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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至1922年是中国电影乃至电影期刊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诞生于1921年的民国电影期刊在经历了一年后便由于自身经济状况和产业发展现实等原因，从以建构民族电影理论话语体系为旨趣，重在理论探讨和电影评论的专业期刊，转型为直接服务于电影公司的特刊。
一
中国电影自1905年诞生以来，一直作为杂耍艺术存在于大众文化生活之中，纸质媒体对电影的记录主要是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消息及一些电影观感。直到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报刊业的大发展以及电影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娱乐形式，在报刊上才开始出现了较为专业的电影信息，这首先从报纸发端，如上海的《新闻报》《申报》等，在传播电影知识、评介电影作品等方面开始发挥作用。而专业的电影期刊则晚了一段时期，到1921年后才陆续出版。
这些电影期刊的出版地主要在上海，因为上海既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文化中心，更是最早由西方输入电影并拥有民国时期最为发达的民族电影工业的城市，在此出版的电影期刊数量便占到了总量的7成左右。其他如北京、广州、天津、重庆、南京、香港等亦具备一定的电影传播系统和电影文化氛围，城市也有部分电影期刊出版。民国电影期刊的创刊，一般以1921年2月3日出版的石刻版《影戏丛报》和4月1日出版的铅印版《影戏杂志》作为起点，其中由顾肯夫、陆洁、张光宇合编的《影戏杂志》影响更甚。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1921年至1922年，共创刊了《影戏丛报》《影戏杂志》《明珠》《电影杂志》《晨星》等5种刊物。其中，《影戏丛报》为仅出版一期的石印版刊物，《明珠》为广州明珠影画院的小报型院刊，而《电影周刊》创刊于北京也仅发行一期。只有上海的《影戏杂志》与《晨星》连续出刊，且它们之间不但有着承继的关联，更是记载了电影期刊最初的发展与转型。
《影戏杂志》之所以以“影戏”命名，是因为那一时期，“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且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一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一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因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电影理论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影戏”理论，这一话语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逐步由“电影”全面替代。顾肯夫在《影戏杂志》的《发刊词》中从中国戏剧的起源开始谈到“世界戏剧的趋势”，认为“戏剧中最能‘逼真’的，只有影戏。影戏在现代的戏剧里能占一部分的势力，也是在此”。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在民国电影期刊初创的时期里，直接以“影戏”命名的期刊名称不在少数，最早的两本刊物《影戏丛报》和《影戏杂志》，以“影戏”命名，后来还有《影戏春秋》《影戏画报》以及1929年的《影戏杂志》等等。
总体来讲，民国电影期刊的发展并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过程，主要原因是民国时期国家与民族命运多舛、电影事业发展跌宕起伏，造成了大部分电影期刊办刊时间不长，刊物种类与发行数量也时多时少。但这些出刊时间或长或短、出刊数量或多或少的电影期刊对中国早期电影事业来讲，都有着共同的希冀，“发扬民族精神，振兴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几乎是它们的共同宗旨”。
顾肯夫在《影戏杂志》的《发刊词》中便首先谈到：
