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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别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但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经验性研究，以现实详尽数据为基础的深入研究不多。基于山西省10个县、市的研究数据，借助于简单计量经济模型对教育差别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城乡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呈现为正相关关系，但在城市与乡村，教育投资的要素回报率却存在显著差别，城市的教育投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农村。这在现实状况和实证研究两方面说明教育与收入正相关关系的同时，验证了城乡教育差别的存在和相对扩大，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政府要发挥教育补偿的主体性作用，完善农村教育供给制度以及教育收费与教育入学体制，缩小城乡教育差别，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 城乡教育差别，城乡收入差距，真实关系，现状，分析，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062-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收入分配问题最为引人关注。无论从世界银行公布的基尼系数看，还是对连续经济数据的观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在持续扩大，而且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性特征 〔1 〕。我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较为平等的国家，逐步演变为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与其他收入不平等国家的区别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城乡收入差距推动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深远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尽管纷繁复杂，但教育及其人力资本的城乡差异，无疑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种种现实与研究数据表明，我国城乡间存在着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和教育机会不平等。它不仅影响到教育这一基本人权的实现程度，而且关系到城乡居民的生存状态，更主要影响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廓清教育平等与城乡收入平等的关系，研究教育不平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影响与长期后果，探讨教育不平等的体制内根源与体制外影响因素，寻求可行的治理方略，对于促进教育公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扭转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城乡收入差距的教育性成因研究溯源及其局限性
学者们对教育差别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地区教育不平衡和家庭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研究认为，我国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基本一致的 〔3-5 〕。居民家庭因家庭背景和历史上的“成分”划定等原因，对教育机会获得，进而对家庭经济获得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了不同影响 〔6 〕。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后，城乡间教育差别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所涉及问题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办学条件、经费来源三个方面。研究发现，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完成率偏低，义务教育完成率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农村儿童上学困难、辍学率高、经费投入不足、教育质量差等问题是当前农村义务教育亟需解决的难题。同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的名义主体和实际主体的不一致，经费不能满足实际需要，造成了城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
随着教育差别的扩大，学者们对教育差别的形成原因做了较多研究。研究表明，制度和体制等因素是造成教育差别的主要原因。分散型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缺乏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有效制约，不能保证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投资的合理运用，拉大了义务教育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各收入阶层之间的教育差别表现为教育支付能力的差别。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乏稳定的保障，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县、乡两级政府因财力有限，无法完全承担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造成农村义务教育困境。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教育差别与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密切稳定的关系，地区间和城乡间教育不平等通过代际传递对今后的收入差距持续地产生影响，由于存在着显著的地区教育不平等与城乡教育不平等，教育水平提高对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显著影响。地区间和城乡间教育不平等已成为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教育扩展有利于缩小教育差别，进而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
