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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你这个话不感兴趣。”
1月28日，我和周正龙围坐在一台暖烘烘的火炉旁。上午10点，他刚刚吃过早饭。由于老婆孩子外出打工，家务都由他一个人打理。
外面下起了小雨。这种天气，不适合上山找虎。
这是一栋2010年建起的三层小楼，外置式的楼梯，浅绿色的瓷砖——这是周正龙自己的设计。他对这栋房子颇为得意，称其为“镇坪第一家”。
这一次回访进行得并不顺畅。每当我对周正龙说的话表现出不解或迟疑，他的脸上就有一种不耐烦。谈话间偶尔问起他的性格特点，他就扔过来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或是“这个话没有水平，都不想跟你往下头说了”。
距离2007年“虎照事件”，已经过去5年多了。在这个事件中，周正龙和他的“虎照”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在这些质疑声中，周正龙被送进了监狱。
时隔5年3个月，2013年1月底的严冬时节，我再次来到了陕西。在我此次到镇坪县文彩村拜访周正龙的两天前，北京的一家科考队刚刚离开。科考队员就住在周正龙家里，为此他在一间屋子里铺了5张床。他指着房间对我说，在2007年媒体一茬茬到来时，他家的床和地板上睡的到处都是记者。
那是一段“光辉岁月”。从安康市到镇坪县的包车上，挤满了各路记者。这个人文环境和自然景观都乏善可陈的县城，大小宾馆一下子人满为患；从县城到文彩村的路上，挤满了全县城的“三蹦子”。经历过这一盛况的司机，如今还能准确道出周正龙家的地址。
彼时，挤在这些蜂拥而至的媒体中间，《中国新闻周刊》选择了一个相对独特的报道角度：从这一事件蔓延的过程，观察正在成长中的网络力量，包括它的生长过程，传播规律，与传统媒体的对接，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官方的应对方式。
我们当时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官退民进”的过程：网民在专业摄影师的帮助下，不断将质疑引向深入；而官方的回应大多跟不上质疑的进度，有时还成为新的攻击对象。
陕西省林业厅时任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说，此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有点烦躁。“有个网民打电话过来，开口就骂。我说你要是这样说，你儿子都不一定是你的。”
那个时候，当我前去采访，敲开他的门，他对着站在门口的我大吼：“出去！”1月29日，我再一次拜访他，办公室没怎么变化，只是他的脸上没有了往时的精气神，说话的声音很低，面色像霜打的树叶。
陕西省林业厅时任信息宣传中心主任关克，是第一个通过博客回应此事的人。他本人此前没用过博客，开博就是为了回应此事。之所以要回应，是因为他确信“虎照”是真实的。他发的第一篇相关博文，是《对周正龙拍摄野生华南虎的情景还原》。文章的后面有八九十个跟帖，大部分是来骂他的。
关克告诉我，他开博客，除了想论证“虎照”以外，还想探索对公共事件的应对方式。“当时，包括林业厅大大小小的会议，都是想着怎么躲记者。我说水不能堵只能疏，除非有鬼。”
有传播学者分析，关克此时选择站出来回应，本身是個很好的态度，但他弄混了“回应”与“争论”之间的区别——“回应”是消火的，而“争论”是添火的。当时回应的最好方式，是对“虎照”进行鉴定。
但在林业厅内部影响甚广的一种观念，拖延了这一进程。当时，很多人对发布会之前的鉴定程序不够健全并无异议，但同时认为这并不会影响照片的真实性。因为这些林业系统的各级工程师，不相信自己看不出照片的真假。“这些人就是学野生动物的，看了照片，还不知道这是华南虎嘛！”在接受回访时，陕西省林业厅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官员对我说。
不过，林业厅内的鉴定，很容易受到一种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心理预期的影响。在“虎照”出来之前，林业厅已经通过多年的调查，初步认定了镇坪有虎。因此在他们看来，周正龙的“虎照”只是一个早晚会来的佐证而已。