“中国人在影戏界里的地位，说来真是可耻。从前外国人到中国来摄剧，都喜欢把中国的不良风俗摄去……没有到中国来过的外国人，看了这种影片，便把他来代表我们中国全体，以为中国全体人民都是这样的，那么，哪得不生蔑视中国的心呢。我们看影戏，无论长篇短篇，要是没有中国人便罢，若有中国人。不是做强盗，便是做贼。做强盗做贼，也还罢了，还做不到寻常的配角，只做他们的小唆哆……唉，我们中国人在影戏界上的人格，真可称‘人格破产’的了”。
因此，他便谈到其办刊的目的：
“(一)发扬影戏在文学美术上的价值。(二)介绍有价值的影片给读者。(三)防止有害影片的流行。(四)在影剧界上替我们中国人争人格。”…
在如何去办刊物的问题上，顾肯夫接着又谈到：
“我们编辑这本册子，从良心上说一句话，没有一句话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所以这本册子，和人家剽窃了凡张画，加上几个裸体女子，提了几句不相干的话，用模糊不清的石印，因为石印的价钱便宜，不过有失真的弊病，来骗人家的钱不同。”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影戏杂志》，“有艺术上的评论，有剧本里的情节，有影戏的制法，使读者得到许多影戏上的智识”，表现出编者的理论素养和办刊旨趣；在印刷方面，“纸张洁白，排法优美，印刷考究，图画都用锌板，铜板排列”，渗透着编者力求精致的办刊态度。
二
1921年4月，《影戏杂志》创刊时，中国早期电影事业正处于一个既没有好的国产影片，也没有本土电影理论话语体系的时期，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是1921年下半年才完成的，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公司——明星公司是1922年3月成立的。因此《影戏杂志》开办之初要实现自己的宗旨，是十分困难的。
因而从其内容上看，《影戏杂志》不得不以国外的内容为主，如创刊号中共有19篇文章，主要都是外国影坛消息报道和外国电影剧情介绍，如篇目：徐欣夫的《却泼林同他夫人的离婚案》、居庆目的《罗息及吉密斯小传》、裴君健的《日本的影戏》等。当然，《影戏杂志》有着建构自己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旨趣，也开启了中国早期电影理论的探索，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电影批评也已经开始起步”。其创刊号上刊登了顾肯夫的《发刊词》《影戏源流考》，管大的《中国影戏谈》等理论文章。作为《影戏杂志》创刊者之一陆洁在编辑创刊号时第一次在文章中创造了“导演”“电影故事”“明星”等专业词汇，开启了中国电影理论术语的中国化命名。从第三期归属明星公司发行后，刊登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缘起》等一些电影产业研究性质文章，开始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中关于“明星”及电影产业问题的讨论，还有《滑稽及讽刺活动画之制法》等译文，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动画、卡通的制作过程，开拓了国人的视野。
而就是这样一本电影专业期刊办刊时间却不长久。《影戏杂志》的命运短暂，有着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特殊背景，其在出版两期后，便由明星公司买断了版权，从第三期起改为明星公司发行了，并成为1922年3月创办的明星公司的一个宣传阵地，成为20世纪20年代电影期刊特刊模式的先行者。
这一转型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经济原因。《影戏杂志》创刊以来，经济状况一直不好。从其创刊时间上看，应该是1921年4月1日， 且根据其创刊号宣称的刊物“全年十二本”，可以看出该刊本来是想办成月刊的。而其第二期在1922年1月25日才出刊，对此顾肯夫解释说：
“本志第一号发行久矣，承读者不以浅见而见弃，争相购阅，感愧莫铭。乃发行不十日，而印刷所毁于火，纸板原稿，无新旧皆遭焚如。所存者，唯不浊君之‘别问我底家庭变故’及‘鲁克’二篇与周君剑云之一序耳。余乃从事更编，又得不浊君之助，又竞月而告成，而印刷所则迄未恢复焉。余奔走数月，凡海上大小印刷诸家悉遍，商务能印而索价奇昂，馀或谓事冗，或以敬谢不敏对，遂致延宕以抵今日。”
