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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中，第一次把自己主持的各项主要事业称为创造现代社会生活的试验。这“试验”的概念和方法是卢作孚将中国历史文化中注重“践行”的传统与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杜威实验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我们知道，蔡元培和黄炎培是最早向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介绍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先驱。早在1912年和1913年，蔡元培和黄炎培就先后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等文章，“鼓吹此实用主义”。前者强调实利主义教育为“当务之急”，后者强调实用主义教育为“对病良药”，引起强烈反响和讨论。1914年，黄炎培又发表《小学校实用主义表解》等文，进一步阐释和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恰在此时，青年卢作孚来到上海盘桓一年多，其间与黄炎培相识。受黄的影响，卢作孚萌发从事教育的想法并回川付诸行动。从1922年到1948年的二十十多年中，卢作孚多次以杜威的教育学说为依据阐述自己的教育主张。并从1922年初开始，在教育问题上使用“试验”“试验方法”等概念，从1923年开始在社会改造问题上使用“试验”概念，并提出局部改造以规范全局的设想。1934年初，卢作孚与陶行知结识，此后联系越来越多。抗战时期，陶行知得卢氏兄弟帮助，迁居北碚并创办育才学校，联系更加紧密。总之，正是通过黄炎培、陶行知，卢作孚吸收了试验主义方法，并由此奠定了其致力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方法论基础。而这种方法论上的趋同与接近，也成为卢作孚与黄炎培、陶行知毕生友谊的重要思想基础。
科学在近代中国成为一面标识现代性的旗帜始自新文化运动。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卢作孚，自1923年起开始在著述中使用“科学”这一概念。随着各项事业的展开，卢作孚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越来越高，对科学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和全面，并逐渐形成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卢作孚指出：“科学就是整理经验的方法。”他还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的两个宝贝东西，“凡运用科学方法，加之于一种物质上，而使其有更好的结果，以供给人们享用的就是技术。至于把社会科学应用起来使两人以上的人群能够很好的共同工作，则为管理”。卢作孚认定：提倡和发展现代科技是提高人民生活、维护国家尊严的必由之路，必须致力于“以机器替代人力，以科学方法替代迷信与积习”。在北碚试验中，卢作孚把传播现代科技当成一项重要工作，他明确要求峡防局人员：“凡现代国防的、交通的、产业的、文化的种种活动当中有了新纪录，机器或化学作用有了新发明，科学上有了新发现，必立刻广播到各机关，到各市场或乡间。”为提倡科学和发展科学，他以民间的力量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不仅促进了四川及西南地区科技的长足进步及经济发展，而且为抗战爆发后内迁到后方的科学工作者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基本设施和栖身之所。1940年代初，卢作孚还以其诸兄弟私人捐款为主要资金来源，设立嘉陵文化基金会以提倡科学。卢作孚在《事由书》中写道：“吾国过去忽视科学，以致文化落后……值此国难严重，百物凋敝之秋，对于文化建设，亟应认定目标，先树基础，俾期逐渐发展，获得成效，以裨益国家，福利人民，进而探讨研究，日新月新，求与欧美文化并驾齐驱。”同时，卢作孚作为一个实业家，高度重视科学管理。他说：“工商管理所采用的方法系科学的方法。……管理亦系技术。”他要求公司人员：“报告数目字，尤须力求准确，不可马虎。”他强调事业必须先有精密的计划，而且计划的根据不能是想象的，应该“是根据从调查和研究得来的事实，又是从后来进行所得的结果证明相符的”。在民生公司试验中，他设计并推行了包括举行各种会议在内的一系列办法，以便于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他还将这一套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整理成《工商管理》一书，产生很大的影响，时人把他与王云五一道，誉为“科学管理专家”。
