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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先生曾说过：“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或许这便是《边城》注定是个悲剧的原发点吧！品读《边城》，能从文中品出悲剧的三重况味——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交织在湘西古镇，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凄美的《边城》。
一、深沉的社会悲剧
《边城》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山清水秀、白云环绕、美不胜收的湘西，一个桃花源式的边陲小镇，一座圣洁的白色小塔守护着一方水土。这是一个美丽而又封闭的社会，是一个思维传统的原生态社会，任何外来的、新奇的、不合传统的思想都会在这里碰壁。因而，无论是十五年前的老船夫的独生女，背着那憨厚老实的父亲，同一个茶峒屯戍军人有染，怀上孩子，又想私奔，都是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不容，最后军人服毒自杀，女人生下翠翠后，也到溪边吃几口凉水，跟随军人而去；还是十五年后的少女翠翠与天保、傩送兄弟之间的情感纠葛，且不说门不当户不对，也要受到传统的社会力量的影响和制约，结局注定是一幕悲剧。
两代人的爱情都在悲情演绎，而且是那么地悲壮，那么地惨烈。“爱情至上”到底意义何在？难道“倩女”一定就“幽魂”吗？看了《孔雀东南飞》与《梁祝》的殉情，《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冢，我们就会明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古训。他们对爱情都是那么执着，那么的孜孜以求，但是否一切早已注定，是否前世的冤孽要在今世报应。在现实中总会有一些事被阴差阳错，张冠李戴，是那样的偶然，又是那样的必然。就像那白色的小塔在一夜之间突然倒塌，虽后来修复，但不再“从前”。爱情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湘西的社会，一个夹杂着浓厚苗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传统、封闭的社会。
沈从文先生作品悲剧意识的核心是古老的优秀传统的横遭破坏与日趋毁灭，因此，任何的新生思想、新生事物都会着上深沉的社会铬印，在变迁着的动荡中，演绎着社会的悲剧，爱情也不例外。
二、良善的性格悲剧
“性格决定命运”，此话不假。在美丽的边城生活着一群淳朴善良的人们，无论是贫富军民，无一例外。翠翠的妈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子。勇敢，与驻屯军人之间掀起一场浪漫多情的自由恋爱；犹豫，没有承受指责的勇气，没有离开远走的勇气；执着，在无意苛责中为了爱情的执着却终生不得安生，终于在生下翠翠后，吃了很多冷水，随那早已服毒的军人去了，留下性格的遗憾，留下悲剧的叹息。
再说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亦是由于各自良善的性格酿下惨痛的悲剧。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表现了诚朴善良的传统美德）。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自责，无法原谅自己，哥哥的死多多少少与自己相关）。大老和二老分别具有“自弃和负气”的性格，“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负气”则是捍卫传统，在“自弃和负气”中，大老死去，二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留下翠翠只有等待，而翠翠的“优美、自然而不悖于人性”的性格不正是自身的悲剧根源吗？
三、无奈的命运悲剧
天真活泼、灵秀逼人的翠翠，有着世人所能想到和不能想到的身为一个苗族女子所具有的一切优点，她所生长的那一片风景优美如画的土地，又是那样民风淳朴良善温厚的净土，论理把这样的好人儿在这样的好地方应当幸福而快乐，然而，翠翠身上所展示的是一个深刻而又无奈的命运悲剧。
翠翠本是一个从悲剧中诞生的产物，这对她本身的命运走向就含有一种预设性的影响。她是母亲留在人世代她尽孝的延续，生来就肩负着陪伴老船夫的使命。而生命的成长，翠翠要离开祖父开始自己的生活，然而她天生的使命、命运的安排，却不容她离开祖父，除非死亡，让大自然带走她的祖父。然而在她的生命中又有两个男人，天保和傩送，两难选择中又一无所有，只有无奈地等待，命运的悲剧笼罩着她。
天保的结局也着上悲命悲剧的烙印，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会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也许在二老傩送看来，翠翠就像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赌气出走了，命运悲剧让一切都变得那么无奈，那么迷离。
