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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玲玉（1991.09-），汉族，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无论是从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出发，还是从法律、秩序型的民族主义观念出发，“国家”一词被不同哲学学派，不同利益集体，呈现出不同的利益观念和特点。丹麦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另辟蹊径，在他的学术中“国家”是具有福利性质的。他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家”的福利体制的形成，和陆续进行的福利改革，在他看来福利不是孤立的一个部门，而是由该国的历史和新兴阶层的博弈所形成的社会构造，福利体制也具有政治、经济体制管理国家、刺激民众行为的作用。作者利用历史、政治、人文等多方面分析工具，了解并分析该国的福利制度，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路径的规律性解释。
一、西方福利模式比较
本书的第一章，作者运用宏观的比较研究，按照国家、市场和家庭三者之间存在的不同性质的制度安排，将福利国家的体制分为三种，分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欧洲大陆传统模式（合作主义的福利国家）、和斯勘的纳维亚制度（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这三种类型的福利国家各有其制度发展的历史渊源，归因于三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
自由主义注重“人”的“经济人”假设，市场具有万能的调节机制，贫穷是个人的耻辱，然而为了改进和提升饥饿、贫困的工人阶级底下的生产力，自由主义改良者们利用“家计调查”“道德调查”来确认个人的福利资格。自由主义者的改良举措并没有跳出“经济人”假设的思维，个体的价值是其参与市场的能力而定，而不是被非商品化的社会权利，给付社会保险目的也是出于利用更多他人缴费去摆脱衰老、缺乏效率的工人负担，“效率、金钱优先”的价值观念影响到了社会政策的制定。
合作主义的福利体制是以工作业绩为基础给予福利资格权利，俾斯麦特征的社会保险法赋予人民权利是以参与劳动和缴费记录为前提的。公民的社会权利取决于较高等级的工作参与。中央统治与教会的合作主义有传统的历史渊源，所以传统的家庭关系在福利国家中得以保留。国家的福利体制作用于维护社会阶级和地位的差异，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的是减少公共部门的压力，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团结的国家中心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制度和合作主义一样缘起于贝弗里奇的普遍公民权原则，定额给付原则占主要的方式，所以这种制度的非商品化程度最高，给付最平均也慷慨。与前两种制度分类相比，公平、均等原则的最大化实现是福利供给的落脚点，社会民主主义追求的是保证工人阶级能够分享中产阶级享有的权利，也因此被人们称为福利资本主义的福利橱窗。
二、中国福利比较研究
上世纪末，安德斯福利国家三分法逐渐被东亚国家学习和研究，东亚本土学者认为例如韩国、日本、中国这些带有儒家文化的福利供给是独特的“东亚模式”，不属于安德森三分法的任何一种。
中国是二战后共产党建立的，并逐步完善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建国后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改造，彻底形成一个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受苏联经济发展模式影响较深，优先发展重工业，各地组织调配人口、物质资源和财政的转移支付，一部分人口进行钢铁工业化生产，另一部分人口集中进行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城市单位生产生活制度和农村生产大队初具规模。为了进一步阻止人口流动和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追赶型的经济发展目标，逐步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管理严格的户籍制度。
在此大规模的集体主义风潮影响之下，国家进行“统购统分”的福利体制，即强调一切市场化福利供给的非合法性。国家制定工资标准，剩余财政作为国家使用资源，由国家的公共权力分配到国民集体生产的各个领域。集体生产资料的获得、公民一切社会权利的保证，都是由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再分配决定实现的。然而无论是生产部门还是事业单位，工资标准都是由国家制定的，与劳动质量无关，这种不是企业自身制定而是由远离生产的国家制定标准的模式，即脱离了生产实际，又造成各地盲目攀比，而非踏实生产的大跃进性质的离谱赶超式风气。从表面上看，国家想建立一套人人普惠、高标准的福利体制，但实质上在物资贫乏的土地上进行赶超式的大革命，其做法扩大了社会不平等，城市与农村的层级矛盾日益凸显，身份福利的权力差别其弊端开始显露。
