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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工作上的事，我知道得很少。父亲是准备写回忆录的，他有点文字能力，自己能写东西；可是，1988年7月，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动笔。我所了解的，基本都是1980年代他下台以后闲谈时，扯出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事。
父亲在“文革”中的经历，可谓起伏跌宕，先是被打成“走资派”，被批斗、关押，“坐飞机”一百多次，差点把命给丢了。后来被“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当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后在党的九大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了中央领导人。这期间，他和毛主席的交往更密切了，在中央工作时，他是毛泽东的“重臣”，党、政、军各方面都担任要职，还负责过“林彪专案组的日常工作”。父亲在中央工作的事，我就讲两方面的事吧：1969年怎么开始；l976年如何淡出。
1969年4月召开党的九大，我父亲是九大代表。吴法宪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有一天到河南代表驻地找到纪登奎，他是代表毛主席来的。
吴法宪说：“九大主席团安排你在大会上发言，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这是毛主席的意见。你准备一下吧。”
纪登奎：“我不能作这个发言，我不能代表革命干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了，是毛主席把我解放出来的。我不是革命干部，我只是个解放干部。”
吴法宪：“那你认为谁是革命干部呢？”
纪登奎：“可能刘格平、王效禹、潘复生他们，人家才是革命干部吧。”
吴法宪：“让你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这是毛主席点的名。你不同意发言，让我回去对毛主席怎么说？”
纪登奎：“你就把我的话，原封不动对主席说。”
吴法宪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吴法宪：“我把你的话对主席说了。毛主席说，他就要你这个解放干部发言。”接着，吴法宪还讲了一段那时十分流行的林彪语录：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意思是，一定得同意发言，不然他不好交差。
父亲说，发言稿就是自己写，没有人审查，然后在大会上讲。可是，后来公布的时候，纪登奎还是“革命干部代表”。
父亲在九大会议上的发言，在“文革”时期流传最广的，就是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十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纪登奎当年讲“三个正确对待”，自然也错了，到1984年，在父亲的“整党对照检查”中，对这个话还作了检讨。这是后话了。
在1969年4月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我父亲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毛主席提名的。此后不久，他就进北京在中央工作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事，吴德回忆说纪登奎不知道。他说的不对，我父亲是知道的。也有人说，纪登奎和“四人帮”是一伙的，这也不对。对粉碎“四人帮”，我父亲是赞成的，也参加了。当时，公安部有个祝家耀，大家认为祝是“四人帮”的人，怕行动时祝会捣乱，是李先念和我父亲安排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贵去“看住他”。不过，应当说，粉碎“四人帮”的核心决策，我父亲没有参加，他参加的是外围的配合行动。还有人说，纪登奎是“凡是派”，这其实也是勉强给算上的。
我讲这么一桩事吧。粉碎“四人帮”以后，原来姚文元管宣传口，交给纪登奎管了。当时，让迟浩田去接管《人民日报》，以及接管宣传口，就是纪登奎安排布置的。可是，纪登奎接管宣传口以后，没有多少天，就“出问题”了。
一件，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吧，纪登奎大概认为也算宣传口的事，发言说：现在，我们把华主席和毛主席平列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这样的做法，好不好？还是毛主席讲的道理嘛，领袖的威信，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靠人为的大树特树，归根到底是不行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党中央，我们这些人，还是多做工作，把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办好，在工作中、实践中、斗争中建立威信，这样才好。搞大树特树，那一套办法不好。
会议上是否有不同意见，父亲没有说。不过，大会显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另一件，因为纪登奎管宣传，有人给他送来一首歌，就是“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那一首，词曲都有了，就等他批了。只要他一批示，中央乐团、歌舞团演奏，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就在全国传开了。
这首歌送来以后，纪登奎没有批。过了几天，汪东兴来了，批评他“宣传华主席不力”。可是，对这首歌，纪登奎还是没有批。
又过了几天，电话通知中央要找他谈话。这里的“中央”，是指粉碎“四人帮”以后实际已有的一个新的“常委”班子（虽然还没有公布），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四个人，所以，是常委班子要找纪登奎谈话。
父亲去了以后，他们四个人都在，对他说的话很简单，只有几句：中央的分工，做一点调整。宣传口，原来姚文元管，现在登奎同志管，以后交给汪东兴管。几天以后，中央又找他谈话，还是调整分工，中央组织部，原来一直是纪登奎管的，也交给汪东兴了。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月的事；其间，宣传口从接管到交出，父亲说，他查过工作日志，一共27天。
不过，这倒也好。后来关于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中央发生争论时，是胡耀邦和汪东兴两个人在吵，也就没有纪登奎什么事了。
我父亲很聪明的，他知道，这是中央不信任他了，那他管军队的事，今后也成为问题了。不久，1977年夏，邓小平官复原职了，也是常委，而且管军队，我父亲去找邓小平，主动把他在军队担任的职务一并辞去了。
此后，他在中央只管国务院的事。三中全会，国务院的工作也交了。五中全会，正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这可以算是“淡出”吧。
80年代闲谈时，父亲又说起那首歌的事：“‘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個华政委’，这首歌不能唱啊。你那个华政委，是个什么政委啊？是个县大队的政委嘛，一共只有18个兵。问题是，你华政委领导18个兵的时候，共产党的军队里，不说那些元帅、大将了，就是肖华、杨成武、陈锡联这些人，也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了，这样的人已经有一大群了呀，这些人可都还活着哪。我在军队里干过几年，和‘老总’们在一起‘混’过，和他们还比较熟悉。领导过18个兵，就那么唱，你让那些‘老总’们听了，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儿？这首歌，对华主席在军队里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好，我这是为他考虑嘛。”