卢作孚曾经说：集股创办公司一事，缘起于1925年他从成都回川后师友间的餐叙中。随后，召开筹备会募集股份，最初只有8000元，到上海订造一只小轮船和一些器材，民生公司便开张了。资金如此菲薄，公司初创时期的拮据状况不难想见。但各位同人聚集在卢作孚周围，同甘共苦，专注于事业的奠基和发展。何北衡说：民生公司是民生朋友公司。正是卢作孚的人文精神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凝聚在一起，形成一股朝气蓬勃、服务社会、富强国家的社会经济力量。在经营上，卢作孚发现当时轮船公司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只图赚得到钱，毫未替顾客着想……要想营业发达，自然很难”。对此，他强调公司要服务社会，取得十分明显的结果。受到民生公司充满人文精神服务的顾客，总是赞不绝口，印象深刻。此类事例很多，如陈衡哲（任鸿隽的夫人、中国第一个女教授）于1935年12月从汉口乘坐民生公司的民权轮到重庆，她后来在《独立评论》撰文写道：“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黄炎培于1936年初从上海乘民生公司轮船到四川考察，后在《蜀道》一书中深有感触地说：民生公司的好处，是能当客人“是个‘客’，是个‘人’”。民生公司是如此，北碚也是如此。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记述，抗战时期，后方通货膨胀极为严重，物价腾贵，公教人员生活困难，卢作孚指示北碚科学、文化事业单位，“以实物代工资”，舒缓了无数聚集在北碚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从黄炎培、叶圣陶、胡风、傅振伦等人的记述中，人文关怀、人文精神在卢作孚所主持的事业中的影响可见一斑。
科学在近代中国成为一面标识现代性的旗帜始自新文化运动。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卢作孚，自1923年起开始在著述中使用“科学”这一概念。随着各项事业的展开，卢作孚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越来越高，对科学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和全面，并逐渐形成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卢作孚指出：“科学就是整理经验的方法。”他还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的两个宝贝东西，“凡运用科学方法，加之于一种物质上，而使其有更好的结果，以供给人们享用的就是技术。至于把社会科学应用起来使两人以上的人群能够很好的共同工作，则为管理”。卢作孚认定：提倡和发展现代科技是提高人民生活、维护国家尊严的必由之路，必须致力于“以机器替代人力，以科学方法替代迷信与积习”。在北碚试验中，卢作孚把传播现代科技当成一项重要工作，他明确要求峡防局人员：“凡现代国防的、交通的、产业的、文化的种种活动当中有了新纪录，机器或化学作用有了新发明，科学上有了新发现，必立刻广播到各机关，到各市场或乡间。”为提倡科学和发展科学，他以民间的力量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不仅促进了四川及西南地区科技的长足进步及经济发展，而且为抗战爆发后内迁到后方的科学工作者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基本设施和栖身之所。1940年代初，卢作孚还以其诸兄弟私人捐款为主要资金来源，设立嘉陵文化基金会以提倡科学。卢作孚在《事由书》中写道：“吾国过去忽视科学，以致文化落后……值此国难严重，百物凋敝之秋，对于文化建设，亟应认定目标，先树基础，俾期逐渐发展，获得成效，以裨益国家，福利人民，进而探讨研究，日新月新，求与欧美文化并驾齐驱。”同时，卢作孚作为一个实业家，高度重视科学管理。他说：“工商管理所采用的方法系科学的方法。……管理亦系技术。”他要求公司人员：“报告数目字，尤须力求准确，不可马虎。”他强调事业必须先有精密的计划，而且计划的根据不能是想象的，应该“是根据从调查和研究得来的事实，又是从后来进行所得的结果证明相符的”。在民生公司试验中，他设计并推行了包括举行各种会议在内的一系列办法，以便于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他还将这一套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整理成《工商管理》一书，产生很大的影响，时人把他与王云五一道，誉为“科学管理专家”。
卢作孚曾经说：集股创办公司一事，缘起于1925年他从成都回川后师友间的餐叙中。随后，召开筹备会募集股份，最初只有8000元，到上海订造一只小轮船和一些器材，民生公司便开张了。资金如此菲薄，公司初创时期的拮据状况不难想见。但各位同人聚集在卢作孚周围，同甘共苦，专注于事业的奠基和发展。何北衡说：民生公司是民生朋友公司。正是卢作孚的人文精神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凝聚在一起，形成一股朝气蓬勃、服务社会、富强国家的社会经济力量。在经营上，卢作孚发现当时轮船公司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只图赚得到钱，毫未替顾客着想……要想营业发达，自然很难”。对此，他强调公司要服务社会，取得十分明显的结果。受到民生公司充满人文精神服务的顾客，总是赞不绝口，印象深刻。此类事例很多，如陈衡哲（任鸿隽的夫人、中国第一个女教授）于1935年12月从汉口乘坐民生公司的民权轮到重庆，她后来在《独立评论》撰文写道：“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黄炎培于1936年初从上海乘民生公司轮船到四川考察，后在《蜀道》一书中深有感触地说：民生公司的好处，是能当客人“是个‘客’，是个‘人’”。民生公司是如此，北碚也是如此。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记述，抗战时期，后方通货膨胀极为严重，物价腾贵，公教人员生活困难，卢作孚指示北碚科学、文化事业单位，“以实物代工资”，舒缓了无数聚集在北碚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从黄炎培、叶圣陶、胡风、傅振伦等人的记述中，人文关怀、人文精神在卢作孚所主持的事业中的影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