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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写下一篇文字。
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抬松枝，煮苦茗啜之。
这篇文字为《山静日长》，字字可喜，使人流连。古人留下的字，在故纸堆中依旧清晰，而悠远情意恐已在时间更替之中再难寻觅。彼时有缺，也有光华。古今对照无定论。被吞没和推远着的价值观，如夜空中流转星光逐一熄灭。我们也许已忘却抬头看一看天空，寻找星辰轨道，感受它遥远时空之前迸发的光耀。而这光耀仍在等待。因此，古书、古物、古人、古事不妨重提。古时的观点、理念、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也将通过本刊对此系列古籍的解读，与读者互会，这意味着我们将会对古人的价值观更感兴趣。
《尚书》者，上古史书也，儒家奉为经典，位列五经，故又称《书经》。自虞夏之尧舜直至商周，千五百载风雨凝成简洁古奥之言辞，韩昌黎谓之“佶屈聱牙”，令历代学者穷经皓首愁肠百结。
其按朝代编排，分《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凡四种体式：一曰“典”，载典章制度；二曰“训诰”，记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及祭神之祷辞；三曰“誓”，皆君王与诸侯之誓众辞；四曰“命”，录帝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之册命。
今存《尚书》有“今文”与“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自唐以来，《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被混编在一起，后经明、清两代学者考证、辨析，确认相传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写的《尚书传》皆为伪造，故称其《伪古文尚书》和《尚书伪孔传》，在学界已成定论。现存二十八篇《今文尚书》相传为秦、汉之际博士伏生所传，用当时文字写成，故称《今文尚书》。其中《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
《尚书》主要记载政事，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源头，在其朴素却宏深的政治思想中，“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天命可敬天命可畏
自古为君者，莫不敬天。究其根本，并不是单纯的迷信或为强化统治而提出的“君权神授”思想，而是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天命至伟，皆因日升月落，四时轮换，万物荣枯，生死由天。农耕文明时代，自然规律决定农牧业生产之成败，最终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兴衰存亡。社会要兴盛，必须安排好农牧生产，通过掌握日月星辰运行规律来掌握四季变换的节奏就显得尤为重要。所谓“天行有常”，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就是“天的命令”。天命可敬，因为顺之则昌，天命可畏，因为逆之则亡。历法就是人类对天命的认识，用以指导农牧生产，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至高命令。
然而整个人类社会的活动并不会自动遵循天命，需要管理，因此统治者出现了，负责认识、颁布、遵循并且执行和推行天命，即所谓“替天行道”，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皆顺从天命，“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烝民乃粒，万邦作乂”。这样的统治权才是合理的和合法的，才是正义的和应该服从的。于是天命就成为天下一切政治权力的依据，力量上如此，法理上亦如此。
苍天有眼下佑万民
虽则统治者作为天命的代言人实施管理，然为一己之私而曲解天意、一意孤行者大有人在。人民为了让君主能够自省，赋予了天命人格。《尚书》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这个意志就是“上帝”，上帝对人类怀着仁慈之心。“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上天孚佑下民”（《汤诰》），“天佑下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従之”，“惟天惠民”（《泰誓》），“天亦哀于四方民”（《召诰》），“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大诰》）。天的这种意志当然是人所赋予的，但这种赋予是有依据的，因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得以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天与人是可以互相感应的，“天命”从具体的历法形式中解脱出来，从客观法则上升为一种主观精神，一种价值取向。于是，天命能够更深刻地参与人的政治，反过来，人也可以德行“克配上帝”。如果统治者的行为有悖天理，上天是会有所反应的。
《商书·西伯戡黎》
西伯即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这段文字中祖伊在周文王打败黎国后对文王所说的话很显然是借天命的威严对君主进行劝谏的。据他所说的神人和神龟都不能觉察出吉兆，就是上天看到大王荒淫嬉戏自绝于天而要灭掉王国的预兆，即上天的意志的具体体现。据此看来，天命的作用实在是积极的，甚至是有进步性的。
天命从对具体社会活动安排的指导，变成最高道德精神的指导，这种道德精神即仁爱精神，仁爱对象是人民，是《尚书》民生思想的重要思想根源。这个过程是人类自身道德发展的一种方式，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过程。
