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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师，我们把听到你们说出‘是的！我现在明白了！’的时刻视为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片刻。当你们表现为自信而负责的成年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仍清楚地记得几年前你们初来乍到之时那种羞涩胆怯或故作老成的新生模样，这个时候我们当惊喜于这种似乎突然产生的变化带来的难以置信的感觉。”
这是牛津大学工程科学院士彭尼?普罗伯特?史密斯在《高等教育何以为“高”》书里，反思他作为导师的教学历程。文章结尾这动情的一段话，把我带回了三年前的博士毕业典礼。5月的哈佛校园阳光灿烂，草地上搭起白色的巨型帐篷，家人和朋友都身着盛装，捧着鲜花，合影留念。最特别的是在正式典礼上，教授们会逐一介绍他们指导的博士是如何从学生变为助手再变为同事，并从家人（通常是该学生的母亲或孩子）手里接过博士帽，戴在学生头上以示毕业。导师帮我戴博士帽的那一刻终生难忘，至今在写每一篇文章，做每一个重要决定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导师会提出哪些质疑？哪里是我思想的“盲区”，或最容易被攻击的地方？我该如何为自己的观点或决定辩护？
这种导师制的训练源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等学生之间的对话，兴盛于牛津大学的住宿制学院，被誉为教学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宝石。伴随着大学扩招、财政缩水、研究生助教以及工科“学徒制”的兴起，这颗古老的瑰宝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它的光彩？
学生无处藏身
牛津式导师制是由导师单独为一名或两名学生进行指导的教学过程。导师通常是资深教授，也包括年轻学者，地点在导师的私人办公室或工作间，频率大多是每周一次，每次1个小时左右，时间根据师生互动的程度可以灵活地延长或缩短。导师预先给学生布置书单及论文题目，学生用一周的时间泡在图书馆。《高等教育何以为“高”》举例谈到在准备一篇关于水压系统的生物学文章时，学生做梦都感受到海水的起伏。与导师见面时，学生大声朗读自己的论文（或其中章节），导师可随时打断并提出问题，学生则为自己的观点辩论。这种高强度的学术活动，因为1：1或1：2的师生比例，让每个学生都觉得“无处藏身”，任何准备不充分，或逻辑不严密都会暴露在导师面前。
《高等教育何以为“高”》提到了一次尴尬的师生讨论。在导师提出一个问题后，两名学生足足沉默了三分钟。在“冷场”期间，一名学生在纸上写写画画，导师以为这是努力思考的表现，结果发现纸上写的是“买某某牌香水及某某牌项链”。为避免这种尴尬而低效的讨论，有的导师会要求学生在见面前先提交论文，学生不能按时或保质地完成论文，见面就会被延期或取消。有时因为患病、家里出事，或临近考试的复习压力太大，学生会申请延期，导师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批准。
导师制里的师生互动也是一种私人交往，学生会看到导师的办公桌、藏书、电脑、家人照片，以及各种旅游或得奖的纪念品，这给学生留下的深刻印象可以是一种理念或一种解释，一种观点或一个事实，一个玩笑或一块饼干，一杯咖啡或一杯饮品……我在哈佛读博时对一位统计系教授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电脑屏保，居然是通过联网参与超级计算，以发现太空里是否存在外星人。其他有趣事包括他喜欢放Bob Dylan的歌，年轻时组过摇滚乐队，在香港教过高中数学，会说粤语，他喜欢我用繁体字回复“恭喜发财”……