上述对我国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成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取得了相当进展，主要表现在：由一般理论分析和规范研究为主逐步转向实证研究；从简单的分析教育均衡状况、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走向了研究教育平等与收入平等间的关系。但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影响的经验性研究，而以现实详尽数据为基础的，面向城乡教育不平等与城乡收入不平等所面临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不多，需要对以下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1）现阶段我国城乡教育不平等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这种影响效果是否明显？尽管有的学者已经借助于某些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总体上仍处于初步探讨阶段，研究结论各不相同，甚至有些观点截然相反。因此，深入研究城乡教育差别的具体情况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政府采取应对策略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变革，显得尤为重要。（2）制约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城乡悬殊的教育支付能力问题。已有研究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解决城乡收入不平等必须加大教育公共支出。然而，增加教育公共支出是以不存在财政预算约束为前提的，这一假定前提显然不切实际。因此，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方式筹集足够的社会资源克服教育公共支出的预算约束瓶颈，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3）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城乡教育差别不仅存在，而且严重不平等。城乡教育差别极可能成为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和代际扩展的重要基础。假定这种观察和判断正确，就与“城乡体制性原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扭曲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归因说”产生不一致。因此，进一步分析和梳理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教育性成因的体制内原因和体制外因素，找准问题的主要症结和解决的“切入口”，是关乎政府政策选择及其实施效果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4）通过何种免费、资助和补偿的综合措施减少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农村适龄子女的就读机会成本，促使农村居民在选择子女接受教育还是参与劳动获得收入的选择中倾向于接受教育这一社会外部效应理性抉择，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另外，我们还对城乡之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教学情况进行了调研。在对城镇居民中有子女且在上学的674户调查结果显示，子女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有659户，占被调查总数的97.8%，子女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的有14户，占被调查总数的2.2%；其中子女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3400元左右，子女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4400元左右。在城镇受访对象中，月平均收入较高的家庭倾向于子女就读私立学校。在对农村居民中有子女且在上学的485户进行调查，子女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有458户，占被调查总数的94.4%，子女在私立学校的有27户，占被调查总数的5.6%；其中子女在公立学校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940元左右，子女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776元左右。与城镇受访对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月平均收入较低的家庭倾向于子女就读私立学校。为研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进一步对城乡公立和私立学校受教育满意度进行了分析。
从对子女所受教育结果是否满意方面的调研发现，485户农村居民对子女所受教育满意的有218人，其中5人在私立学校，213人在公立学校；不满意的为58人，其中9人在私立学校，49人在公立学校；认为教育结果一般的有209人，其中13人在私立学校，196人在公立学校。农村居民对公立学校的满意度为43.9%，对私立学校的满意度为18.5%。676户城镇居民对子女所受教育满意的有316人，其中9人在私立学校，307人在公立学校；不满意的为72人，其中1人在私立学校，71人在公立学校；认为教育结果一般的有288人，其中4人在私立学校，284人在公立学校。城镇居民对公立学校的满意度为45.4%，对私立学校的满意度为64.3%。
通过调研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公立教育都是目前适龄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镇一般是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才会选择私立学校，而在农村这种情况恰恰相反，一般是收入较低家庭的子女在私立学校就读。这说明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城乡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城镇私立学校的教学条件相对于公立学校更好，而在农村，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要好于私立学校。这一方面反映了城乡教育的学校情况，另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在农村所提供的公立教育覆盖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进一步的调研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农村的地理位置较偏远且分布较分散，规模较小的村子学龄儿童数量较少，政府设立的公办学校无法覆盖到这些偏远地区，同时交通不便利导致孩子只能就近选择接受低教学质量的小规模私立教育就读。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针对这种情况专门设立了区域性的寄宿制公办学校来解决这一问题。
3.关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调查。在受访的城镇居民中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很大帮助的为599人，占被调查总数的88.1%，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一定帮助的为77人，占被调查总数的11.3%，认为基本没有帮助的为4人，占被调查总数的0.6%。其中，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很大帮助的人中，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6年，平均年龄为38.2岁，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一定帮助的人受教育平均年限为13.6年，平均年龄为39.4岁，认为没有帮助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年，平均年龄为36岁。农村居民中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很大帮助的为411人，占所调查总数的84.7%，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一定帮助的为63人，占被调查总数的13.0%，认为基本没有帮助的为10人，占被调查总数的2.1%，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反向影响的1人，占被调查总数的0.2%。其中，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很大帮助的人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年，平均年龄40岁，认为有一定帮助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年，平均年龄39.9岁，认为没有帮助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平均年龄为41.7岁。值得注意的是，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反向作用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6年，平均年龄为40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特例，或可以将该种现象作为该年龄段与其他年龄段相比较，在对收入获得因子复杂性角度理解差异角度的解释。