林业厅另一位官员则告诉我，当时他们在这件事上的普遍心态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虎照”事件后，陕西省林业厅进行了内部整顿，其中的一个硬性要求，就是以后遇到类似的鉴定，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省外专家的参与。
这个本应由陕西省林业厅负责的鉴定，最终由网易“越俎代庖”。网易组织了一个包括中国摄影家协会、华裔侦探李昌钰等在内的六方鉴定，结论为“虎照”为造假。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鉴定结论，尤其是其中李昌钰的看法，对陕西省官员的影响很大，并最终影响对这一事件的处理。2008年6月29日，陕西省政府认定“虎照”为假，13位官员受到处分。同年11月17日，周正龙因诈骗罪、私藏枪支弹药罪被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
但“挺虎派”并未缴械投降。出狱一个月后，周正龙就再次背起干粮，上山寻虎去了。虽然从逻辑上说，此时找到老虎，也无法证明此前“虎照”为真，但两者在感性上的联系毋需赘言。
陕西省林业厅原副厅长朱巨龙和陕西省林业厅信息宣传中心原主任关克都在关注周正龙的动向。两人都曾是“虎照”事件中的“挺虎派”，事后朱巨龙被免职，关克被撤职。“虎照事件”发生后，朱巨龙去了6趟周正龙的家。他在回访中告诉我，除了关注周正龙的身体和生活外，也关心他的心态。
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原处长王万云则已经不太关心此事了。他觉得这件事炒来炒去没什么意思，再说现在主动权也不在“挺虎”这一边，“你再说，人家就是不相信你，有啥办法。”
刚刚离开的北京科考队，似乎给周正龙带来了动力。在我拜访他的时候，他特意把邻居余大金叫过来，让余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科考队的一名年轻队员，在山上调查时遭遇了老虎。“要不是周哥（周正龙）保护，这个娃儿就要被吃了。”余说。
余大金负责给科考队送干粮。他说自己没有亲眼看见遭遇老虎的场面，但他去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还在哭，说不敢待在山上，怕被老虎给吃了。
周正龙说，这样的事情，他希望不要从自己的口中说出去，最好从别人的口中说出去，这样更可信一些。
他说自己还有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老虎录像，并认为这个证据“一定会被官方认可”。但他不愿意马上公布。他向我解释说，这个录像拍到的是对面山上的一只母虎和一只小虎，而背面的山上还有一只公虎，为了证明繁衍的合理性，他要拍到这只公虎后再将影像资料一起公布。此外，公布的程序也不能像上次那样草率，“捅了娄子”。
2012年4月27日
他告诉我，为了慎重起见，也为了权威性，他要“直接交给国务院”。
周正龙还说，这次的录像既有老虎下山喝水的画面，也有老虎留下的脚印。我提出要看看录像，被他拒绝了。
而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朱巨龙和王万云，两人的反应非常迅速且一致：“不可能！”朱巨龙说，“有东西早就跑来告诉我了。” 不过，王万云接着又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如果真没有，他说有，还一直坚持，是不是很无趣！你把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忽悠了，现在还去搞那个，有意思没意思！如果要从这个角度看，说不定还真有？”
周正龙希望这件事的宣布，能一箭三雕：一、把自己的冤屈给洗了；二、受牵连的官员官复原职；三、那些说“虎照”为假的人，“自己打自己的脸”。
在周正龙服刑期间，他所在的文彩村因为要建新城，田地被征收，各家都被动员签订协议，周正龙的妻子也在协议上签了字。所以周正龙出狱时，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失地农民”。他抱怨说，征地的补偿标准太低，每亩水田补偿3.5万元，旱地每亩3万元。
他还抱怨新城的建设，给自己带来另一个麻烦：建成不到3年的房子，因为某一个项目在地下打洞，出现了多个裂缝。
周正龙正在尝试着维权，维自己的权，也帮别人维权。余大金的老婆因为征地问题，与村支书发生争执被打。这次采访期间，周正龙把余大金叫过来，向我反映情况。余大金说，他请周哥在这件事上帮忙，自己则在周哥上山找老虎时给他做伴。
