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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廖世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其教育生涯始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和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在这８年里，他主张重科学、尚保守的学术氛围，逐渐形成了其重研究、尚实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基础。这些都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廖世承；教育思想；当代意蕴
中图分类号：G５２９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２）０７-00０３-0４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发展，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国民中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其产生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初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和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１９１９年，廖世承先生在美国获得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育科教授，同年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主任。１９２１年，国立东南大学及其附中正式成立，廖世承先生同时出任东大附中主任。１９２７年春，廖世承先生离开东大附中。廖先生教育生涯的最初８年奉献给了南高师附中和东大附中。这一时期，廖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一、重科学、尚保守的学术氛围
廖先生在附中的８年里，大学及其附中的校长是郭秉文先生。郭先生生平为人为事，始终是“和”、“平”二字，平乃能和，和乃能进，并将他当年在南高——东大的办学方针归纳为一个“平”字，提出“四个平衡”的办学理念，即通才与专才、人文与科学、师资与设备、国内与国际的平衡［１］。而他的“和”则表现在东南大学融汇了中国科学社和《学衡》杂志社。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杨铨）等人，任鸿隽任社长。中国科学社１９１８年自美国迁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学衡》杂志是以研究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的刊物，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学贯中西的新派文人担任主编。它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在中国的文化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不同的保守主义思想阵地。
作为当时第二所综合型国立大学的东南大学，与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北京大学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北京大学效仿德国大学模式，东南大学主要效仿美国大学模式。前者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后者强调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工业的结合。二是北大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提倡新文化，南高师以《学衡》杂志为中心提倡古典人文主义。当时有人评论“北大尚革新，南高尚保守。”而东大副校长，也是学衡派核心之一的刘伯明先生说：“与其称北大为革新派，南高为保守派，毋宁谓北大重文学南高重科学比较的合乎实际。”［２］
廖先生在附中的８年里，对其较有影响的是大学教育科主任、教务主任陶行知先生。陶行知１９１４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赴美留学，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师从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１９１７年回国，受聘于南高师，教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１９１８年３月代理教务主任，１９１９年任教务主任，后兼任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直至１９２３年。在这一期间，陶行知撰写了《教学合一》一文，提出“先生的任务在教学生学”，倡导教学法，批判教授法，在教育研究史上最终确立了教学法的概念。另一个成果是推进《改良课程案》，明确提出“本校适用选科制，但须含下列４项之要素：（１）学生所习学程，一部分为必修，一部分为任选；（２）一科之学生可以选择他科之学程；（３）学生成绩以学分计算；（４）学程之统附以学科为根据。”［３］
同时，两位先生还对附属中学的办学给予了定位，郭秉文先生在《施行新学制后之东大附中》一书的序言中说：“夫各国大学，多有附属中学之设，其旨约有三端：一、所以为升入大学之预备，以得训练上一贯之利；二、所以备大学学生视察实习之所，以得就近驾便之益。三、所以藉大学之设备与环境，发展中等教育之事业，以为专办中学者之借镜。”陶行知先生也论及大学附属中学的办学定位，并有进一步的论述，他说：“附属中学比平常的中学责任重些。他除必备学生给你升学和服务外，还可有下列几种义务：发现学理，由实验而发现新的学理。印证学理，由实验而印证他人所发见之学理之确否。实习学理，即通行之实地教学。推广学理，即模范之意。”［４］
廖世承先生与郭秉文先生、陶行知先生，有着大体相似的学术经历。他们学贯中西，既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又深谙中国文化，共同营造了重科学、尚保守的学术氛围。重科学的学术氛围，涵养了科学实验的精神，从而促进了教育科学化的进程，使东大附中成为中国中等教育的实验中心。尚保守的学术氛围，造就了“和”、“平”的思维方式，所谓“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谓“平”，则是多种要素的平衡，使东南大学及其附中的教育文化具有稳健的特质。
二、重研究、尚实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南高师附中和东大附中时期廖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极其丰富。主要论著有１９２０年出版的《智力测验法》，１９２４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中学教育》，１９２５年与陈鹤琴先生合编的《测验概要》。发表的论文有３３篇之多。在教育实践上，是他在东大附中主持了以改革学制和课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运动，奠定了我国的“六三三”学制，至今实行；是他用实验的方法对比了班级授课制和道尔顿制的长短优劣，坚持班级授课制，同时吸收道尔顿制的特色；是他提出了分科教学和选修科教学的思想。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廖世承先生主持下，所开展的道尔顿制教学改革实验。
道尔顿制是由美国帕克赫斯特提出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旨在克服班级授课与儿童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它主张：（１）废除课堂教学，将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作业大纲，学生与教师订立学习公约，按各自的进度完成任务，更换公约；（２）将教室改成各科作业室，陈列相应的参考资料与实验器具，并配备教师指导学生；（３）用成绩记录表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实施弹性的毕业年限。道尔顿制的实施有三条原则：（１）自由，即教师根据学生能力制订相应学习任务，鼓励学生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和方法；（２）合作，即打破班级界限，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团体生活中自动地相互活动；（３）时间预算，即完全取消课程表，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自订计划，自主学习。因此，道尔顿制实质是一种注重因材施教和培养独立学习能力的个别教学制度［５］。