三、福利国家伦理浅析
在伊丽莎白时代，社会政策的核心思想是保护人们免遭其生命周期中所遇到的突变和危机的伤害，低限度保障的福利国家为没有、不能工作的人建立起一张大的社会安全网。工业革命后，新兴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摒弃了最低限度的宗旨，转而采取了在人们整个生命周期中发挥自身积极开拓的全新原则，致力于人们能够充分开发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追求市场化高回报的职业。其目的是让个人与子女、家庭、社会的关系更加协调。二战后，许多国家采纳了“凯恩斯加贝弗里奇”的福利准则，系统地想要保持官僚机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劳动力市场之间明晰的界限。书中作者相信其有充分的理由印证一个假设，即福利国家是现代经济组织化与分层化的基本动因，国家的福利身份与经济、政治、军事职能一样占有相同的历史推进地位。福利国家的伦理逻辑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诠释。
伴随着受《国富论》影响颇深的新兴资产阶级兴起，与保守主义或者说是封建统治势力的对抗，自由主义逐步摧毁了保守主义的权力和其依赖的一切制度基础，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取代了为封建专制控制的劳动力体系。通过严格的条件来促使工人积极参与劳动市场的原因是：“弱劳工”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强资本”的要求，“再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对市场的依赖，削弱了劳动力独立于市场的能力，这就是福利国家再商品化的本质意义。
前商品化的社会救助是慷慨的，把个体整合为整体免受市场和阶级对抗的冲击。受人的价值劳动力化的自由主义哲学风潮影响，贫穷可耻为新兴资产阶级赢得了巨大利益资本积累，但同时社会矛盾也积聚起来。后期民族国家独立和权利运动的胜利激发了民众获取社会权利的新鲜视角，福利国家诞生和发展利用了人的社会权利的这一去商品化概念，而后期在普遍陷入财政危机之后，福利国家采取了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改革逻辑和伦理策略。所以说：福利国家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和权力的有效运行，济贫法开启潘多拉的盒子，此后福利保障成为一条单行线。（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
无论是从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出发，还是从法律、秩序型的民族主义观念出发，“国家”一词被不同哲学学派，不同利益集体，呈现出不同的利益观念和特点。丹麦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另辟蹊径，在他的学术中“国家”是具有福利性质的。他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家”的福利体制的形成，和陆续进行的福利改革，在他看来福利不是孤立的一个部门，而是由该国的历史和新兴阶层的博弈所形成的社会构造，福利体制也具有政治、经济体制管理国家、刺激民众行为的作用。作者利用历史、政治、人文等多方面分析工具，了解并分析该国的福利制度，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路径的规律性解释。
一、西方福利模式比较
本书的第一章，作者运用宏观的比较研究，按照国家、市场和家庭三者之间存在的不同性质的制度安排，将福利国家的体制分为三种，分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欧洲大陆传统模式（合作主义的福利国家）、和斯勘的纳维亚制度（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这三种类型的福利国家各有其制度发展的历史渊源，归因于三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
自由主义注重“人”的“经济人”假设，市场具有万能的调节机制，贫穷是个人的耻辱，然而为了改进和提升饥饿、贫困的工人阶级底下的生产力，自由主义改良者们利用“家计调查”“道德调查”来确认个人的福利资格。自由主义者的改良举措并没有跳出“经济人”假设的思维，个体的价值是其参与市场的能力而定，而不是被非商品化的社会权利，给付社会保险目的也是出于利用更多他人缴费去摆脱衰老、缺乏效率的工人负担，“效率、金钱优先”的价值观念影响到了社会政策的制定。
