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南京云锦是中国传统的丝制工艺品，有“寸锦寸金”之称，至今已有近1600年历史，它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是中国丝绸文化的璀璨结晶，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在上一期的“文化之根”栏目里，《经济》记者向读者介绍了云锦的历史由来、发展现状、独树一帜的“生产型”保护方式以及目前政府和民众对其传承发扬的重视情况。那么作为与云锦相关的南京传统民俗文化，南京白局和南京绒花的发展现状又是如何呢？它们的传承之路又是怎样？
云锦的非遗搭档——白局
南京白局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云锦的派生物，因其表演时不收报酬“自摆一回唱局”，故称白局。南京云锦研究所在为云锦进行“申遗”的过程中，就想过将两者进行打包申遗，可惜后来以失败告终。尽管现在的南京白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其发展也和云锦一样，经历过大起大落的时期。
南京白局是云锦机坊工人一边劳动，一边说唱的表演形式。表演一般一至二人，多至三五人，用南京方言，唱的是俚曲，通俗易懂，韵味淳朴，生动诙谐，极具浓郁地方特色。他们会说身边的生活，讲稀奇古怪的事物，谈金陵四十八景，也唱江南江北和周边地区的小调，倾吐心中的郁闷，抒发情感，宣泄对当局的不满，并用土语描摹水深火热的生活。如“这几天机房不好做/我又被‘坐板疮’来磨/三万六千头的库缎/一天撂上它几十梭/‘焦老机’的老板/天天还在催生活……”
在云锦最红火的时候，纺织工人众多，收入也都不错，所以当时唱白局都是摆场子不收钱。封建王朝衰落以后，云锦市场便不景气了，纺织工人也无法借此养家糊口，就出来唱白局补贴家用。民国时期白局转向市场，就叫做红局。但由于白局和红局的演唱内容大多都是时政生活的反映，当时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禁止与打压，白局艺人也就不敢再出来演唱，这导致白局遇冷的情况一直到建国初期也没有恢复。
建国后，自周总理去南京调研考察之后，南京市政府开始重视传统文化，当年就成立了南京市工人白局实验曲剧团。1960年，白局剧团面向社会广泛招生。经历了文革的白局剧团于1970年正式解散，很多人都选择了转业，这一次的衰落眼看更加逆不可转。
2003年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将仅剩的几名白局老艺人请去，为他们提供了个人平台表演白局，在这种方式下，白局慢慢又走回人们的视野。2007年南京云锦准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和云锦伴生的南京白局又重新得到了重视。2008年6月，南京白局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加强对南京白局的保护，南京市成立了南京白局研究会，对南京白局进行了普查和抢救，对现存白局艺人的代表性曲目也进行了录音、录像，加强了对现存传承人的保护，出版了《南京白局曲谱选》、《南京白局曲调选》等书籍。2007年成立了南京白局新传人传习基地，着手培养一批年轻的白局传人。现在的白局更倾向于与学校合作，增加社会影响力。例如南京师范大学就拥有白局社团，他们将古老白局与新时代相结合的演绎方式获得了一致好评，这批年轻人也称为白局的宣传主力。
无人传承的凋零——绒花
南京绒花始于唐朝，谐音荣华，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富贵文化。在唐代时就是皇室贡品之一。明清时代更具规格，清康熙、乾隆年间为极盛时期。据考证，《红楼梦》里提及的“宫里做的新鲜样法堆纱花儿”指的就是南京绒花。绒花谐音荣华，旧时的南京女子头戴绒花出嫁，象征一生荣华富贵。每一朵绒花的造型本身也有着吉祥的寓意，如：必定如意，连生贵子，鱼跃龙门等。
制作绒花的主要材料是天然桑蚕丝，在没有铜丝的年代，绒花骨架用白银打成细丝制作而成。选料的贵重加纯手工的制作，都注定了绒花的珍贵。
清末民初，绒花流入民间，百姓主要在节日及逢婚嫁喜事时佩戴。绒花这时变成了南京街知巷闻的一种女性喜爱的饰品，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实物都有其相应的象征与寓意。除此之外，一事三节（婚嫁喜事、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孩子玩具、家内摆设等也都是绒花扮演的角色。绒花的流行，使得当年南京的三山街至长乐路一带，都是热闹非凡的“花市大街”。到了20世纪30年代，南京绒花的制作还主要以家庭作坊为主。有柯恒泰、张义泰、德胜祥、马荣兴等40多家绒花作坊，分布在城南门、东门等区域，而江苏省非遗传承人、绒花艺人赵树宪就是张义泰的第三代弟子。如今的南京城，坚持全职做绒花的只有赵树宪一人。幼年时，赵树宪因病将左腿截肢，为了生计，少年时期就走进了南京绒花厂当学徒。从此，和绒花一结缘就是40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南京市绒花厂倒闭，手艺人纷纷转行。赵树宪现在成为绒花这项传统文化的唯一传人。提起绒花曾经的辉煌，赵树宪还记得自己的入行经历。“我20岁不到就进入南京工艺制花厂绒花车间，从师著名的绒花老艺人周家凤。那个时候绒花可吃香了。”
据赵树宪回忆，绒花的形状都是有讲究的。婚嫁喜庆多用“龙凤呈祥”“麒麟送子”“榴开见子”祈盼白首偕老、多子多福；春节用“连年有余”“金玉满堂”招财纳福；端午节妇女儿童佩“五毒花”以求避邪。当时，南京人的生活处处点缀着绒花的身影，绒花手艺还是颇具人气的。后来，手工制作的绒花被工业流水线出来的其他材质头花、胸花所取代，从此就没落了。