可见，印刷环节出了问题而又无财力追求高质量是直接原因。另一方面，此间《影戏杂志》的主创人员在出版了第一期后，便忙于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的拍摄与制作，也即参与到电影产业的初期创办中去了，加之《影戏杂志》的经营并不算好。又恰遇火灾焚稿厄运，因此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相隔一年之久，自此经济上也难以为继了。
另一个原因是电影产业发展的需要。1922年张石川因股票生意不好而联合郑正秋等人成立了明星电影公司，公司的运营有着教化与盈利的双重目的，其成立之初便立足张石川“唯兴趣是尚”的指导思想，依据当时卓别林的影片在中国的轰动，跟拍了模仿卓别林的滑稽片《滑稽大王游华记》及《掷果缘》《大闹怪剧场》《张欣生》等娱乐大众的影片。同时，明星公司又极其重视纸质媒体对影片宣传的作用，同年明星公司以“晨社”的名义，将当时较有影响的《影戏杂志》从1922年5月28日第三期后改为不定期的《晨星》杂志，用以宣传本公司的新片，扩大明星公司的影响。
对此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一文中提到：
“明星公司要提起大家的兴趣。所以预定了发行月刊的计划。恰巧老朋友顾肯夫君，来加入我们公司里，做股东的一分子，我们欢迎之下，就要求他把(影戏杂志)从第三期起，归明星发行。因为这本杂志，的确是有研究有价值的著作，的确是可以提起人们兴趣的出版物。”
三
1922年由《影戏杂志》转型演变而来的《晨星》，是民国时期最早的电影特刊。创刊之初，由于明星公司早期的滑稽片缺乏新意，票房惨败，宣传效果并不理想。一年后，明星公司改以郑正秋“以正剧为宜”的制片思路，拍摄了“社会片”《孤儿救祖记》，同时发行《晨星》第三期特刊——《孤儿救祖记》专号力促影片宣传，获得了巨大成功，刺激了中国影坛的大发展。之后，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电影特刊也紧接着应运而生，影片加特刊专号成为20世纪20年代最核心、最为普遍的电影宣传模式。
可以说，《晨星》是中国电影期刊与电影产业相结合的一个典型，也成为民国电影刊物早期发展的一大模式和特色。虽然《晨星》的办刊思想从功用角度来讲是宣传电影公司的作品，但更重要的归宿也是“使得中国影戏之路，早日开辟成功”，也即“倡导并发展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当然，《晨星》从本质上说还是明星电影公司的机关刊物，服务于明星公司是其直接目的，其宣传内容也主要是本公司作品，且每期宣传一部影片，并标明“某某影片号”，“内容包括本事、字幕、剧照、演职员表、编导阐述、演员小史、拍摄经过等，内容丰富，保存了很多早期电影史料”。明星公司负责人周剑云在《导言》中指出，发行《晨星》“一方面要借新影片传布的能力，显出广告的效果；一方面也要趁此机会，竭力介绍新影片的内容，使得观众格外明白些”。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产业在地域上的高度集中加剧了市场竞争，民国时期的资本环境、需求环境以及战争等外部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电影企业之间的生存与竞争”。因此，当时大凡拍过几部影片的公司，一般都要出版电影特刊，这种模式在1925年以后逐渐盛行，且“这些特刊大都带有浓厚的商业宣传性质。在编例上也往往形成千篇一律的俗套，诸如影片编、导、演等人员的照片和小传，影片本事、字幕和剧照，以及一些特约的叫好文章和辑自报刊的褒扬文字等。”
特刊模式确实提升了对国产影片的宣传作用。如前所述，之前的电影期刊以介绍和报道外国影坛信息及介绍外国电影为主，主要原因是中国早期电影事业发展不成熟，特别是中国电影诞生以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长故事片一直为外国影片所占有，国内影片创作不但数量少，且质量欠佳，即便模仿西方作品也是东施效颦。直到1921年春夏之交，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无声黑白故事片——《阎瑞生》才摄制完成。中国电影期刊在最初发展的那几年里想为振兴民族电影事业出一把力，确是勉为其难。但“它在将欧美的各种电影信息介绍给国人的同时，也辅助了国人对欧美电影的了解和借鉴”。而《晨星》特刊则真正成为以国产电影为报道对象的第一本电影期刊。从其功用上来看，“一方面随新片传播各地……具有宣传本公司的广告效应；另一方面，当时多数影院是外国人开设，以放映外片为主，因中西风俗不同、文字隔阂等原因，不懂西文的人都转向国产影片。素不观影的人，也因国产影片易懂兴致浓厚。电影期刊、电影特刊的发行无疑扩大了国产影片的影响。”