编辑/林青雨
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抬松枝，煮苦茗啜之。
这篇文字为《山静日长》，字字可喜，使人流连。古人留下的字，在故纸堆中依旧清晰，而悠远情意恐已在时间更替之中再难寻觅。彼时有缺，也有光华。古今对照无定论。被吞没和推远着的价值观，如夜空中流转星光逐一熄灭。我们也许已忘却抬头看一看天空，寻找星辰轨道，感受它遥远时空之前迸发的光耀。而这光耀仍在等待。因此，古书、古物、古人、古事不妨重提。古时的观点、理念、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也将通过本刊对此系列古籍的解读，与读者互会，这意味着我们将会对古人的价值观更感兴趣。
《尚书》者，上古史书也，儒家奉为经典，位列五经，故又称《书经》。自虞夏之尧舜直至商周，千五百载风雨凝成简洁古奥之言辞，韩昌黎谓之“佶屈聱牙”，令历代学者穷经皓首愁肠百结。
其按朝代编排，分《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凡四种体式：一曰“典”，载典章制度；二曰“训诰”，记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及祭神之祷辞；三曰“誓”，皆君王与诸侯之誓众辞；四曰“命”，录帝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之册命。
今存《尚书》有“今文”与“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自唐以来，《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被混编在一起，后经明、清两代学者考证、辨析，确认相传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写的《尚书传》皆为伪造，故称其《伪古文尚书》和《尚书伪孔传》，在学界已成定论。现存二十八篇《今文尚书》相传为秦、汉之际博士伏生所传，用当时文字写成，故称《今文尚书》。其中《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
《尚书》主要记载政事，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源头，在其朴素却宏深的政治思想中，“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天命可敬天命可畏
自古为君者，莫不敬天。究其根本，并不是单纯的迷信或为强化统治而提出的“君权神授”思想，而是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天命至伟，皆因日升月落，四时轮换，万物荣枯，生死由天。农耕文明时代，自然规律决定农牧业生产之成败，最终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兴衰存亡。社会要兴盛，必须安排好农牧生产，通过掌握日月星辰运行规律来掌握四季变换的节奏就显得尤为重要。所谓“天行有常”，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就是“天的命令”。天命可敬，因为顺之则昌，天命可畏，因为逆之则亡。历法就是人类对天命的认识，用以指导农牧生产，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至高命令。
然而整个人类社会的活动并不会自动遵循天命，需要管理，因此统治者出现了，负责认识、颁布、遵循并且执行和推行天命，即所谓“替天行道”，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皆顺从天命，“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烝民乃粒，万邦作乂”。这样的统治权才是合理的和合法的，才是正义的和应该服从的。于是天命就成为天下一切政治权力的依据，力量上如此，法理上亦如此。
苍天有眼下佑万民
虽则统治者作为天命的代言人实施管理，然为一己之私而曲解天意、一意孤行者大有人在。人民为了让君主能够自省，赋予了天命人格。《尚书》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这个意志就是“上帝”，上帝对人类怀着仁慈之心。“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上天孚佑下民”（《汤诰》），“天佑下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従之”，“惟天惠民”（《泰誓》），“天亦哀于四方民”（《召诰》），“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大诰》）。天的这种意志当然是人所赋予的，但这种赋予是有依据的，因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得以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天与人是可以互相感应的，“天命”从具体的历法形式中解脱出来，从客观法则上升为一种主观精神，一种价值取向。于是，天命能够更深刻地参与人的政治，反过来，人也可以德行“克配上帝”。如果统治者的行为有悖天理，上天是会有所反应的。
《商书·西伯戡黎》
西伯即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这段文字中祖伊在周文王打败黎国后对文王所说的话很显然是借天命的威严对君主进行劝谏的。据他所说的神人和神龟都不能觉察出吉兆，就是上天看到大王荒淫嬉戏自绝于天而要灭掉王国的预兆，即上天的意志的具体体现。据此看来，天命的作用实在是积极的，甚至是有进步性的。
天命从对具体社会活动安排的指导，变成最高道德精神的指导，这种道德精神即仁爱精神，仁爱对象是人民，是《尚书》民生思想的重要思想根源。这个过程是人类自身道德发展的一种方式，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过程。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