢呼。梅生见面常谈你小曼开筵懒请吾。考据发明用科学，他们白白费功夫。”这首《捧圣》的确名副其实，从头到尾充溢着褒扬f说吹捧也不为过1之词。
不过，首句说到的“多年不捧”，我们不妨理解为曾经多年都在捧。张丹斧和胡适在大众媒体上的互动，倒也确实远远不止这一回。影响比较大的是五四期间，张在《晶报》上就新诗问题和胡适展开辩论，引来诸多看客以及包括像张恨水这样的参与者。1921年胡适应邀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张丹斧又在其主持的刊物《商报》上，发表了许氏的文章《胡老板登台记》，说商务印书馆以月薪五千元的高薪聘请胡适华丽登场，那阵势直追梅兰芳、谭鑫培诸位名角大腕儿云云。后事情以胡适亲自接受许氏访问，公开辟谣而告终。
《上海画报》创刊不久，他又让胡适以“文学界的叛徒”形象出现。如此看来，在张丹斧那里，不管是不遗余力地表达相反意见，还是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抑或是竭尽全力地吹捧，都是他獨有的“捧圣”方式。人人都道丹翁名士作风，玩世不恭，其实现在看来，未尝不是一种“博出位”的策略。
胡适在《上海画报》上发表的作品有限，但出场露脸的机会却极多。自1927年回到上海与徐志摩等人办新月书店，后又就任中国公学校长以来，胡适与上海的文人圈子交游日广，联系密切。《上海画报》则把这种种情形做了忠实的记录：在画界名流亦是歙县同乡许士骐的订婚答谢宴上，作为证婚人的胡适喧宾夺主，表现十分活跃。席间，胡博士大肆撺掇新婚夫妇介绍恋爱经过，不依不饶；在婚礼上，胡适充当了新人合影的导演，上下聋忙，左右支招。徐志摩欧游归来，刘海粟在家设宴洗尘，胡适也应邀出席，除了吃饭，胡适始终是奋战于麻将桌上的主力，最后输了五六十块钱方才作罢。唐瑛、陆小曼等人开办的新式女装公司，日“云裳”，该公司为海上名流定制服装，与电影公司合作，同时又致力于家常日用之服，十分红火，而胡适位列董事名单，参加开张典礼。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活动我们基本上很难在《胡适日记》里读到，那些与之交游的名字，也几乎不在日记里出现。虽然日记里也似乎是巨细靡遗地记录了一些日常琐事，交朋会友的情形。但在杂志上记录的胡适，似乎诡异地存在于另一时空。
1930年9月，王震奉湘东特委命令，率支队154人前往萍乡大安里参加湘东独立师的组建，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政委。王震任第三团政委，谭家述任第三团团长。从这时起，直至1934年8月突围西征，王震在湘赣苏区生活、战斗了近四个年头，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皇图岭战斗历时三个多小时
湘东独立师一成立，受“左”倾冒险错误影响的湘东特委便决定发动湘东南起义，新上任的湘东特委书记石青(后叛变投敌便是不顾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敌我力量的悬殊，在湘东特委会议上提出了“夺取萍乡、安源”和“直捣武昌，兵临九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性格坦率的王震当场对石青进行了反驳。
石青遭到王震的反驳，恼羞成怒，当即给王震扣上了“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农民意识”等帽子。虽然时任湘东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袁德生和独立师政委谭思聪积极支持王震的意见，由于石青的压力，荒谬的“总暴动方案”还是被强行推进。
石青的计划最终导致了湘东独立师在实战中的重大失利。奉命进攻攸县的独立师第一团强攻一日未果，反而损失300余人，不得不于当日撤围。石青亲自督战攻打茶陵的一路伤亡200多人，连石青本人也差一点被敌人包围。
王震和谭家述率领的第三团受命攻打萍乡，王震没有硬碰硬地攻打，而是采用“哄猪牵羊”的游击战术，把敌引诱进包围圈后再予以歼灭，因而没有受到多大损失。
攻取攸县、茶陵失利以后，王震便一直在寻找有利战机，随后在师前敌会议上，他提出了攻打皇图岭的主张，他说：皇图岭，北通醴陵，南接攸县，系湘东战略要地，而驻在这里的只是攸县、醴陵、衡山的保安团及本地的守望队，不足700人。如果消灭了这股敌人，红军就能利用胜利的影响，发动群众，进一步扩大苏区，扩充红军，师部及时采纳了这一意见。
11月25日，独立师急速行至皇图岭的河水东岸，敌人毫无察觉，独立师乘夜悄然渡过河水，探明敌人分兵把守镇内及镇东、镇东南、镇西北、镇西南的四个高地上。师部决定，一团在南、三团在北，形成钳形向敌人发起进攻。