绒花虽永不会凋零，但它也正在面对最严峻的一场寒冬，那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传人。据赵树宪介绍，做绒花需要一定的天赋和想象力，而且是件十分繁杂的手工活，学艺三四年后才能做成一件像样的作品。“虽然现在有不少人在业余时间跟着我学，但一听说学艺周期那么长，又很辛苦，都纷纷打了退堂鼓。”赵树宪说，即便是有心来学的，也很难保证每个人都有天赋成为制作高手。所以这么多年来，他都没有找到满意的徒弟。绒花面临失传危险。
传统文化的选择性保护
同样作为与云锦有关的传统民俗文化白局和绒花现如今有着不同的境遇。白局也经历过差点消失的境地，但是依附于云锦申遗的机会，被相关部门重视，虽然没有像云锦那样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发展势头喜人。而绒花却面临唯一传承人退休，无人继承的局面。从这两项传统文化的发展情况看来，可以看到各种权利的互动与博弈，那就是地方政府会根据各方的利益动机来选择发展的对象。而一种政府行为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共谋”，以及“传统文化已经被重新发明成为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有效资源”的观念正是导致白局与绒花命运迥异的关键。
从云锦、白局和绒花三者的保护之路上可以看出，国家利用自己的主导性地位的话语权左右着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趋势明显。“如今，正统的官方趣味更多的是通过文化政策法则的制定实施，以及立法的程序来进行宏观调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遗传承人告诉记者，政府的重视程度、出台的保护政策都会左右传统文化的命运与发展。
不可否认，传统文化一旦被赋予现代化属性，或被纳入诸如“经济开发”、“旅游文化”等宏大战略体系中，就会获得国家认可的合法地位，并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因子。这样做确实会给传统文化带来新生，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行为对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伤害与破坏。
南京对于云锦的大力投入与宣传是在云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前后，在此之前对于云锦的认知，作为南京当地人都不是特别熟知，更不用说外地人。而如今，白局和绒花的发展也体现了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选择性。如果说，地方政府选择对于南京云锦的大力支持与扶植，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被冠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的话，那么这还符合非遗保护的初衷吗？
云锦的非遗搭档——白局
南京白局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云锦的派生物，因其表演时不收报酬“自摆一回唱局”，故称白局。南京云锦研究所在为云锦进行“申遗”的过程中，就想过将两者进行打包申遗，可惜后来以失败告终。尽管现在的南京白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其发展也和云锦一样，经历过大起大落的时期。
南京白局是云锦机坊工人一边劳动，一边说唱的表演形式。表演一般一至二人，多至三五人，用南京方言，唱的是俚曲，通俗易懂，韵味淳朴，生动诙谐，极具浓郁地方特色。他们会说身边的生活，讲稀奇古怪的事物，谈金陵四十八景，也唱江南江北和周边地区的小调，倾吐心中的郁闷，抒发情感，宣泄对当局的不满，并用土语描摹水深火热的生活。如“这几天机房不好做/我又被‘坐板疮’来磨/三万六千头的库缎/一天撂上它几十梭/‘焦老机’的老板/天天还在催生活……”
在云锦最红火的时候，纺织工人众多，收入也都不错，所以当时唱白局都是摆场子不收钱。封建王朝衰落以后，云锦市场便不景气了，纺织工人也无法借此养家糊口，就出来唱白局补贴家用。民国时期白局转向市场，就叫做红局。但由于白局和红局的演唱内容大多都是时政生活的反映，当时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禁止与打压，白局艺人也就不敢再出来演唱，这导致白局遇冷的情况一直到建国初期也没有恢复。
建国后，自周总理去南京调研考察之后，南京市政府开始重视传统文化，当年就成立了南京市工人白局实验曲剧团。1960年，白局剧团面向社会广泛招生。经历了文革的白局剧团于1970年正式解散，很多人都选择了转业，这一次的衰落眼看更加逆不可转。
2003年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将仅剩的几名白局老艺人请去，为他们提供了个人平台表演白局，在这种方式下，白局慢慢又走回人们的视野。2007年南京云锦准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和云锦伴生的南京白局又重新得到了重视。2008年6月，南京白局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加强对南京白局的保护，南京市成立了南京白局研究会，对南京白局进行了普查和抢救，对现存白局艺人的代表性曲目也进行了录音、录像，加强了对现存传承人的保护，出版了《南京白局曲谱选》、《南京白局曲调选》等书籍。2007年成立了南京白局新传人传习基地，着手培养一批年轻的白局传人。现在的白局更倾向于与学校合作，增加社会影响力。例如南京师范大学就拥有白局社团，他们将古老白局与新时代相结合的演绎方式获得了一致好评，这批年轻人也称为白局的宣传主力。