这种在20世纪20年代盛行一时的特刊模式经历了10年左右的时间也发生了转变，明星影片公司在电影界面临危机之际提出变革要求，1933年5月1日创办《明星月报》，此刊迥异于此前公司特刊的固定模式，不拘泥于某一公司或某一影片的宣传，而开始注重电影期刊在电影文化建设中所承担的责任，由《晨星》开启的特刊模式盛行的办刊时期也就此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自《影戏杂志》(创刊)至1949年的近30年间，共计出版了约六七百种电影刊物(包括戏剧刊物、戏剧电影综合刊物、电影副刊、电影专号、电影特刊、年鉴等)”。这些刊物主要包括电影公司自我宣传的特刊、重在理论探讨和电影评论的专刊以及以影坛奇闻轶事为主要内容的大众娱乐性期刊。其中电影特刊是20世纪20年代电影期刊的主流刊种。尽管有一些刊物进行电影理论的探讨，但直接服务于电影公司进行电影宣传是特刊的最重要的功能。这虽然淡化了理论探讨，但扩大了国产影片的宣传，为中国早期民族电影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影理论[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600851，htm，2009－12－27
[3][11][13][l5]张伟，纸质媒体里的民国电影，中国现在电影期刊全书目志[EB/OL]，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2－3
[2][4][5][6]顾肯夫，发刊词，影戏杂志：创刊号[J]，1921－4－1
[7][9]黄志伟，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影戏杂志》创刊于何时[N]，文汇报，2005－09－06
[8]李道新，建构中国电影批评史[J]，电影艺术，1998(4)
[10]郑正秋，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J]，影戏杂志[M]，1922(3)
[12]《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电影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201
[14]钱志中，民国时期私营电影产业的市场环境与经营策略[J]，艺术百家，2007(6)
[16][17]戴小兰，私营电影业的兴起与中国早期电影期刊[J]，电影艺术。2003(1)
[18]谢其章，被人遗忘的民国电影刊物[J]，书屋，2005(4)
一
中国电影自1905年诞生以来，一直作为杂耍艺术存在于大众文化生活之中，纸质媒体对电影的记录主要是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消息及一些电影观感。直到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报刊业的大发展以及电影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娱乐形式，在报刊上才开始出现了较为专业的电影信息，这首先从报纸发端，如上海的《新闻报》《申报》等，在传播电影知识、评介电影作品等方面开始发挥作用。而专业的电影期刊则晚了一段时期，到1921年后才陆续出版。
这些电影期刊的出版地主要在上海，因为上海既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文化中心，更是最早由西方输入电影并拥有民国时期最为发达的民族电影工业的城市，在此出版的电影期刊数量便占到了总量的7成左右。其他如北京、广州、天津、重庆、南京、香港等亦具备一定的电影传播系统和电影文化氛围，城市也有部分电影期刊出版。民国电影期刊的创刊，一般以1921年2月3日出版的石刻版《影戏丛报》和4月1日出版的铅印版《影戏杂志》作为起点，其中由顾肯夫、陆洁、张光宇合编的《影戏杂志》影响更甚。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1921年至1922年，共创刊了《影戏丛报》《影戏杂志》《明珠》《电影杂志》《晨星》等5种刊物。其中，《影戏丛报》为仅出版一期的石印版刊物，《明珠》为广州明珠影画院的小报型院刊，而《电影周刊》创刊于北京也仅发行一期。只有上海的《影戏杂志》与《晨星》连续出刊，且它们之间不但有着承继的关联，更是记载了电影期刊最初的发展与转型。