1月28日，我和周正龙围坐在一台暖烘烘的火炉旁。上午10点，他刚刚吃过早饭。由于老婆孩子外出打工，家务都由他一个人打理。
外面下起了小雨。这种天气，不适合上山找虎。
这是一栋2010年建起的三层小楼，外置式的楼梯，浅绿色的瓷砖——这是周正龙自己的设计。他对这栋房子颇为得意，称其为“镇坪第一家”。
这一次回访进行得并不顺畅。每当我对周正龙说的话表现出不解或迟疑，他的脸上就有一种不耐烦。谈话间偶尔问起他的性格特点，他就扔过来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或是“这个话没有水平，都不想跟你往下头说了”。
距离2007年“虎照事件”，已经过去5年多了。在这个事件中，周正龙和他的“虎照”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在这些质疑声中，周正龙被送进了监狱。
虎照事件中的官退民进
时隔5年3个月，2013年1月底的严冬时节，我再次来到了陕西。在我此次到镇坪县文彩村拜访周正龙的两天前，北京的一家科考队刚刚离开。科考队员就住在周正龙家里，为此他在一间屋子里铺了5张床。他指着房间对我说，在2007年媒体一茬茬到来时，他家的床和地板上睡的到处都是记者。
那是一段“光辉岁月”。从安康市到镇坪县的包车上，挤满了各路记者。这个人文环境和自然景观都乏善可陈的县城，大小宾馆一下子人满为患；从县城到文彩村的路上，挤满了全县城的“三蹦子”。经历过这一盛况的司机，如今还能准确道出周正龙家的地址。
彼时，挤在这些蜂拥而至的媒体中间，《中国新闻周刊》选择了一个相对独特的报道角度：从这一事件蔓延的过程，观察正在成长中的网络力量，包括它的生长过程，传播规律，与传统媒体的对接，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官方的应对方式。
我们当时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官退民进”的过程：网民在专业摄影师的帮助下，不断将质疑引向深入；而官方的回应大多跟不上质疑的进度，有时还成为新的攻击对象。
陕西省林业厅时任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说，此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有点烦躁。“有个网民打电话过来，开口就骂。我说你要是这样说，你儿子都不一定是你的。”
那个时候，当我前去采访，敲开他的门，他对着站在门口的我大吼：“出去！”1月29日，我再一次拜访他，办公室没怎么变化，只是他的脸上没有了往时的精气神，说话的声音很低，面色像霜打的树叶。
陕西省林业厅时任信息宣传中心主任关克，是第一个通过博客回应此事的人。他本人此前没用过博客，开博就是为了回应此事。之所以要回应，是因为他确信“虎照”是真实的。他发的第一篇相关博文，是《对周正龙拍摄野生华南虎的情景还原》。文章的后面有八九十个跟帖，大部分是来骂他的。
关克告诉我，他开博客，除了想论证“虎照”以外，还想探索对公共事件的应对方式。“当时，包括林业厅大大小小的会议，都是想着怎么躲记者。我说水不能堵只能疏，除非有鬼。”
有传播学者分析，关克此时选择站出来回应，本身是個很好的态度，但他弄混了“回应”与“争论”之间的区别——“回应”是消火的，而“争论”是添火的。当时回应的最好方式，是对“虎照”进行鉴定。
但在林业厅内部影响甚广的一种观念，拖延了这一进程。当时，很多人对发布会之前的鉴定程序不够健全并无异议，但同时认为这并不会影响照片的真实性。因为这些林业系统的各级工程师，不相信自己看不出照片的真假。“这些人就是学野生动物的，看了照片，还不知道这是华南虎嘛！”在接受回访时，陕西省林业厅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官员对我说。
不过，林业厅内的鉴定，很容易受到一种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心理预期的影响。在“虎照”出来之前，林业厅已经通过多年的调查，初步认定了镇坪有虎。因此在他们看来，周正龙的“虎照”只是一个早晚会来的佐证而已。
林业厅另一位官员则告诉我，当时他们在这件事上的普遍心态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虎照”事件后，陕西省林业厅进行了内部整顿，其中的一个硬性要求，就是以后遇到类似的鉴定，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省外专家的参与。
