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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必要性分析
1.高等教育财政危机与教育本质上的成本递增之间的矛盾
教育经济学理论认为，教育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一种成本递增的产业。尽管教育被认为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不像交通运输业、制造业、通讯业等行业那样与技术更新的程度密切相关,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该而且必须反映并代表社会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科技水平。因此,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和手段,配置先进的教学仪器和设备,特别是为高等教育界的师资提供令人羡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吸引优秀人才,是高等教育能否培养出高质量、高水平人才的关键。理论界普遍认为,处于稳定良性的财政状态中的高等教育系统,为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即使在控制了物价上涨等因素的情况下,高等院校的生均成本也应该呈递增的趋势。但是大量事实表明,许多国家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均成本下降的情况，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陷入了财政危机。在我国尤其如此，国拨高等教育经费不足是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国情。我国是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大国，担负着对2亿多人口实施正规教育和7亿多社会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的繁重任务，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的统计，中国教育公共支出约占全世界公共支出的1.04%，而负担的三级正规教育学生数却占世界总数的17.9%。近年来,我国本来已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又从1978年的32%降低到1996年的10%左右,导致预算内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仅难以实现4%的目标,反而连年下降,从而与国际教育经费投入平均水平的差距日益加大。面对这样的基本国情,要根本解决高等教育办学经费不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单靠国家增加拨款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要改变这种情况，实施成本补偿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2.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需要成本补偿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极大的增加了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而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极大的增加了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在这种来自社会和个人的双重驱动下，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仅以近两年为例，1999年，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275.45万人，比1998年多招66.95万人，增长24.31%，其中普通本专科招生1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51.32万人，增长15.6%，到2000年普通学校招生220万人，比1999年多招生60.32万人，增长35%，比1998年几乎翻了一番。另外由于种种社会和技术的因素,高等教育的成本也不断增加。我国高等教育的总支出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20多亿元剧增到90年代中期的每年300多亿元。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收入的分配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8年的32%降低到1996年的10%左右,而居民个人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则大幅度提高,从1978年的45%增加到70%以上。这就表明,从总体上看,居民个人的经济能力有了很大增强。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在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的强大推动下,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对高等教育的拨款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发展对经费的需求,使得大学处于经费严重短缺的困难境地,既影响到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影响到大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改革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由国家统统包下来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建立起新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从国际上看,在许多国家,20世纪80年代高校的在校生数量急剧增长,而财政支撑的实际水平急剧下降,对萎缩的公共资源的竞争是严峻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高等教育注册生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低收入国家8.8%,中等偏下收入国家6.6%,中等偏上收入國家6.2%,高收入国家4.3%。而与之相应的公共高等教育消费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3%、-9.1%、-4.6%、-0.9%。生均公共高等教育消费水平的恶化令人瞠目。世界银行推断，近几年暗淡的经济前景，将使得增加高等教育的公共性资助希望渺茫。所有发展中国家令人担忧的财政现实使人坚信不可能增加公共经费来实现高等教育的质量改进和规模扩大。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增加了对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并取得可观成绩。
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合理性分析
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成本支出是有收益的,它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发展,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知识技能,形成了许多同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思想品格和行为规范。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成本支出可以看作是一种投资,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这种人力资本在经济学上具有同物质资本的基本特性相类似的性质,即,它是带来一定经济收入(或其他收益)的源泉。一般说来,高等教育投资的这种收益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收益。狭义的社会收益是指受高等教育者比未受高等教育者为社会多创造的财富,例如,多纳的税金等等。广义的社会收益指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可以为社会经济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资源,而且可以从整体上提高民族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改善社会的文化氛围,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等多方面的社会收益。二是私人收益。一个人如果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就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当这些知识和技能通过劳动力市场进入生产过程,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导致较高的经济收入。高等教育还可以使人们在思想品德、社会声望、文化修养、审美情趣等诸多精神方面获益。根据世界银行的教育经济学专家萨卡拉波罗斯长期研究的结果表明,一般说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是很高的。尤其是在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小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而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通常要高于社会收益率。因此，按照收益者应当分担的原则，从高等教育中收益的个人也应当承担投资。并且高等教育已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不应再占去国家对教育预算内支出的大部分。