通过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教育对提高收入作用得到了普遍认同，受教育年限与收入之间存在斜率为正的线性关系，即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收入不断提高。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受教育年限较少的人普遍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没有帮助，这主要是由于在我国教育体制中，大多数人都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这导致在这一受教育年限为止转而参加工作的劳动力素质差异很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差异较少，竞争较为激烈，工资水平普遍较低。在9年义务教育后继续接受教育的人由于学习了新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其劳动力素质的差异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逐渐增加，劳动力之间的竞争相对较弱，因此工资水平也会有所提高。
4.对教育支出费用的调查。城镇家庭中用于子女教育的年平均支出为7903.51元，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平均为16.9%，其中认为支付有压力的481户，其支出占收入比重为21.4%，认为没有压力的195户，支出占收入比重为14.5%。农村家庭中用于子女教育的年平均支出为4535.37元，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平均为40.2%，认为支付有压力的387户，其支出占收入比重为42.6%，认为支付没有压力的98户，支出占收入比重为30.4%。
上述统计数据说明，在城乡之间存在着家庭教育费用支付能力的巨大差距。这不仅反映在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上（差异达到了23.3%），而且主要反映在教育费用支付压力上，农村家庭教育费用支付有压力比城镇相同家庭高出了21.4个百分点。这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存在农村家庭子女因教育支付能力不足而辍学的可能。但在没有压力这一选项上，农村却高于城镇15.9个百分点，这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分析后认为，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由于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高，而是由于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比例少，很多家庭女子在接受义务教育后，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期间就停止继续接受教育的原因。这可以从城乡受调查家庭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明晰地反映出来。 另外，我们还对城乡家庭支付子女教育费用的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家庭中供给子女上学的方式，由父母的收入供给的有451户，占被调查总数的93%，其他方式筹集学费的共34户，其中向亲戚朋友借款的19户，银行贷款的10户，子女自己勤工俭学的5户。城镇家庭中675个有子女家庭供给子女上学的方式，由父母的收入供给的有670户，占99.3%，其他方式筹集学费的共5户，其中向亲戚朋友借款的2户，银行贷款的2户，子女自己勤工俭学的1户。
上述各项指标反映出城乡家庭子女因教育支付能力等原因，存在继续教育、代际间教育水平传递乃至城乡收入差距代级间扩展的可能性。
农村家庭所负担的教育支出从相对量（教育支出与收入之比）来看明显比城镇重。城乡家庭教育支出比为1.74，这里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城镇家庭培养子女其他特长和兴趣所进行的额外教育投入，而这部分投入在农村基本为零。如何降低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是摆在政府面前急需解决的难题，运用单纯的财政补贴很难起到激励和刺激作用，我们认为完善的助学贷款制度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的助学贷款发放对象仅限于高等学校，如果能将发放贷款的对象范围扩大到高中，并且建立完善的还款机制以激励银行积极参与，不仅可以使“短视”②的低收入家庭改变其“利己”的行为方式，还可以引导“逐利”的银行庞大的资金投向具有较强正外部效应的教育产业，激活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因素——人力资本，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三）城乡收入差距现状。本文采用家庭年平均收入这一指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衡量。在所接受调查的485户农村居民中，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2647.3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镇680户居民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41988.6元，城乡家庭年平均收入比达到3.32。如果考虑被调查对象家庭成员数量，这一收入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根据调查，农村受访家庭中平均养育1.82个子女，生育1个子女的家庭有208户，这意味着生育2胎及以上的家庭占农村总受访者总数的57.1%，最多一位受访的78岁老人有子女就高达9人。城镇受访家庭中平均养育1.37个子女，生育1个子女的家庭有451户，抛除掉3家无子女的样本，意味着2胎及以上的家庭占城镇总调查家庭的33.2%，子女最多的受访家庭有4个子女。因此，如果将衡量城乡居民收入的指标转变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差距比将超过4，达到4.41。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比例是人均GDP排名居全国中位的山西省的抽样调查情况，如果将大多数农村低收入阶层都在平均收入线以下的实际情况考虑在内，那么，中西部地区和全国的总体的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城乡收入差距比会更高。
三、城乡教育差别影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分析
基于上述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人们普遍认为接受教育可以提高自己的收入③，这种认知主要来自于传统的家庭教育和潜意识下的主观判断，而实际情况是否表明教育与收入之间具有正向关系，需要进一步借助于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研究。本文基于城镇和农村共1165份有效调查问卷，根据受访者客观填报的数据，研究受教育年限与个人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由于收入对教育的影响具有代际效应，而受当前调研数据限制无法研究收入差异对子女教育差异的影响，因此本文仅建立含有虚拟变量的横截面回归模型检验教育是否与收入具有稳定的数量关系，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是否对收入差异有显著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城镇和农村之间是否相同。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log（incomei）=a β×edui γ×dummy εi
