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在分析史料和文献的基础上总结西南联大翻译教学的成功经验。作者认为，“一基两翼”即以丰富的通识课程为基础，热爱翻译教学的老师保驾护航配合抗日战争创造的得天独厚的翻译实践机会是联大成为翻译家摇篮的关键所在。这在当今也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南联大，翻译教学，成功经验
O4-4；H319
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是抗战时 期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 联合组建的一所高等学府。在它仅存的八年时间里，校外风雨如晦、战乱频仍； 校内经费奇缺、校舍简 陋、仪器匮乏、图书不足。然而西南联大人却弦歌不断、笔耕不辍、治学不止，为国家培养了一代栋梁之才。其外文系培养出来的翻译人才尤为突出。西南联大翻译人才培养的成功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其必然性总结如下：
1.课程丰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从课程设置的结构上来讲，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与当今大学的设置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基本可以分为通识必修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但联大对通识课程极为重视。实际主持联大校务的梅贻琦先生在 1941 年发表了著名的《大学一解》，全面论述了其通 识教育理念：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 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 專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 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 而专识为末。
熊万曦在其文章《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通识课程设计，从中我们发现，外文系国文课程所占的比重和英文课程的比重一样，都为6个学分。外文系对学生中文表达能力的重视可见一斑。在西南联大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必 修基础课一般都配备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 的教授担任，希望通过他们高水平的讲授，激发起 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浓厚兴趣而自觉去学习，进而 打下博学的基础。闻一多，钱钟书，沈从文，朱自清都教授过国文的基础课程。无独有偶，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对中文的重视也让人叹为观止。其实，香港中文大学原来就隶属中文系，后划分出来成为行政上独立的教学行政单位。该系自1994年起每年招收主修翻译的全日制本科生30人，开设必修课13门，选修课6门，中文写作技巧，普通话都是必修科目之一。除了对语言能力的重视，在必修通识课的设置中，西南联大也是卯足力气培养学生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这就使得外文系的学生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都有广泛的涉猎，具有广博的基础科学知识和较强的综合适应能力。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打通了文史哲，为他们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而这些恰恰是培养一个人创新精神 和创新能力的前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联大外文系培养出了翻译大家，亦即既有等身译著，又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推陈出新的人才。
2.济济名师，浓浓翻译，润物无声
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教师无一例外都有欧美留学的背景，“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自然毋庸赘言，单是他们对翻译的热爱，就潜移默化中给学生巨大的影响。据《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记载，联大外文系第二位系主任陈福田颇具有管理才能，但作为教师和学者都声名不显，他对于抗战的主要贡献是，调用联大的人力资源，为驻扎昆明的美国空军担任翻译。卞之琳也是联大优秀的教师，1939年來到昆明。他本是诗人，但联大的八年时间没有写诗，却把非凡的才华用于翻译，先后把英国美国文学史上著名诗人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吴宓是联大外文系保守争议的教授，但备课极其认真，尤其热爱翻译，对翻译还有独特的见解。他要是翻译19世纪的英文，他就采取中国19世纪的中文来对翻；他要是将现在的英文，他就是完全用现代汉语。除了钟情翻译的中教，联大外文系也不乏虽不懂中文，但也为联大翻译之风的盛行有着巨大贡献的外教。
3.丰富实践，磨练真功，如虎添翼
西南联大的发展与抗日战争密不可分。一方面，战争的爆发使得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颠沛流离，辗转南渡。另一方面，战争特殊的环境又给西南联大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丰沛的土壤。所谓时势造英雄，为服务 “飞虎队”中美国空军志愿军而成立的“战地服务团译练班”，和支援反攻的译员征调，都给外文系的同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翻译实战机会。西南联大一些教授也受邀出任训练班教员，如赵九章讲授“气象学”、皮名举讲授“美国史地”、张德昌讲授“英国概况”、袁家骅讲授“英 译中”、莫泮芹讲授“中译英”、美籍教授温德讲授“英文词汇学”等。联大征调为美军翻译的学生，只需要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即可愉快胜任.离开译训班的同学，马上分配到各个部门。在机要秘书室工作的许渊冲因为准确翻译了日军的情报，成功阻止了日军对昆明的空袭，陈纳德因此给他颁发了一枚镀金的“飞虎章”。