虽然每次我去见导师或其他教授时，总是带着写好的论文或一堆问题，但《高等教育何以为“高”》提到，有时这种交往变得太不正式——学生穿着睡衣端着一杯茶就来参加，没有完成阅读或论文也可以信口开河地跟导师侃一个小时;导师烟瘾太大，学生只得在他的吞云吐雾里度过这个小时，毕业后只记得导师办公室的烟味。更为敏感的是早期大学师生都是男性，后来有了女性入学，一对一的单独见面可能引发性骚扰等麻烦。我曾认识一位从西班牙来哈佛商学院访学的女学者，她跟某教授喝了几次咖啡，有一天很激动地控诉这位教授有越界的言行。然而这种事很难取证及展开调查，当事人双方也有不同的说辞。我后来听说，这位女学者被指责写邮件诽谤威胁（Blackmail）这位教授。
即使没有这些麻烦，此书作者在1999～2000年对40多位牛津学生的访谈里，发现导师制的效果存在性别差异。男生通常更自信，在跟导师的辩论时更容易坚持自己的观点，连声音都更为洪亮。除了性别，导师制的效果还因家庭背景而出现差异。家境良好、从私立高中毕业的学生，早把每周阅读大量资料并写一篇短文当作“家常便饭”，跟老师（或父母聘请的家教）进行一对一的讨论也习以为常。
对来自工薪家庭、从普通中学毕业、更适应大班教学的学生而言，缺乏广泛阅读、短文写作、公开演讲或辩论的训练。这些学生刚开始单独面对一位资深教授时会压力山大，仅跟他们辩论的想法就足够“令人窒息”。但即使是女性、毕业于普通中学或生性腼腆，克服了因性别、出身或性格带来的羞涩，真正沉浸在学习钻研中，敢于在教授面前提出并捍卫自己的观点，就能从这种导师制里获益非浅。《向前一步》作者、脸书COO谢丽尔?桑德伯格初进哈佛，她觉得自己太弱了，居然不会拉丁语。但她没有胆怯，师从经济学家萨默斯教授（原哈佛大学校长）后，不仅以优异成绩毕业，还跟着萨默斯前往华盛顿工作，成为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之一。
变味前赶紧享用
女性和弱势群体的入学人数增多，反映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这只是导师制面临的众多冲击之一。大学经费的上升速度赶不上扩招的节奏，《高等教育何以为“高”》提到英国高等教育用于本科教学的人均支出在20年里下降了40%，给牛津导师制也带来了捉襟见肘的困境，不得不“用以前一半的成本来教比以前多出一倍的学生”。这种困境其实哈佛在150多年前就遇到了，解决方案是用研究生助教分担导师的部分教学工作。教授虽然还保留单独辅导学生的时间，但只指导写论文阶段的博士生，或把时间缩短为每人15分钟。这种导师制与牛津的“原版”相比，像酒掺了水，味道不那么香醇。难怪《高等教育何以为“高”》提醒学生们趁导师制还没有“变味”，没因成本昂贵而减少时间、被助教替代或彻底取消之前，赶紧享用。
所幸这15分钟的讨论时间是下限，有的教授喜欢花时间辅导学生。我的导师开设《教育经济学》，选修人数100多，他会在每节课后邀请不同的学生共进午餐，试图记住每个人的名字。我对去哈佛经济系听课有疑虑，他就专门请刚从经济系获得博士的年轻女教授，共同帮我打造一份经济系选课计划。在我当他助教时，6名博士生组成了助教小组，每周共用相同的讲义和习题，每次批改作业前还集体讨论评分标准，以保证打分的公允。通常我们会随机挑选出几份作业，隐去学生名字，每个助教打分后，给分最高与最低的两人辩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并用这种标准批改剩下的作业。最近我读到谷歌人力高管的《工作规则》一书，发现谷歌的绩效考评使用了同样的办法，让经理们在评分时保持一致的标准，避免出现特别的严苛或松懈。这套行之有效的评分方法，原来当年我导师的助教小组早已用上了。
助教小组里还有不少充满人情味的活动，听老师分享他60多岁才学西班牙语的经历，给打印资料、发邮件、订教室的行政秘书送感谢卡，去印度饭馆的期末聚餐让导师首次尝试了放有香料的印度茶……这些师生交往小事令人难忘，获益者是研究生助教，这些都是他们将要去世界各地传播知识时体会的经历。我现在站在黑板前给北京高中生讲《教育经济学》，在咖啡馆里跟在校或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谈未来的职业与人生选择时，都会不经意地用上导师的方法，学他那样提问：“这篇论文的作者有哪些明显或隐含的假设？哪些你认为有说服力？哪些你认为站不住脚？有什么文献或数据支撑你的这些观点？”“请告诉我，你5年或10年后理想的工作或人生状态是什么样的？”