其中log（incomei）表示第i个个体的年收入对数值，edui表示第i个个体的受教育年限，dummy是虚拟变量，当数据来源于城市时取1，农村取0。εi是随机扰动项，a、β和γ是待估参数。
表1 教育年限与收入关系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为对应变量的t统计量值）
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回归模型的系数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系数高度显著，DW值表明模型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尽管由于模型中可能遗漏了一些其他与收入相关的解释变量而使得方程的拟合优度较低，但足以解释城乡受教育年限的差异对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效果在城镇和农村不同的环境下有显著差异。从整体上看，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个人年收入将提高5.5%；城镇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个人年收入将提高10.8%。城镇与农村之间教育的经济回报具有显著的差异，接受教育的城乡要素回报率之比为1.964，接近2。这种教育回报的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城镇家庭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质量和教育的延续性，而农村家庭相当部分家庭在考虑子女学费及毕业后的收入时，会因为支付能力、家庭背景等因素在教育投资回报方面做出较为悲观预测，或在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衡量时做出的被动“短视”抉择。
上述结果，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并持续扩大原因的具有影响力的理论解释：“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是导致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归因说” 〔7 〕，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不一致。尽管由于数据的覆盖面等因素，还不能下定论，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尤其是持续扩大的最主要因素，应该孕于经济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上，而能够持续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及其增长幅度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积累程度及其回报率状况。城乡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差异，是经济发展差别进而是收入差别的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8 〕政策因素，体制安排或制度设计，最终会影响到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生产力主导因素，即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状况，最主要还是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包括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继续教育）。因此，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状况以及其获得能力的源头，而教育差别则是收入持续性差别的发生原因。我国城乡教育差别形成、扩大及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强化机制的形成，是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和代级扩展的最主要原因或重要基础。
〔关键词〕 城乡教育差别，城乡收入差距，真实关系，现状，分析，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062-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收入分配问题最为引人关注。无论从世界银行公布的基尼系数看，还是对连续经济数据的观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在持续扩大，而且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性特征 〔1 〕。我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较为平等的国家，逐步演变为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与其他收入不平等国家的区别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城乡收入差距推动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深远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尽管纷繁复杂，但教育及其人力资本的城乡差异，无疑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种种现实与研究数据表明，我国城乡间存在着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和教育机会不平等。它不仅影响到教育这一基本人权的实现程度，而且关系到城乡居民的生存状态，更主要影响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廓清教育平等与城乡收入平等的关系，研究教育不平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影响与长期后果，探讨教育不平等的体制内根源与体制外影响因素，寻求可行的治理方略，对于促进教育公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扭转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城乡收入差距的教育性成因研究溯源及其局限性
学者们对教育差别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地区教育不平衡和家庭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研究认为，我国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基本一致的 〔3-5 〕。居民家庭因家庭背景和历史上的“成分”划定等原因，对教育机会获得，进而对家庭经济获得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了不同影响 〔6 〕。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后，城乡间教育差别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所涉及问题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办学条件、经费来源三个方面。研究发现，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完成率偏低，义务教育完成率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农村儿童上学困难、辍学率高、经费投入不足、教育质量差等问题是当前农村义务教育亟需解决的难题。同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的名义主体和实际主体的不一致，经费不能满足实际需要，造成了城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