《影戏杂志》之所以以“影戏”命名，是因为那一时期，“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且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一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一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因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电影理论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影戏”理论，这一话语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逐步由“电影”全面替代。顾肯夫在《影戏杂志》的《发刊词》中从中国戏剧的起源开始谈到“世界戏剧的趋势”，认为“戏剧中最能‘逼真’的，只有影戏。影戏在现代的戏剧里能占一部分的势力，也是在此”。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在民国电影期刊初创的时期里，直接以“影戏”命名的期刊名称不在少数，最早的两本刊物《影戏丛报》和《影戏杂志》，以“影戏”命名，后来还有《影戏春秋》《影戏画报》以及1929年的《影戏杂志》等等。
总体来讲，民国电影期刊的发展并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过程，主要原因是民国时期国家与民族命运多舛、电影事业发展跌宕起伏，造成了大部分电影期刊办刊时间不长，刊物种类与发行数量也时多时少。但这些出刊时间或长或短、出刊数量或多或少的电影期刊对中国早期电影事业来讲，都有着共同的希冀，“发扬民族精神，振兴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几乎是它们的共同宗旨”。
顾肯夫在《影戏杂志》的《发刊词》中便首先谈到：
“中国人在影戏界里的地位，说来真是可耻。从前外国人到中国来摄剧，都喜欢把中国的不良风俗摄去……没有到中国来过的外国人，看了这种影片，便把他来代表我们中国全体，以为中国全体人民都是这样的，那么，哪得不生蔑视中国的心呢。我们看影戏，无论长篇短篇，要是没有中国人便罢，若有中国人。不是做强盗，便是做贼。做强盗做贼，也还罢了，还做不到寻常的配角，只做他们的小唆哆……唉，我们中国人在影戏界上的人格，真可称‘人格破产’的了”。
因此，他便谈到其办刊的目的：
“(一)发扬影戏在文学美术上的价值。(二)介绍有价值的影片给读者。(三)防止有害影片的流行。(四)在影剧界上替我们中国人争人格。”…
在如何去办刊物的问题上，顾肯夫接着又谈到：
“我们编辑这本册子，从良心上说一句话，没有一句话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所以这本册子，和人家剽窃了凡张画，加上几个裸体女子，提了几句不相干的话，用模糊不清的石印，因为石印的价钱便宜，不过有失真的弊病，来骗人家的钱不同。”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影戏杂志》，“有艺术上的评论，有剧本里的情节，有影戏的制法，使读者得到许多影戏上的智识”，表现出编者的理论素养和办刊旨趣；在印刷方面，“纸张洁白，排法优美，印刷考究，图画都用锌板，铜板排列”，渗透着编者力求精致的办刊态度。
二
1921年4月，《影戏杂志》创刊时，中国早期电影事业正处于一个既没有好的国产影片，也没有本土电影理论话语体系的时期，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是1921年下半年才完成的，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公司——明星公司是1922年3月成立的。因此《影戏杂志》开办之初要实现自己的宗旨，是十分困难的。
因而从其内容上看，《影戏杂志》不得不以国外的内容为主，如创刊号中共有19篇文章，主要都是外国影坛消息报道和外国电影剧情介绍，如篇目：徐欣夫的《却泼林同他夫人的离婚案》、居庆目的《罗息及吉密斯小传》、裴君健的《日本的影戏》等。当然，《影戏杂志》有着建构自己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旨趣，也开启了中国早期电影理论的探索，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电影批评也已经开始起步”。其创刊号上刊登了顾肯夫的《发刊词》《影戏源流考》，管大的《中国影戏谈》等理论文章。作为《影戏杂志》创刊者之一陆洁在编辑创刊号时第一次在文章中创造了“导演”“电影故事”“明星”等专业词汇，开启了中国电影理论术语的中国化命名。从第三期归属明星公司发行后，刊登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缘起》等一些电影产业研究性质文章，开始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中关于“明星”及电影产业问题的讨论，还有《滑稽及讽刺活动画之制法》等译文，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动画、卡通的制作过程，开拓了国人的视野。