责任编辑：尹颖尧
这是牛津大学工程科学院士彭尼?普罗伯特?史密斯在《高等教育何以为“高”》书里，反思他作为导师的教学历程。文章结尾这动情的一段话，把我带回了三年前的博士毕业典礼。5月的哈佛校园阳光灿烂，草地上搭起白色的巨型帐篷，家人和朋友都身着盛装，捧着鲜花，合影留念。最特别的是在正式典礼上，教授们会逐一介绍他们指导的博士是如何从学生变为助手再变为同事，并从家人（通常是该学生的母亲或孩子）手里接过博士帽，戴在学生头上以示毕业。导师帮我戴博士帽的那一刻终生难忘，至今在写每一篇文章，做每一个重要决定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导师会提出哪些质疑？哪里是我思想的“盲区”，或最容易被攻击的地方？我该如何为自己的观点或决定辩护？
这种导师制的训练源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等学生之间的对话，兴盛于牛津大学的住宿制学院，被誉为教学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宝石。伴随着大学扩招、财政缩水、研究生助教以及工科“学徒制”的兴起，这颗古老的瑰宝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它的光彩？
学生无处藏身
牛津式导师制是由导师单独为一名或两名学生进行指导的教学过程。导师通常是资深教授，也包括年轻学者，地点在导师的私人办公室或工作间，频率大多是每周一次，每次1个小时左右，时间根据师生互动的程度可以灵活地延长或缩短。导师预先给学生布置书单及论文题目，学生用一周的时间泡在图书馆。《高等教育何以为“高”》举例谈到在准备一篇关于水压系统的生物学文章时，学生做梦都感受到海水的起伏。与导师见面时，学生大声朗读自己的论文（或其中章节），导师可随时打断并提出问题，学生则为自己的观点辩论。这种高强度的学术活动，因为1：1或1：2的师生比例，让每个学生都觉得“无处藏身”，任何准备不充分，或逻辑不严密都会暴露在导师面前。
《高等教育何以为“高”》提到了一次尴尬的师生讨论。在导师提出一个问题后，两名学生足足沉默了三分钟。在“冷场”期间，一名学生在纸上写写画画，导师以为这是努力思考的表现，结果发现纸上写的是“买某某牌香水及某某牌项链”。为避免这种尴尬而低效的讨论，有的导师会要求学生在见面前先提交论文，学生不能按时或保质地完成论文，见面就会被延期或取消。有时因为患病、家里出事，或临近考试的复习压力太大，学生会申请延期，导师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批准。
导师制里的师生互动也是一种私人交往，学生会看到导师的办公桌、藏书、电脑、家人照片，以及各种旅游或得奖的纪念品，这给学生留下的深刻印象可以是一种理念或一种解释，一种观点或一个事实，一个玩笑或一块饼干，一杯咖啡或一杯饮品……我在哈佛读博时对一位统计系教授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电脑屏保，居然是通过联网参与超级计算，以发现太空里是否存在外星人。其他有趣事包括他喜欢放Bob Dylan的歌，年轻时组过摇滚乐队，在香港教过高中数学，会说粤语，他喜欢我用繁体字回复“恭喜发财”……
虽然每次我去见导师或其他教授时，总是带着写好的论文或一堆问题，但《高等教育何以为“高”》提到，有时这种交往变得太不正式——学生穿着睡衣端着一杯茶就来参加，没有完成阅读或论文也可以信口开河地跟导师侃一个小时;导师烟瘾太大，学生只得在他的吞云吐雾里度过这个小时，毕业后只记得导师办公室的烟味。更为敏感的是早期大学师生都是男性，后来有了女性入学，一对一的单独见面可能引发性骚扰等麻烦。我曾认识一位从西班牙来哈佛商学院访学的女学者，她跟某教授喝了几次咖啡，有一天很激动地控诉这位教授有越界的言行。然而这种事很难取证及展开调查，当事人双方也有不同的说辞。我后来听说，这位女学者被指责写邮件诽谤威胁（Blackmail）这位教授。