沈从文先生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这作品或者只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一种勇气和信心。”（《从文学说习作选·代序》）可见，沈从文先生本来不是把《边城》当作一部悲剧来写的，但他无意地、不自觉地把它写成一首三种悲剧交织的哀惋凄美、旋律跌宕的牧歌！
鄒瑜，李克难，教师，现居湖北武穴。
一、深沉的社会悲剧
《边城》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山清水秀、白云环绕、美不胜收的湘西，一个桃花源式的边陲小镇，一座圣洁的白色小塔守护着一方水土。这是一个美丽而又封闭的社会，是一个思维传统的原生态社会，任何外来的、新奇的、不合传统的思想都会在这里碰壁。因而，无论是十五年前的老船夫的独生女，背着那憨厚老实的父亲，同一个茶峒屯戍军人有染，怀上孩子，又想私奔，都是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不容，最后军人服毒自杀，女人生下翠翠后，也到溪边吃几口凉水，跟随军人而去；还是十五年后的少女翠翠与天保、傩送兄弟之间的情感纠葛，且不说门不当户不对，也要受到传统的社会力量的影响和制约，结局注定是一幕悲剧。
两代人的爱情都在悲情演绎，而且是那么地悲壮，那么地惨烈。“爱情至上”到底意义何在？难道“倩女”一定就“幽魂”吗？看了《孔雀东南飞》与《梁祝》的殉情，《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冢，我们就会明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古训。他们对爱情都是那么执着，那么的孜孜以求，但是否一切早已注定，是否前世的冤孽要在今世报应。在现实中总会有一些事被阴差阳错，张冠李戴，是那样的偶然，又是那样的必然。就像那白色的小塔在一夜之间突然倒塌，虽后来修复，但不再“从前”。爱情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湘西的社会，一个夹杂着浓厚苗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传统、封闭的社会。
沈从文先生作品悲剧意识的核心是古老的优秀传统的横遭破坏与日趋毁灭，因此，任何的新生思想、新生事物都会着上深沉的社会铬印，在变迁着的动荡中，演绎着社会的悲剧，爱情也不例外。
二、良善的性格悲剧
“性格决定命运”，此话不假。在美丽的边城生活着一群淳朴善良的人们，无论是贫富军民，无一例外。翠翠的妈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子。勇敢，与驻屯军人之间掀起一场浪漫多情的自由恋爱；犹豫，没有承受指责的勇气，没有离开远走的勇气；执着，在无意苛责中为了爱情的执着却终生不得安生，终于在生下翠翠后，吃了很多冷水，随那早已服毒的军人去了，留下性格的遗憾，留下悲剧的叹息。
再说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亦是由于各自良善的性格酿下惨痛的悲剧。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表现了诚朴善良的传统美德）。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自责，无法原谅自己，哥哥的死多多少少与自己相关）。大老和二老分别具有“自弃和负气”的性格，“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负气”则是捍卫传统，在“自弃和负气”中，大老死去，二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留下翠翠只有等待，而翠翠的“优美、自然而不悖于人性”的性格不正是自身的悲剧根源吗？
三、无奈的命运悲剧
天真活泼、灵秀逼人的翠翠，有着世人所能想到和不能想到的身为一个苗族女子所具有的一切优点，她所生长的那一片风景优美如画的土地，又是那样民风淳朴良善温厚的净土，论理把这样的好人儿在这样的好地方应当幸福而快乐，然而，翠翠身上所展示的是一个深刻而又无奈的命运悲剧。
翠翠本是一个从悲剧中诞生的产物，这对她本身的命运走向就含有一种预设性的影响。她是母亲留在人世代她尽孝的延续，生来就肩负着陪伴老船夫的使命。而生命的成长，翠翠要离开祖父开始自己的生活，然而她天生的使命、命运的安排，却不容她离开祖父，除非死亡，让大自然带走她的祖父。然而在她的生命中又有两个男人，天保和傩送，两难选择中又一无所有，只有无奈地等待，命运的悲剧笼罩着她。
天保的结局也着上悲命悲剧的烙印，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会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也许在二老傩送看来，翠翠就像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赌气出走了，命运悲剧让一切都变得那么无奈，那么迷离。
沈从文先生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这作品或者只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一种勇气和信心。”（《从文学说习作选·代序》）可见，沈从文先生本来不是把《边城》当作一部悲剧来写的，但他无意地、不自觉地把它写成一首三种悲剧交织的哀惋凄美、旋律跌宕的牧歌！
鄒瑜，李克难，教师，现居湖北武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