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昨天，华尔街股市暴跌，狂跌”， 莫里斯·萨克斯（Maurice Sachs）在他的笔记本里写道，“所有的股价都在下跌。我的舅舅理查德自杀了。我给纽约的经纪人打了电话，我们已经一无所有……我肯定再也不会有时间写日记了。”
如果没有特别注明，我会以为这段文字写于2008年。而事实上，标注的时间是1929年10月30日。萨克斯笔下的“昨天”，就是全球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来临的标志日—“黑色星期二”。那一天，140亿美元人间蒸发，11个华尔街金融家自杀，数以千计的人从高楼跃下。绝大多数在1929年入市的股民，将不得不耗尽他们的后半生才能赢回票面。连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也未能幸免。他在一周之前还信心满满地宣布，美国经济已经登上了一个“永久的高地”，一周之后他就损失了将近800万的资产。三年后，美国的国民收入缩水一半，费雪到死都一文不名。
没有多少人预见到黑色星期二的到来，遑论这一天对未来有何意义。也没有多少人抱怨像费雪那样的以经济学之名预言未来的人。巴黎的纨绔子弟萨克斯只是阖上了他的笔记本，赶紧去找一生中第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多年后，他以日记为底稿写了一本书，来缅怀自己从1919年到1929年的锦绣年华，书名叫《充满幻觉的浮华时代》。而他本人的悲剧似乎在他结束日记后才上演：身为犹太珠宝商的儿子，却受雇于盖世太保，从事黑市交易。后因弄虚作假被捕入狱。1945年德国战败前，在监狱的一次转移行动中他手脚略有迟缓，即遭看守击毙。
1919至1929，那是一战结束后的十年，以中产阶级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生活似乎焕发着晚霞一般耀眼的余辉。可是，“幻觉，幻觉”，萨克斯不时嗫嚅的字眼，像挥之不去的噪音，构成了他所追忆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嘲弄了人们的政治理性，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将嘲弄一次。然而，被大萧条嘲弄的经济理性，受到嘲弄的次数远不止一两回。不甘失败的经济学家发明了“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之类的概念，试图用它来给混乱套上秩序的辔头。但没有人能够借助这样的“规律”准确地预知未来。1987年的股市崩盘，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的网络泡沫，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规律”是安慰创伤的致幻剂，除了产生更多的幻觉，对未来毫无意义。
经济学家无能，历史学家也没用。他们掌握的数据无疑最多，面对一次次失败的预言却丧失了自信。所以他们分化成了两类，一类是借古讽今的寓言家，另一类是擅写故事的说书人。概率论者和统计学家或许有些用处。可惜，在他们看来，就数据收集而言，现代社会的失败和成功都不够多。心理学家干脆重复，幻觉，幻觉。哪儿有什么未来？根本全是偏执造成的幻觉。（《一个幻觉的未来》，弗洛伊德著）他们的重复不无道理，对正常的痴迷，对反常的焦虑，使得人们格外迷恋钟形曲线的对称性，波峰波谷的节奏感。而这些很可能全是幻觉。
在今天，在你我周围，预言的失败已经造成两大后果。一个是对未来的麻木不仁，另一个是对现实的疑神疑鬼—过于剧烈的社会变化，让人误以为每一个事件都像是导火索。不约而同地，几位教授朋友都对我说，最近有“风雨欲来的感觉”。我忍不住就反问，这种感觉是不是年年都有？
在预言未来的领域，人类的知识是不是彻底缴械了？并非如此。一门新的学科正在走向预言的前台，它叫“社会物理学”。望文生义，所谓社会物理学，就是用物理学之类的“硬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学政治学这样的“软科学”。
其实严格来说，这门学问并不新。早在17世纪，像霍布斯笛卡尔都设想过用物理法则解决人类问题，他们算得上最早的社会物理学家。所以，现代的社会物理学家新在技术，而非思路。他们有不错的工具可用，除了概率论和统计学这样的数学，热力学、量子力学这样的物理，还有博弈论、自组织、临界、相变等等新奇玩意儿。我是在读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时注意到这一新动向的。谢林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研究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国城市时发现，种族隔离现象并非像人们想当然的那样，是种族主义作祟的结果。他借用物理学中常见的水-油两相的小模型证明，只要一个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元体”，例如黑人与白人，就算最初他们是均匀混居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演变出相互分立的区域。他的这一研究思路给后来者极大的启发：即使将人看做没有七情六欲的原子，只要他们聚在一起，构成了团体或社会，仍然有正确预测他们行动的可能。