而就是这样一本电影专业期刊办刊时间却不长久。《影戏杂志》的命运短暂，有着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特殊背景，其在出版两期后，便由明星公司买断了版权，从第三期起改为明星公司发行了，并成为1922年3月创办的明星公司的一个宣传阵地，成为20世纪20年代电影期刊特刊模式的先行者。
这一转型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经济原因。《影戏杂志》创刊以来，经济状况一直不好。从其创刊时间上看，应该是1921年4月1日， 且根据其创刊号宣称的刊物“全年十二本”，可以看出该刊本来是想办成月刊的。而其第二期在1922年1月25日才出刊，对此顾肯夫解释说：
“本志第一号发行久矣，承读者不以浅见而见弃，争相购阅，感愧莫铭。乃发行不十日，而印刷所毁于火，纸板原稿，无新旧皆遭焚如。所存者，唯不浊君之‘别问我底家庭变故’及‘鲁克’二篇与周君剑云之一序耳。余乃从事更编，又得不浊君之助，又竞月而告成，而印刷所则迄未恢复焉。余奔走数月，凡海上大小印刷诸家悉遍，商务能印而索价奇昂，馀或谓事冗，或以敬谢不敏对，遂致延宕以抵今日。”
可见，印刷环节出了问题而又无财力追求高质量是直接原因。另一方面，此间《影戏杂志》的主创人员在出版了第一期后，便忙于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的拍摄与制作，也即参与到电影产业的初期创办中去了，加之《影戏杂志》的经营并不算好。又恰遇火灾焚稿厄运，因此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相隔一年之久，自此经济上也难以为继了。
另一个原因是电影产业发展的需要。1922年张石川因股票生意不好而联合郑正秋等人成立了明星电影公司，公司的运营有着教化与盈利的双重目的，其成立之初便立足张石川“唯兴趣是尚”的指导思想，依据当时卓别林的影片在中国的轰动，跟拍了模仿卓别林的滑稽片《滑稽大王游华记》及《掷果缘》《大闹怪剧场》《张欣生》等娱乐大众的影片。同时，明星公司又极其重视纸质媒体对影片宣传的作用，同年明星公司以“晨社”的名义，将当时较有影响的《影戏杂志》从1922年5月28日第三期后改为不定期的《晨星》杂志，用以宣传本公司的新片，扩大明星公司的影响。
对此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一文中提到：
“明星公司要提起大家的兴趣。所以预定了发行月刊的计划。恰巧老朋友顾肯夫君，来加入我们公司里，做股东的一分子，我们欢迎之下，就要求他把(影戏杂志)从第三期起，归明星发行。因为这本杂志，的确是有研究有价值的著作，的确是可以提起人们兴趣的出版物。”
三
1922年由《影戏杂志》转型演变而来的《晨星》，是民国时期最早的电影特刊。创刊之初，由于明星公司早期的滑稽片缺乏新意，票房惨败，宣传效果并不理想。一年后，明星公司改以郑正秋“以正剧为宜”的制片思路，拍摄了“社会片”《孤儿救祖记》，同时发行《晨星》第三期特刊——《孤儿救祖记》专号力促影片宣传，获得了巨大成功，刺激了中国影坛的大发展。之后，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电影特刊也紧接着应运而生，影片加特刊专号成为20世纪20年代最核心、最为普遍的电影宣传模式。
可以说，《晨星》是中国电影期刊与电影产业相结合的一个典型，也成为民国电影刊物早期发展的一大模式和特色。虽然《晨星》的办刊思想从功用角度来讲是宣传电影公司的作品，但更重要的归宿也是“使得中国影戏之路，早日开辟成功”，也即“倡导并发展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当然，《晨星》从本质上说还是明星电影公司的机关刊物，服务于明星公司是其直接目的，其宣传内容也主要是本公司作品，且每期宣传一部影片，并标明“某某影片号”，“内容包括本事、字幕、剧照、演职员表、编导阐述、演员小史、拍摄经过等，内容丰富，保存了很多早期电影史料”。