关键词：廖世承；教育思想；当代意蕴
中图分类号：G５２９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２）０７-00０３-0４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发展，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国民中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其产生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初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和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１９１９年，廖世承先生在美国获得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育科教授，同年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主任。１９２１年，国立东南大学及其附中正式成立，廖世承先生同时出任东大附中主任。１９２７年春，廖世承先生离开东大附中。廖先生教育生涯的最初８年奉献给了南高师附中和东大附中。这一时期，廖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一、重科学、尚保守的学术氛围
廖先生在附中的８年里，大学及其附中的校长是郭秉文先生。郭先生生平为人为事，始终是“和”、“平”二字，平乃能和，和乃能进，并将他当年在南高——东大的办学方针归纳为一个“平”字，提出“四个平衡”的办学理念，即通才与专才、人文与科学、师资与设备、国内与国际的平衡［１］。而他的“和”则表现在东南大学融汇了中国科学社和《学衡》杂志社。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杨铨）等人，任鸿隽任社长。中国科学社１９１８年自美国迁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学衡》杂志是以研究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的刊物，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学贯中西的新派文人担任主编。它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在中国的文化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不同的保守主义思想阵地。
作为当时第二所综合型国立大学的东南大学，与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北京大学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北京大学效仿德国大学模式，东南大学主要效仿美国大学模式。前者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后者强调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工业的结合。二是北大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提倡新文化，南高师以《学衡》杂志为中心提倡古典人文主义。当时有人评论“北大尚革新，南高尚保守。”而东大副校长，也是学衡派核心之一的刘伯明先生说：“与其称北大为革新派，南高为保守派，毋宁谓北大重文学南高重科学比较的合乎实际。”［２］
廖先生在附中的８年里，对其较有影响的是大学教育科主任、教务主任陶行知先生。陶行知１９１４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赴美留学，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师从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１９１７年回国，受聘于南高师，教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１９１８年３月代理教务主任，１９１９年任教务主任，后兼任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直至１９２３年。在这一期间，陶行知撰写了《教学合一》一文，提出“先生的任务在教学生学”，倡导教学法，批判教授法，在教育研究史上最终确立了教学法的概念。另一个成果是推进《改良课程案》，明确提出“本校适用选科制，但须含下列４项之要素：（１）学生所习学程，一部分为必修，一部分为任选；（２）一科之学生可以选择他科之学程；（３）学生成绩以学分计算；（４）学程之统附以学科为根据。”［３］
同时，两位先生还对附属中学的办学给予了定位，郭秉文先生在《施行新学制后之东大附中》一书的序言中说：“夫各国大学，多有附属中学之设，其旨约有三端：一、所以为升入大学之预备，以得训练上一贯之利；二、所以备大学学生视察实习之所，以得就近驾便之益。三、所以藉大学之设备与环境，发展中等教育之事业，以为专办中学者之借镜。”陶行知先生也论及大学附属中学的办学定位，并有进一步的论述，他说：“附属中学比平常的中学责任重些。他除必备学生给你升学和服务外，还可有下列几种义务：发现学理，由实验而发现新的学理。印证学理，由实验而印证他人所发见之学理之确否。实习学理，即通行之实地教学。推广学理，即模范之意。”［４］
廖世承先生与郭秉文先生、陶行知先生，有着大体相似的学术经历。他们学贯中西，既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又深谙中国文化，共同营造了重科学、尚保守的学术氛围。重科学的学术氛围，涵养了科学实验的精神，从而促进了教育科学化的进程，使东大附中成为中国中等教育的实验中心。尚保守的学术氛围，造就了“和”、“平”的思维方式，所谓“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谓“平”，则是多种要素的平衡，使东南大学及其附中的教育文化具有稳健的特质。
二、重研究、尚实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南高师附中和东大附中时期廖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极其丰富。主要论著有１９２０年出版的《智力测验法》，１９２４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中学教育》，１９２５年与陈鹤琴先生合编的《测验概要》。发表的论文有３３篇之多。在教育实践上，是他在东大附中主持了以改革学制和课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运动，奠定了我国的“六三三”学制，至今实行；是他用实验的方法对比了班级授课制和道尔顿制的长短优劣，坚持班级授课制，同时吸收道尔顿制的特色；是他提出了分科教学和选修科教学的思想。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廖世承先生主持下，所开展的道尔顿制教学改革实验。
道尔顿制是由美国帕克赫斯特提出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旨在克服班级授课与儿童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它主张：（１）废除课堂教学，将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作业大纲，学生与教师订立学习公约，按各自的进度完成任务，更换公约；（２）将教室改成各科作业室，陈列相应的参考资料与实验器具，并配备教师指导学生；（３）用成绩记录表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实施弹性的毕业年限。道尔顿制的实施有三条原则：（１）自由，即教师根据学生能力制订相应学习任务，鼓励学生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和方法；（２）合作，即打破班级界限，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团体生活中自动地相互活动；（３）时间预算，即完全取消课程表，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自订计划，自主学习。因此，道尔顿制实质是一种注重因材施教和培养独立学习能力的个别教学制度［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