三、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可能性分析
从我国收入分配的新格局和人口年龄结构的新特征出发,可以为中国家庭和个人分担教育经费的现实可能性提供有说服力的观点和论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政府财政统计数据(数据略),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一般低于20个百分点以上),而且还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国民储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也跻身世界各国前列。因此,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明显向个人倾斜。另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估算(数据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系数,即被抚养人口占社会劳动年龄人口(15-65岁)的百分比,从90年代开始已经明显接近甚至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并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从以上宏观统计指标看出，中国家庭和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进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潜力。
四、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从长远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政策改变了少数人独享国家公共教育资源的局面，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趋于更加合理，而且促进了社会成员就业机会的均等和收入管理的缩小，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但从现实微观层次上看，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大学收费对那些的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的确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这一政策使家庭收入水平不同的学生在进行是否上大学的决策时，处于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地位，从而影响受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公平性。为了避免使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因交不起学费而对大学校门望而却步，在实行大学收费政策的同时，一定要制定必要的配套政策，因而应注意：
1.成本补偿政策必须与学生资助政策配套实施,才能改善低收入家庭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的不利地位,从而真正发挥成本补偿政策对社会公平性的促进作用。
2.成本补偿的比例即学费标准的确定至少需兼顾以下两方面。(1)社会的心理及经济承受能力。从世界银行近些年统计的30多个国家公立大学收费情况来看,学费占经常费用支出的比例从4～40%不等,大多数国家在20%以下。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应审时度势,慎重而适当地确定收费标准,且不宜在短期内提高过快。作为发达国家的英国,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该国学费收入占大学总收入的比例曾经从1988-1989年度的15%猛增到1992-1993年度的34%,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反抗,1993-1994年度又不得不恢复到原来水平。(2)确定学费标准时应注意需求的的价格弹性,要关注当学费提高时,来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群体对教育需求的变化。当然,来自富裕家庭学生群体的教育需求是“无弹性需求”,学费标准的变化基本不会对其需求产生影响;对于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群体而言,无论学费高低,他们都没有支付能力,主要靠资助来完成学业。而对于那些勉强能够支付学费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群体而言,其教育需求对价格的反应非常敏感,是典型的“弹性需求”。如果学费增长数额超过这类学生群体的经济能力,则或者会制造新的不平衡和不公平现象,或者会加重大学用于学生资助的经费负担。因此,调整学费标准时,应主要关注中等收入家庭学生的弹性需求,防止政策的变化对社会公平性产生负面影响。
1.高等教育财政危机与教育本质上的成本递增之间的矛盾
教育经济学理论认为，教育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一种成本递增的产业。尽管教育被认为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不像交通运输业、制造业、通讯业等行业那样与技术更新的程度密切相关,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该而且必须反映并代表社会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科技水平。因此,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和手段,配置先进的教学仪器和设备,特别是为高等教育界的师资提供令人羡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吸引优秀人才,是高等教育能否培养出高质量、高水平人才的关键。理论界普遍认为,处于稳定良性的财政状态中的高等教育系统,为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即使在控制了物价上涨等因素的情况下,高等院校的生均成本也应该呈递增的趋势。但是大量事实表明,许多国家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均成本下降的情况，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陷入了财政危机。在我国尤其如此，国拨高等教育经费不足是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国情。我国是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大国，担负着对2亿多人口实施正规教育和7亿多社会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的繁重任务，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的统计，中国教育公共支出约占全世界公共支出的1.04%，而负担的三级正规教育学生数却占世界总数的17.9%。近年来,我国本来已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又从1978年的32%降低到1996年的10%左右,导致预算内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仅难以实现4%的目标,反而连年下降,从而与国际教育经费投入平均水平的差距日益加大。面对这样的基本国情,要根本解决高等教育办学经费不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单靠国家增加拨款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要改变这种情况，实施成本补偿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2.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需要成本补偿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极大的增加了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而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极大的增加了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在这种来自社会和个人的双重驱动下，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仅以近两年为例，1999年，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275.45万人，比1998年多招66.95万人，增长24.31%，其中普通本专科招生1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51.32万人，增长15.6%，到2000年普通学校招生220万人，比1999年多招生60.32万人，增长35%，比1998年几乎翻了一番。另外由于种种社会和技术的因素,高等教育的成本也不断增加。我国高等教育的总支出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20多亿元剧增到90年代中期的每年300多亿元。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收入的分配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8年的32%降低到1996年的10%左右,而居民个人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则大幅度提高,从1978年的45%增加到70%以上。这就表明,从总体上看,居民个人的经济能力有了很大增强。