随着教育差别的扩大，学者们对教育差别的形成原因做了较多研究。研究表明，制度和体制等因素是造成教育差别的主要原因。分散型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缺乏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有效制约，不能保证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投资的合理运用，拉大了义务教育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各收入阶层之间的教育差别表现为教育支付能力的差别。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乏稳定的保障，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县、乡两级政府因财力有限，无法完全承担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造成农村义务教育困境。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教育差别与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密切稳定的关系，地区间和城乡间教育不平等通过代际传递对今后的收入差距持续地产生影响，由于存在着显著的地区教育不平等与城乡教育不平等，教育水平提高对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显著影响。地区间和城乡间教育不平等已成为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教育扩展有利于缩小教育差别，进而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
上述对我国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成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取得了相当进展，主要表现在：由一般理论分析和规范研究为主逐步转向实证研究；从简单的分析教育均衡状况、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走向了研究教育平等与收入平等间的关系。但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影响的经验性研究，而以现实详尽数据为基础的，面向城乡教育不平等与城乡收入不平等所面临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不多，需要对以下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1）现阶段我国城乡教育不平等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这种影响效果是否明显？尽管有的学者已经借助于某些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总体上仍处于初步探讨阶段，研究结论各不相同，甚至有些观点截然相反。因此，深入研究城乡教育差别的具体情况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政府采取应对策略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变革，显得尤为重要。（2）制约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城乡悬殊的教育支付能力问题。已有研究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解决城乡收入不平等必须加大教育公共支出。然而，增加教育公共支出是以不存在财政预算约束为前提的，这一假定前提显然不切实际。因此，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方式筹集足够的社会资源克服教育公共支出的预算约束瓶颈，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3）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城乡教育差别不仅存在，而且严重不平等。城乡教育差别极可能成为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和代际扩展的重要基础。假定这种观察和判断正确，就与“城乡体制性原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扭曲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归因说”产生不一致。因此，进一步分析和梳理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教育性成因的体制内原因和体制外因素，找准问题的主要症结和解决的“切入口”，是关乎政府政策选择及其实施效果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4）通过何种免费、资助和补偿的综合措施减少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农村适龄子女的就读机会成本，促使农村居民在选择子女接受教育还是参与劳动获得收入的选择中倾向于接受教育这一社会外部效应理性抉择，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另外，我们还对城乡之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教学情况进行了调研。在对城镇居民中有子女且在上学的674户调查结果显示，子女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有659户，占被调查总数的97.8%，子女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的有14户，占被调查总数的2.2%；其中子女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3400元左右，子女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4400元左右。在城镇受访对象中，月平均收入较高的家庭倾向于子女就读私立学校。在对农村居民中有子女且在上学的485户进行调查，子女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有458户，占被调查总数的94.4%，子女在私立学校的有27户，占被调查总数的5.6%；其中子女在公立学校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940元左右，子女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776元左右。与城镇受访对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月平均收入较低的家庭倾向于子女就读私立学校。为研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进一步对城乡公立和私立学校受教育满意度进行了分析。
从对子女所受教育结果是否满意方面的调研发现，485户农村居民对子女所受教育满意的有218人，其中5人在私立学校，213人在公立学校；不满意的为58人，其中9人在私立学校，49人在公立学校；认为教育结果一般的有209人，其中13人在私立学校，196人在公立学校。农村居民对公立学校的满意度为43.9%，对私立学校的满意度为18.5%。676户城镇居民对子女所受教育满意的有316人，其中9人在私立学校，307人在公立学校；不满意的为72人，其中1人在私立学校，71人在公立学校；认为教育结果一般的有288人，其中4人在私立学校，284人在公立学校。城镇居民对公立学校的满意度为45.4%，对私立学校的满意度为64.3%。