11月26日拂晓，湘东独立师两个团及攸县赤卫大队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王震、谭家述率三团一举攻占了镇东的梁子坳高地，高地上的敌人还在睡梦之中便糊里糊涂当了俘虏。紧接着，王震、谭家述又率部直插皇图岭镇，将皇图岭镇紧紧包围。此时，一团已全歼镇东南高地上的敌人，切断了敌人南逃攸县的通路。三团听此消息，士气更加高涨，便扑向镇内的敌人，大多数敌人来不及反抗便纷纷扔下武器投降。逃掉的几十名残敌龟缩到一个大宅院里，妄图依托民房继续顽抗。王震、谭家述果断决定，留下一个连围歼宅内残敌，其余三个连继续出镇向西进击，歼灭盘踞在镇西郭家山高地的敌人，守在这里的100多敌人早已成惊弓之鸟，三团刚发起冲击，便乱哄哄地向南溃逃，王震、谭家述率部乘胜追击，将敌人全部俘虏。
这时候，一团仍在镇东南与敌激战，王震、谭家述顾不上休息，又指挥部队抄向敌人后路，据守在这里的敌人抵挡不住独立师的两面夹击，也乖乖举手投降。
皇图岭战斗历时三个多小时，共毙伤敌人200多人，俘虏400多名，缴枪300余支，取得了独立师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不仅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湘东的统治地位，并且进一步扩充了独立师的武器装备。
正在此时，中央代表黄火青到达湘东南，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纠正“左”倾冒险错误的指示，独立师当即停止执行湘东南暴动计划，回到江西莲花地区休整。独身前往梅花岗收编绿林军
休整期间，王震想起了活跃在附近梅花岗山寨的一支绿林武装，为首的是侯梯云。王震早年在安源跑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并且彼此之间相互信赖。此人出身农民家庭，性格直爽，为人正派，练得一身好武艺，当过农民自卫军，做过安源煤矿工人，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缉捕，占山为王，拉起了一支50多人的武装。因为梅花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因此反动政府奈何不了他。
王震了解侯梯云，想借此空隙时间收编这支武装，壮大独立师的队伍。一天，梅花岗两个散兵下山偷东西，王震当即派人抓住了这两个散兵，并随后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让他们返回梅花岗转告侯梯云，说王震要与他台作。
侯梯云占山为王以后，也有投靠红军的念头，但有些犹豫不决。这次听说老朋友王震在红军中担任了要职，并主动提出合作，也颇为心动，但为防有假，便另派心腹给王震送信，邀請他上山叙旧。
王震收到信后，当即独身前往梅花岗。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侯梯云终于消除了疑虑，答应将部队改编为红军。不久，侯悌云带领全部人马下山，参加了湘东独立师。1932年12月，侯梯云担任湘赣新编独立一师师长，次年5月英勇牺牲。为此，王震感到十分悲痛。将衣服和干粮让给兄弟部队
1930年秋，红七军受“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攻打柳州失败，部队遭受严重损失，仅剩下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不足4000人。部队不得不挥师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台。在粤北乐昌强渡乐昌河(武水)时，被追敌截为两段，已经过河的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两个营在邓小平、李明瑞的率领下，直向赣南前进。被阻于河西的五十八团一个营和直属队以及部分后勤人员在军长张云逸的率领下，抵抗韶关方面追来的敌人，未能过河，被迫返回梅花地区。部队在这里经过整休，编为两个营共六个连，仍用五十八团番号。随后改向湖南桂东、资兴方向转移，在行军途中，部队听说酃县有个苏区，便决定向酃县推进。经过20多天的行军，于1931年2月到达酃县苏区黄挪潭的平湖、上洞一带。当时，正值农历1931年正月初，部队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休整，受到了苏区人民的热情欢迎，随后击退了汝城匪首胡凤璋一个团的追击，保卫了革命根据地。
战斗结束后，红七军五十八团离开酃县，继续向江西挺进。中央红军总部得此消息，同时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命令湘东独立师以主力向株(洲)萍(乡)铁路和袁水流域出击，迟滞国民党第五路军的东进；另一部分兵力远出湘南迎接红七军。湘东独立师接到命令，决定由第一、二团执行迟滞敌人的任务，第三团去湘南迎接红七军。