即使没有这些麻烦，此书作者在1999～2000年对40多位牛津学生的访谈里，发现导师制的效果存在性别差异。男生通常更自信，在跟导师的辩论时更容易坚持自己的观点，连声音都更为洪亮。除了性别，导师制的效果还因家庭背景而出现差异。家境良好、从私立高中毕业的学生，早把每周阅读大量资料并写一篇短文当作“家常便饭”，跟老师（或父母聘请的家教）进行一对一的讨论也习以为常。
对来自工薪家庭、从普通中学毕业、更适应大班教学的学生而言，缺乏广泛阅读、短文写作、公开演讲或辩论的训练。这些学生刚开始单独面对一位资深教授时会压力山大，仅跟他们辩论的想法就足够“令人窒息”。但即使是女性、毕业于普通中学或生性腼腆，克服了因性别、出身或性格带来的羞涩，真正沉浸在学习钻研中，敢于在教授面前提出并捍卫自己的观点，就能从这种导师制里获益非浅。《向前一步》作者、脸书COO谢丽尔?桑德伯格初进哈佛，她觉得自己太弱了，居然不会拉丁语。但她没有胆怯，师从经济学家萨默斯教授（原哈佛大学校长）后，不仅以优异成绩毕业，还跟着萨默斯前往华盛顿工作，成为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之一。
变味前赶紧享用
女性和弱势群体的入学人数增多，反映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这只是导师制面临的众多冲击之一。大学经费的上升速度赶不上扩招的节奏，《高等教育何以为“高”》提到英国高等教育用于本科教学的人均支出在20年里下降了40%，给牛津导师制也带来了捉襟见肘的困境，不得不“用以前一半的成本来教比以前多出一倍的学生”。这种困境其实哈佛在150多年前就遇到了，解决方案是用研究生助教分担导师的部分教学工作。教授虽然还保留单独辅导学生的时间，但只指导写论文阶段的博士生，或把时间缩短为每人15分钟。这种导师制与牛津的“原版”相比，像酒掺了水，味道不那么香醇。难怪《高等教育何以为“高”》提醒学生们趁导师制还没有“变味”，没因成本昂贵而减少时间、被助教替代或彻底取消之前，赶紧享用。
所幸这15分钟的讨论时间是下限，有的教授喜欢花时间辅导学生。我的导师开设《教育经济学》，选修人数100多，他会在每节课后邀请不同的学生共进午餐，试图记住每个人的名字。我对去哈佛经济系听课有疑虑，他就专门请刚从经济系获得博士的年轻女教授，共同帮我打造一份经济系选课计划。在我当他助教时，6名博士生组成了助教小组，每周共用相同的讲义和习题，每次批改作业前还集体讨论评分标准，以保证打分的公允。通常我们会随机挑选出几份作业，隐去学生名字，每个助教打分后，给分最高与最低的两人辩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并用这种标准批改剩下的作业。最近我读到谷歌人力高管的《工作规则》一书，发现谷歌的绩效考评使用了同样的办法，让经理们在评分时保持一致的标准，避免出现特别的严苛或松懈。这套行之有效的评分方法，原来当年我导师的助教小组早已用上了。
助教小组里还有不少充满人情味的活动，听老师分享他60多岁才学西班牙语的经历，给打印资料、发邮件、订教室的行政秘书送感谢卡，去印度饭馆的期末聚餐让导师首次尝试了放有香料的印度茶……这些师生交往小事令人难忘，获益者是研究生助教，这些都是他们将要去世界各地传播知识时体会的经历。我现在站在黑板前给北京高中生讲《教育经济学》，在咖啡馆里跟在校或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谈未来的职业与人生选择时，都会不经意地用上导师的方法，学他那样提问：“这篇论文的作者有哪些明显或隐含的假设？哪些你认为有说服力？哪些你认为站不住脚？有什么文献或数据支撑你的这些观点？”“请告诉我，你5年或10年后理想的工作或人生状态是什么样的？”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