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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四次婚姻
与旧时代的封建家庭一样，孙中山在年少时也经由父母指婚，与卢慕贞结为夫妻，她为孙中山生下了孙科、孙娫和孙婉。后来，随着孙中山思想观念的转变，二人逐渐分道扬镳。
与孙中山离婚后，心地淳朴善良的卢慕贞表示理解孙中山的决定，并告诫比宋庆龄年龄长的儿子孙科要尊重宋庆龄。 除了一子二女，孙中山还有一个日本女儿。
1898年孙中山旅日期间，与邻居家11岁的幼女大月薰相识，孙中山对大月薰日久生情，并于1903年，在大月薰年满16岁时与其结婚。三年后，大月薰生育一女，名为富美子，后来孙中山因事离开日本，自此就再也没能见过母女俩。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大月薰在多年联系不上孙中山以及失去经济资助的困境下，只能将5岁的富美子寄托在横滨保士谷区做酒业生意的宫川梅吉家当养女，而她自己也只能隐姓埋名远嫁他乡。
作为孙中山的“红颜知己”，陈粹芬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早些年间，在香港读书的孙中山在一次教会活动中，认识了18岁女子陈粹芬。陈粹芬出生于香港新界的屯门，她虽然没有读书识字，但为人机智果敢。她对孙中山的豪言壮语和才识见地都十分钦慕。在此后的17年，孙中山为了革命，一直辗转于加拿大、日本、檀香山及中国香港等地。陈粹芬一直陪伴在他左右，一直扮演着护士与卫士的角色，照顾着孙中山的起居饮食。
孙中山在早些年间策划的武装起义，都是在陈粹芬的协助下完成的。从烧饭做菜到洗衣服到冒着生命危险联络革命事宜，陈粹芬毫无怨言，即使两人一辈子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事业的顶峰时期，陈粹芬却悄然离去，独自一人前往马来西亚，并在当地收养了一个养女，自此欢度余年。1949年，陈粹芬偕女儿一家重返中国香港，孙氏族人对她视如家人，并载入孙姓族谱。
在孙中山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里，陪伴他的是宋庆龄。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更多的是对于革命信仰的一种相互认同。
孙中山病逝后，宋庆龄还在积极从事革命事业，特别是在看清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意图之后，宋庆龄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了反抗的队伍中来。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后一直热心从事儿童事业，她所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是新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之一。
1981年，宋庆龄在北京逝世，遵照她的遗言，她的骨灰被安葬在了上海万国公墓其父母陵墓的东侧。
孙科：从政治中心到落魄半生
孙科是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在孙氏家族和国民政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是国民政府的核心高官。
在孙中山逝世后，孙中山生前所信任的蒋介石逐渐成为国民政府的军政核心，而作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当时在国民政府中也有着很高的声望，这无疑在蒋介石眼中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蒋介石可谓是“又恨又怕”。
孙科1891年10月20日出生于翠亨村，在檀香山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孙中山对于这个独子的教育问题一向非常关注，据孙科回忆：“父亲有一次从英国回来，途经檀香山，带给我100多本英文版的世界名著，命我勤读。我的英文修养，可说都在那时打下了根基。”也正是孙中山的倾心教导，培养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
在解放战争时期，身为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一度力主和谈，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后来蒋介石败退台湾之时，曾千方百计阻挠孙科回台湾，为此，孙科只能被迫移居海外。
由于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孙科在海外生活异常艰辛，据说当时孙科夫妇的远行定居费用是靠卖房子拼凑，但即便是这样，孙科也没有寻求蒋介石的帮助。
1952年，孙科移居美国，担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此时，孙科已经人到暮年，加之体弱多病，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1965年，当蒋介石听说孙科有意回归大陆时，紧张地派人将他请回台湾，不仅提名其出任“考试院长”，还把阳明山自己住过的房子送给他作为公馆，并亲自指示说，孙科回台的一切经费都由“总统府”支付。
与孙科夫妇一同回台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孙治平和孙治强。虽然他们是“国父”的子孙，但他们在台湾的境遇与其父孙科相比，更是“每况愈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一直不被当局所重用，孙治平最终选择移居香港，而孙治强虽留在台湾，但却因经济拮据，一度为看病的医药费而发愁。
如今，孙科长子孙治平只留下了一个儿子，这名叫作孙国雄的孙氏后代，目前在美国洛杉矶生活，孙国雄曾经做过特技演员，在跑龙套的日子里，孙国雄一天只能拿到16美元的薪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孙国雄在洛杉矶成立了一家特技培训公司，自己当起了“教练”，除此之外，孙国雄还积极弘扬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念，推动大陆文化教育福利事业的开展，致力于孙中山文教福利基金会的活动。
虽然事业起步的日子过得无比艰辛，但孙国雄回忆起那段时光，仍旧十分满意，他认为“孙中山的后代做特技演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摘自《齐鲁周刊》）