所以，风雨欲来的感觉不重要—要找准风雨的模式。
如果没有特别注明，我会以为这段文字写于2008年。而事实上，标注的时间是1929年10月30日。萨克斯笔下的“昨天”，就是全球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来临的标志日—“黑色星期二”。那一天，140亿美元人间蒸发，11个华尔街金融家自杀，数以千计的人从高楼跃下。绝大多数在1929年入市的股民，将不得不耗尽他们的后半生才能赢回票面。连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也未能幸免。他在一周之前还信心满满地宣布，美国经济已经登上了一个“永久的高地”，一周之后他就损失了将近800万的资产。三年后，美国的国民收入缩水一半，费雪到死都一文不名。
没有多少人预见到黑色星期二的到来，遑论这一天对未来有何意义。也没有多少人抱怨像费雪那样的以经济学之名预言未来的人。巴黎的纨绔子弟萨克斯只是阖上了他的笔记本，赶紧去找一生中第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多年后，他以日记为底稿写了一本书，来缅怀自己从1919年到1929年的锦绣年华，书名叫《充满幻觉的浮华时代》。而他本人的悲剧似乎在他结束日记后才上演：身为犹太珠宝商的儿子，却受雇于盖世太保，从事黑市交易。后因弄虚作假被捕入狱。1945年德国战败前，在监狱的一次转移行动中他手脚略有迟缓，即遭看守击毙。
1919至1929，那是一战结束后的十年，以中产阶级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生活似乎焕发着晚霞一般耀眼的余辉。可是，“幻觉，幻觉”，萨克斯不时嗫嚅的字眼，像挥之不去的噪音，构成了他所追忆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嘲弄了人们的政治理性，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将嘲弄一次。然而，被大萧条嘲弄的经济理性，受到嘲弄的次数远不止一两回。不甘失败的经济学家发明了“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之类的概念，试图用它来给混乱套上秩序的辔头。但没有人能够借助这样的“规律”准确地预知未来。1987年的股市崩盘，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的网络泡沫，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规律”是安慰创伤的致幻剂，除了产生更多的幻觉，对未来毫无意义。
经济学家无能，历史学家也没用。他们掌握的数据无疑最多，面对一次次失败的预言却丧失了自信。所以他们分化成了两类，一类是借古讽今的寓言家，另一类是擅写故事的说书人。概率论者和统计学家或许有些用处。可惜，在他们看来，就数据收集而言，现代社会的失败和成功都不够多。心理学家干脆重复，幻觉，幻觉。哪儿有什么未来？根本全是偏执造成的幻觉。（《一个幻觉的未来》，弗洛伊德著）他们的重复不无道理，对正常的痴迷，对反常的焦虑，使得人们格外迷恋钟形曲线的对称性，波峰波谷的节奏感。而这些很可能全是幻觉。
在今天，在你我周围，预言的失败已经造成两大后果。一个是对未来的麻木不仁，另一个是对现实的疑神疑鬼—过于剧烈的社会变化，让人误以为每一个事件都像是导火索。不约而同地，几位教授朋友都对我说，最近有“风雨欲来的感觉”。我忍不住就反问，这种感觉是不是年年都有？
在预言未来的领域，人类的知识是不是彻底缴械了？并非如此。一门新的学科正在走向预言的前台，它叫“社会物理学”。望文生义，所谓社会物理学，就是用物理学之类的“硬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学政治学这样的“软科学”。
其实严格来说，这门学问并不新。早在17世纪，像霍布斯笛卡尔都设想过用物理法则解决人类问题，他们算得上最早的社会物理学家。所以，现代的社会物理学家新在技术，而非思路。他们有不错的工具可用，除了概率论和统计学这样的数学，热力学、量子力学这样的物理，还有博弈论、自组织、临界、相变等等新奇玩意儿。我是在读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时注意到这一新动向的。谢林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研究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国城市时发现，种族隔离现象并非像人们想当然的那样，是种族主义作祟的结果。他借用物理学中常见的水-油两相的小模型证明，只要一个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元体”，例如黑人与白人，就算最初他们是均匀混居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演变出相互分立的区域。他的这一研究思路给后来者极大的启发：即使将人看做没有七情六欲的原子，只要他们聚在一起，构成了团体或社会，仍然有正确预测他们行动的可能。
所以，风雨欲来的感觉不重要—要找准风雨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