通过调研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公立教育都是目前适龄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镇一般是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才会选择私立学校，而在农村这种情况恰恰相反，一般是收入较低家庭的子女在私立学校就读。这说明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城乡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城镇私立学校的教学条件相对于公立学校更好，而在农村，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要好于私立学校。这一方面反映了城乡教育的学校情况，另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在农村所提供的公立教育覆盖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进一步的调研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农村的地理位置较偏远且分布较分散，规模较小的村子学龄儿童数量较少，政府设立的公办学校无法覆盖到这些偏远地区，同时交通不便利导致孩子只能就近选择接受低教学质量的小规模私立教育就读。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针对这种情况专门设立了区域性的寄宿制公办学校来解决这一问题。
3.关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调查。在受访的城镇居民中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很大帮助的为599人，占被调查总数的88.1%，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一定帮助的为77人，占被调查总数的11.3%，认为基本没有帮助的为4人，占被调查总数的0.6%。其中，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很大帮助的人中，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6年，平均年龄为38.2岁，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一定帮助的人受教育平均年限为13.6年，平均年龄为39.4岁，认为没有帮助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年，平均年龄为36岁。农村居民中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很大帮助的为411人，占所调查总数的84.7%，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一定帮助的为63人，占被调查总数的13.0%，认为基本没有帮助的为10人，占被调查总数的2.1%，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反向影响的1人，占被调查总数的0.2%。其中，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很大帮助的人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年，平均年龄40岁，认为有一定帮助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年，平均年龄39.9岁，认为没有帮助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平均年龄为41.7岁。值得注意的是，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有反向作用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6年，平均年龄为40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特例，或可以将该种现象作为该年龄段与其他年龄段相比较，在对收入获得因子复杂性角度理解差异角度的解释。
通过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教育对提高收入作用得到了普遍认同，受教育年限与收入之间存在斜率为正的线性关系，即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收入不断提高。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受教育年限较少的人普遍认为教育对提高收入没有帮助，这主要是由于在我国教育体制中，大多数人都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这导致在这一受教育年限为止转而参加工作的劳动力素质差异很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差异较少，竞争较为激烈，工资水平普遍较低。在9年义务教育后继续接受教育的人由于学习了新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其劳动力素质的差异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逐渐增加，劳动力之间的竞争相对较弱，因此工资水平也会有所提高。
4.对教育支出费用的调查。城镇家庭中用于子女教育的年平均支出为7903.51元，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平均为16.9%，其中认为支付有压力的481户，其支出占收入比重为21.4%，认为没有压力的195户，支出占收入比重为14.5%。农村家庭中用于子女教育的年平均支出为4535.37元，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平均为40.2%，认为支付有压力的387户，其支出占收入比重为42.6%，认为支付没有压力的98户，支出占收入比重为30.4%。
上述统计数据说明，在城乡之间存在着家庭教育费用支付能力的巨大差距。这不仅反映在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上（差异达到了23.3%），而且主要反映在教育费用支付压力上，农村家庭教育费用支付有压力比城镇相同家庭高出了21.4个百分点。这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存在农村家庭子女因教育支付能力不足而辍学的可能。但在没有压力这一选项上，农村却高于城镇15.9个百分点，这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分析后认为，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由于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高，而是由于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比例少，很多家庭女子在接受义务教育后，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期间就停止继续接受教育的原因。这可以从城乡受调查家庭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明晰地反映出来。 另外，我们还对城乡家庭支付子女教育费用的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家庭中供给子女上学的方式，由父母的收入供给的有451户，占被调查总数的93%，其他方式筹集学费的共34户，其中向亲戚朋友借款的19户，银行贷款的10户，子女自己勤工俭学的5户。城镇家庭中675个有子女家庭供给子女上学的方式，由父母的收入供给的有670户，占99.3%，其他方式筹集学费的共5户，其中向亲戚朋友借款的2户，银行贷款的2户，子女自己勤工俭学的1户。
上述各项指标反映出城乡家庭子女因教育支付能力等原因，存在继续教育、代际间教育水平传递乃至城乡收入差距代级间扩展的可能性。