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在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的强大推动下,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对高等教育的拨款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发展对经费的需求,使得大学处于经费严重短缺的困难境地,既影响到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影响到大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改革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由国家统统包下来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建立起新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从国际上看,在许多国家,20世纪80年代高校的在校生数量急剧增长,而财政支撑的实际水平急剧下降,对萎缩的公共资源的竞争是严峻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高等教育注册生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低收入国家8.8%,中等偏下收入国家6.6%,中等偏上收入國家6.2%,高收入国家4.3%。而与之相应的公共高等教育消费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3%、-9.1%、-4.6%、-0.9%。生均公共高等教育消费水平的恶化令人瞠目。世界银行推断，近几年暗淡的经济前景，将使得增加高等教育的公共性资助希望渺茫。所有发展中国家令人担忧的财政现实使人坚信不可能增加公共经费来实现高等教育的质量改进和规模扩大。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增加了对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并取得可观成绩。
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合理性分析
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成本支出是有收益的,它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发展,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知识技能,形成了许多同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思想品格和行为规范。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成本支出可以看作是一种投资,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这种人力资本在经济学上具有同物质资本的基本特性相类似的性质,即,它是带来一定经济收入(或其他收益)的源泉。一般说来,高等教育投资的这种收益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收益。狭义的社会收益是指受高等教育者比未受高等教育者为社会多创造的财富,例如,多纳的税金等等。广义的社会收益指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可以为社会经济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资源,而且可以从整体上提高民族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改善社会的文化氛围,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等多方面的社会收益。二是私人收益。一个人如果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就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当这些知识和技能通过劳动力市场进入生产过程,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导致较高的经济收入。高等教育还可以使人们在思想品德、社会声望、文化修养、审美情趣等诸多精神方面获益。根据世界银行的教育经济学专家萨卡拉波罗斯长期研究的结果表明,一般说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是很高的。尤其是在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小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而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通常要高于社会收益率。因此，按照收益者应当分担的原则，从高等教育中收益的个人也应当承担投资。并且高等教育已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不应再占去国家对教育预算内支出的大部分。
三、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可能性分析
从我国收入分配的新格局和人口年龄结构的新特征出发,可以为中国家庭和个人分担教育经费的现实可能性提供有说服力的观点和论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政府财政统计数据(数据略),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一般低于20个百分点以上),而且还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国民储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也跻身世界各国前列。因此,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明显向个人倾斜。另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估算(数据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系数,即被抚养人口占社会劳动年龄人口(15-65岁)的百分比,从90年代开始已经明显接近甚至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并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从以上宏观统计指标看出，中国家庭和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进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潜力。
四、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从长远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政策改变了少数人独享国家公共教育资源的局面，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趋于更加合理，而且促进了社会成员就业机会的均等和收入管理的缩小，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但从现实微观层次上看，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大学收费对那些的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的确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这一政策使家庭收入水平不同的学生在进行是否上大学的决策时，处于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地位，从而影响受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公平性。为了避免使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因交不起学费而对大学校门望而却步，在实行大学收费政策的同时，一定要制定必要的配套政策，因而应注意：
1.成本补偿政策必须与学生资助政策配套实施,才能改善低收入家庭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的不利地位,从而真正发挥成本补偿政策对社会公平性的促进作用。
2.成本补偿的比例即学费标准的确定至少需兼顾以下两方面。(1)社会的心理及经济承受能力。从世界银行近些年统计的30多个国家公立大学收费情况来看,学费占经常费用支出的比例从4～40%不等,大多数国家在20%以下。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应审时度势,慎重而适当地确定收费标准,且不宜在短期内提高过快。作为发达国家的英国,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该国学费收入占大学总收入的比例曾经从1988-1989年度的15%猛增到1992-1993年度的34%,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反抗,1993-1994年度又不得不恢复到原来水平。(2)确定学费标准时应注意需求的的价格弹性,要关注当学费提高时,来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群体对教育需求的变化。当然,来自富裕家庭学生群体的教育需求是“无弹性需求”,学费标准的变化基本不会对其需求产生影响;对于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群体而言,无论学费高低,他们都没有支付能力,主要靠资助来完成学业。而对于那些勉强能够支付学费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群体而言,其教育需求对价格的反应非常敏感,是典型的“弹性需求”。如果学费增长数额超过这类学生群体的经济能力,则或者会制造新的不平衡和不公平现象,或者会加重大学用于学生资助的经费负担。因此,调整学费标准时,应主要关注中等收入家庭学生的弹性需求,防止政策的变化对社会公平性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