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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迹象看，东亚正走上一条通往冲突乃至战争的危险道路。无论是域外大国还是区域内较小国家，大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于是，各方都打着“和平”的大旗来对付中国。美国大张旗鼓地“重返亚洲”，说是为了通过“平衡中国”而维持区域和平。日本想通过“国家正常化”来抗衡中国力量，并在这样做的时候淡化甚至合法化其发动亚洲战争的历史。
很多研究发现，区域内军事化的速度正在加速，一场军事竞赛变得不可避免。不过，军事竞争最终必然是一场零和游戏。既然很多国家视中国为“敌人”，中国也必然会做出回应，并且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回应。这样，未来东亚可能会出现两种局面：要不是冷战，就像当年美苏冷战一样；要不是局部性甚至区域性冲突。无论哪一个局面，对东亚社会来说都会是灾难性的结局。
东亚地区是如何实现和平的呢？这是西方主流社会一直回避的问题。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界、政策界和政治界尽管表面上对东亚稳定表示了高度的关切，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来回答东亚和平的问题。但对东亚社会来说，必须回答“东亚和平是如何取得的”这个问题，因为通过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意识到和平来之不易和今天东亚所处的危险局面。至少以下因素深刻影响了东亚的和平。
本区域的主流话语
第一，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波及世界各个角落。第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内在部分，而且中国也通过改革自己的体制和世界体系“接轨”。第三，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本区域内部各国政府都聚焦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第四，在这段时间里，经贸话语是本区域的主流话语，战略话语居于次要位置。
东亚的局势变化是否是因为中国的外交从“韬光养晦”走向了“有所作为”，或者如西方所说的从“温和”到“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侵略性”了？也不见得。中国的崛起自然会对区域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和中国领导层的意向没有多大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说，本区域的现存秩序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冷战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向东亚的一个“延伸”。近代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打败，失去了其大量的地缘政治利益；现在中国崛起了，又自然会影响其地缘政治的利益和基于这种利益之上的秩序的形成。
中国领导层所能做的就在于如何理性地管理自己的崛起过程。这方面，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是有高度意识的，早期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道路，近年又提出了意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大國争霸）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随着中国的崛起，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一直高涨，但中国领导层并没有毫无责任地鼓动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直到最近才变得主动一些。
国际社会一直紧盯着中国行为的每一细节。对中国来说，这既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也是好的压力，可以促成中国避免犯不必要的战略错误。不过，域外国家和区域内一些国家的行为更需要检讨，而这样的检讨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出现。
各国缺乏反躬自省
实际上，东亚局面的出现是各国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果域外大国和本区域国家不能检讨自己的行为，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检讨。
首先是美国的战略误判。东亚局势在没有美国和有美国、美国是持中立的立场还是“选边站”的立场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如果没有美国，或者美国持中立的态度，本区域国家就自然会知道如何向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进行政策调适，形成一个比较自然的区域秩序。
其次是日本统治精英把内部问题外部化，也就是把国内问题的困难转化成为外部问题。例如，小泉在其任首相期间多次祭拜靖国神社，但他当首相之前没有去，卸任之后也没有去。现在的安倍也是如此。日本一直在指责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认为这是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但日本的政治人物从来没有检讨自己的行为是如何恶化中日关系（也包括日韩关系）的。
其三，区域内一些小国家任意“挟持”美国，随意挑战中国。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人们可以“同情”一些小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而指责中国，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小国家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或者主动地或者受其他国家的鼓动而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中国和这些国家一样，一直在主权问题上不让步，但自邓小平开始的历任中国领导人，都持开放和灵活的态度来处理主权问题。但所有声索国并不理会中国的倡议，转而寻求域外大国的帮助来制衡中国。这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的开始。
其四，从外交政策的话语看，本区域的主流外交话语已经从以经贸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转变成为以军事防卫为中心的体系，这种转变也在深刻影响着各国的军事外交战略。
这也是今天人们对东亚局势普遍持悲观态度的主要原因。难道东亚的冲突和战争一定不可避免？当日本等本区域大国陷入西方战争逻辑的时候，中国则在拒绝和抵制，尽力避免陷入战争陷阱。如“修昔底德陷阱”所显示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作为本区域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责任就是追求这个“非常态”。追求这个“非常态”，要求中国不能对环境做出简单本能的反应，而是要用大历史的眼光，以理性和耐心的方式来处理。