这个本应由陕西省林业厅负责的鉴定，最终由网易“越俎代庖”。网易组织了一个包括中国摄影家协会、华裔侦探李昌钰等在内的六方鉴定，结论为“虎照”为造假。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鉴定结论，尤其是其中李昌钰的看法，对陕西省官员的影响很大，并最终影响对这一事件的处理。2008年6月29日，陕西省政府认定“虎照”为假，13位官员受到处分。同年11月17日，周正龙因诈骗罪、私藏枪支弹药罪被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
新证据，“我要直接交给国务院”
但“挺虎派”并未缴械投降。出狱一个月后，周正龙就再次背起干粮，上山寻虎去了。虽然从逻辑上说，此时找到老虎，也无法证明此前“虎照”为真，但两者在感性上的联系毋需赘言。
陕西省林业厅原副厅长朱巨龙和陕西省林业厅信息宣传中心原主任关克都在关注周正龙的动向。两人都曾是“虎照”事件中的“挺虎派”，事后朱巨龙被免职，关克被撤职。“虎照事件”发生后，朱巨龙去了6趟周正龙的家。他在回访中告诉我，除了关注周正龙的身体和生活外，也关心他的心态。
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原处长王万云则已经不太关心此事了。他觉得这件事炒来炒去没什么意思，再说现在主动权也不在“挺虎”这一边，“你再说，人家就是不相信你，有啥办法。”
刚刚离开的北京科考队，似乎给周正龙带来了动力。在我拜访他的时候，他特意把邻居余大金叫过来，让余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科考队的一名年轻队员，在山上调查时遭遇了老虎。“要不是周哥（周正龙）保护，这个娃儿就要被吃了。”余说。
余大金负责给科考队送干粮。他说自己没有亲眼看见遭遇老虎的场面，但他去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还在哭，说不敢待在山上，怕被老虎给吃了。
周正龙说，这样的事情，他希望不要从自己的口中说出去，最好从别人的口中说出去，这样更可信一些。
他说自己还有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老虎录像，并认为这个证据“一定会被官方认可”。但他不愿意马上公布。他向我解释说，这个录像拍到的是对面山上的一只母虎和一只小虎，而背面的山上还有一只公虎，为了证明繁衍的合理性，他要拍到这只公虎后再将影像资料一起公布。此外，公布的程序也不能像上次那样草率，“捅了娄子”。
他告诉我，为了慎重起见，也为了权威性，他要“直接交给国务院”。
周正龙还说，这次的录像既有老虎下山喝水的画面，也有老虎留下的脚印。我提出要看看录像，被他拒绝了。
而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朱巨龙和王万云，两人的反应非常迅速且一致：“不可能！”朱巨龙说，“有东西早就跑来告诉我了。” 不过，王万云接着又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如果真没有，他说有，还一直坚持，是不是很无趣！你把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忽悠了，现在还去搞那个，有意思没意思！如果要从这个角度看，说不定还真有？”
周正龙希望这件事的宣布，能一箭三雕：一、把自己的冤屈给洗了；二、受牵连的官员官复原职；三、那些说“虎照”为假的人，“自己打自己的脸”。
在周正龙服刑期间，他所在的文彩村因为要建新城，田地被征收，各家都被动员签订协议，周正龙的妻子也在协议上签了字。所以周正龙出狱时，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失地农民”。他抱怨说，征地的补偿标准太低，每亩水田补偿3.5万元，旱地每亩3万元。
他还抱怨新城的建设，给自己带来另一个麻烦：建成不到3年的房子，因为某一个项目在地下打洞，出现了多个裂缝。
周正龙正在尝试着维权，维自己的权，也帮别人维权。余大金的老婆因为征地问题，与村支书发生争执被打。这次采访期间，周正龙把余大金叫过来，向我反映情况。余大金说，他请周哥在这件事上帮忙，自己则在周哥上山找老虎时给他做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