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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资源瓶颈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最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土地资源，在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加速这一关键时期，我国土地资源面临粮食生产、建设用地供应、农业发展和生态修复的历史性考验。《经济》记者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前理事长石玉林，分析土地资源面临的安全问题，探讨新时期土地资源安全战略。
人地关系矛盾
《经济》：当前威胁我国土地资源安全的主要原因是？
石玉林：主要是人为原因，即人与土地资源之间的关系不协调。人为的粗放型经营，破坏资源环境，特别是以现代化的方式破坏土地资源，滥垦、滥伐，以掠夺资源，破坏环境来获取经济发展。当前这种高耗、低效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使原本短缺的土地资源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经济》：具体来说，我国在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
石玉林：在土地的保护方面，我们的问题是边治理边破坏。近年的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牧还草、造林绿化等一系列政策都旨在保护土地资源安全。但是，虽然和过去相比，土地退化有一定的遏制，但是整体上并没有好转，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
近几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污水排放总量是330多万吨，被污染耕地是3250万亩，这个数据可能还偏小。有调查显示，我国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土壤面积达3亿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6。因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近1.05亿亩。大量农药施用后在土壤中的残留物为50%～60%。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污染从城市转到农村，在向郊区扩散。
从土地的利用方面来讲，我们是粗放的利用土地资源，土地利用率低且存在浪费现象。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大量土地被征用，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中国城镇利用的土地相当于现代城镇的7.8%。也就是说，圈下来的土地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被利用，用的话也是粗放的利用，容积率也不高。而且在建筑用地中，60%的土地资源占用的是耕地。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精耕细作的少，即便精耕细作，却存在污染严重的现象。比如我国最富饶的土地，黑土地，在解放后的二十多年里，农民都不给黑土地施肥。另外，由于耕种方式不科学，为了方便而采取顺坡耕种方式，造成了现在大概每年都有0.3到1厘米的优质土壤流失。
三大安全战略
《经济》：您对我国土地资源安全战略的建议是什么？现行土地资源安全战略中需要改进的有哪些？
石玉林：土地资源安全战略应该以维护土地的健康、确保土地的安全，以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支持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简单来讲，就是健康、安全、可持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安排、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
首先，保护好土地资源。把土地资源的数量、质量保护好，把未被污染的土地资源先保护起来。对于已经被污染的土地，通过改造的方式来改善其质量。
第二，节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要建立资源集约型的社会体系，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所以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具体来说，节约就是要节地、节水，节时、节肥。采用套种、复种、混种的方式精耕细作。
此外，不能片面强调人的劳动生产率。在土地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在强调劳动力的效益的同时还应强调土地的效益。我们要考虑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
只考虑大面积土地的机械化，而不考虑土地实际情况是不对的。搞机械化的强调大型机器的使用，但是，南方小面积的耕地的作业，是不能依靠大型机械化解决的。过去有小型拖拉机，现在没有了，农民只能用牛耕地，这实际上是退步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南方可以一年二、三熟的耕地，现在是一年一、二熟，甚至有些农民连早稻都不种了，而是外出打工。因为农村冬闲田产量不高，劳动力又缺乏，耕地收入太低。在农业补贴这方面，我们已经没法跟发达国家竞争了，比如，我们国家近几年才免征农业税费，而发达国家早就免了，而且我们对农业的补贴也和发达国家差了很多。所以，国家必须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第三，加强建设，建设好16亿亩基本农田，能保护多少就保护多少。16亿亩基本农田的产出占我国全部耕地产出量的90%以上，保持它的数量、质量稳定即基本上保证了我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的专项制度与法规，依法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得随意改变其用途。此外，还要适当地改造耕地质量，把坏的变成好的，把低产田变成高产田。
《经济》：土地的集约与节约利用一直都是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中所提倡的安全战略，那么为什么土地的集约与节约利用如此难以实现？
石玉林：这受制于5个因素，分别是：发展阶段、投资力度、技术水平、农民素质、管理水平。
首先，我国所处的发展水平制约了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
第二，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投资力度不够。农业规模化经营必须要有科学技术和设备来支持，这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另外，以改造中低产田为例，未来如能改造0.1亿公顷低产田，以投资额度75000元/公顷计算，约需资金7500亿元；改造0.1亿公顷中产田，以投资额度45000元/公顷计算，约需资金4500亿元。这些投入不能让农民自己来承担，因此国家必须要加大投入。
第三，科学技术水平有限。