农村家庭所负担的教育支出从相对量（教育支出与收入之比）来看明显比城镇重。城乡家庭教育支出比为1.74，这里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城镇家庭培养子女其他特长和兴趣所进行的额外教育投入，而这部分投入在农村基本为零。如何降低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是摆在政府面前急需解决的难题，运用单纯的财政补贴很难起到激励和刺激作用，我们认为完善的助学贷款制度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的助学贷款发放对象仅限于高等学校，如果能将发放贷款的对象范围扩大到高中，并且建立完善的还款机制以激励银行积极参与，不仅可以使“短视”②的低收入家庭改变其“利己”的行为方式，还可以引导“逐利”的银行庞大的资金投向具有较强正外部效应的教育产业，激活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因素——人力资本，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三）城乡收入差距现状。本文采用家庭年平均收入这一指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衡量。在所接受调查的485户农村居民中，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2647.3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镇680户居民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41988.6元，城乡家庭年平均收入比达到3.32。如果考虑被调查对象家庭成员数量，这一收入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根据调查，农村受访家庭中平均养育1.82个子女，生育1个子女的家庭有208户，这意味着生育2胎及以上的家庭占农村总受访者总数的57.1%，最多一位受访的78岁老人有子女就高达9人。城镇受访家庭中平均养育1.37个子女，生育1个子女的家庭有451户，抛除掉3家无子女的样本，意味着2胎及以上的家庭占城镇总调查家庭的33.2%，子女最多的受访家庭有4个子女。因此，如果将衡量城乡居民收入的指标转变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差距比将超过4，达到4.41。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比例是人均GDP排名居全国中位的山西省的抽样调查情况，如果将大多数农村低收入阶层都在平均收入线以下的实际情况考虑在内，那么，中西部地区和全国的总体的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城乡收入差距比会更高。
三、城乡教育差别影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分析
基于上述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人们普遍认为接受教育可以提高自己的收入③，这种认知主要来自于传统的家庭教育和潜意识下的主观判断，而实际情况是否表明教育与收入之间具有正向关系，需要进一步借助于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研究。本文基于城镇和农村共1165份有效调查问卷，根据受访者客观填报的数据，研究受教育年限与个人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由于收入对教育的影响具有代际效应，而受当前调研数据限制无法研究收入差异对子女教育差异的影响，因此本文仅建立含有虚拟变量的横截面回归模型检验教育是否与收入具有稳定的数量关系，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是否对收入差异有显著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城镇和农村之间是否相同。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log（incomei）=a β×edui γ×dummy εi
其中log（incomei）表示第i个个体的年收入对数值，edui表示第i个个体的受教育年限，dummy是虚拟变量，当数据来源于城市时取1，农村取0。εi是随机扰动项，a、β和γ是待估参数。
表1 教育年限与收入关系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为对应变量的t统计量值）
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回归模型的系数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系数高度显著，DW值表明模型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尽管由于模型中可能遗漏了一些其他与收入相关的解释变量而使得方程的拟合优度较低，但足以解释城乡受教育年限的差异对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效果在城镇和农村不同的环境下有显著差异。从整体上看，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个人年收入将提高5.5%；城镇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个人年收入将提高10.8%。城镇与农村之间教育的经济回报具有显著的差异，接受教育的城乡要素回报率之比为1.964，接近2。这种教育回报的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城镇家庭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质量和教育的延续性，而农村家庭相当部分家庭在考虑子女学费及毕业后的收入时，会因为支付能力、家庭背景等因素在教育投资回报方面做出较为悲观预测，或在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衡量时做出的被动“短视”抉择。
上述结果，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并持续扩大原因的具有影响力的理论解释：“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是导致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归因说” 〔7 〕，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不一致。尽管由于数据的覆盖面等因素，还不能下定论，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尤其是持续扩大的最主要因素，应该孕于经济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上，而能够持续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及其增长幅度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积累程度及其回报率状况。城乡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差异，是经济发展差别进而是收入差别的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8 〕政策因素，体制安排或制度设计，最终会影响到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生产力主导因素，即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状况，最主要还是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包括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继续教育）。因此，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状况以及其获得能力的源头，而教育差别则是收入持续性差别的发生原因。我国城乡教育差别形成、扩大及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强化机制的形成，是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和代级扩展的最主要原因或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