与旧时代的封建家庭一样，孙中山在年少时也经由父母指婚，与卢慕贞结为夫妻，她为孙中山生下了孙科、孙娫和孙婉。后来，随着孙中山思想观念的转变，二人逐渐分道扬镳。
与孙中山离婚后，心地淳朴善良的卢慕贞表示理解孙中山的决定，并告诫比宋庆龄年龄长的儿子孙科要尊重宋庆龄。 除了一子二女，孙中山还有一个日本女儿。
1898年孙中山旅日期间，与邻居家11岁的幼女大月薰相识，孙中山对大月薰日久生情，并于1903年，在大月薰年满16岁时与其结婚。三年后，大月薰生育一女，名为富美子，后来孙中山因事离开日本，自此就再也没能见过母女俩。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大月薰在多年联系不上孙中山以及失去经济资助的困境下，只能将5岁的富美子寄托在横滨保士谷区做酒业生意的宫川梅吉家当养女，而她自己也只能隐姓埋名远嫁他乡。
作为孙中山的“红颜知己”，陈粹芬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早些年间，在香港读书的孙中山在一次教会活动中，认识了18岁女子陈粹芬。陈粹芬出生于香港新界的屯门，她虽然没有读书识字，但为人机智果敢。她对孙中山的豪言壮语和才识见地都十分钦慕。在此后的17年，孙中山为了革命，一直辗转于加拿大、日本、檀香山及中国香港等地。陈粹芬一直陪伴在他左右，一直扮演着护士与卫士的角色，照顾着孙中山的起居饮食。
孙中山在早些年间策划的武装起义，都是在陈粹芬的协助下完成的。从烧饭做菜到洗衣服到冒着生命危险联络革命事宜，陈粹芬毫无怨言，即使两人一辈子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事业的顶峰时期，陈粹芬却悄然离去，独自一人前往马来西亚，并在当地收养了一个养女，自此欢度余年。1949年，陈粹芬偕女儿一家重返中国香港，孙氏族人对她视如家人，并载入孙姓族谱。
在孙中山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里，陪伴他的是宋庆龄。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更多的是对于革命信仰的一种相互认同。
孙中山病逝后，宋庆龄还在积极从事革命事业，特别是在看清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意图之后，宋庆龄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了反抗的队伍中来。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后一直热心从事儿童事业，她所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是新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之一。
1981年，宋庆龄在北京逝世，遵照她的遗言，她的骨灰被安葬在了上海万国公墓其父母陵墓的东侧。
孙科：从政治中心到落魄半生
孙科是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在孙氏家族和国民政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是国民政府的核心高官。
在孙中山逝世后，孙中山生前所信任的蒋介石逐渐成为国民政府的军政核心，而作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当时在国民政府中也有着很高的声望，这无疑在蒋介石眼中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蒋介石可谓是“又恨又怕”。
孙科1891年10月20日出生于翠亨村，在檀香山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孙中山对于这个独子的教育问题一向非常关注，据孙科回忆：“父亲有一次从英国回来，途经檀香山，带给我100多本英文版的世界名著，命我勤读。我的英文修养，可说都在那时打下了根基。”也正是孙中山的倾心教导，培养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
在解放战争时期，身为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一度力主和谈，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后来蒋介石败退台湾之时，曾千方百计阻挠孙科回台湾，为此，孙科只能被迫移居海外。
由于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孙科在海外生活异常艰辛，据说当时孙科夫妇的远行定居费用是靠卖房子拼凑，但即便是这样，孙科也没有寻求蒋介石的帮助。
1952年，孙科移居美国，担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此时，孙科已经人到暮年，加之体弱多病，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1965年，当蒋介石听说孙科有意回归大陆时，紧张地派人将他请回台湾，不仅提名其出任“考试院长”，还把阳明山自己住过的房子送给他作为公馆，并亲自指示说，孙科回台的一切经费都由“总统府”支付。
与孙科夫妇一同回台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孙治平和孙治强。虽然他们是“国父”的子孙，但他们在台湾的境遇与其父孙科相比，更是“每况愈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一直不被当局所重用，孙治平最终选择移居香港，而孙治强虽留在台湾，但却因经济拮据，一度为看病的医药费而发愁。
如今，孙科长子孙治平只留下了一个儿子，这名叫作孙国雄的孙氏后代，目前在美国洛杉矶生活，孙国雄曾经做过特技演员，在跑龙套的日子里，孙国雄一天只能拿到16美元的薪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孙国雄在洛杉矶成立了一家特技培训公司，自己当起了“教练”，除此之外，孙国雄还积极弘扬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念，推动大陆文化教育福利事业的开展，致力于孙中山文教福利基金会的活动。
虽然事业起步的日子过得无比艰辛，但孙国雄回忆起那段时光，仍旧十分满意，他认为“孙中山的后代做特技演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摘自《齐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