（摘自《新华月报》）
很多研究发现，区域内军事化的速度正在加速，一场军事竞赛变得不可避免。不过，军事竞争最终必然是一场零和游戏。既然很多国家视中国为“敌人”，中国也必然会做出回应，并且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回应。这样，未来东亚可能会出现两种局面：要不是冷战，就像当年美苏冷战一样；要不是局部性甚至区域性冲突。无论哪一个局面，对东亚社会来说都会是灾难性的结局。
东亚地区是如何实现和平的呢？这是西方主流社会一直回避的问题。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界、政策界和政治界尽管表面上对东亚稳定表示了高度的关切，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来回答东亚和平的问题。但对东亚社会来说，必须回答“东亚和平是如何取得的”这个问题，因为通过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意识到和平来之不易和今天东亚所处的危险局面。至少以下因素深刻影响了东亚的和平。
本区域的主流话语
第一，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波及世界各个角落。第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内在部分，而且中国也通过改革自己的体制和世界体系“接轨”。第三，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本区域内部各国政府都聚焦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第四，在这段时间里，经贸话语是本区域的主流话语，战略话语居于次要位置。
东亚的局势变化是否是因为中国的外交从“韬光养晦”走向了“有所作为”，或者如西方所说的从“温和”到“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侵略性”了？也不见得。中国的崛起自然会对区域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和中国领导层的意向没有多大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说，本区域的现存秩序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冷战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向东亚的一个“延伸”。近代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打败，失去了其大量的地缘政治利益；现在中国崛起了，又自然会影响其地缘政治的利益和基于这种利益之上的秩序的形成。
中国领导层所能做的就在于如何理性地管理自己的崛起过程。这方面，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是有高度意识的，早期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道路，近年又提出了意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大國争霸）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随着中国的崛起，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一直高涨，但中国领导层并没有毫无责任地鼓动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直到最近才变得主动一些。
国际社会一直紧盯着中国行为的每一细节。对中国来说，这既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也是好的压力，可以促成中国避免犯不必要的战略错误。不过，域外国家和区域内一些国家的行为更需要检讨，而这样的检讨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出现。
各国缺乏反躬自省
实际上，东亚局面的出现是各国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果域外大国和本区域国家不能检讨自己的行为，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检讨。
首先是美国的战略误判。东亚局势在没有美国和有美国、美国是持中立的立场还是“选边站”的立场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如果没有美国，或者美国持中立的态度，本区域国家就自然会知道如何向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进行政策调适，形成一个比较自然的区域秩序。
其次是日本统治精英把内部问题外部化，也就是把国内问题的困难转化成为外部问题。例如，小泉在其任首相期间多次祭拜靖国神社，但他当首相之前没有去，卸任之后也没有去。现在的安倍也是如此。日本一直在指责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认为这是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但日本的政治人物从来没有检讨自己的行为是如何恶化中日关系（也包括日韩关系）的。
其三，区域内一些小国家任意“挟持”美国，随意挑战中国。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人们可以“同情”一些小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而指责中国，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小国家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或者主动地或者受其他国家的鼓动而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中国和这些国家一样，一直在主权问题上不让步，但自邓小平开始的历任中国领导人，都持开放和灵活的态度来处理主权问题。但所有声索国并不理会中国的倡议，转而寻求域外大国的帮助来制衡中国。这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的开始。
其四，从外交政策的话语看，本区域的主流外交话语已经从以经贸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转变成为以军事防卫为中心的体系，这种转变也在深刻影响着各国的军事外交战略。
这也是今天人们对东亚局势普遍持悲观态度的主要原因。难道东亚的冲突和战争一定不可避免？当日本等本区域大国陷入西方战争逻辑的时候，中国则在拒绝和抵制，尽力避免陷入战争陷阱。如“修昔底德陷阱”所显示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作为本区域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责任就是追求这个“非常态”。追求这个“非常态”，要求中国不能对环境做出简单本能的反应，而是要用大历史的眼光，以理性和耐心的方式来处理。
（摘自《新华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