翻译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培养掌握两种或多种语言，能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人才。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北京语言大学的刘和平教授认为，我们要根据翻译职业的规律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进度， 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措施和方法，提供真实的翻译 服务场景，从而为学生进入真实的社会生活奠定基础。庄智象教授在论述翻译本科人才培养的机构时候时指出，翻译专业因为自身实用性较强，可以借鉴理工科的办学经验，加强高校与翻译公司，出版社，外企外贸，旅游，外事等单位合作，一方面增加一些资深译员兼职担当翻译教师，充实师资队伍；另一方面可以为学生提供实战场地，培养其翻译实践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为其专业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何刚强教授曾经论述翻译学与术的关系。笔者认为，翻译是学与术的统一，学与术互相促进，不能厚此薄彼。既然翻译中不可避免有术的成分存在，那我们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就要注意遵循 “术”的规律。只在水边认真听老师讲解游泳的动作要领顶多也就只能成为一只旱鸭子，要么不能入水，一旦下去一定是还没来得及回忆所学的游泳技术要领就要被水呛得大呼救命了。翻译是同样的道理，实践才能出真知。
结语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史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对 西南联大研究十余年后说：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 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 研究。”西南联大的翻译教学，以丰富的通识课程为基础，热爱翻译的老师保驾护航配合得天独厚的翻译实践机会，这样“一基两翼” 的成功经验直到今天都有其重要的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说，抗日战争给西南联大的翻译客观上创造了发展的条件，那么今天经济快速发展，国际交流日盛，文化空前繁荣的社会条件又给翻译酝酿着一次集中爆发的飞速发展时机，以史为鉴，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才能创造翻译史上的另一个奇迹。
参考文献
[1]何兆武，《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
关键词：西南联大，翻译教学，成功经验
O4-4；H319
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是抗战时 期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 联合组建的一所高等学府。在它仅存的八年时间里，校外风雨如晦、战乱频仍； 校内经费奇缺、校舍简 陋、仪器匮乏、图书不足。然而西南联大人却弦歌不断、笔耕不辍、治学不止，为国家培养了一代栋梁之才。其外文系培养出来的翻译人才尤为突出。西南联大翻译人才培养的成功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其必然性总结如下：
1.课程丰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从课程设置的结构上来讲，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与当今大学的设置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基本可以分为通识必修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但联大对通识课程极为重视。实际主持联大校务的梅贻琦先生在 1941 年发表了著名的《大学一解》，全面论述了其通 识教育理念：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 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 專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 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 而专识为末。
熊万曦在其文章《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通识课程设计，从中我们发现，外文系国文课程所占的比重和英文课程的比重一样，都为6个学分。外文系对学生中文表达能力的重视可见一斑。在西南联大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必 修基础课一般都配备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 的教授担任，希望通过他们高水平的讲授，激发起 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浓厚兴趣而自觉去学习，进而 打下博学的基础。闻一多，钱钟书，沈从文，朱自清都教授过国文的基础课程。无独有偶，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对中文的重视也让人叹为观止。其实，香港中文大学原来就隶属中文系，后划分出来成为行政上独立的教学行政单位。该系自1994年起每年招收主修翻译的全日制本科生30人，开设必修课13门，选修课6门，中文写作技巧，普通话都是必修科目之一。