明星公司负责人周剑云在《导言》中指出，发行《晨星》“一方面要借新影片传布的能力，显出广告的效果；一方面也要趁此机会，竭力介绍新影片的内容，使得观众格外明白些”。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产业在地域上的高度集中加剧了市场竞争，民国时期的资本环境、需求环境以及战争等外部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电影企业之间的生存与竞争”。因此，当时大凡拍过几部影片的公司，一般都要出版电影特刊，这种模式在1925年以后逐渐盛行，且“这些特刊大都带有浓厚的商业宣传性质。在编例上也往往形成千篇一律的俗套，诸如影片编、导、演等人员的照片和小传，影片本事、字幕和剧照，以及一些特约的叫好文章和辑自报刊的褒扬文字等。”
特刊模式确实提升了对国产影片的宣传作用。如前所述，之前的电影期刊以介绍和报道外国影坛信息及介绍外国电影为主，主要原因是中国早期电影事业发展不成熟，特别是中国电影诞生以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长故事片一直为外国影片所占有，国内影片创作不但数量少，且质量欠佳，即便模仿西方作品也是东施效颦。直到1921年春夏之交，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无声黑白故事片——《阎瑞生》才摄制完成。中国电影期刊在最初发展的那几年里想为振兴民族电影事业出一把力，确是勉为其难。但“它在将欧美的各种电影信息介绍给国人的同时，也辅助了国人对欧美电影的了解和借鉴”。而《晨星》特刊则真正成为以国产电影为报道对象的第一本电影期刊。从其功用上来看，“一方面随新片传播各地……具有宣传本公司的广告效应；另一方面，当时多数影院是外国人开设，以放映外片为主，因中西风俗不同、文字隔阂等原因，不懂西文的人都转向国产影片。素不观影的人，也因国产影片易懂兴致浓厚。电影期刊、电影特刊的发行无疑扩大了国产影片的影响。”
这种在20世纪20年代盛行一时的特刊模式经历了10年左右的时间也发生了转变，明星影片公司在电影界面临危机之际提出变革要求，1933年5月1日创办《明星月报》，此刊迥异于此前公司特刊的固定模式，不拘泥于某一公司或某一影片的宣传，而开始注重电影期刊在电影文化建设中所承担的责任，由《晨星》开启的特刊模式盛行的办刊时期也就此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自《影戏杂志》(创刊)至1949年的近30年间，共计出版了约六七百种电影刊物(包括戏剧刊物、戏剧电影综合刊物、电影副刊、电影专号、电影特刊、年鉴等)”。这些刊物主要包括电影公司自我宣传的特刊、重在理论探讨和电影评论的专刊以及以影坛奇闻轶事为主要内容的大众娱乐性期刊。其中电影特刊是20世纪20年代电影期刊的主流刊种。尽管有一些刊物进行电影理论的探讨，但直接服务于电影公司进行电影宣传是特刊的最重要的功能。这虽然淡化了理论探讨，但扩大了国产影片的宣传，为中国早期民族电影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影理论[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600851，htm，2009－12－27
[3][11][13][l5]张伟，纸质媒体里的民国电影，中国现在电影期刊全书目志[EB/OL]，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2－3
[2][4][5][6]顾肯夫，发刊词，影戏杂志：创刊号[J]，1921－4－1
[7][9]黄志伟，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影戏杂志》创刊于何时[N]，文汇报，2005－09－06
[8]李道新，建构中国电影批评史[J]，电影艺术，1998(4)
[10]郑正秋，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J]，影戏杂志[M]，1922(3)
[12]《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电影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201
[14]钱志中，民国时期私营电影产业的市场环境与经营策略[J]，艺术百家，2007(6)
[16][17]戴小兰，私营电影业的兴起与中国早期电影期刊[J]，电影艺术。2003(1)
[18]谢其章，被人遗忘的民国电影刊物[J]，书屋，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