无人传承的凋零——绒花
南京绒花始于唐朝，谐音荣华，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富贵文化。在唐代时就是皇室贡品之一。明清时代更具规格，清康熙、乾隆年间为极盛时期。据考证，《红楼梦》里提及的“宫里做的新鲜样法堆纱花儿”指的就是南京绒花。绒花谐音荣华，旧时的南京女子头戴绒花出嫁，象征一生荣华富贵。每一朵绒花的造型本身也有着吉祥的寓意，如：必定如意，连生贵子，鱼跃龙门等。
制作绒花的主要材料是天然桑蚕丝，在没有铜丝的年代，绒花骨架用白银打成细丝制作而成。选料的贵重加纯手工的制作，都注定了绒花的珍贵。
清末民初，绒花流入民间，百姓主要在节日及逢婚嫁喜事时佩戴。绒花这时变成了南京街知巷闻的一种女性喜爱的饰品，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实物都有其相应的象征与寓意。除此之外，一事三节（婚嫁喜事、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孩子玩具、家内摆设等也都是绒花扮演的角色。绒花的流行，使得当年南京的三山街至长乐路一带，都是热闹非凡的“花市大街”。到了20世纪30年代，南京绒花的制作还主要以家庭作坊为主。有柯恒泰、张义泰、德胜祥、马荣兴等40多家绒花作坊，分布在城南门、东门等区域，而江苏省非遗传承人、绒花艺人赵树宪就是张义泰的第三代弟子。如今的南京城，坚持全职做绒花的只有赵树宪一人。幼年时，赵树宪因病将左腿截肢，为了生计，少年时期就走进了南京绒花厂当学徒。从此，和绒花一结缘就是40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南京市绒花厂倒闭，手艺人纷纷转行。赵树宪现在成为绒花这项传统文化的唯一传人。提起绒花曾经的辉煌，赵树宪还记得自己的入行经历。“我20岁不到就进入南京工艺制花厂绒花车间，从师著名的绒花老艺人周家凤。那个时候绒花可吃香了。”
据赵树宪回忆，绒花的形状都是有讲究的。婚嫁喜庆多用“龙凤呈祥”“麒麟送子”“榴开见子”祈盼白首偕老、多子多福；春节用“连年有余”“金玉满堂”招财纳福；端午节妇女儿童佩“五毒花”以求避邪。当时，南京人的生活处处点缀着绒花的身影，绒花手艺还是颇具人气的。后来，手工制作的绒花被工业流水线出来的其他材质头花、胸花所取代，从此就没落了。
绒花虽永不会凋零，但它也正在面对最严峻的一场寒冬，那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传人。据赵树宪介绍，做绒花需要一定的天赋和想象力，而且是件十分繁杂的手工活，学艺三四年后才能做成一件像样的作品。“虽然现在有不少人在业余时间跟着我学，但一听说学艺周期那么长，又很辛苦，都纷纷打了退堂鼓。”赵树宪说，即便是有心来学的，也很难保证每个人都有天赋成为制作高手。所以这么多年来，他都没有找到满意的徒弟。绒花面临失传危险。
传统文化的选择性保护
同样作为与云锦有关的传统民俗文化白局和绒花现如今有着不同的境遇。白局也经历过差点消失的境地，但是依附于云锦申遗的机会，被相关部门重视，虽然没有像云锦那样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发展势头喜人。而绒花却面临唯一传承人退休，无人继承的局面。从这两项传统文化的发展情况看来，可以看到各种权利的互动与博弈，那就是地方政府会根据各方的利益动机来选择发展的对象。而一种政府行为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共谋”，以及“传统文化已经被重新发明成为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有效资源”的观念正是导致白局与绒花命运迥异的关键。
从云锦、白局和绒花三者的保护之路上可以看出，国家利用自己的主导性地位的话语权左右着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趋势明显。“如今，正统的官方趣味更多的是通过文化政策法则的制定实施，以及立法的程序来进行宏观调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遗传承人告诉记者，政府的重视程度、出台的保护政策都会左右传统文化的命运与发展。
不可否认，传统文化一旦被赋予现代化属性，或被纳入诸如“经济开发”、“旅游文化”等宏大战略体系中，就会获得国家认可的合法地位，并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因子。这样做确实会给传统文化带来新生，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行为对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伤害与破坏。
南京对于云锦的大力投入与宣传是在云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前后，在此之前对于云锦的认知，作为南京当地人都不是特别熟知，更不用说外地人。而如今，白局和绒花的发展也体现了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选择性。如果说，地方政府选择对于南京云锦的大力支持与扶植，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被冠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的话，那么这还符合非遗保护的初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