除了对语言能力的重视，在必修通识课的设置中，西南联大也是卯足力气培养学生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这就使得外文系的学生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都有广泛的涉猎，具有广博的基础科学知识和较强的综合适应能力。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打通了文史哲，为他们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而这些恰恰是培养一个人创新精神 和创新能力的前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联大外文系培养出了翻译大家，亦即既有等身译著，又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推陈出新的人才。
2.济济名师，浓浓翻译，润物无声
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教师无一例外都有欧美留学的背景，“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自然毋庸赘言，单是他们对翻译的热爱，就潜移默化中给学生巨大的影响。据《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记载，联大外文系第二位系主任陈福田颇具有管理才能，但作为教师和学者都声名不显，他对于抗战的主要贡献是，调用联大的人力资源，为驻扎昆明的美国空军担任翻译。卞之琳也是联大优秀的教师，1939年來到昆明。他本是诗人，但联大的八年时间没有写诗，却把非凡的才华用于翻译，先后把英国美国文学史上著名诗人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吴宓是联大外文系保守争议的教授，但备课极其认真，尤其热爱翻译，对翻译还有独特的见解。他要是翻译19世纪的英文，他就采取中国19世纪的中文来对翻；他要是将现在的英文，他就是完全用现代汉语。除了钟情翻译的中教，联大外文系也不乏虽不懂中文，但也为联大翻译之风的盛行有着巨大贡献的外教。
3.丰富实践，磨练真功，如虎添翼
西南联大的发展与抗日战争密不可分。一方面，战争的爆发使得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颠沛流离，辗转南渡。另一方面，战争特殊的环境又给西南联大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丰沛的土壤。所谓时势造英雄，为服务 “飞虎队”中美国空军志愿军而成立的“战地服务团译练班”，和支援反攻的译员征调，都给外文系的同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翻译实战机会。西南联大一些教授也受邀出任训练班教员，如赵九章讲授“气象学”、皮名举讲授“美国史地”、张德昌讲授“英国概况”、袁家骅讲授“英 译中”、莫泮芹讲授“中译英”、美籍教授温德讲授“英文词汇学”等。联大征调为美军翻译的学生，只需要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即可愉快胜任.离开译训班的同学，马上分配到各个部门。在机要秘书室工作的许渊冲因为准确翻译了日军的情报，成功阻止了日军对昆明的空袭，陈纳德因此给他颁发了一枚镀金的“飞虎章”。
翻译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培养掌握两种或多种语言，能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人才。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北京语言大学的刘和平教授认为，我们要根据翻译职业的规律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进度， 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措施和方法，提供真实的翻译 服务场景，从而为学生进入真实的社会生活奠定基础。庄智象教授在论述翻译本科人才培养的机构时候时指出，翻译专业因为自身实用性较强，可以借鉴理工科的办学经验，加强高校与翻译公司，出版社，外企外贸，旅游，外事等单位合作，一方面增加一些资深译员兼职担当翻译教师，充实师资队伍；另一方面可以为学生提供实战场地，培养其翻译实践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为其专业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何刚强教授曾经论述翻译学与术的关系。笔者认为，翻译是学与术的统一，学与术互相促进，不能厚此薄彼。既然翻译中不可避免有术的成分存在，那我们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就要注意遵循 “术”的规律。只在水边认真听老师讲解游泳的动作要领顶多也就只能成为一只旱鸭子，要么不能入水，一旦下去一定是还没来得及回忆所学的游泳技术要领就要被水呛得大呼救命了。翻译是同样的道理，实践才能出真知。
结语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史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对 西南联大研究十余年后说：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 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 研究。”西南联大的翻译教学，以丰富的通识课程为基础，热爱翻译的老师保驾护航配合得天独厚的翻译实践机会，这样“一基两翼” 的成功经验直到今天都有其重要的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说，抗日战争给西南联大的翻译客观上创造了发展的条件，那么今天经济快速发展，国际交流日盛，文化空前繁荣的社会条件又给翻译酝酿着一次集中爆发的飞速发展时机，以史为鉴，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才能创造翻译史上的另一个奇迹。
参考文献
[1]何兆武，《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