看来，对那首歌当年没有批示，父亲仍然不认为他做得有什么不对。
（摘自《信睿》2012.10期）B⑦
父亲在“文革”中的经历，可谓起伏跌宕，先是被打成“走资派”，被批斗、关押，“坐飞机”一百多次，差点把命给丢了。后来被“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当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后在党的九大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了中央领导人。这期间，他和毛主席的交往更密切了，在中央工作时，他是毛泽东的“重臣”，党、政、军各方面都担任要职，还负责过“林彪专案组的日常工作”。父亲在中央工作的事，我就讲两方面的事吧：1969年怎么开始；l976年如何淡出。
1969年4月召开党的九大，我父亲是九大代表。吴法宪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有一天到河南代表驻地找到纪登奎，他是代表毛主席来的。
吴法宪说：“九大主席团安排你在大会上发言，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这是毛主席的意见。你准备一下吧。”
纪登奎：“我不能作这个发言，我不能代表革命干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了，是毛主席把我解放出来的。我不是革命干部，我只是个解放干部。”
吴法宪：“那你认为谁是革命干部呢？”
纪登奎：“可能刘格平、王效禹、潘复生他们，人家才是革命干部吧。”
吴法宪：“让你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这是毛主席点的名。你不同意发言，让我回去对毛主席怎么说？”
纪登奎：“你就把我的话，原封不动对主席说。”
吴法宪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吴法宪：“我把你的话对主席说了。毛主席说，他就要你这个解放干部发言。”接着，吴法宪还讲了一段那时十分流行的林彪语录：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意思是，一定得同意发言，不然他不好交差。
父亲说，发言稿就是自己写，没有人审查，然后在大会上讲。可是，后来公布的时候，纪登奎还是“革命干部代表”。
父亲在九大会议上的发言，在“文革”时期流传最广的，就是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十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纪登奎当年讲“三个正确对待”，自然也错了，到1984年，在父亲的“整党对照检查”中，对这个话还作了检讨。这是后话了。
在1969年4月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我父亲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毛主席提名的。此后不久，他就进北京在中央工作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事，吴德回忆说纪登奎不知道。他说的不对，我父亲是知道的。也有人说，纪登奎和“四人帮”是一伙的，这也不对。对粉碎“四人帮”，我父亲是赞成的，也参加了。当时，公安部有个祝家耀，大家认为祝是“四人帮”的人，怕行动时祝会捣乱，是李先念和我父亲安排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贵去“看住他”。不过，应当说，粉碎“四人帮”的核心决策，我父亲没有参加，他参加的是外围的配合行动。还有人说，纪登奎是“凡是派”，这其实也是勉强给算上的。
我讲这么一桩事吧。粉碎“四人帮”以后，原来姚文元管宣传口，交给纪登奎管了。当时，让迟浩田去接管《人民日报》，以及接管宣传口，就是纪登奎安排布置的。可是，纪登奎接管宣传口以后，没有多少天，就“出问题”了。
一件，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吧，纪登奎大概认为也算宣传口的事，发言说：现在，我们把华主席和毛主席平列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这样的做法，好不好？还是毛主席讲的道理嘛，领袖的威信，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靠人为的大树特树，归根到底是不行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党中央，我们这些人，还是多做工作，把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办好，在工作中、实践中、斗争中建立威信，这样才好。搞大树特树，那一套办法不好。
会议上是否有不同意见，父亲没有说。不过，大会显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另一件，因为纪登奎管宣传，有人给他送来一首歌，就是“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那一首，词曲都有了，就等他批了。只要他一批示，中央乐团、歌舞团演奏，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就在全国传开了。
这首歌送来以后，纪登奎没有批。过了几天，汪东兴来了，批评他“宣传华主席不力”。可是，对这首歌，纪登奎还是没有批。
又过了几天，电话通知中央要找他谈话。这里的“中央”，是指粉碎“四人帮”以后实际已有的一个新的“常委”班子（虽然还没有公布），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四个人，所以，是常委班子要找纪登奎谈话。
父亲去了以后，他们四个人都在，对他说的话很简单，只有几句：中央的分工，做一点调整。宣传口，原来姚文元管，现在登奎同志管，以后交给汪东兴管。几天以后，中央又找他谈话，还是调整分工，中央组织部，原来一直是纪登奎管的，也交给汪东兴了。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月的事；其间，宣传口从接管到交出，父亲说，他查过工作日志，一共27天。
不过，这倒也好。后来关于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中央发生争论时，是胡耀邦和汪东兴两个人在吵，也就没有纪登奎什么事了。
我父亲很聪明的，他知道，这是中央不信任他了，那他管军队的事，今后也成为问题了。不久，1977年夏，邓小平官复原职了，也是常委，而且管军队，我父亲去找邓小平，主动把他在军队担任的职务一并辞去了。
此后，他在中央只管国务院的事。三中全会，国务院的工作也交了。五中全会，正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这可以算是“淡出”吧。
80年代闲谈时，父亲又说起那首歌的事：“‘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個华政委’，这首歌不能唱啊。你那个华政委，是个什么政委啊？是个县大队的政委嘛，一共只有18个兵。问题是，你华政委领导18个兵的时候，共产党的军队里，不说那些元帅、大将了，就是肖华、杨成武、陈锡联这些人，也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了，这样的人已经有一大群了呀，这些人可都还活着哪。我在军队里干过几年，和‘老总’们在一起‘混’过，和他们还比较熟悉。领导过18个兵，就那么唱，你让那些‘老总’们听了，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儿？这首歌，对华主席在军队里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好，我这是为他考虑嘛。”
看来，对那首歌当年没有批示，父亲仍然不认为他做得有什么不对。
（摘自《信睿》2012.10期）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