第四，农民素质有待提高。信息化的东西，农民不懂。但是只有提高农民素质水平，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五，管理理念不正确，政策有误区。制定政策的人建设工程，却不建设配套设施，相关的土地利用相关政策不配套。重工程、轻管理，重开源、轻节流，重大型、轻小型现象严重。比如圈下来的闲置的、利用率低的土地，应该管理起来，用法律来约束它。从数量上来说，耕地面临的最大的、实质上的挑战就是建设占用耕地增多，这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人定胜天是片面、不科学的。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转变人的管理理念，这样才能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人地关系矛盾
《经济》：当前威胁我国土地资源安全的主要原因是？
石玉林：主要是人为原因，即人与土地资源之间的关系不协调。人为的粗放型经营，破坏资源环境，特别是以现代化的方式破坏土地资源，滥垦、滥伐，以掠夺资源，破坏环境来获取经济发展。当前这种高耗、低效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使原本短缺的土地资源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经济》：具体来说，我国在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
石玉林：在土地的保护方面，我们的问题是边治理边破坏。近年的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牧还草、造林绿化等一系列政策都旨在保护土地资源安全。但是，虽然和过去相比，土地退化有一定的遏制，但是整体上并没有好转，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
近几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污水排放总量是330多万吨，被污染耕地是3250万亩，这个数据可能还偏小。有调查显示，我国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土壤面积达3亿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6。因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近1.05亿亩。大量农药施用后在土壤中的残留物为50%～60%。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污染从城市转到农村，在向郊区扩散。
从土地的利用方面来讲，我们是粗放的利用土地资源，土地利用率低且存在浪费现象。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大量土地被征用，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中国城镇利用的土地相当于现代城镇的7.8%。也就是说，圈下来的土地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被利用，用的话也是粗放的利用，容积率也不高。而且在建筑用地中，60%的土地资源占用的是耕地。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精耕细作的少，即便精耕细作，却存在污染严重的现象。比如我国最富饶的土地，黑土地，在解放后的二十多年里，农民都不给黑土地施肥。另外，由于耕种方式不科学，为了方便而采取顺坡耕种方式，造成了现在大概每年都有0.3到1厘米的优质土壤流失。
三大安全战略
《经济》：您对我国土地资源安全战略的建议是什么？现行土地资源安全战略中需要改进的有哪些？
石玉林：土地资源安全战略应该以维护土地的健康、确保土地的安全，以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支持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简单来讲，就是健康、安全、可持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安排、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
首先，保护好土地资源。把土地资源的数量、质量保护好，把未被污染的土地资源先保护起来。对于已经被污染的土地，通过改造的方式来改善其质量。
第二，节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要建立资源集约型的社会体系，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所以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具体来说，节约就是要节地、节水，节时、节肥。采用套种、复种、混种的方式精耕细作。
此外，不能片面强调人的劳动生产率。在土地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在强调劳动力的效益的同时还应强调土地的效益。我们要考虑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
只考虑大面积土地的机械化，而不考虑土地实际情况是不对的。搞机械化的强调大型机器的使用，但是，南方小面积的耕地的作业，是不能依靠大型机械化解决的。过去有小型拖拉机，现在没有了，农民只能用牛耕地，这实际上是退步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南方可以一年二、三熟的耕地，现在是一年一、二熟，甚至有些农民连早稻都不种了，而是外出打工。因为农村冬闲田产量不高，劳动力又缺乏，耕地收入太低。在农业补贴这方面，我们已经没法跟发达国家竞争了，比如，我们国家近几年才免征农业税费，而发达国家早就免了，而且我们对农业的补贴也和发达国家差了很多。所以，国家必须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第三，加强建设，建设好16亿亩基本农田，能保护多少就保护多少。16亿亩基本农田的产出占我国全部耕地产出量的90%以上，保持它的数量、质量稳定即基本上保证了我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的专项制度与法规，依法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得随意改变其用途。此外，还要适当地改造耕地质量，把坏的变成好的，把低产田变成高产田。
《经济》：土地的集约与节约利用一直都是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中所提倡的安全战略，那么为什么土地的集约与节约利用如此难以实现？
石玉林：这受制于5个因素，分别是：发展阶段、投资力度、技术水平、农民素质、管理水平。
首先，我国所处的发展水平制约了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
第二，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投资力度不够。农业规模化经营必须要有科学技术和设备来支持，这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另外，以改造中低产田为例，未来如能改造0.1亿公顷低产田，以投资额度75000元/公顷计算，约需资金7500亿元；改造0.1亿公顷中产田，以投资额度45000元/公顷计算，约需资金4500亿元。这些投入不能让农民自己来承担，因此国家必须要加大投入。
第三，科学技术水平有限。
第四，农民素质有待提高。信息化的东西，农民不懂。但是只有提高农民素质水平，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五，管理理念不正确，政策有误区。制定政策的人建设工程，却不建设配套设施，相关的土地利用相关政策不配套。重工程、轻管理，重开源、轻节流，重大型、轻小型现象严重。比如圈下来的闲置的、利用率低的土地，应该管理起来，用法律来约束它。从数量上来说，耕地面临的最大的、实质上的挑战就是建设占用耕地增多，这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人定胜天是片面、不科学的。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转变人的管理理念，这样才能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