在王震的率领下，第三团随即向湘南前进，在出发动员会上，王震号召全团克服困难，早日与红七军会合，让兄弟部队早日回到自己家里。3月13日，部队行至茶陵尧水，得悉红七军已到酃县，王震命令部队星夜前进，次日到达酃县十都，恰遇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五十八团，两军胜利会师。
时值3月，红七军五十八团600多指战 员还穿着短袖军衣和短裤，有些战士还打着赤脚，军长张云逸也只有一床破旧的毛毯。王震见状，马上号召全团官兵将多余的衣服和干粮让给兄弟部队，双方战士相互拥抱，就像亲人久别重逢。
胡适曾是麻将桌上奋战的主力
徐志摩欧游归来，刘海粟在家设宴洗尘，胡适也应邀出席，除了吃饭，胡适始终是奋战于麻将桌上的主力，最后输了五六十块钱方才作罢。
1929年3月19日，《上海画报》发表了胡适的一首诗《答丹翁》：“庆祥老友多零落，只有丹翁大不同。唤作圣人成典故，收来乾女尽玲珑。顽皮文字人人笑，惫赖声名日日红。多谢年年相捧意，老胡怎敢怪丹翁?”诗中“丹翁”即人称“上画四杰”之一的张丹斧，时为《上海画报》主要编撰。张丹斧和胡适的渊源始于他们早年一起办《竞业旬报》。诗中“庆祥老友”即因当年办《竞业旬报》时租住庆祥里而起。“胡圣人”一说大概也是最先起于张丹斧，后得到大家公认而叫开。被人称作“文坛怪物”的张丹斧，因行事作文顽皮怪诞而格外受人关注，故胡诗有“人人笑”、“日日红”之句。
《上海画报》是1925年6月由毕倚虹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三日刊画报，到1933年2月，8年间共出版800多期。包天笑曾用现代广告中惯用的比附手法描述该报是：“融会了《图画时报》的新闻时事和《晶报》的文人小品”，“并二美为一”，故“不踵而走，成为一时风雨”。《上海画报》文字不文不白，一律直排，不用新式标点，可谓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旧”刊物。风头正健的胡适在风行一时的时尚杂志上发表一首诗本不算稀奇，不过，新文化领军人物与“旧文人”以诗歌相唱和，还是令人玩味。
胡适诗题既云“答”，那么必有原唱。《胡适日记》1929年3月19日中，我们可以找到张丹斧原诗剪报，该诗题为《捧圣》：“多年不捧圣人胡，老友宁真怪我无。大道微闻到东北，贤豪那个不欢呼。梅生见面常谈你小曼开筵懒请吾。考据发明用科学，他们白白费功夫。”这首《捧圣》的确名副其实，从头到尾充溢着褒扬f说吹捧也不为过1之词。
不过，首句说到的“多年不捧”，我们不妨理解为曾经多年都在捧。张丹斧和胡适在大众媒体上的互动，倒也确实远远不止这一回。影响比较大的是五四期间，张在《晶报》上就新诗问题和胡适展开辩论，引来诸多看客以及包括像张恨水这样的参与者。1921年胡适应邀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张丹斧又在其主持的刊物《商报》上，发表了许氏的文章《胡老板登台记》，说商务印书馆以月薪五千元的高薪聘请胡适华丽登场，那阵势直追梅兰芳、谭鑫培诸位名角大腕儿云云。后事情以胡适亲自接受许氏访问，公开辟谣而告终。
《上海画报》创刊不久，他又让胡适以“文学界的叛徒”形象出现。如此看来，在张丹斧那里，不管是不遗余力地表达相反意见，还是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抑或是竭尽全力地吹捧，都是他獨有的“捧圣”方式。人人都道丹翁名士作风，玩世不恭，其实现在看来，未尝不是一种“博出位”的策略。
胡适在《上海画报》上发表的作品有限，但出场露脸的机会却极多。自1927年回到上海与徐志摩等人办新月书店，后又就任中国公学校长以来，胡适与上海的文人圈子交游日广，联系密切。《上海画报》则把这种种情形做了忠实的记录：在画界名流亦是歙县同乡许士骐的订婚答谢宴上，作为证婚人的胡适喧宾夺主，表现十分活跃。席间，胡博士大肆撺掇新婚夫妇介绍恋爱经过，不依不饶；在婚礼上，胡适充当了新人合影的导演，上下聋忙，左右支招。徐志摩欧游归来，刘海粟在家设宴洗尘，胡适也应邀出席，除了吃饭，胡适始终是奋战于麻将桌上的主力，最后输了五六十块钱方才作罢。唐瑛、陆小曼等人开办的新式女装公司，日“云裳”，该公司为海上名流定制服装，与电影公司合作，同时又致力于家常日用之服，十分红火，而胡适位列董事名单，参加开张典礼。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活动我们基本上很难在《胡适日记》里读到，那些与之交游的名字，也几乎不在日记里出现。虽然日记里也似乎是巨细靡遗地记录了一些日常琐事，交朋会友的情形。但在杂志上记录的胡适，似乎诡异地存在于另一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