合作主义的福利体制是以工作业绩为基础给予福利资格权利，俾斯麦特征的社会保险法赋予人民权利是以参与劳动和缴费记录为前提的。公民的社会权利取决于较高等级的工作参与。中央统治与教会的合作主义有传统的历史渊源，所以传统的家庭关系在福利国家中得以保留。国家的福利体制作用于维护社会阶级和地位的差异，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的是减少公共部门的压力，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团结的国家中心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制度和合作主义一样缘起于贝弗里奇的普遍公民权原则，定额给付原则占主要的方式，所以这种制度的非商品化程度最高，给付最平均也慷慨。与前两种制度分类相比，公平、均等原则的最大化实现是福利供给的落脚点，社会民主主义追求的是保证工人阶级能够分享中产阶级享有的权利，也因此被人们称为福利资本主义的福利橱窗。
二、中国福利比较研究
上世纪末，安德斯福利国家三分法逐渐被东亚国家学习和研究，东亚本土学者认为例如韩国、日本、中国这些带有儒家文化的福利供给是独特的“东亚模式”，不属于安德森三分法的任何一种。
中国是二战后共产党建立的，并逐步完善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建国后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改造，彻底形成一个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受苏联经济发展模式影响较深，优先发展重工业，各地组织调配人口、物质资源和财政的转移支付，一部分人口进行钢铁工业化生产，另一部分人口集中进行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城市单位生产生活制度和农村生产大队初具规模。为了进一步阻止人口流动和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追赶型的经济发展目标，逐步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管理严格的户籍制度。
在此大规模的集体主义风潮影响之下，国家进行“统购统分”的福利体制，即强调一切市场化福利供给的非合法性。国家制定工资标准，剩余财政作为国家使用资源，由国家的公共权力分配到国民集体生产的各个领域。集体生产资料的获得、公民一切社会权利的保证，都是由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再分配决定实现的。然而无论是生产部门还是事业单位，工资标准都是由国家制定的，与劳动质量无关，这种不是企业自身制定而是由远离生产的国家制定标准的模式，即脱离了生产实际，又造成各地盲目攀比，而非踏实生产的大跃进性质的离谱赶超式风气。从表面上看，国家想建立一套人人普惠、高标准的福利体制，但实质上在物资贫乏的土地上进行赶超式的大革命，其做法扩大了社会不平等，城市与农村的层级矛盾日益凸显，身份福利的权力差别其弊端开始显露。
三、福利国家伦理浅析
在伊丽莎白时代，社会政策的核心思想是保护人们免遭其生命周期中所遇到的突变和危机的伤害，低限度保障的福利国家为没有、不能工作的人建立起一张大的社会安全网。工业革命后，新兴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摒弃了最低限度的宗旨，转而采取了在人们整个生命周期中发挥自身积极开拓的全新原则，致力于人们能够充分开发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追求市场化高回报的职业。其目的是让个人与子女、家庭、社会的关系更加协调。二战后，许多国家采纳了“凯恩斯加贝弗里奇”的福利准则，系统地想要保持官僚机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劳动力市场之间明晰的界限。书中作者相信其有充分的理由印证一个假设，即福利国家是现代经济组织化与分层化的基本动因，国家的福利身份与经济、政治、军事职能一样占有相同的历史推进地位。福利国家的伦理逻辑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诠释。
伴随着受《国富论》影响颇深的新兴资产阶级兴起，与保守主义或者说是封建统治势力的对抗，自由主义逐步摧毁了保守主义的权力和其依赖的一切制度基础，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取代了为封建专制控制的劳动力体系。通过严格的条件来促使工人积极参与劳动市场的原因是：“弱劳工”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强资本”的要求，“再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对市场的依赖，削弱了劳动力独立于市场的能力，这就是福利国家再商品化的本质意义。
前商品化的社会救助是慷慨的，把个体整合为整体免受市场和阶级对抗的冲击。受人的价值劳动力化的自由主义哲学风潮影响，贫穷可耻为新兴资产阶级赢得了巨大利益资本积累，但同时社会矛盾也积聚起来。后期民族国家独立和权利运动的胜利激发了民众获取社会权利的新鲜视角，福利国家诞生和发展利用了人的社会权利的这一去商品化概念，而后期在普遍陷入财政危机之后，福利国家采取了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改革逻辑和伦理策略。所以说：福利国家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和权力的有效运行，济贫法开启潘多拉的盒子，此后福利保障成为一条单行线。（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